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历来是修辞学、美学和艺术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崇高究竟是修辞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是艺术问题还是自然问题，是风格问题还是美学问题，学术界从未达成共识。如果想搞清楚这一术语的具体含义，并试图通过古典文献追溯“崇高”概念的起源，那么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首选文本。可是，朗吉努斯这篇论文却因存在过多的未知因素而一度被学术界忽视，从作者到创作日期，再到题目，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这篇论文颇具争议的地方进行梳理，从古典语文学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翻译和笺注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斯蒂芬·哈利韦尔（Stephen Halliwell）新近出版的《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 Pseudo-Longinus On the Sublim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刚好能满足学术界的需求。 

　　哈利韦尔教授在英国古典学领域极负盛名。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师从多佛爵士（Sir Kenneth Dover），专攻阿里斯托芬研究，旁及古希腊悲剧和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研究。自1995年起，他便担任圣安德鲁大学的古希腊语教授，并于2020年退休。退休之后，他仍笔耕不辍，次年便在米兰出版了意大利语版的《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并于2022年出版了此书的英文版，为其古典学术研究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崇高》因其棘手的作者身份、创作时间和残缺不全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语文学家的青睐，甚至也没有多少古典作家在作品中提及或引用它，这导致其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显得悄无声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踪迹。最早的印刷本出现在意大利，弗朗西斯科·罗伯特罗（Francesco Robortello）参考了中世纪红衣主教贝萨里安（émigré Cardinal Bessarion）整理的手稿，于1554年发行了首部《论崇高》的希腊文编本。第二年，保罗·马努齐奥（Paolo Manuzio）出版了第二部《论崇高》的希腊文编本，用的是同一个底本。随后，《论崇高》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并开始溢出文学和修辞学领域，进入绘画和艺术批评当中。然而，《论崇高》翻译工作的转折点，始于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的法译本。布瓦洛于1674年翻译出版《论崇高》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该译本将“崇高”普及为一个基本术语，成为后世英译本的重要基础。20世纪以后，英语学术界重新燃起了对《论崇高》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英译本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素（D.A. Russell）于1964年出版的笺注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罗素在“导言”中充分讨论了作品创作日期和作者身份，并简要概述了朗吉努斯对现代几个世纪产生的影响，突出了《论崇高》在批评史上的地位，其详尽的笺释风格给后来者做了很好的示范。然而，一个甲子过去，尽管其间英语学术界也推出了不少英译本，但详尽系统的注释和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解读仍十分匮乏，哈利韦尔的《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成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要收获。哈利韦尔的批评和注释显示了其在译笺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对罗素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梳理工作做了进一步考察，即便在处理他不认同的观点时，也给出了清晰公允的论证。在罗素之后，哈利韦尔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译笺本。 

　　此书分翻译和笺注两部分，最值得关注的是长达62页的“序言”。“序言”分七部分对《论崇高》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其一，作者身份和作品创作时间。《论崇高》的作者很可能既不是狄奥尼修斯·朗吉努斯（Dionysius Longinus），也不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其真实作者无法确认，只能是伪-朗吉努斯。《论崇高》的创作年代应该在公元1世纪早期。 

　　其二，作品的结构和设计。《论崇高》虽有一个精心编织的结构，但按照其论证序列，崇高的第二个来源（即情感）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讨论，朗吉努斯似乎想另写一篇专门讨论情感的文章，但论述崇高的其他几个来源时也都出现了重叠和离题现象，故整个结构看起来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 

　　其三，作者与凯西利乌斯（Caecilius）的较量。虽然朗吉努斯将柏拉图视为伟大作家的典范之一，其崇高概念的产生也深受柏拉图文本的影响，但他反对把自己定位为“哲人”“演说家”或“智术师”，更愿意被称为“批评家”，希望读者把《论崇高》当作一篇批评力作，其论证模式针对的是不同的价值系统。朗吉努斯就是因为不满凯西利乌斯以吕西阿斯（Lysias）为参照，才创作了这部同名作品。他与凯西利乌斯在情感、隐喻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但争论背后其实是为了争夺确立批评标准的话语权。 

　　其四，崇高及其来源。崇高一词的使用源远流长，并非朗吉努斯首创，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概念，但它不属于任何一种特定的风格或写作类型。崇高是一种伟大的文学品质，它聚焦于具体而集中地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刻，源于宏伟的思想、强烈的情感、修辞手法、措辞和词序。此外，《论崇高》也涉及崇高与美的关系。 

　　其五，崇高与灵感心理学。《论崇高》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感心理学模型，崇高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一种主体间性的共鸣，通往崇高的道路是模仿过去的伟大作家。此外，崇高也涉及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心理模式，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想象着自己同时接受过去权威作家和未来子孙后代的评判。 

　　其六，崇高与现代美学。《论崇高》是美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崇高是美的一种形式，尤其指一种最强烈的体验形式。崇高的力量体现在思想和情感的品质中，对这些品质的表达就是一种美的创造。崇高的这种概念后来在伯克和康德那里得到了回应，并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一直被重新阐释和理论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多样性。 

　　其七，《论崇高》的手稿问题。《论崇高》的现存文本主要依赖于手稿P本，即10世纪的巴黎手稿2036（Parisinus gr. 2036）。此手稿有六处空白，且似乎缺少最后一页，总共丢失了全文的五分之二，内容残缺不全。《论崇高》另有十个其他版本的手稿，部分内容可对P本的空白处做适当增补。 

　　以上就是《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序言”的大致内容。这篇“序言”为相关研究作出了诸多贡献，不仅对《论崇高》研究史上的各类争议做了辨析和讨论，更对崇高的概念、性质和现代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接下来，我们就该书涉及的主要议题，做一些综合性的介绍和评析。 

　　一、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阅读《论崇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本的定位，即它的作者、创作日期和文本遗失问题。从文本自身揭示的内容来看，只知道作者是一位生活在罗马的希腊语修辞学家，担任罗马贵族的家庭教师。《论崇高》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他的学生，讨论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实现“崇高”。他还提及自己的其他作品：一部讨论情感，一部讨论色诺芬，另两部讨论修辞。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论崇高》的引文判定他博学多识、专业精湛，文风简洁生动，但文本的确切信息却无法获知。 

　　（一）关于作者身份 

　　 《论崇高》的作者身份模糊不清。据遗留下来的可靠记载，即手稿P本，手稿目录给出了一个名字“狄奥尼修斯或朗吉努斯”，但正文顶部又出现了另一个名字“狄奥尼修斯·朗吉努斯”，所以狄奥尼修斯和朗吉努斯究竟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无法凭抄本来定，也没法证明这个误差是否手抄者所为，研究者只好从旁证出发将其归给自己认可的作者。但从17世纪到19世纪乃至当下，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把《论崇高》归给公元3世纪的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对此，哈利韦尔极力反对，并进行了逐条批驳，理由大致如下。第一，尽管卡西乌斯·朗吉努斯的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但有二十多部作品的标题及一些作品的残篇保存了下来。在保存下来的这些标题中，并没有出现《论崇高》中提及的有关文字排列或情感方面的论文。第二，从《论崇高》的结尾来看，作者一再与“哲人”保持距离，而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第三，在卡西乌斯·朗吉努斯留下的《修辞术》残篇中，从未出现“崇高”一词及相关论述。第四，卡西乌斯·朗吉努斯推崇吕西阿斯，这与《论崇高》的观点相左。第五，卡西乌斯·朗吉努斯认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是“平实”之风的代表，而《论崇高》不仅表示否认，且一再贬低伊索克拉底。第六，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在《修辞术》中推举的经典作家与《论崇高》中的不一致。第七，《论崇高》中提到的时代背景与公元3世纪不符。第八，拜占庭修辞学家西西里的约翰（John of Sicily）力证卡西乌斯·朗吉努斯是《论崇高》的作者，但他有两处证据不太准确：一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在《修辞术》中对悲剧诗人的引用不足为证；二是《论崇高》即便引用过《创世纪》的典故，也不足以确定其作者就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因此，根据目前所有文献，哈利韦尔得出结论，《论崇高》的作者只能是伪-朗吉努斯。 

　　（二）关于创作日期 

　　 《论崇高》的创作日期难以确定。由于缺乏外部证据，哈利韦尔只能根据《论崇高》的内部文本进行推断。首先，作者开篇就点明了《论崇高》的创作缘起，是为了回应凯西利乌斯对“崇高”的讨论，而凯西利乌斯活跃于奥古斯都时代；其次，《论崇高》中还提及提奥多鲁斯（Theodorus），此人很可能就是活跃于奥古斯都时期的加达拉（Gadara）的提奥多鲁斯。这两条证据虽然比较勉强，无法推断出《论崇高》的确切创作时间，但至少可以将其大致判定为诞生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然而，《论崇高》最后一章涉及罗马文化的衰退，与文中多次出现的“当今时代”呼应，所以似乎比前两个证据更能有效地指向一个确切的创作时间。但是，哈利韦尔认为，以上内容表面上是在讨论伟大作品或崇高感在罗马时代的衰退，但其立场指向的却是希腊传统的变迁，因而也无法推出一个更具体的时间，只能得出结论，《论崇高》应该创作于公元1世纪早期，甚至比奥古斯都时代还早。 

　　（三）关于结构和空白 

　　 尽管《论崇高》有一系列空白，正文中就出现了六处，且最后一页可能也遗失了，但它仍不失为一部精心编织之作。《论崇高》共有44章，哈利韦尔列出每个章节的提纲后发现，《论崇高》的结构有一些异常。首先，《论崇高》开篇不久就强调，思想和情感是崇高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但后文却没有专论情感的部分，而是直接从崇高的第一个来源转向了第三个来源。哈利韦尔认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作者有未来专门写一篇论文来讨论情感问题的计划。其次，《论崇高》结构上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极端特征，即在讨论崇高的其他几个来源时，对这几个来源的描述时常出现交叉重叠现象，导致论证看起来主次不分、颠三倒四，甚至还出现了大量与主题毫不相干的例子，严重离题。对此，哈利韦尔解释说，这有可能是作者的修辞笔法，他故意模糊崇高五个来源的边界，因为他原本就不想给读者提供一本清晰的、系统化的理论著作。 

　　二、崇高的概念及其来源 

　　“崇高”一词古已有之，本义指“高度和提升”，从荷马时代就开始用于诗歌和修辞领域，暗指“优秀和卓越”，到了公元前1世纪正式进入拉丁语的批评术语中，多用来指特定的演说语气和写作风格。但朗吉努斯赋予“崇高”更多含义，他认为，崇高是一种最高的品质，据此可以定义所有最伟大作家的卓越之处。但问题在于，《论崇高》中没有明确给崇高下一个定义，而只对什么是崇高，以及如何区分崇高与非崇高做了描述。为此，哈利韦尔试图还原“崇高”的多层含义，拒绝将其视为单纯的技术风格，他通过举例的方式力证朗吉努斯对崇高的运用和界定，揭示其主观和道德上的倾向，从而理清了崇高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形成过程。 

　　（一）崇高的概念 

　　为了说明朗吉努斯如何把自己对崇高的理解与当时的观点区分开来，哈利韦尔将《论崇高》中提及崇高的内容集中到了一起，经过辨析，得出如下结论：对朗吉努斯来说，崇高不是一种风格，因为没有一种风格可以界定所有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崇高尽管含有风格方面的元素，但又不同于古代的三种风格模式：宏伟、平实和简约；崇高也不属于任何一种固定的写作类型，从神话到现实题材，从诗歌到戏剧，不同类型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崇高；不要把崇高理解为一种普遍意义的伟大，伟大作家的作品是因为崇高才伟大。《论崇高》描述的崇高概念不是一种客观的写作技术，而是在作者的表达与读者的反应之间产生的某种共鸣，它既包含一种特殊的理论，也暗含一种超越的体验，强调一种道德上的情感状态，因而指向了心智与思想上的自我超越和品质的提高。 

　　笔者认为，其实《论崇高》开篇设定的场景就告诉我们，这是一篇教材，朗吉努斯在写它之前，就与学生深入研读过凯西利乌斯的同名论文，所以他们已经知晓了崇高的概念，没必要再定义一次，只需要驳斥凯西利乌斯的错误观点并补充其遗漏的论述，即只需要指明崇高的主题，以及如何获得崇高即可。既然是教材，那就是讨论崇高的入门读物，目的是教会学生获得正确理解、构建和享受崇高效果的方法，所以它会重实践、多例子，会轻理论、少系统。因此，《论崇高》的写作意图不是告知读者什么是崇高、崇高的概念包括哪些，而是帮助读者辨析崇高的体验以及尽力提升崇高的创作。总之，与其说《论崇高》是要解释崇高的概念，不如说它要提供的是一种价值体验，一种引人向上的激励。 

　　（二）崇高的来源 

　　《论崇高》开始就提到崇高的五个来源，这是此文的核心理论：宏伟的思想、强烈的情感、修辞手法、高贵的措辞、词语的排列。朗吉努斯认为，前两个来源更“自然”，而后三个来源更“技术”。但不能据此就认为《论崇高》是一本技术指南，因为崇高首先是心智方面的品质，技巧只是表达心智的次要手段，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心智的伟大。因此，哈利韦尔着重分析了前两个来源。 

　　思想被置于崇高来源的首要位置，崇高思想的标准是什么？是“接近神的伟大心灵”。但是，哈利韦尔反对把这句话理解成一种宗教情感，他认为这是朗吉努斯赋予崇高的哲学含义，“伟大心灵”是指作家具有可以思考整个宇宙甚至超越宇宙的能力，即作家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识突然得到拔高、发生“变格”的那一刻的能力。首先是心智的提升，然后是语言的传达。崇高是高尚心智的有效表达，语言因思想的重量而伟大。所以，崇高不只是瞬时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思考模式的传达，也就是说，伟大作家的表达能力由某种特定思想的性质决定。通过长时间地思考伟大和高尚，就会孕育出崇高的话语。 

　　 虽然《论崇高》有关情感的部分已经遗失，但哈利韦尔认为，《论崇高》对情感高度重视，有必要讨论一下。首先，《论崇高》对情感的提及比思想多，即便在讨论思想时，情感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或许在朗吉努斯看来，情感与思想相辅相成；其次，在讨论崇高的其他来源时，情感也反复出现，甚至经常与崇高并列出现。由此，哈利韦尔推知，情感融入了崇高的所有来源当中，因而不可能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独立论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情感会滑出《论崇高》的写作序列。但归根结底，情感具有移动性：有时指作者的情感，有时指演说家的情感，有时指作品人物的情感，有时指读者的情感，有时也指某种场景中的情感。总的来说，情感的概念并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模式，情感被定位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共鸣，由作者的“伟大心灵”所构想，在读者心灵中得到回应，通过语言的表达，实现了情感的传递和重新体验。与思想相比，情感并不局限于单方面的精神提升，而是双方面的灵魂互动。作者给语言注入了情感的力量，寻找到敏感的读者，二者经由语言实现情感上的沟通。如果语言不仅能传递情感，还能表达思想，那么情感的多样性就能与思想的无限性进行匹配，从而探索出无尽的心灵，实现其意识得到强烈提升的时刻。 

　　三、崇高与创作心理学 

　　《论崇高》还涉及一个传统主题，即灵感论。哈利韦尔认为，朗吉努斯将其融入文本的论证当中，并对灵感的概念进行了心理分析，从而勾勒出一套新的灵感创作模式，将灵感转化成作者与经典作家以及读者之间的三重关系。 

　　 首先，哈利韦尔根据《论崇高》的文本提出，朗吉努斯区分了真灵感与假灵感，并批评那些伪崇高者的创作不是崇高，而是“儿戏”和“佯狂”，是一种虚假且不受控制的情感表现，因而是作者本人的自我欺骗和自我夸张。但哈利韦尔认为，朗吉努斯并没有提出如何识别真假灵感的具体方法，只是凭靠批评家的经验和权威来判断，这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姿态。其次，《论崇高》将崇高描述为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要发生作用得有一个前提，即必须依靠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心灵感应。也就是说，崇高的效果依赖于作者和读者双方的灵魂感觉，即作者通过语言传递的思想和情感需要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读者以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就跟读者自己创作的一样，二者之间心领神会，相互应和。但哈利韦尔认为，这样的灵感论容易引发一个问题，即很难处理主体间性与批评家个人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就很难判断真正的崇高，灵感沦为与崇高一样的评价术语。 

　　 尽管如此，哈利韦尔仍然认为，《论崇高》对灵感问题做了深入持久的考量，并在传统灵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看法。对作者来说，崇高不只是一种感觉，还可以习得，通往崇高的道路在于模仿过去的伟大作家。也就是说，《论崇高》建议把过去的经典作家视为一种神谕，现在的作家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灵感和启发，但不要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是要把灵感的力量内化到创作实践中，把现在的作家与过去的作家拴在一起。也就是说，灵感不只是神谕的传递，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把灵感的力量吸收到模仿过程中。然而，作者如何将自己的作品与其模仿的伟大作品相结合，哈利韦尔认为《论崇高》并未给出建议，但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心理模式：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既要想象着过去权威作家的在场，接受他们的评判，还要想象着后人如何接受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模仿前辈，还要成为后辈效仿的对象，因而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模仿加效仿的双向想象。作者不仅要往后看，还要往前看，并时刻提醒自己会同时接受来自过去权威和子孙后代的双向评判。 

　　哈利韦尔认为，《论崇高》就这样把传统的灵感论与模仿说融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一套新的创作心理模式：从过去的伟大作家那里汲取灵感，把这种灵感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但是，不要把这种力量仅仅当作一种启发和鼓励，而要激发出一种斗志，即在面对想象中的来自过去权威和未来读者的同时审判时，有敢于为自己辩护的勇气。 

　　四、崇高与美 

　　崇高在后世欧洲思想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深刻影响着后来的美学运动，演化出诸如浪漫主义崇高、自然崇高、美学崇高甚至康德崇高等诸多概念。崇高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激发上述概念的变迁和发展，并吸引着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哲学家投入相当的精力来阐释与理解它？对于这个问题，哈利韦尔从两个层面给出了回答：一是依据文本，说明了崇高与美的关系；二是结合文献，梳理了《论崇高》的接受史和发展史。 

　　哈利韦尔发现，在《论崇高》中，朗吉努斯多次提及“美”，并将之与“伟大”并置，“美”似乎成了跟“崇高”一样的一种品质。因此，哈利韦尔把《论崇高》对“美”的使用分为了三类：第一类，品质美，即把“美”作为一般的品质，此时，“美”近乎“美德”；第二类，修辞美，即把“美”作为修辞术语，用来批评文学作品；第三类，崇高美，即将“美”或“宏伟”作为崇高的替代词，用来描述作品的特征。不过，美的范围明显大于崇高的范围，崇高是美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至于《论崇高》的接受历程，据哈利韦尔考证，《论崇高》在古代流传不广，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引起关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论崇高》吸引了部分研究古代作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但现存文献还无法证实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只是可以在一些诗学作品中偶尔看到《论崇高》若隐若现的身影，它们对崇高的概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及和评价。17世纪，《论崇高》跃出意大利的范围，在欧洲掀起了一阵热潮，不仅吸引了众多译者进行翻译和批评，还有不少艺术理论家积极引证和化用，崇高的概念逐渐进入现代美学领域。 

　　哈利韦尔认为，布瓦洛的法译本是《论崇高》接受史上的关键一环，他的“序言”比翻译本身更多地制造了崇高概念被广泛接受的条件，因而布瓦洛本人对崇高的看法不得不提：第一，布瓦洛利用朗吉努斯的观点来评判敢于冒险又不失理智的作家，这有助于维护新古典主义的感性特征，防止它因过度追求崇高而失去控制，也就是说在作家创作崇高的过程中要注意平衡自由与控制的关系；第二，布瓦洛区分了崇高和宏伟，使崇高从修辞概念中摆脱出来，将崇高作为一种独立的评价标准；第三，布瓦洛认为，崇高与自然朴素的语言更相融，不需要华丽浮夸的语言。 

　　 此后，崇高逐渐滑入布瓦洛极力回避的领域。哈利韦尔认为，18世纪的思维方式更重视非理性的审美和体验，使崇高逐渐从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中分离，并与美的概念区别开来，这一转变在伯克和康德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朗吉努斯看来，崇高的力量主要体现于对心灵产生的影响，其影响是通过思想和情感的特质体现出来的，而这些特质本身在语言表达中就是美的创造，因而崇高就是美的一种形式，且是最强烈的体验形式。但伯克认为，崇高不同于美，因为它超越了心智的控制，唤起的是一种审美化的“恐怖”感。康德的观点与伯克又有不同，他认为崇高与美不是不同类型，而是不同状态，美源于我们对特定事物的感知力，即我们能够感知形式的合目的性的能力，而崇高则源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无力感，即我们无法把握自然界的无限性，这一点与朗吉努斯的观点不同。《论崇高》认为，我们的心灵有能力体验崇高，有能力内化和理解自然的无限性，无限性是崇高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不是所有崇高体验都必须包含它。 

　　结语 

　　简而言之，《论崇高》的确残缺不全，令人困惑，但它却包含了朗吉努斯自己的观点和早期的崇高思想，在现代思想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至今仍然颇具魅力、令人鼓舞。而《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也确实是一部优秀的语文学著作，作者不仅以其博学细腻的笺释功夫满足了古典学研究者的迫切需求，更以其洞幽烛微的独到见解回应了诗学和美学领域的诸多难题，在古典诗学与现代美学之间搭建了一座美好而便利的桥梁，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一份极为详尽且极具启发性的参考指南，不仅对研读文本的人大有裨益，而且对思考崇高概念的形成以及崇高对美学或思想史的影响也颇有意义。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