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哲学起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领作用，社会科学在哲学的统一指导下具有相对独立性，旨在以世俗的、理性的经验科学方法，探索、理解与解释社会现象及问题，探求人类实践活动的真相与规律。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概念、理论、命题等知识产品皆非自然形成而“发现”的，而是研究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为构建而“发明”的，以回应当下特定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时刻面临环环相扣的四大拷问，即“研究什么”“为何研究”“怎么研究”“有何用”，以至于研究立场、问题意识、论证过程、研究目的构成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必不可少的四个关键要素。其中，研究立场作为研究前提，不进入研究过程，却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方向、层次与意义指向；在此基础上，问题意识作为研究引擎，开启并推动一项研究；论证过程在于科学回应问题意识，专注于社会世界的经验事实并将其对接到知识世界的学术脉络；研究目的在于把知识产品与既定研究立场关联起来，形成研究的完整闭环，并进行学术与社会贡献的双重定位及评价。四要素之间有序推进并闭合，构成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完整链条，为开启新的知识生产提供灵感、基础、养料与参考。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于将中国自主性作为主线贯穿知识生产始终，既把概念、命题、理论等知识产品串联起来，进行体系化建构，又突出中国国情、中国立场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由此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中国自主性作为重要枢纽，关联世界化的普遍共识与中国化的特殊进程，联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科学中国化两个重大的时代命题，推动着中国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与中国国情及具体社会历史经验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进而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两个结合”的重要途径。

　　一、研究立场的中国自主性 

　　社会科学属于经验科学范畴，研究者却时刻面临价值立场的质问，由此区别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实证主义范式长期主导西方社会科学传统，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假定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分离，要求研究者恪守价值中立原则，抽身于社会世界，以隐藏的道德动机与纯粹的科学动机，严格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问题与现象进行客体化研究。然而，社会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秉持价值中立立场。本体论上的不可能在于，主张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实质是西方文化表达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一种政治理想，本身“是一种价值负载的、有偏见的立场”；规范层次上的不应该在于，研究者有意无意持某种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无法“假装争取某种难以获得的价值无涉的外部人的视角”。因此，在20世纪以来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一直饱受批评。

　　 其实，社会科学是按照主观设定的研究范畴，以概念建构的理想类型有序整理既定现实，形成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阶段内可信的经验知识。韦伯指出，研究范畴作为主观价值判断的文化产物有根本意义，是经验研究依据的最高“价值”，是我们认识社会世界以及科学命题所以为真的双重价值前提。而且，任何研究者无不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结构，有意设定或无意秉持所内蕴的价值观念、道德基础、世界观等先验因素，以至于处于相同文化、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的人类群体共享普遍的形而上学预设和价值立场。先验条件成为经验实在论意义上的“前提假设”，成为任何命题的“绝对预设”，这无须论证，也不可论证，却可以被简单“直观”和“感知”。因此，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是开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前提。研究立场不进入具体的研究过程，却对此后所有研究环节的层次、指向与意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评判知识产品客观性与有效性的主观标准。 

　　把中国立场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统一的价值判断、绝对预设与文化理想，是彰显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与展示中国自主性的重要环节，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迈出的第一步。不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是谁，关注何种议题，论证过程采取何种理论、方法与经验数据材料，其最初的出发点、论证过程与最终的结论发现的价值导向,都是为了整体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现象与历史—文化—心理的结构特征。中国立场贯穿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全过程，成为评判问题选择、事实判断、证据鉴定、结果评价与学术贡献的关键要素。这可以在宏观层次评价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满足感、制度优越感、现实利益获得感及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幸福感，并为中国社会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有机链接提供合乎逻辑、自成一体的合理化论证。

　　 然而，一切社会科学都以哲学与历史研究为前提基础。中国作为漫长连续的文明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有着不同侧重的精神特质与外在表现，以至于“中国”的内涵是多元的、变动的。因此，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必然以哲学与历史研究两个母体学科为基础，需要来自两大知识母体的滋养。中国哲学探讨“中国”的本体存在（being），中国历史研究则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变化轨迹与形式（becoming），二者无法完全分离，共同探究“何为中国”这个总体问题。其中，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是以“中国哲学”（“中国”有哲学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哲学在中国”（“中国”只是哲学的外在场所）为统一前提。中国哲学特别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把二者结合成“道德的主体性”，强调以“生命”为中心，展开教化、智慧、学问与修行。这可以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立场证成中国文化主体性。同时，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必须以中国历史研究为基础，在历史与当下实践进程中认识中国，克服对“中国”定义的刻板印象。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社会一直重视历史意识，历史学家通过记录历史的“春秋笔法”进行伦理批判与政治警示，以历史镜鉴来捍卫经世致用传统，延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文明秩序。这可以为社会科学确立文化自觉的经验实践基础。 

　　唯有以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为基础，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确立统一且牢固的价值判断与前提预设。在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确立社会科学的中国立场之后，“中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统一的内在属性，为之提供规范性约束与情境性限制的双重前置条件。由此，“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在中国”（仅仅作为所处地域，即in China）的自由表达，也明显区别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关于中国”（即of China），而是更凸显“为了中国”（即for China）作为统一的中国立场。

　　当然，社会科学的自身特质是由社会性与科学性双重属性所界定的，二者都离不开文化主体性的研究立场。其中，在社会性的文化基础方面，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不断提炼、学习与掌握文化符号，理解和运用特定的意义系统进行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社会形态是文化结构附着的实体与表现。在科学性的文化基础方面，不同价值系统的社会对科学观念有不同的理解，虽然所有科学知识都被视为客观的，但在不同文化主体中形成与其“文明体系”相一致的“科学体系”。不仅如此，文化、知识、行动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文化如流水或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社会结构，并表现为国人的生活常识与实践行动，也必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把中国文化主体性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共享的普遍预设，成就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使得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共同任务是发掘与阐释中国文化主体性。社会科学从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切入，采用最擅长的类型学分析、可概念化与操作化的量化指标以及深度的田野调查，对中国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与问题及其因果关联进行科学解释。社会科学对中国文化主体性进行阐释与分析，共同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中国人如何长期生活在一起？如何期待并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当前制度如何有效支持或阻碍人们的需求？在这些制度下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据此，中国社会科学成为理解与阐发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独特路径，旨在发现共同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实践中不同社会群体所创造的生存智慧、经验与策略，提炼出最大程度追求幸福、机会与自由的社会行为，进而为之在表达情感与利益时提供稳定的机会结构。这恰恰是社会科学普遍探索的基本问题与任务，也是判断其是否有持久意义的参考框架。 

　　从此，社会科学诸学科与领域的“每片树叶”不仅有各自“独立生命”的意义，而且能在中国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共同“树干”上找到不同的“连接处”。统一的中国立场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与文化向心力，可以彻底解决西方社会科学长期遭到诟病的知识生产“碎片化”与学科分工“孤岛化”问题。

　　二、问题意识的中国自主性 

　　 基于研究立场而激发的问题意识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发挥引擎作用，是社会现象解释与理论知识增长之间的关键枢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既源于对社会真实发生的经验现象表达惊奇与困惑（“为什么”），又来自对解决社会现实难题的长期困扰（“怎么办”）。因此，社会科学关注社会性的公共议题，旨在化解公共难题，而区分并关联个体焦虑与公共困扰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这需要发挥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问题意识是研究者高度主观化的自我设定。然而，研究者必须把个体焦虑与公共困扰置于所处的大结构与大时代进行科学分析，视之为宏观结构的微观投射与后果。因此，问题意识不完全是主观设定，更多是对现实社会难题的观察并受物质客观条件的驱动，是研究者与社会环境持续对话带来的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紧密关联中国自主性，在于问题的“真”与“好”两方面，由此夯实中国立场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中，真问题来自关注中国社会真实存在的历史经验现象与公共难题。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充分观察与实践，调查社会现象并发现社会事实，真实感知当下中国人的焦虑或舒适状态，对社会难题的真实发生（“怎么了”） 进行客观描述并准确判断，才能进一步追问本质性问题（“是什么”）与关联性问题（“为什么”），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合乎逻辑的可行方案。关注中国社会存在的真实难题，转换并对接到经验研究的“真”问题，即“在问题中提问”。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与中国社会得以融通的关键环节。

　　如何在中国社会难题中找到研究的真问题？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已提供了答案。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研究的问题必须是中国社会实际发生的问题，二是研究的材料必须是从中国实际生活中得来的，三是研究的结论必须能够回应中国实际的问题。这揭示出学术研究的“问题”（question）与现实真实存在的“问题”（problem）之间紧密联系，强调中国自主性在问题意识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在真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好问题，其标准至少可以体现为两点。一是揭示“看不见”的社会真相。一些鲜为人知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义利、生死等人类永恒问题在中国社会与文化情境中的存在状态及表现方式，可以为中国人理解或反思自身处境增添认知思路与生存智慧。二是产生“溢出效应”。社会科学重视一些长期存在但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文化现象，或是提出已经意识到但未有真正关注的问题，可能引起政府关注与大众好奇，进而为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提供科学建议，为社会公众科学理解社会结构与变迁并进行反思性实践提供清晰思路。这意味着，提出好的问题需要读者意识，而“人们彼此对研究的关切程度……是支配着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什么会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关心”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发现周围生活世界长期困扰公众的社会难题，因“共情”而关心；揭示日常生活长期遮蔽的真相，因“真情”而关心；展示行动者的生存经验与生活智慧，因“长情”而关心。这些“关心”可以引起研究同行与社会大众的共鸣，才能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好问题。总之，“谁关心”关系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意义，而“选择一个好问题”“是研究过程的基本部分”。 

　　问题意识的中国自主性不仅来自中国当下正在发生或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还要回溯其变迁过程，在历史结构变迁的深处展示中国自主性的历史基础。如果问题意识仅关注当下大众的公共焦虑与难题，可能缺乏历史厚度，导致肤浅、浮躁与功利的研究风气与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后果。这恰恰是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不仅把个体困扰置于宏观社会结构中，还要在历史过程中考察，在社会科学长期运用“显微镜”的微观关注基础上发挥历史纵深的“望远镜”作用，把公共难题与大历史的结构变迁关联起来。

　　拓展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历史基础在于两条路径：一是“短历史”，用过程追踪方法“溯因”当下社会现象的直接历史发生起点与进程，关注在特定历史事件作用下的社会行动及其变迁轨迹，通过历史记忆来说服同时代的社会大众，即使无法使之走出困扰，也能理解其历史惯性。二是“长历史”，把当下社会现象或问题的根源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并为之提供一种具有历史解释力的深层文化结构。追溯中国历史可以为问题意识的中国自主性拓展时间维度，为进一步跨文化的比较历史分析提供新的历史视野，而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结合不仅增强问题意识本身的缜密度，还为中国自主性确立时空关联分析的理论基础。

　　当然，把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扩展到历史过程，追溯当下社会现象与难题的历史情境，仍有不足。一方面，由于社会难题的情境条件变化，追溯历史过程可以发现经验与启示，而无法从历史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历史，这可以建立当下与历史的联系，但可能拉开与未来的距离。实际上，人类文明进程并非线性变迁，社会急剧变化常常带来历史断裂的跳跃式发展，以至于出现“鞍型期”，当下社会生活告别传统的“经验空间”，并越来越面向未来的“期待视野”。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需要进一步超越历史研究，转向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难题，而其中的中国自主性体现为，在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进程中为与人类永恒难题的和谐共存提供经验和智慧。

　　关注人类永恒难题并非哲学研究的“专利”，也是社会科学必须直面的“元问题”，只不过，社会科学以哲学作为母体学科，视其为经验研究的先验基础。在人类诸多永恒难题中，社会科学的社会性取向决定了更关注“一”与“多”的关系，因为这关涉社会共同体的整体与部分、秩序与自由、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构成“整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相关讨论因不同的问题意识及其所处的历史情境而出现解决方案的分化，却可以共同展示中国人在历史上处理人类永恒难题的丰富经验与高超智慧。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基于当下社会现象与难题，还是历史进程，或者指向超越当下与历史的人类永恒难题，都可以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与文明体系，由此在社会、历史与文化诸领域展示中国自主性。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可以夯实中国自主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基础。

　　三、论证过程的中国自主性 

　　 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促发研究，成为知识生产的起点，引出论证过程，进而在问题意识与论证过程之间产生一个问与答关系的形式结构。社会科学的论证过程是介于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键环节，致力于科学有效地回答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从此，“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重点关注转向论证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论证过程不仅激活社会历史经验及其所承载的意义结构，还调动知识世界的“工具箱”，充分运用既有的概念、命题、理论与方法等分析工具。论证过程使被问的对象、作为答案的社会经验以及既定的知识产品置于同一场景，使问题、情境与答案诸要素得以关联，其间的意义得以完整展示。同时，问与答的关系结构在论证过程中得以开放，包括向相关文本、人类经验与社会情境开放，向所有理论与方法开放，向所有的学科知识开放，向历史、当下与未来开放。 

　　 由此，在研究立场与问题意识确立中国自主性的首要位置之后，社会科学的论证过程可以充分发挥中国自主性的主导作用。一是以中国自主性为尺度，批判性审视既定的知识产品，剖析其得以“发明”的原初场景及其可能进一步适用的情境条件，也使发明者的阅历、境界、洞察力与格局得以评判，价值立场及其真假好坏的问题得以检验。二是以中国自主性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历史经验中重新提炼概念、命题与理论等新的知识产品，也发展出新的视角与方法。三是以中国自主性为主线，使价值立场与问题意识、发问者与问题、问与答、问—答关系结构与其外在情境条件、既定知识与其所处情境、理论与经验等之间的诸多“距离”得以关联、反思、沟通与对话，进而提升地方性知识的普遍认知，或者对所谓普遍的知识或常理施加价值规定性与情境约束性的适用条件，以对独特的社会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四是，落实中国自主性可以修正一些“不可为的”问题，既让一些“经验社会研究可能陷自己于绝境”，又使“真”与“好”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有效性与持久性，以至问题与答案之间关系的形式结构更为稳定，所生产的知识产品更为科学合理。 

　　那么，论证过程如何具体采用中国自主性的尺度，审视已有知识产品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如何以中国自主性为基础，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经验中提炼知识产品？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反思既有的知识产品。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诸多概念与命题因有效回答公共问题或回应普遍现象而得以广泛传播，也因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或现象消逝而被抛弃或遗忘，遑论研究者受其价值立场所限而难以被同行发展或大众接受。同样，理论与方法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历史过程中，都带有情境性条件的时代“烙印”。然而，后来者在论证过程中往往可能对前人发明的社会科学概念、命题、理论与方法缺乏反思，以“拿来主义”态度，想当然、超时空地用于新情境、新问题与新现象。因此，一方面，对于回应特定情境而生产的许多知识产品，研究者在论证过程中需要以中国自主性为尺度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还原和澄清，并给予修正；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自我警醒，明确自己提出概念和命题时所限定的时空条件与适用范围。

　　二是从理论转向理论化。如果说理论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成果，那么，理论化是论证过程的最重要任务。“理论”至少有三种理解，即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整体视角或一般命题；理解与解释经验世界特定问题或现象的工具；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注疏”以达到“解释学重建”。社会科学往往采信第二种对“理论”的理解，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理论针对什么具体的经验现象或议题？为何值得我们关心？以此解释经验世界有何意义？显然，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是在特定情境中提炼经验并加以证实或证伪的人为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好的论证过程并不是直接挪用既有的理论工具，而是在具体的经验事实中进行理论化。唯有经过理论化的过程才能建构理论，并进一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化要求把关注点从理论本身转向其“发现情境”。赖兴巴赫把“发现情境”视为“思考过程主观知性的形式”，这不同于验证理论时的“证明情境”，即“思考过程传达给他人的形式”。但波普尔倡导证伪主义，认为前者是不可验证的“经验心理学”，科学只存在于“证明情境”。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范式主要受波普尔影响，强调对既定的理论进行科学检验，侧重理论与方法创新。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越来越遭到批判，社会科学重新强调理论化过程的“发现情境”。诚如拉图尔所示，即使自然科学知识也不是被“发现”的客观真理，而是在实验室的特定社会空间里，由科学家之间不断博弈、协商并达成共识而人为“发明”出来的。遑论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上所谓的“经典”作品，都不一定是事实存在的、等待被发现的完整体系（being），而是通过其身后的学术共同体、出版商等社会互动和建构而“形成”（becoming）的结果。这要求后来者，尤其是在跨语际与跨语境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多启用知识社会学的思维与方法，反思并重审“经典”作品的主流思想建构及其背后的社会情境与物质驱动机制，揭示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以中国自主性为尺度，从既定理论转向理论化的“发现情境”似乎更为迫切。在转向过程中方法论层面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多采信经验主义传统的观察法，尤其是以扎根理论与连续追踪方法为主的田野调查，深入中国人日常的生活世界，提炼其生存经验与生活智慧，并考察统一的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与领域的差异化社会文化后果及其异质性回应。二是多重视历史主义传统的直觉法，认定中国人共享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中国社会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源自历史过程长期沉淀的文化结构，这不仅充分反映在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各种关于器物、制度与信仰的档案史料与文献中，还延存至当下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精神信仰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祖赋人权”概念的“发现情境”符合上述两个原则。这得益于研究者长期扎根中国农村调查和农民行为观察，其概念的有效性在于经过了理论化所需要的命名、归类、归纳、演绎与概括等论证环节，符合中国人不证自明的常识判断，从而不需要经过“证明情境”的数学建模与科学检验。 

　　 早在一个世纪前，一大批留学归国的社会科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吴景超等，在与国际学术前沿保持同步的同时，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对中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从实求知”的论证传统，以此启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吴文藻指出：“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费孝通最为典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明确回应社会科学理论化的“发现情境”问题。在他看来，田野调查不能只是关注客观的“生态”（社会结构与关系），而是要实质性理解人对社会结构关系的真实感知即“心态”，才能找到“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因此，“心”是联系“我”与“社会”的关键，通过扎根田野的“心态”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并非外在于对象，而是充分考虑各种局内人的真实情感和差异化处境。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以中国自主性为公共尺度，让论证过程回向中国社会自身，从深入田野调查的中国实践与“发现情境”出发，用理论化思维来打破理论导向与实践导向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论证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社会维度重视文化自觉，科学维度遵循方法自觉，使社会性与科学性实现统一。

　　四、研究目的的中国自主性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历史中，三大传统范式对于研究目的有不同的定位。实证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社会科学独立于自然科学，其独特任务有二，一为探索社会得以运转的因果联系与普遍规律；一为发现支配社会现象的永恒法则，即“为了预测而观察”，“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阐释社会科学传统认为，每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目的是把研究素材安放在一个概念体系，通过对经验规律性的观察、对假设的建构和验证，获得并逐渐完善这个概念体系的内容，产生出一门“完美的”科学。而作为“一门面对现实的科学”，重大的文化问题是科学建构概念的立足点，指引社会科学所有工作的意义与方向，因此，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致力于认识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批判社会科学传统，主张把社会科学置于“历史科学”范畴来理解，因此对研究目的的要求更高，是从内在的知识论范畴转向外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从纯粹的知识史转向人类文明进程，以总体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认识和解释社会世界，更是配合现实的革命进程，肩负改造世界和人类解放的任务。 

　　 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进程中，社会科学三大范式对研究目的的认识不断融合。一方面，实证与阐释两种范式在知识论范畴中不断融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与改造社会的目的论为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总方法论”和“基本锁钥”的指导下，不仅统领前两种范式，而且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革进程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奠定了实证与阐释研究相融合的良好传统，塑造出完整的知识生产链条，包括阐释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研究立场、立足中国问题的问题意识与扎根田野调查的论证过程，以充分理解并阐释中国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文化自觉性与中国自主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影响下，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更是得到现代转换。比如费孝通致力于“学术报国”，毕生的研究主题是“志在富民”，根本目的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他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把传统与西方视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种并行力量与基础，主张“学术为实用”。 

　　 随着中国自主性作为主线与尺度，贯穿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立场、问题意识与论证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更有意识地突显经世致用特征。其中，最直接的研究目的在于，展示现代中国以社会为主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分配体制与价值规范体系；提升社会大众的凝聚力、认同度与归属感；维护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从不同领域与角度论证国家体制与社会政策的合理性，或指出并修正其局部问题。更深层的研究目的是，理解与发掘中国文化主体性，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变迁轨迹提供经验科学的解释。社会科学作为阐释并践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种经验研究角度与方法，可以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中国自主性主导的研究目的在方法论层面具体表现为四个独特优势：一是最大程度地承认社会科学诸多案例或数据之间的明确关联性，诸如收入、消费、职业等社会现象都可以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范畴得到总体关联；二是把个体或群体行为归因于文化结构性特质的社会表征，在文化主体性意义上解释其合规或“越轨”的社会行为；三是为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提供共同的文化观念支撑，相应为社会科学提供更实在的文化支撑；四是，有效解决文化与人之间的撕裂或对立问题，为分析文化变迁与社会控制提供共同的现实基础。 

　　显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发明”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准确理解和有效解释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真实状况及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独特轨迹，发掘中国人在变化社会中的生存经验与智慧。同时，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以经世致用为共同目的，既打破学科专业之间长期形成的“行话”壁垒，推动学科沟通与整合，又与文史哲等学科一道，共同成为理解并阐释中国社会运行与文明特质的独特媒介、视角与方法。

　　 当然，从社会科学的二重性而言，中国社会科学还有更大的经世致用目的。其社会性并不仅仅指中国社会，还包括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与世界体系；科学性在于，科学作为一种现代理念、规范、方法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通过科学手段生产的社会科学知识即使不完全客观，也不能仅用于解释或论证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还应面向世界并指向未来，否则将从“西方中心论”陷阱跳出来，转而又陷入“中国中心论”的窠臼，并遭遇“学术民族主义”的批评。在文明互鉴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可以提炼来自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与智慧，为当今世界与人类文明进程供应普遍主义的概念、命题、理论与价值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对内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运转与变迁，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发掘与阐释中国文化主体性；对外能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确立“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向世界贡献普遍有效的知识。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具备超国界与跨文化的宏大视野、理念及实践，参与研讨如战争、环境、安全等影响国际格局与全球变迁的重大议题，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试验场”提炼概念、命题或理论，置之于其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再检验，在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中表达中国立场，进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认可与传播。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要为化解国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中国经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这要求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出发，把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特殊议题链接到世界关注的普遍议题，为世界性难题奉献来自中国自主的新思维。

　　 当然，实现中国社会科学为世界作贡献的愿景，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在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因受“分科之学”的现代体制所限，存在对象、议题、概念、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外部，社会科学的经验科学思维及叙事方式不同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但都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体系的“大传统”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百年实践的“小传统”，从不同角度、层次与方法来发掘并阐释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由此出发，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在遵循方法自觉基础上，确立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的牢固根基，为化解世界危机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进程提供中国元素。诚如费孝通所言：“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二是以持续的国家强盛与民族振兴为保障。现代知识生产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民族自豪感等紧密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中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与和平，在经济上保持强劲发展的实力，对国际政治格局有持久的影响力以及在科技领域有明显的创新能力，并对世界和平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方可得到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科学同行与大众接受并传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不是排斥世界，而是把社会科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置于同步的发展进程，从人类文明进程评判中国贡献，为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规划供应中国的智慧、经验与方案。 

　　结语 

　　 社会科学作为独立于自然科学的一门经验科学，研究立场、问题意识、论证过程与研究目的等要素逐渐构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知识生产流程，至今正好经历了两个世纪。其中，第一个世纪是社会科学在西欧兴起、世界扩展与国家化的过程。在19世纪早期，社会科学兴起的初衷是凭借人的理性精神，用经验可观察的实证手段来化解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危机、欧洲社会危机与信仰危机等。在20世纪初，西方诸早发国家已充分发挥各自的自主性，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并迈上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发展出与其精神信仰、文化结构、历史进程、社会政治形态相一致的社会科学形态。而此刻的晚清知识界正迅速丧失中国文化主体性，顾不上反思西方诸国社会科学形态的内在差异性与自身的可适应性，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引入分科教育范式与学术研究体制。因此，清末民初兴起的社会科学是自发引入西方诸国概念、命题与理论，以作为开民智的手段与救亡图存的良方，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与研究分工体制也得以初步确立。 

　　 第二个世纪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进程，已发展成为持续百年的学术运动，从自发的对外依赖转向不断探索自主自为的中国化道路。历代社会科学家应时代的战略性与情境性需求而不断进行学科调整，在推动现代中国革命与改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探索。然而，多大程度的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各种探索一直摇摆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因时势而对中国性、社会性与科学性有不同侧重与化解之道，引发古与今、中与西、科学与人文、学术与政治、理论与经验、普遍与特殊、中国与世界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百年思考与争鸣，使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道路并非坦途。由此，社会科学中国化形成三层含义：一是在中国表达，即用汉语表达西方构想的世界；二是以中国为对象，即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世界；三是以中国为主体，即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观照世界。新时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不能仅仅把中国社会视为研究对象、材料来源或概念建构的场域，在科学主义主导下自由参与国际学术界的竞争性写作；而应以中国自主性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线，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既作为价值规范性与情境限制性的双重条件贯穿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全过程，又表现为对内发掘与阐释中国文化主体性，对外对国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表达中国立场与声音。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学术重镇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西方乃至世界百年来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多以美国化的社会科学为主导模式，外部抛弃哲学与史学两大母体学科，内部不断分化与碎片化。以中国自主性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反思并超越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主流学术体制，同时立足于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整合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与诸研究领域在概念、话语与理论的壁垒，指向整体理解中国与解释世界的共同目标。因此，以中国自主性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科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原则，以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为母体学科，把中国自主性贯穿于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与中国国情及具体实际经验相结合，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经验中发生的真现象与真问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内发掘并对外展示中国文化主体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 责任编审：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