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从整体上彻底拒绝西方的一切。他认为西方现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暴烈和混乱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信奉基督教“博爱”理念的西方人在法国大革命后相互残杀，各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背离“自由”的理想，对人民实施高压政策。列夫·托尔斯泰发现，在思想领域，欧洲“理智的普遍水平会越来越低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衰败会像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衰落一样走向总崩溃”。 

　　西方的崩溃不仅是现代西方人作孽的结果，而且是其本质缺陷的必然产物。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音乐绘画等方面，西方的东西，比如古希腊艺术家，包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特别是阿里斯托芬，以及新派艺术家，包括但丁、塔索、弥尔顿、莎士比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巴赫、贝多芬以及一大批毫无用处的现代模仿者，他们生产的都是一些“粗糙、野蛮、对我们来说往往没有意义的作品”。 

　　西方的东西本来就是粗糙和野蛮的，其就算精致和文雅，也与东方或其他异族（即西方人所谓的barbarians）无关。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指出的：“托尔斯泰——他发自内心地拒绝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将其看作是外来的和遥远的东西——能用‘中世纪’、但丁、路德做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用帕西伐尔和‘查拉图斯特拉’做什么呢，或者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勒斯做什么呢？还有，难道叔本华（Schopenhauer）、孔德（Comte）、费尔巴哈（Feuerbach）、黑贝尔（Hebbel）或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视野就更开阔些吗？他们整个的心理，尽管也全都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可难道不是只具有纯粹的西欧意义吗？” 

　　一、告别西方 

　　西方以自己所谓的“真理”强行殖民全世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列夫·托尔斯泰“不相信通过西方文明就可以拯救非欧洲各民族，他断言，欧洲不仅正在自我毁灭，而且正在着手借助传播和贯彻自己的进步文明来腐蚀印度、非洲、中国和日本。”在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思想家看来，“欧洲”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他们质疑荷马、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希罗多德这样的“欧洲”思想的开创者能否算“西方”的。这些“欧洲”思想的开创者实际上是小亚细亚人。“欧洲”本身是空洞的，古典世界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多的伟大事物，恰恰在于完全不承认欧洲与非欧洲的地理界限这一前提。俄罗斯人的本性让他们对“欧洲”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们由此把“欧洲”与“俄罗斯本土”严格区分开来。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违背“天道”或“自然法”的社会制度，只能让人类不断陷入更深的灾难。本来，一般人的物质与精神皆能自足，不需要过多地压榨自然界，更不需要教授们和知识精英们来指手画脚。相反，这些教授与知识精英本身堕落、虚假、身心碎裂、异化，乃是“道德与精神俱失安泊而且自我毁灭的寄生虫”。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些被捧上天的所谓思想家只能坏事，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只能导致世界的毁灭。就今天的状况来看，这些看似夸张的评判真有“不幸而言中”的谶纬之意。既然列夫·托尔斯泰所看到和预言的不是西方文化的进步，而是它无耻的衰落，我们还有必要以西方为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列夫·托尔斯泰那个年代，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他东方民族同样如此，大家要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首先需要告别西方： 

　　对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东方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作任何改变，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刚刚走上的错误道路上停下脚步，自觉地对政权持否定态度，对他们一向固有的农业持热爱的态度。 

　　我们东方民族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能以西方民族为例——以他们为例并不是说要效法他们，而是相反，为的是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再步他们的后尘，遥遥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从那条毁灭之路向我们迎面返回或者正准备返回。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指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铺平引人走另一条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满欢乐的、符合人类天性的道路，这就是当前这场俄国革命的主要和伟大的意义所在。 

　　 历史给予了东方无限的福祉：西方的教训让东方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同时也把历史发展的权柄交给了东方。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历史的好运，而带领全人类走出西方的泥潭也是东方人的使命。列夫·托尔斯泰说，既然“西方民族几乎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就是这个自由，我想，东方民族的使命是实现自由”。此外，东方民族的使命还在于给各民族指明通往自由的正道，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方民族都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中，他们拥有无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因为东方民族既没有抛弃农耕，也没有被西方军事化、宪法化和工业化的生活所腐化，还保留了对上天或上帝及其最高律法的信念。这些在西方文明标准衡量下的“落后”因素，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都成了有利条件。既然东方民族还保留着天然的纯真，也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那么，让东方民族来领导整个世界是“历史性”的事业，是命运为东方民族规定的任务。 

　　西方的衰败已成定局，东方的兴起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中国人习惯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只不过“风水轮流转”，这次“亮”的地方要颠倒过来了。列夫·托尔斯泰毫不隐讳地说道：“现在轮到东方民族了。”在这里，他指的是轮到东方民族来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了。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用自由、合理而善良的生活代替暴虐、疯狂而罪恶的生活的可能性，正在被所有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而意识到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人们的意识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而上帝的意志必定实现，也不会不实现”。也就是说，由某一个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是上帝的意志。 

　　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也 “怀疑”过“俄罗斯民族是否能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这桩伟大事业，是否会因走西方民族的老路而坐失良机，让另一个较为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在东方民族中，最有资格做领导的首先是俄罗斯：“对于东方民族，即对于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来说，这一时刻尚未到来。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一时刻现在刚好到来。”列夫·托尔斯泰兴高采烈地看到，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 

　　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俄罗斯之所以有领导资格，除了正逢其时，还在于它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西方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俄罗斯充分认清这一切之后不会重蹈覆辙；二是在西方抛弃农耕文明的时候，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过着这种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独立的农耕生活”；三是独特的宗教信仰。总之，西方已经堕落，俄罗斯不仅能够避免这种不可逆转的堕落，“并且正在对西方发生着一种解放性的影响”。俄罗斯人长期以来（近五百年时间内）都把自己的国家看成可以救世的“第三罗马”。 

　　 列夫·托尔斯泰清楚东方民族必须摆脱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恶，但面对暴力侵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孔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他反对西方，肯定东方，因为东方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了他所理解的正道：一是不抵抗，准确地说是放弃暴力抵抗；二是回归小国寡民的农耕生活；三是重建基督教信仰；四是摆脱西方尤其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对于这一点，列夫·舍斯托夫形象地说道，“的确，托尔斯泰伯爵断言，他已找到医治人类所有社会疾患的办法。根据他的说法，他终于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你只需稍一用力——整个旧世界便会翻天覆地，所有苦难便将无影无踪，人们个个幸福无边”。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二、宽恕忍耐 

　　列夫·托尔斯泰要求东方民族忍受别人施加在自身身上的暴力，不以暴易暴，因为崇尚武力乃是西方的东西，东方不能被西方带偏了，东方民族必须放弃武力反抗。这是一种博爱精神，在他看来，这种博爱精神符合基督教、佛教、儒教、道教和印度教等真正宗教的教义，也是东方民族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斯宾格勒把列夫·托尔斯泰看成“革命家”，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圣人”。这多少有些误会，列夫·托尔斯泰至少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圣人”，尽管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也是甘地主义者，要求人们克己、忍让、绝不以暴易暴——正是他开启了这种看似懦弱实则无比刚强的伟大之爱。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曾致信甘地，对其“不抵抗主义”大加赞赏，而此前甘地也曾写信告诉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其精神的鼓舞下做了很多工作。借用《马太福音》的思想，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现实似乎恰恰相反。毕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效果并不好，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它的最终结果走向了反面，引发了暴力、恐怖主义和农民起义等后果，甘地最终不得不下令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列夫·托尔斯泰也一样，正如高尔基所看到的，这位“消极的人生态度的宣传者，也不得不在《复活》中承认，而且几乎证明了积极斗争的正确性”。但在有些人看来，“非暴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暴力”的一种形式，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软暴力”，更何况它最终会演化成真正的暴力。因而“非暴力的抵抗”从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作为一种更加温和的手段亦不无可取之处），更是“伪善的”： 

　　托尔斯泰的绝对“勿以暴力抗恶”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世界的不完善。在反对恶的斗争中避免使用暴力，这实际上意味着间接地和伪善地对暴力进行的反抗，因为另外一个民族正在进行战争和迫害罪犯，而我则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只有受恶之害的个人有权不以暴力反抗恶，这不是不反抗，而是自我牺牲，以此作为取胜的最好方法。 

　　 平心而论，列夫·托尔斯泰主张非暴力，并不是不反抗，只不过有些东西不是暴力能够解决的。而且，在他看来，宗教的威力远远高于武力。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仅就个体而言，“非暴力”完全有可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只不过，在满世界都是“恶”的情况下，非暴力的“袖手旁观”和“听之任之”的确会助长暴力的不断升级，列夫·托尔斯泰的主张因此纵容和助长了暴力，可谓“为虎作伥”。从这个意义上说，H.O.洛斯基说他“不理解世界的不完善”也不为过。如果只强调人性善，结果会适得其反。我们并不否认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人的天性自有善良的一面，但性善的部分可能不但不是人性的主要内容，而且十分脆弱，只在极为理想的环境或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生活稍有难处其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正如“因爱生恨”一样，被阻塞和辜负的“善”往往是“恶”的同盟。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不得不然”的情形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利欲熏心的情况了。从根本上说，人是欲望的动物，这个客观的说法虽不涉及善恶，但总会为“恶”大开方便之门。一切皆有度，超过必要的限度，人就会因异化而走向反面。宽恕和忍耐当然是人类的优秀品质，但如果不辅以必要的强力，就会流于软弱可欺。作为列夫·托尔斯泰思想资源的佛教也并不否定必要的暴力。 

　　其实，列夫·托尔斯泰也清楚地看到了，忍耐不会感化兽性，相反，“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平静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欧洲民族越来越多的蛮横行为。粗野的、自私的、只过着兽性生活的人总是这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欧洲民族正是如此”。要求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自上而下放弃尼采意义上的“权力”，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让社会下层不再斗争，这无非是要捆住弱者的手脚，方便强者殴打。这不仅不能打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反而会让暴力更加猖狂，让“恶”循环得更加流畅。 

　　忍耐、克制、解构暴力，让“爱”“信任”“理解”和“宽容”来管理世界，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人类永恒的梦想（或理想）。但仅有理想，没有恰当的路径和其他必要的保障，理想就是灾难，忍耐就是呼吁软弱、宣扬可欺。忍耐暴力就是纵容野蛮：“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这种宽恕不仅不能感化强盗，反而会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善”也就成了恶人的同谋，这种东方主义只能是一种逆来顺受的东方主义。这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一致，正如他所说，“基督教教义指出，免除暴力的唯一办法是逆来顺受”。借用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消极的东方主义”，这种东方主义对东方以及全世界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三、回归农耕 

　　西方国家拼命发展工业、商业和军事，但其国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所以，东方的正道是重新回到农耕文明中，因为“农耕生活不是偶然和暂时的，而是最能履行上帝意志因而也最符合人们心愿的生活”。只有在农耕状态中，我们才有可能执行上帝的最高律法。而工业只会生产越来越多无用、愚蠢和让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诱使人们脱离应有的和属人的劳动，变得游手好闲。而作为工业延伸的商业更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勾心斗角。用浪漫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的（现代）工商业把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了。 

　　从事农耕的人按照蜜蜂的方式构建人际关系，因而是自然的、和谐的，符合人类共同生活的要求。农耕不是人类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是生活本身。而工商业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则完全背离人性（human nature），不是“自然的”（natural）生活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农耕生活无须过多依赖政府（“最不需要政府”），而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现代）政府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农耕生活不需要议会和政府，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正如中国古人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也与欧洲近代以来的浪漫主义者对现代文明的担忧和批判一脉相承。近代欧洲浪漫主义者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主张人类应该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然而，我们还回得去吗？ 

　　既然工业化的西方过着奢侈、斗争和罪恶的生活，那么人类的命运就必须转向仍然过着最自然的农耕生活的东方。所以，列夫·托尔斯泰主张毁掉靠政府暴力支撑起来的工业生活，让人不再成为国家的机器。但真能如此吗？实际上，列夫·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影响，他们的主张本质上都是浪漫主义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而“非暴力”和“农耕生活”的理论基础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自己以为的“自然法”（即他向往的中国的“道”或“天道”），而是无政府主义。他对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深怀敌意，因为政府总是与暴力和压迫相联系。 

　　农耕文明固有其美，亦非无弊。东方及其农耕文明更多的是现代人在西方危机面前的浪漫想象，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的东方主义”，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反理智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专走偏锋而又世故圆滑的蒙昧主义”（a perverse and sophisticated obscurantism）。我们需要直面现代的种种问题，但显然不能用这种原始主义、蒙昧主义、浪漫主义来解决。列夫·托尔斯泰对西方现代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他所指出的道路未必妥当，难怪有学者认为他是“出色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这种评价未必恰切，却也不无道理。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列夫·托尔斯泰的逻辑虽然失之简单，却也能够自洽：既然西方的道路是错误的，那么，最简单的结论就是“回头”，停止走西方的路，不再步他们的后尘，也就不会陷入西方的没落甚至毁灭中。马克思·舍勒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在科技、政法等方面的迅猛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因为“近两千年来基督教教育的丰硕果实之一，是一场运用理智、技术、工业、语言的一切手段进行闻所未闻的野蛮行径”。相反，“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没有欧洲文明）却更为幸福，倘若它们没有被迫接受欧洲文明，这种状况还会延续更长时间”。进一步说，列夫·托尔斯泰对传统文化尤其农耕文明特质的向往，在今天全面审视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关键时刻，当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世界性的“向后看”，即回到古典思想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呼应这位保守的文化天才。 

　　四、重建宗教 

　　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超越西方的方案是重新回到基督教。因为，“宗教的真理是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理，而基督教教义又是（无论人们想不想承认）成为一切人类知识之基础的真理”。他“装模作样”地说，他既不怕人们指责他落后而认可宗教真理，也不怕人们指责他狂妄，竟然自称基督徒。由此可见，当时的宗教尤其基督教已经在启蒙理性的不断进逼下步步后退，地位岌岌可危。 

　　当然，列夫·托尔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与普通人所理解的不一样，他认为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世，因为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并不能制服国家权力，不能真正解决西方现代的危机。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宗教即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这与他的忍让、戒杀、无政府主义主张一脉相承，因为基督教宣扬的“非暴力”和“博爱”比理性主义更为可取。而且，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基督教早已成为西方的国教，并且在政教合一的形式中存在了一千多年，但他仍然认为基督教的谦卑和爱的学说与作为暴力机构的国家之间、与战争之间根本不相容。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列夫·托尔斯泰对基督教的皈依，实际上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起着根本的作用，尽管他自己为此辩护道：“有人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基督徒。我的无政府主义只是把基督教运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但实质上，正如埃里克·沃格林所言：“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基本上也只是表面而已，本质上他的观点也是像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的那样是非常反基督教的；并且作为西方危机历史上的一个现象，它属于灵性疾病的无政府主义样式。”斯蒂芬·茨威格把他叫做“假基督徒”，实际上，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自己的“告白”或“忏悔”。尼·亚·别尔嘉耶夫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最彻底、最激进的形式。 

　　而且，列夫·托尔斯泰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尤其反对“教会基督教”。因为他看到基督教已经受到严重歪曲，所以他认为要摆脱西方现代性的毛病，真正做到为人类服务，“唯一的手段就是摧毁被歪曲的基督教，建立真正的基督教”。他认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这样的分界岭上，因为西方酝酿了两千多年的伟大变革，即重建基督教，就要到来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源于启蒙伦理，尤其是卢梭和伏尔泰的学说，只不过他明确地说到，“卢梭否定任何文明，而我否定的是伪基督教文明”。难怪哈纳克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马克安，认为他们都反对庸俗的基督教（教会），而舍斯托夫则认为“托尔斯泰净化了《福音书》，使之摆脱了一切不符合我们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的关于真和善的观念的东西，即摆脱了一切不能满足理论需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使生命自身的价值成为可疑的”。 

　　就算列夫·托尔斯泰改造了基督教，难道就能真正解决西方的问题，人类能够就此走上和平而幸福的康庄大道吗？他其实看到了基督教的信徒到处杀人，也因此感到害怕。当然，他不承认这样的人真正信仰他所理解的、还需要改造的基督教。他深知，这个基督教教义主宰的世界其实并不那么美好，相反，充满了仇恨、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以，列夫·托尔斯泰看起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内心深处则十分犹豫，甚至充满怀疑。他在《忏悔录》中明确地说到，他从未真正相信过基督。尽管他晚年似乎又重新信仰自己所理解的上帝，但这种信仰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基督教”，已经很成问题了。 

　　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马克思·舍勒对基督教的批判更为深入，他看到了所谓的“博爱”其实植根于“怨恨”，即对古希腊、高贵者、真正“神性”的仇恨，基督教的“宽恕”也是“以报复冲动为前提并带有报复冲动”。而且，“犹太—基督教中关于人的概念，同中国、印度或古希腊关于人的概念相比，是完全片面的、根本上是支离破碎的”。当然，马克思·舍勒也清楚，在当时的状况下，基督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毕竟是一种信仰，总好过现代人离弃信仰后无所畏惧地为非作歹。他与列夫·托尔斯泰一样，也呼吁重建真正的基督教的欧洲，因为，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基督教至少可以维护欧洲不至于分崩离析。而且，现代心灵中的空白地带以及土崩瓦解的人类团结精神，都需要用基督教的文化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高贵精神来填补。 

　　 列夫·托尔斯泰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作为西方的“一神教”，本质上与他所要求的“博爱”和“无政府主义”无关，就算他重建新的基督教信仰，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其理想。“一神教”宣扬的“博爱”本来就是虚假的，这并不是因为“博爱”不好，而是因为“一神教”的“一”与“博”本来就自相矛盾。以维护宗教的名义而挑起的“圣战”和“东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基督教完全无法摆脱“战争”和“暴力”走向真正“爱人”的“仁”。从他和马克思·舍勒对基督教本质的分析批判来看，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既然西方的问题主要由基督教造成，怎么可能通过基督教而得到解决呢？他们对基督教的维护，无非是投鼠忌器，甚至是饮鸩止渴，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可奈何罢了。正因为如此，尼·亚·别尔嘉耶夫认为，“在俄罗斯思想史上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决不意味着接受他的宗教哲学……从基督教意识的观点来看，他的宗教哲学是薄弱的和不可取的”。 

　　列夫·托尔斯泰以回归基督教克服西方的危机，这种主张显然自相矛盾，毕竟基督教虽然在东方兴起，但早已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用西方的根本文明形态来摆脱西方，无论如何都显得太过诡异，这种“东方主义”让人疑虑。而且，基督教的博爱并不能止战或止杀，它的宽容从来没有给世界带来宁静与和平，也从来没有带来无政府主义可能带来的好处。因此，列夫·托尔斯泰通过回归基督教来建立的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自我拆台的、毫无根基的甚至是虚妄的东方主义。 

　　五、反思与启迪 

　　列夫·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因此，人们“把《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当作赖以抵挡正从西方移动过来的大雷雨的、自然而然的、强大有力的捍卫者”。然而，我们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摆脱西方”只是一种虚假的口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用“假晶现象”（即外表包裹着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矿物质）来概括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行为。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反对西方，主张向东方回归，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西方社会的代表，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俄罗斯这块土地： 

　　托尔斯泰的内心是和西方联系着的，故而甚至在他反对彼得主义的政策时，他也仍是该主义的伟大代言人。西方并不是毫无消极面的——断头台即是凡尔赛宫的一个亲生儿女——托尔斯泰尽管对欧洲恼火，他却始终摆脱不了欧洲的羁绊。他恨欧洲，其实即是恨自己，所以他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之父。 

　　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东方农民的真正代表，他具有博大无边的生命力，既热爱俄罗斯，也能包容西方，他甚至借笔下人物之口，说自己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列夫·托尔斯泰博大的胸襟、悲悯的情怀、高超的笔法、深刻的思考都无法遮盖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犹疑和矛盾，他可能因为救世心切而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仿佛“我们一切困惑的解决之道近在眉睫——答案就在我们身畔周遭，俯拾即是，昭昭然如化日天光，只要我们不自闭眼睛，不四处瞻望，而肯凝神注目，就会看到清明、单纯、不可抗拒的真理正在瞪着我们”。 

　　列夫·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能力解决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任务，但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但他晚年最终还是认识到自己极力主张的博爱、宽容、非暴力、无政府、摆脱西方等其实都太过简单、片面了。他在斯蒂芬·茨威格笔下那些革命者的追问和逼迫之下，痛苦地承认：“我太胆怯、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他自称“是一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真诚，但并不表明他真的是一个平庸的罪人，也不能说明他是自找痛苦以证明自己独特与伟大的伪君子，恰恰相反，他或许是在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人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列夫·托尔斯泰唤醒了人类的宗教良知，看清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这位“精神朝圣者”的确属于全世界，因为他是人类的良心，他承受了人世太多的苦难。不过，这位为人类指明道路的思想家所构建的乌托邦社会却没有任何社会形式，而是倒退回“充满原始基督教教义的简陋乡村生活”。这显然不是办法，只是一种逃避。可见，高明如列夫·托尔斯泰者，如果走向思想的极端也会自我遮蔽。 

　　列夫·托尔斯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具有洞幽烛微的神秘才能，对人性和世界看得异常透彻，因而他还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正如列夫·舍斯托夫所言，“《战争与和平》中的托尔斯泰伯爵，是最好最高尚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他在讲述生活，从各种最不可思议、神秘费解的方面表现生活……哲学倒是应该把托尔斯泰伯爵当作一个重大现象给予重视，尽管他的作品不具有论文的形式，也不属于任何种现存的哲学派别……托尔斯泰伯爵的全部创作活动是由想要彻底理解生活的需求引发的，而哲学的存在，也起源于同样的一种需求”。只不过，他的哲学远远不是现存的哲学样式，与苏格拉底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堪称出色的天才，而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则糟糕透顶，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的后记冗长含混，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巨著的思想性。“因为《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整个意蕴就在于它表明，人类生活处于预言所有抽象语调的全部总和为我们设定的疆界以外。”这部具有荷马或莎士比亚式“天真质朴性”的伟大著作当然是一部哲学论著，因为它为我们每个人审问自然、考察人性，其不是简单的善恶奖惩，而是在更高的地方，在我们自身之外，为人类生活找到责任的承负。 

　　列夫·托尔斯泰极富东方气质，其很容易与古代东方先知的精神相契合，但如果东方精神仅限于消极的屈从和逃避，那么，即便其整个文学活动得以成功，这样软弱的东方主义也无法长久生存。仅从“东方主义”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愿望恐怕完全落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他从卢梭那里借用的“自然主义”，以及对西方“自由、平等、真理”等概念的借用，都说明他本身还是启蒙运动的子嗣，是“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因为，“他的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启蒙清教主义的极端形式”，与欧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东方主义还不够彻底，甚至是虚假的和狭隘的东方主义，刻薄一点说，是虚伪的东方主义。这一点也适用于萨义德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斗在俄罗斯愈演愈烈，虽然西方主义后来取得了一个多世纪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把地盘让给了斯拉夫主义。仅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处在东西方的夹缝中，何去何从永远是一个难题。搞得好，俄罗斯能够兼具东西方的优点（这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人普遍相信的未来）；搞得不好，可能会受到两方的毒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古今东西”的问题，俄罗斯的近现代历程是一面镜子，但可惜的是部分狂热的东方主义者仍然没有从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把西方还原为西方，这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民族要“站起来”必须首先做的事情，这不仅考虑到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更是因为西方文化先天的毒性。列夫·托尔斯泰看到中国为了避免挨打而在洋务运动中拼命学习西方，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所以，他告诫中国人： 

　　中国不应该模仿西方民族，而应该以他们为借鉴，免得陷入同样没有出路的境地。 

　　西方民族正在做的一切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东方民族的例子，但不是应该效法的例子，而是千万不能效法的例子。 

　　既然“走西方民族的道路意味着走上必然毁灭的道路”，那么，东方民族又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改革，因为已经沾染上了西方化的毒素，所以改革不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更不是朝着“未来”的方向，而是“往回走”，往本土化方向走： 

　　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象的形式。中国人常常被人责备为顽固保守，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好于基督教世界的赞誉，不是因为张庆桐把自己翻译的梁启超的《李鸿章》或辜鸿铭把自己翻译的儒家经典寄给他而回信说的客套话，他的确对中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方”有着深切的同情，他对中国文化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曾提到辜鸿铭寄给他的英文版《大学》和《中庸》引人思考。而且，中俄两国精神文化上（与西方相比）的相近自然会让他对中国文明满怀好感甚至敬意：“俄国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