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自由（LIBERTÉ）篇”中，法国向世界致敬了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里的“街垒日”情节。这一幕随着舞台上的舞者动态辗转，画面最后定格在了致敬名画《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的“站上街垒”一幕，生动展示了街垒在法国历史上的政治意义与文化力量。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光荣象征之一，街垒在混乱、无序、激情的行动里表达了深厚的美学底蕴。如何在公共空间展示行动的力量？在没有影像和网络的19世纪，这主要通过一些日常的可见标识来表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的行动象征物就有杨树、小红帽、街垒等。其中，在历史的连续性时空下，街垒是最受关注的符号之一。它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行动象征，还承载了现代西方社会关于革命行动的大众想象和文化标志。

　　“巴枯宁式街垒”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非典型街垒，它来自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在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中担任指挥官时的设想：从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画廊取出《西斯廷圣母》（Sistine Madonna）等名作，并将其挂上城市入口的街垒，因为他相信那些出身高贵的普鲁士指挥官不会朝拉斐尔开火。这一想法虽未能实施，但“巴枯宁式街垒”从此概念化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19世纪街垒活动为起点，考察巴枯宁的“《西斯廷圣母》街垒”及其追随者对“巴枯宁式街垒”的历史复现与艺术实验，从三处跨时空的“巴枯宁式街垒”出发，以旁观者视角分析街垒活动的“博物馆化”趋向，从在场者方位探讨现代性空间里街垒的“从传统到当代”。

　　一、“行动代替了词句”：19世纪的街垒运动 

　　街垒（英文barricade，法文barricade）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宗教战争（Guerres de religion）时期保皇派将军蒙吕克（Blaise de Monluc）的战争笔记。法国历史学者埃里克·哈赞（Eric Hazan）提出，街垒的战略意义及其革命传统在1588年的巴黎街垒战中诞生，这既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场大规模街垒战，也是街垒斗争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它宣告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法国宗教战争走向终结。自此，街垒的革命意义正式诞生，城市街垒战的斗争模式也被固定下来，成为法国革命史的光荣传统。此后近两个世纪里，在力量逐渐壮大的新兴资产阶级、高强度的大革命活动以及浪漫主义兴起等因素作用下，街垒的文化形象与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历史共进，成为法兰西人民起义与共和精神的典型象征。 

　　 作为可被描述的、高度参与性的、对象化的革命装置，街垒是展示革命者强行动力的力量具象。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在1830年七月革命里，街垒战的形象逐渐具体起来，“1830年标志着西欧主要的革命运动在后滑铁卢年代的静寂之后，重新复活，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危机的开始”。接下来的十年里，街垒的光荣形象被反复歌颂，在西方文艺史上留下了诸多不朽名篇，包括雨果描绘1832年六月起义的街垒日的小说《悲惨世界》、德拉克洛瓦以“冲破街垒”为主题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等。其中，《自由引导人民》即是以1830年七月革命的街垒战为原型，德拉克洛瓦定格了一处瞬时画面，聚焦了“冲破街垒”的即时氛围和革命情绪，着重体现了人民推倒威权的自发性与威权重建的过程性。这是一次将“冲破街垒”主题和“推倒威权”目的相结合的范例，关注了街垒的活动激情与其革命形象之共生性。 

　　作为行动力的说明，街垒的符号形象伴随着大革命的历史演进而动态流转，街垒形象的变化见证了大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沉浮和势力轮转。“政治象征物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获得权力的工具与目的”，以1848年的二月革命与六月起义为标志，欧洲思想文化界对街垒本身的关注，逐渐从“谁在冲破街垒”拓展到了“谁在搭建街垒”。具体地看，街垒的符号意义，随着流行街垒物的铺开逐渐呈现出来：从象征资产阶级争取自由民主的法兰西之光，转变成了能够一窥新兴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起伏的观测点。

　　 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是两场有着完全不同诉求、由不同阶级主导，但其主要斗争方式都采取了街垒战的激进革命活动。这两场革命活动，突出对比了街垒战表象之下的阶级对抗及其动态力量变化。T.J.克拉克（Timothy James Clark）认为：“(街垒)搭筑在城市中央，不仅在空间上划定了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又见证了两者关系的变化。”如他所言，六月起义后，活动家和理论家们对街垒的关注从“冲破街垒的人”转向了“搭建街垒的人”。新兴无产阶级的势力动态在此悄然表现出来。霍布斯鲍姆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街垒，起初歌颂的对象是推翻残暴国王的新兴资产阶级，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挥实质性力量、搭建起保卫都市巴黎的街垒的绝大多数实际是城市工人和无产者。 

　　词句被认为代表着威权。林·亨特提出，在法国大革命里，每当推倒了国王，威权和面向国民的话语权的归属就是致命性的吸引——“由于政治威权的持续更替，言词，即为民而言的本事，就展现出了实实在在的魅力”。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以至于在现实政治里得到鲜明体现，言词既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萌芽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也依然在当下西方的大选政治中左右局势。

　　从“言词代表威权”到“行动代替了词句”，以无限扩张和不停显化敌对关系的街垒巷战为典型，马克思从1848年的革命进程中进一步确认，大革命政治发展到中后期，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因为没有得到合理的组织化，而正在被反复的激情、冲动和无序的暴力活动严重削弱，工人对行动指导与组织化发展的活动需求空前突出，这正是《共产党宣言》出现的世界历史时刻。行动的悲剧性随着六月起义的失败而浮现。在大革命时期，对行动的言说方式越是浪漫化，越是让行动脱离物质力量基础，偏离社会革命斗争。将“激情”“意志”“想象”等非理性因素作为对抗规则、法律的武器，革命者越是浪漫化这种幻想，就越是无法积聚现实的行动力量，追求彻底解放。

　　 以1848年六月起义为例，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人的经济关系角度洞悉了街垒战的实质矛盾：“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 并且，现实的对抗不会随着一次或数次街垒战的结束而终止，“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的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由此还需指出，街垒作为激进的“物化”，不仅是受苦者的反抗装置，还是密谋者的活动中心。马克思指出，街垒是职业密谋者和阴谋家的活动中心，他们号召行动者的方式是“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这种“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就是以即刻情绪（包括民族情绪、浪漫主义情绪等）的普遍性替代了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普遍否定性。 

　　街垒里的密谋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行动逻辑，使行动者在活动过程中实现的不是普遍联合，而是建立在私人利益基础上的普遍否定。从小资产者联合大资产者组成“金钱的共同体”以对抗无产阶级，到无产者被压制之后、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进一步紧逼，马克思认识到，大革命进展到1848年，有效的革命方式不应再是组织街垒小组、强化街垒战，而应该是彻底变革、消灭这种层层剥削、下层互搏的物质生产关系。尽管1848年之后，法国的城市街垒战非但没有减退，还在巴黎公社时期受布朗基等人支持进行了跨区域扩张，但是随着第二帝国时期的奥斯曼大改造（Haussmannization）和全面打压浪漫主义、社会乌托邦主义的反革命浪潮等出现，街垒的战术优势、形象标志及其动员力量已经开始动摇。

　　二、“巴枯宁式街垒”的出场 

　　 有别于通过堆积废旧琐碎物品建造的粗糙建筑物式的街垒，“巴枯宁式街垒”初步探索了街垒的非典型性。被巴枯宁设想挂上街垒的《西斯廷圣母》，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巨匠拉斐尔创作的古典主义油画，它展现了抒情、柔和的圣母形象，被公认为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最高峰。同时，“《西斯廷圣母》街垒”仅是巴枯宁消解暴力对抗的一个极端浪漫化策略，因为他还未有机会实现这个计划就匆忙败退。从其战略设计与目的上看，这是一位“生活在铁一般的冷酷现实中的积习难改的浪漫主义者”之设想：将构成街垒的寻常材料诸如石头、旧家具、沙石等替换为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宝，用特殊代替一般，将“教养”“艺术审美”“同情”等非理性要素当作阻滞敌人和对抗进攻的工具，发起了对统一规则、条律规范等硬性制度存在物的反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街垒的密谋者们在法国大革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街垒战中熏陶了一种狂热的革命激情，这种激情的本质就是一种“压抑着的暴怒”。作为一种非典型街垒，“巴枯宁式街垒”试图以古典主义的审美体验或艺术同情，来转化传统街垒活动里的“压抑着的暴怒”。虽然原始版本的“巴枯宁式街垒”尚未完成思想实验和斗争实践的全部环节就匆忙收场，但这绝非历史的偶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巴枯宁式街垒”并不具备实践可能与战略优势。 

　　 “巴枯宁式街垒”一方面显示出巴枯宁对制造大事件的自恋与渴望，另一方面说明，作为指挥者的巴枯宁脱离物质力量实际，对革命斗争心存重建秩序规则的浪漫幻想。在直面流血和牺牲的组织化暴力革命中，不仅是传统街垒战里的集体狂热和暴怒而不可控制的革命激情会带来诸多连锁效应，指挥者本人的浪漫幻想也会将集体行动带入不可预知的境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对抗的无政府主义的症结所在。在加入第一国际后，巴枯宁更加激进地推进斗争：“现在已经不是思想的时代，而是行动和实干的时代了。”相比于巴枯宁颇具煽动性的行动呼吁，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关注行动的时机是否到来。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中分析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在1873年西班牙街垒战的失败原因：“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马克思批判了巴枯宁依赖政治词句的表现：“（巴枯宁）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浪漫化是巴枯宁政治词句里的组成特征，同时，受这一特征影响，巴枯宁的政治设计也长期脱离了革命的物质力量实际，这使得他的实际指挥权空落于松散组织的词句而缺少展开行动的绝对物质基础，这正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随着城市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和社会发展程度提高，如巴黎这种发达城市的街垒战经历了一个被明确针对、围剿直至灭绝的消退期。当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尚不发达的西班牙、意大利积极组织成规模的街垒战时，最初的街垒——巴黎都市的街垒，已在1853年以后的奥斯曼大改造中快速衰退。在拿破仑三世支持下，奥斯曼在巴黎的现代都市计划里施行直线逻辑和强对称性原则，其成果包括网格化的城市大道，如人们熟知的香榭丽舍大道、圣日耳曼大道等。这一改造有着鲜明的反街垒战目的，这些“又长、又直、又宽”（马克思语）的城市大道让主攻狭窄巷战的街垒变得毫无用处，“（奥斯曼计划）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这样做，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 

　　 街垒的消退与奥斯曼大改造密切相关。后者实质地使街垒变成了巴黎城内的“一道分界线”，这一划分驱逐了停留在资本家所有权空间里的贫民和无产阶级。这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策略产生了显著影响。有学者指出，城市改造以来的街垒衰退事实，是促使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城市革命策略进行全面反思的重要契机。从权力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视角看，大卫·哈维指出，街垒就是一条简单的分隔线：危险阶级（劳动阶级及其辩护者）与资产阶级、一个巴黎与另一个巴黎。巴黎的街垒衰退，既在直观上是奥斯曼及其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围剿结果，又是巴黎现代都市规划的历史进程与资本流通加速的主流趋势之定向。这显示了帝国都市化的“自然力”：拿破仑三世的巴黎越繁荣，无产阶级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就越加速压缩、消耗直至丧失。在复杂多维空间的挤压过程中，一砖一瓦皆被管制，构筑街垒的实用质料和建筑条件趋近消亡，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街垒战并没有结束，其延伸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就生发了诸如后革命时代的街头文化政治等新内容形式。 

　　三、20世纪的街垒文化与情境价值 

　　 在情境主义国际活动里，居伊·德波（Guy Debord）对“巴枯宁式街垒”有着极高热情。德波从情境主义立场探索革命的艺术实践行动，以“巴枯宁式街垒”为范本，赞美了1963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生的一场小型袭击。在这场袭击的暴力对抗环节，高更、梵高的画作成为被动方寄予希望以掌控局势的关键点：“加拉加斯的一些革命者武装袭击了当地的法国艺术展览然后抢走了五幅画作，他们提出以画作换取释放同伴。但是在经历枪战后，秩序部队夺回了这些画作。”与巴枯宁的“《西斯廷圣母》街垒”相似的是，加拉加斯的革命者也采取了以艺术品为“人质”的方式推进暴力持械的对抗，因为这些画作的被动介入，“这场小规模冲突与上个世纪革命高潮的最高时刻之一联系起来了，甚至更进一步”；而不同之处也正是这“更进一步”——加拉加斯的抗议者“向运送回收画作的警车投掷了炸弹”。 

　　这场模仿“巴枯宁式街垒”的暴力冲突，显示了以德波为代表的20世纪先锋派的激进审美态度。批判性的艺术，先是批判其本身，然后在毁灭中重造自己。这涉及马尔库塞在预言“作为艺术品的社会”时，所总结的属于20世纪中期乌托邦主义者的普遍审美认同：“因为艺术如果不破坏本身，不违反自己的本质，不放弃自己，就永远不会成为政治。”在这一普遍理念中，先锋派属于其中更激进的一支，他们相信“既然艺术融入生活，那么，艺术必将面临死亡的命运”，“必死的命运”概括了情境主义美学的激进面向——让大师作品在被物理摧毁的瞬间实现其自身先锋精神的再生产。

　　先锋派通过在美学实践中建构“景观”来追求实践力量。在德波的“巴枯宁式街垒”案例里，虽然最终结果是“革命者的炸弹没有损伤到这些画作”，但这些信念与理论在大多数时候不以结果为导向。“景观”从大师画作在以“使自身成为街垒”的反身方式实现“死亡的命运”起就存在了，当艺术在暴力对抗中毁灭它自身时，这一瞬时氛围就重构了它于当下的实践力量与价值。不仅是先锋派的实践，从整体上，情境主义者都从未在他们的行动中寻求有实践力量的规模化物质依托。因此，尽管情境主义者对他们时代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强烈反应，却始终没有浸入支撑社会经济体系的制度体系和权力结构，物质动力的衰微牵动着思想生命力的消亡，其最终的失败和消沉不可避免。

　　四、“巴枯宁式街垒”在当代：博物馆化及其网络形式 

　　在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西斯廷圣母》街垒”只是巴枯宁的设想；到了激进政治高扬的20世纪，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以革命的艺术实践回应了“巴枯宁式街垒”；当代，“巴枯宁式街垒”则以“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方式再度进行了当代街垒文化叙事，即故事性的街垒多于革命性的活动、象征意义的行动大于真实暴力的对抗。 

　　土耳其当代艺术家艾哈迈德·奥古特（Ahmet Ögüt）以《巴枯宁式街垒》（Bakunin’s Barricade，以下简称《街垒》）为题，在2015年至2020年连续创作了五个不同城市版本的装置艺术。《街垒》的展示主体是奥古特在博物馆里搭建的实景“巴枯宁式街垒”，由画作、雕塑等艺术品堆砌的街垒主体和由旧轮胎、废弃汽车、路障围栏构成的合围组成。《街垒》从立意到呈现，都契合了正在兴起的“博物馆化”概念。广义的“博物馆化”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使“物”转变为“博物馆物”以具有稳定与永恒的特质。创作者从巴枯宁的疯狂设想与德波的激情实践里复现了街头的激进具象，在这个过程中，以物的堆积为直观的《街垒》既是艺术作品，也是美学实践，博物馆里的“巴枯宁式街垒”成为静态之静态，实现了街垒活动的博物馆化。

　　 关于《街垒》，创作者奥古特强调了街垒文化的法国大革命背景。首先，《街垒》主题色是“三色旗”的红白蓝，主题色的安排出现在《街垒》诸个不同城市版本的布置中。譬如，2016年科隆版本就有蓝色的汽车和大尺幅画布、红色的旗杆以及白色的画框和墙，在2020年阿姆斯特丹版本里，街垒的组合是蓝色的金属围挡和汽车、红色的古典画作和路障、白色的围栏和背景墙。其次，《街垒》还致敬了街垒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在位置布置和视觉效果上，作品从视觉的正中央到两侧下方形成了一个强烈突出的正三角结构，这致敬了德拉克洛瓦在《自由引导人民》中描绘街垒战及其激昂气氛时的发明，正三角结构隐喻《街垒》的激进街头氛围。最后，奥古特在与博物馆签订合约时附带了一项特殊条款，即在经济动荡、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等特殊时期，博物馆需将藏品《街垒》提供出来，支持其作为真正的街垒走上街头。 

　　无独有偶，2024年俄罗斯当代艺术家安德烈·莫洛德金（Andrei Molodkin）的艺术项目《死人的开关》（Dead Man’s Switch）也表达了相近的理念。《死人的开关》同样使用了挟持艺术品的方式表达抗议：莫洛德金计划通过持有高价值的“艺术人质”来保护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他声称将共计16件包括毕加索、伦勃朗和沃霍尔等大师画作在内的艺术品放进了一个巨大的装有销毁装置的瑞士银行保险箱，如果朱利安·阿桑奇死在狱中，他将启动放在这些艺术品旁的酸解装置，彻底销毁这些大师作品。

　　 奥古特《街垒》的“上街条款”和莫洛德金《死人的开关》里的“酸解装置”，都强烈表达了艺术参与政治冲突的行动介入意识。这种介入意识，是街垒问题“博物馆化”的关键跳跃。博物馆化概念强调连续性和广延性，当博物馆是一个固定的机构或内容时，博物馆化就正相反——它是广义的、广泛对象化的，关注了人们的日常场所、休闲空间或自然景点。荷兰艺术史学者斯文·吕蒂肯（Sven Lütticken）认为这展示了奥古特想要通过这一作品的合约从博物馆走出去介入社会实践的动机，在这种有意识的“不切实际”之间，奥古特建立了艺术与示威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主体实践之间的联系，颠倒了“巴枯宁式街垒”的博物馆化。虽然吕蒂肯并未解释何谓“颠倒了的博物馆化”，但将此观点加以分析，是较为清晰的：博物馆化概念意味着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活动地点或自然景点变为一个博物馆，而“巴枯宁式街垒”将这一理念颠倒，将博物馆变为表达态度、示威反抗的日常场所。从其概念内涵与说明看，不管是展览于博物馆还是占据街头，《街垒》的艺术实践都仍是街垒活动正在“博物馆化”的实验。值得一提的是，仍以《街垒》为例，虽然2015年至2022年期间，诸如法国“黄马甲”运动、荷兰“占领大学”运动等欧洲示威运动并未消沉，但直到2022年《街垒》展览到期结束，这一颇具浪漫色彩的合同条款一如它所致敬的1849年“巴枯宁式街垒”，也在各种阻力下从未成行。 

　　不论是巴枯宁设想中的街垒，还是德波在别处致敬的“巴枯宁式街垒”、奥古特的《街垒》作品，“巴枯宁式街垒”的活动空间逐步从街头收缩到博物馆，从你追我赶的室外走进让人平静审视的室内。这浅描了现代激进活动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型。它的思想实验和文化实践，投射出当代激进活动的一个整体性趋势——传统街垒的博物馆化，也就是街垒活动敞开式模式的被动丧失。

　　与19世纪的巴黎街垒在“又长、又直、又宽”的城市道路大改造中衰退有相似之处，当代街垒敞开式属性的丧失也与现代都市的灵活扩张密切相关。现代都市在地理位置和自身生态上都呈现出流动的网络模式，在当下，街垒在全球化的城市网络和信息网络中不能再通过盘踞狭窄路口或打造封闭空间实现其阻隔目的。三处“巴枯宁式街垒”的非线性变化就是一个生动体现，说明了街垒敞开式属性的丧失，解释了激进的街垒在高流动性的现代都市里的活动失灵和文艺化转型趋向，对研究激进政治在当代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变有所启发。

　　结语 

　　 从“巴枯宁式街垒”返回街垒的物自身，德波和奥古特的“巴枯宁式街垒”演示了20世纪以来经典街垒的新表现模式——或为激进左翼所用，或成为博物馆的美学实践。除此之外，街垒本身是否还存在？街垒在法国兴起，而三处“巴枯宁式街垒”均不在法国：巴枯宁在德国提出了这一设想；德波从委内瑞拉的冲突中制造了“巴枯宁式街垒”的回响；奥古特则是在荷兰、德国、丹麦、伊朗等国进行创作和策展。这不约而同地呈现了一个审视街垒的他者视角：街垒的大流行与其从19世纪起就在欧洲大陆获得了广泛且坚固的社会承认密不可分。对街垒的集体承认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激进行动产物的原初街垒的核心思想遗产，它既是街头活动者的圣所，也是破坏者的焦点对象。“没有行动对行动者的彰显，行动就失去了它的特定性质而变成了诸种成就之一，最多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从行动者的主体视角出发，正是无关阶级构成、无关宣传与词句的集体承认，支撑了街垒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行动的有机生命。 

　　从一处古典浪漫的街垒进入博物馆成为展品起，传统街垒便进入了它的“博物馆化”过程，并且，它的抽象存在模式在网络社会里重获新生。在现代社会，即使以街垒巷战为典型的传统对抗不再是主流，但政治行动难以因某一种组织形式的消退变化而停止。在网络时代，“街垒”是否以更坚固、更深嵌的存在模式再次出现？关于街垒的叙事，以往常常是从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回溯。但在当下，身处经天纬地的全球网络之中，摒除街垒建筑物的外在形态，仅就其作为一种阻滞行动的障碍物本质而言，我们能够认识到，现代的街垒超越了作为建筑物的传统存在模式，消解了它有形的旧家具式古典形态，以设置无形的阻滞方式及网络化的结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并且在数目上进行指数级扩散。街垒从规模上跨越了地理空间的边界，其阻滞化网络在全球体系中有机地发展着。

　　聚焦于阻滞和区分这两项街垒具备的核心功能，可以看到，阻滞和区分的理念仍散见于当代技术逻辑的社会治理术领域。B.拉图尔提出：“在现代制度、法律构建对技术的庇护下，现代社会里的普通人将几乎再无法突破技术的华丽的不透明性和陌生性。”在网络化社会中，既得利益者通过搭建技术化的壁垒，垄断了作为生产资料的信息，这种活动包含着严密的阶级区分逻辑。信息差就是强势阶级对秩序规则的维护结果：将维护秩序的基础逻辑细化到具体的领域，就是“对一整套差距、区别、地位、优先权、优待、独占权、高贵、顺序属性的维护”，这是从巴黎的奥斯曼大改造开始就已凸显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阶级逻辑。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阶级分割完成之前，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区分规则就早已被固定了下来，并建立起了网络化的阻滞秩序。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