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和把握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着诸多挑战、诘难甚至歪曲，其中就包括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立存在的，比如有学者强调批判历史目的论就是划清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关联，如有学者从解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出发来看待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超越目的论所产生的“危机”中得以呈现，肯定目的论有其合理意义。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强烈而有效的批判，揭露了它们的唯心主义实质。同时，他们对人类历史进程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表明,人类社会是朝着某个目标不断奋进的，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成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给一些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历史目的论”解读留下了想象空间。学术界在此问题上亦衍生出各种不同观点乃至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因此，深入解析历史目的论的思想基础、演进逻辑并揭示其非历史性实质，厘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破解西方哲学史上纠结于经验历史与先验目的的二元论争议，科学阐释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此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与回应学术界相关争议，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命题的当代阐释。 

　　一、“历史目的论”的演进逻辑 

　　 对人类历史有无目的的探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源远流长，由来已久。通常来说，历史目的论指运用目的、目的因来揭示作为总体的历史或历史中的具体事件的理论。在它看来，由各个孤立事件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总是趋向于某种目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历史目的论通常表现为对“历史循环”的接续思考，通过追问天人关系探讨社会变迁、政权兴亡的原因，试图贯通古今地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与社会发展进程，认为历史是朝着完满方向线性发展的过程，总体呈现为易与不易的辩证统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从先秦时期孔子天命论历史哲学、韩非进化论历史哲学，到汉代董仲舒“三统三正”说，宋代欧阳修以“道”与“理”谈历史盛衰，再到明清之际王夫之“依人建极”的进化史观，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在变易中蕴含着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内在目的的历史观念。中国古代思想中目的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天命目的”，认为天乃是主宰个体命运、社会兴衰乃至王朝更替的最高力量，人和万物要在天赋予的特定位置上认识和改造万物。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代表着宇宙的规律和自然的法则，为后来统治者以“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为政权提供目的支撑。第二种是“心为目的”，认为心承载着人的道德自觉、价值判断、精神追求，通过人的目的性活动回归人的本心，完成人的向善目的和社会和谐。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的四心也即四端是人生而固有的，为人人向善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形成了以心为目的的学说，旨在实现人内心的圆满。第三种是“理为目的”，将宇宙生成、社会秩序、个人行为的目的因都指向“理”本身，通过格物致知把握天理和规范言行，进而维护当时的封建秩序以达到社会稳定。中国古代哲人以天、以心、以理为目的追问历史，往往与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将道德目的赋予历史演进，强调血缘亲疏、礼制秩序与从政者的品质，历史成为道德的自我实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凸显以道德为核心的宇宙目的论在牵引历史前进中的地位，对巩固国家统一与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这种顺天命、尽人性的历史传统积淀为中华民族以史为鉴和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但这种孕育其中的普遍秩序往往与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消解了科学精神与人的能动性而禁锢了历史。 

　　 目的论在西方哲学史中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甚至可以说是隐藏在思想史中的一条线索。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上帝、理性、绝对精神等在不同阶段承载着历史目的论的“目的”内涵，也成为历史得以可能的依据。“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就有价值）；它的目的构成它存在的理由，因而是对每一个历史状态和事件的辩护……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被看做是向目标的实现更加接近的一个步骤”。整体来看，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无论是追求永恒秩序的古希腊“自然目的论”，还是主张终极救赎的基督教“神学目的论”，都较早确立了“目的论”思维，无疑成为历史目的论的“前史”。近代西方的历史目的论，“真正开始从宗教神学的构造中解放出来，关注人们真正感性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由此构成“历史目的论”声势浩大的演进史。历史目的论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具有思维价值和思想史价值，但受生产力水平、思维模式和固有价值制约，始终无法触及历史的内在规律这个历史本质，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宿命论。 

　　 正确认识历史目的论，需回到目的论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进程是为某种目的所决定的唯心主义理论，是目的论在历史观上的表现”。从发生学上看，古希腊“自然目的论”侧重于周而复始的宇宙论探索，认为人类历史应当服从于自然秩序的一般规律，形成“历史目的论”的最初面相。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自然界的神秘与神圣为人们所尊崇，立足于自然概念对外部世界秩序进行阐释是目的论先贤们的主要诉求。在古希腊目的论者那里，“目的”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种“完善状态”即“至善”的达成和实现。苏格拉底从非自然概念——奴斯引申出有目的地创造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及其秩序的“理性的神”。柏拉图强调“理念”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至善”是最高的理念，与终极目的密切相关，具象化的理念在各自实体化的进程中依托不同路径逐渐趋向目的。推及人类社会，其发展、等级的划分都服从最高理念——至善目的。亚里士多德同样是在“完善状态”实现的基础上来建构其历史目的论。他立足“自然”当中的存在物“本原”探究，其目的论中的“目的”概念指向在“自然”当中存在物的内部完善或“为了……的事物”这一“隐德莱希”（entelecheia）的显现。“四因说”则是亚里士多德对目的论的进一步深化，其中“目的因”不仅作为生成变化时间上在先、结果上在后的“原因”被加以把握，更是作为“神”被把握为一种最高必然性。这种目的既是客观存在本身，又推动客观存在的持续发展。可见，古希腊历史目的论者以自然为本体，把自然作为万事万物目的归宿，处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他们聚焦于“完善状态”“至善”“德性”等理念，为后来的历史目的论者做了基础性原则奠基。这种“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之善，而是一种万物须从属于它的秩序概念。目的论思维正是始于古希腊人相信自然有秩序，将历史建立在对“自然”理解的基础上。 

　　 神学目的论将历史纳入神学的解释体系并赋予其神学目的。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开始，对人的关注始终存在于哲学的视界内。欧洲中世纪，宗教制约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论证上帝的存在及其无所不能成为神学家们的任务。目的论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思想利器，促使自然目的论向神学目的论演变，历史“乃是起源于对一种救赎史的终极目的的末世论信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将上帝这个实体塑造为“本体、认识和价值功能于一体”的存在，取代先前的至善理念，成为事物终极因。基于“此岸”和“彼岸”的世界二分法、“上帝之城”的降临以及“世俗之城”的救赎，在基督教神学目的论中，“世俗之城”即现实世界总是被置于一种“前夜”的状态中，是为即将到来的审判或救赎所做的准备。人类的自然发展被描述为上帝启示下的干预与拯救，基督教神学力图为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搭建桥梁——“过去”引领着“未来”的某种目的，塑造了人们对待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性态度。在这里，“目的”概念所指的是一种现实历史的消除或终结和天意指导下“他者”维度上历史的开启。人类历史的结果就是人类不断趋向上帝的天国，“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的信徒最终进入幸福的天国，实现上帝的目的。由此而言，世界的形成是为上帝的目的而创造，现实的发生往往被视为上帝意志干预的结果。“历史无非就是世界历史中的救赎历史”，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世俗生活中展开，拼接成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成为人类世俗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目的论开始将时间观念纳入历史叙事，打破了自然目的论的历史循环观，历史有了清晰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次序，开启了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但历史只是为上帝或神背书做注脚，所指向的是上帝最终规划的目标。 

　　 与此前西方哲学关注自然和上帝的目的论不同，近代科学的发展反映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提升，促使人（理性）开始取代上帝成为“历史目的论”的支配力量。文艺复兴运动将历史的解放复归到世俗的历史之中，将历史的主体由外在的上帝转向内在的人类自身，“在西方历史观念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一个转折枢纽的作用”。因为人类历史已经由宗教主导下的历史转向世俗性的近现代社会，思想家们力求将历史从神学的奴婢地位解放出来。从维柯、康德到黑格尔都为此贡献智慧。维柯在《新科学》中明确提出，人创造了人自身，人类世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私人利益或“恶”成为他们创造的主要动力。为此，维柯提出用“神意”来引导和规训人类，“以它自己的无限的善为目的，它所安排的一切就一定导向永远高于人类为自己祈求的那种善”。康德有与维柯相类似的观点，将目的论看成理解世界的必要条件。作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间的过渡人物，康德架构历史的线索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历史的合规律性，相应的历史理性分为“构成历史经验的构造理性和构成历史调整性目标的理想理性”，集中解释为何看上去充斥着混乱与罪恶的人类世界却可能走向以至善为旨归的目的王国。历史在扬弃必然性中实现自由，其进步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就统一起来了。借助恶逐渐走向善，既是历史自身的规律又是其目的，也契合人的理性的追求。黑格尔沿着这条路径更进一步，以辩证法克服康德消极历史目的论的局限，历史就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达成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目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某种自我决定的、可供建构性使用的客观之物。历史只是理性或精神的内在目的在时间维度上逐步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轨迹。他将历史看成一个有机过程来阐发历史目的，把自私、恶劣的欲望看作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理性能够控制支配这种私欲激发的热情。“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表面上看是人的目的，而其实是世界理性的目的。这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呈现的内在目的论的必然要求。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其庞大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使得历史目的论达到了历史演进的最高点。但这种以理性为主导的历史目的论原则，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时代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正政治追求的哲学化、理想化，都服务于其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 

　　 从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到近代以来的历史目的论，只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反对另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斗争史。自然、神、理性、神意、绝对精神等范畴都先后成为“目的论”的载体，自然与历史在西方思想中的二分，并没有影响形式不同却实质趋同的历史目的论的历史性呈现。从思维价值来看，历史目的论通过赋予历史以目标和方向，从事物连续性和发展过程性来认识历史，这种在历史前进中考察历史的整体性思维，有助于在历史认知层面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逻辑，让历史从偶然的材料堆砌变为可理解的进程，反映了人类探索自身生存条件和意义的尝试，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有秩序、可理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诉诸“形而上学”和“先验性”的线性思维，历史目的论将达成预设目的看作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实质，其逻辑和实践都遭遇了诸多困难。例如，康德以人的道德作为自然的内在终极目的，人的主体性得以在历史中凸显，却迷失在理性的有限性与“物自体”的矛盾纠缠中无法自拔，最终皈依于上帝和灵魂不朽。客观地讲，黑格尔用人自身能动的自由意志来解释历史这一做法对于消解机械的实证科学而言是一大进步，但他强调以人的绝对精神来支配历史的解释权，依然没能将历史目的论拖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历史目的论”的非历史性实质 

　　目的在历史哲学中并非绝对地被否弃的对象，而是从分散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哲学尝试，通过追问历史目的的发生学前提发掘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发展动力，通过追问历史目的的载体触及历史纷繁复杂的内在结构，通过追问历史目的的展开过程探索历史之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意义，为我们整体把握历史何去何从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思维方式的指导。历史“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地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不断应用这种方法，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这种解读人类历史的流行范式，有赖于对历史进行某种预定目的的设定，但在本质上将其视为一种无人身的理性或理念，依然没有跳出唯心主义思维的窠臼。

　　 从理论发生看，历史目的论以抽象的方式看待思维与存在。虽然古希腊的目的论和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以及近现代历史目的论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但都追求经验背后的永恒抽象实体，而与现实的个人、历史本身无关。正如奈格里所言，历史目的论的实质是一种“给多元的主动活动覆盖上先验综合的一切形而上学方案”。即使维柯、康德、黑格尔等人力图与自然哲学和神学切割，探究“人”存在的目的，却无非导向理性或绝对精神主宰下的抽象个人。秉承传统反思哲学的方法论和思维范式，历史目的论预设人类历史的发展受一个超人格力量的支配，认为历史朝着一个在人的活动之前和之外业已存在的先验目标行进。在社会现实之外确认历史本体，本质上根植于某种抽象物的绝对存在，在克服历史特殊主义的同时，却走向抽象的普遍历史观。历史目的论所预设的目的往往都是抽象和主观的，且过度依赖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呈现出来的历史通常与历史实在相背离。现实主体被某种先验性所强制性地“安排”，世俗的一切现象都只是这种先验性在世俗的自我呈现，历史由此掉入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阐释和线性进步观的导向中，历史目的论在历史现实的真实关系外围游离，获得的是一种“先验的”普遍判断，而不是感性的现实。 

　　 从理论形态看，历史目的论依据“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是将历史的动力归结为某种人无法掌控的力量所支配的神秘主义。历史目的论均声称历史发展是铁定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趋向某一既定目标。这样把复杂历史简约为一种机械的单一化过程，并归之为某种人无法掌控的力量所支配，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神秘主义。自然界的东西不可能用目的论来解释，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自然自身的选择。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时所指出的，“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对于自然物，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而非“为了什么”。我们不能问乌龟为了什么长背壳，而只能问为什么乌龟背上长壳而兔子不长壳。“为什么”是对原因的探求，这是科学的任务。“为了什么”是目的论的探索，会导向神秘主义。因为自然领域没有任何最高存在物能将目的赋予自然，自然界的原因存在于自然自身。历史领域亦是如此。自然、社会历史不会听命于任何目的，它们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历史本身没有目的，目的属于人的活动，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构成历史。但是，人的行为并不都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列宁指出：“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历史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它是已经逝去的现实，人类追求的目标应该指向未来。正如封建社会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人类有可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目的不是实现社会主义一样。把目的赋予社会历史，必然导致历史发展宿命化、神秘化。 

　　 从理论演进看，历史目的论执拗于抽象的绝对性而陷入机械决定论，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广泛认知衍生的一种更为严格决定性的规律观。近代市场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兴盛导致观念意识的变革，在惯性推动“历史目的论”演变的同时，也激发诸多挑战。这源于机械必然性意识的产生，即机械因果观替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导致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托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展开。为适应发展生产和科学的需求，近代思想家们积极探索世界万物的因果关联，致力于因果关系、因果范畴研究。培根就从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入手，认为“但且看这四种原因，目的因除对涉及人类活动的科学外，只有败坏科学而不会对科学有所推进。法式因的发现则是人们所感绝望的。能生因和质料因二者（照现在这样被当作远隔的原因而不联系到它们进向法式的隐秘过程来加以查究和予以接受）又是微弱、肤浅，很少有助甚至完全无助于真正的、能动的科学”。其中，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追求使世界观彻底发生转变，机械因最终取代了目的因，引发机械论的盛行。笛卡尔借助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将机械因果观扩张为解释一切存在者的根本方式，认为事物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只能从动力因中去寻找，“物质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这种“演绎法”正是机械论的执行，它源于直观事实的必然推理，其结果的合理性来自直觉和回忆主体思想的必然联系，在认识论层面是由机械论的宇宙世界观所决定的。但他对神学目的论的批判，强调万事万物处于因果联系中，不存在无原因的事物等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霍布斯、斯宾诺莎等则将机械因果关系推向新阶段。霍布斯认为，万事万物由于机械力的作用，形成一个首尾衔接的因果链条。在这个因果链中，第一个只是动作者，称作动作者的“第一个物体”。这与承认上帝存在的观点大同小异。对目的论进行公开坚决批判的是斯宾诺莎，他认为所谓的“神”无非机械因果观的别称。目的论颠倒了自然（因果）秩序，“因为这种说法把原因看成结果，把结果看成原因”，并且说如果神创造万物是出于某个目的，则表明神是为了追求某个它自身所缺失的东西，这便与神的圆满性发生冲突。为此，要用“自因”范畴论证实体“必定是自因”的一元论，用“实体”自因观取代上帝，使得机械论成为唯一的解释方式，并将物质和精神看作实体的两种属性，进而阻断了任何目的论解释的可能路径。机械因果观在瓦解目的论的同时，窒息了偶然性、随机性等有机要素，无疑是对物质运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简化，并试图为人们制定一幅精准的未来发展蓝图，彻底抹杀任何产生新质的历史变化的可能性。在这种历史观里，宇宙是一个被严格决定的有序的世界，没有任何变化、革新和创造。 

　　 从理论效应看，历史目的论是诉诸原始状态寻求本质的历史还原论，在历史方法上无法将唯物主义坚持到底。机械论思维方式塑造了近代哲学精神的特质，即试图从有着内在必然性的概念整体出发诠释“存在之全体”，不可避免地掉入由抽象建构起来的观念世界中。近代科学将自然事物分解为最简单的构成元素，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倾向。唯有如此，历史才能对分解后的元素展开规划和统筹。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着近代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但“17世纪思想的建设性运动集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而把历史学问题抛在一旁”。作为近代哲学开拓者的笛卡尔，为了使作为确定性认识的绝对出发点的内在逻辑推理畅通无阻，通过创造出能够将有着质的差异的线和图形规约为可以相互换算的数学公式的解析几何来对认识的对象进行量化处理。这种充斥诸多偶然性和更具复杂性的逻辑理路却将不方便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历史排除在知识范畴外了。笛卡尔对绝对确定性知识的痴迷遮蔽了历史的价值，卡西尔指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历史没有其立足之处。历史的思维就其本质、对象和目的来说，都是与哲学思维相对立的。哲学思维意味着系统性的思维。”笛卡尔恰恰认为历史并非十分确实且无充分根据的东西，与哲学没什么关系。霍布斯深受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原初领域只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纯粹因果性思维的辅助下，霍布斯以社会契约为中介，在思想中推出了理想国家的形成。历史就成为思想的历史而非现实的历史，“非历史”秉性不可避免。他本人对此也并不否认，“推测几乎和关于未来的推测同样不肯定，两者都只是根据经验作出的”，而经验在他看来是不可靠的。 

　　 从理论实质看，历史目的论在历史本体上排斥经验与现实的非历史性，作为目的最终归宿先在地规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在生活中，客观的目的存在能够指引西方人的前进方向和赋予生活价值，无意义无目的的人生让西方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在历史领域中，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也让目的论者看到了存续的理由和意义。随着辩证法被复活，康德关于理性的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在黑格尔借助辩证法在思维逻辑的展开中得以消解。辩证法由此进入考察、分析历史的过程。古希腊目的因果论与近代机械因果论所带来的诸多矛盾问题，在辩证法的逻辑运行机制推动下，俨然不复存在。历史被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历史目的论由此在一个新的维度中潜存下来。原初的目的因果论与机械因果论及其矛盾被置于历史逻辑演绎中，矛盾成为历史——逻辑的行进过程，扬弃矛盾即否定之否定则使得历史得以回归自我。在黑格尔借助辩证法外衣的历史目的理论中，一切不合目的性的事物都被说成历史目的实现的一个环节。矛盾被赋予了一种合理性，历史中所隐藏的神圣目的得到展现。从现实而言，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就变成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最具合法性的外衣和意识形态武器。作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终归逃脱不了唯心主义的宿命，也可以说是神学目的论在现代的翻版和世俗化。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目的论”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哲学借鉴了黑格尔哲学的诸多有益元素。但有些人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有意无意将黑格尔因素放大，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渗透着历史目的论。包括第二国际在内的一些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错误地得出马克思的历史观隐藏“历史目的论”的结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为历史目的论正名的倾向。内格尔声称：“在定向组织系统的研究中，目的论说明的使用，如同非目的论说明的使用一样，符合现代物理学的精神。”还有科恩的功能主义目的论、艾伦·伍德的“新目的论解释”、美国生物学家科林·皮登觉的“teleonomy”以及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历史过程是由欲望和斗争所推动的目的论。罗蒂甚至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成为一个与历史无关的目的论的结果”。这些观点从各自理论诉求出发，重新将“目的论”纳入理论的建构中。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重新讨论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因此，理解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核心是发掘经典作家对于历史的科学阐释，其从“人的活动”来理解历史，强调历史是“过去—现在—未来”联系中的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对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厘清其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尤为重要。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演变进而认识历史目的。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批判。“为了确信人的事物的伟大和美好，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没有必要给真正人性的事物打上‘神性的’烙印”。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神学目的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又进一步批判了鲍威尔的历史目的论思想，即“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恩格斯在书中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目的论思想时强调，“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本身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并非如那些思辨哲学家所认为的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本质看成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地方，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提出的目的制约着他的整个活动过程。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正是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自身的历史。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造成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和目的为转移。最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和在实践中实现的规律，它不是人的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它的载体是社会关系而非单个的人。历史规律无疑要以人的意志与目的为中介得以实现和再现，但这不等于说历史规律是人们目的与愿望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条件。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规律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就可以以人的意志、理性为转移，也不能简单地将人在实践中的目的排除在历史之外，任何超出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的理想目的，只能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 

　　 历史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实。现实中存在的是历史的影响，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非现实性的存在，但不能由此否定历史规律，因为历史规律本质上就是社会运动规律。历史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而社会则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从一个特定时段来考察的历史就是社会；从连续性考察的社会就是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规律、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人在社会中作用的规律，既是社会规律也是历史规律。历史可以成为过去，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和发展。借助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规律，就能厘定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从不认为历史是按预先设定的方案运行的，无论这个方案的设定者是神、上帝、英雄伟人，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把它看成剪裁历史的万能公式，并不否认深入研究人的活动的目的性的重要性。因此，不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没有目的。人的活动有目的，并在实践中及时修订自己的计划和目的，人的原定目的落空或与结果相违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活动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人的目的在何种程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有机统一。历史目的论具有一个共同属性，那就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之外去寻找历史的原因，不仅湮灭了人对历史的创造功能，更将其理解为绝对完满的终极状态。正是发现了目的论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内在悖论，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现实实践，扬弃历史目的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中的人具有主观目的性，并不等于历史的发展走向也具有主观目的性。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目的）为转移，而是取决于历史进程内生的客观规律，归根到底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承认历史规律并揭示历史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历史规律又是依靠具体的发展道路实现的，包含目的的条件性对于历史道路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西方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乐于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因果制约性，却不愿意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且满足其占据更多利润、更多财富的目的。而认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剖析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承认社会发展运动变化，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并非永恒不变，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最大程度地追求的目的就难以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永恒性就可能被瓦解。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它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思考，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理论支撑。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将研究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放在其研究的核心位置和首要地位的缘由。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按目的论原则来认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演进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演进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究其根由是受生产力制约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发展和走向提出的目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目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自身的目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展开的基础上，追求人类迈向更高更合理社会的科学目标，契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目的意蕴但没有走向历史目的论。将历史决定论强加于马克思头上的波普尔就认为马克思是在给出某种预设的历史目的的前提下，借助历史规律的作用为历史进程保驾护航并最终实现该目的。福山则鼓吹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主张人类历史有一个实在的终极目标，人类历史终结于该目标的实现之时。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目的意蕴，没有完全与历史目的论绝缘，那是不是倒向了一种新的“历史目的论”呢？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也内含有目的的维度，因为它是“在一种完全与科学规律兼容的意义上引入了对历史的目的论理解以及对这个目的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历史不仅仅是被科学规律决定的客观的‘自然史’，它同时也是被更高目的引导而通向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不是预设的“理想”，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能依靠人们现实实践实现的目标。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并不是“历史的目的”，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恰恰是人类史的开启，在历史的继起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中朝着未来前进。“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可追求的结果并不直接决定于每个人的主观追求、意愿或目的，而是集体合力的产物。人们将自身的目的赋予历史，历史的目的就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目的。这种“赋予”被历史目的论曲解为历史自身就有着某种目的，实际上是从人的活动之外来谈论历史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是说历史本身有目的，更不是说历史离开了人可以独立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抛弃人的活动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不过是一体两面。所以，基于实践的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呈现新的理论样态，从而与历史唯心主义划清原则界限，避免在方法论层面掉入历史目的论的陷阱。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历史领域是人的活动领域，抱有活动目的的是人，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历史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因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是一种自由、自觉、有目的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类社会发展，反对历史目的论，但他们充分认识到目的性对人类活动的重要性，呕心沥血一生进行理论创作，目的就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缔造一个能自觉指导自己行动、正确确立自己奋斗目标的理论。

　　四、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规律与目的 

　　梳理和反思“历史目的论”的演进史，厘清其理论实质，明晰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目的论的超越，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在深层次上，这种梳理和反思实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特质的进一步追问。基于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遵循，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剖析，对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刻把握，实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与目的实现愿景的有机统一，这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历史目的论”的超越，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的历史目的形态。

　　 其一，历史离不开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不能将人的目的赋予历史，认为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意味着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无需作为或者毫无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自由创造和选择，个人的选择和自由，是在社会提供的背景下有限的选择和自由，如果不考虑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那么社会所谓的好与坏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臆想。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既是历史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比喻生动而深刻地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人是剧作者”强调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历史的真实、客观的内容。历史这部剧本并不能让人随意编写。人是剧作者，但编写历史的剧本时要受所处的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制约。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有前提的。人同时又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当然，社会历史并没有规定谁一定在历史中充当什么角色，个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历史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内，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为探索作为社会历史“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创造作用开辟了广阔天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因为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直接生产者就是劳动群众。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各个领域中也都有自己崇拜的杰出个人，历史唯物主义既承认杰出个人的领导组织作用，又强调人民群众的最终决定作用。历史活动是一切人参与的，个人的作用要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常常要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力。  

　　 其二，历史中的人有目的且在遵循规律中达成目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目的论”，但不反对“目的”，而且认为目的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来说非常重要。目的是人对自身利益和需要的一种追求，但自然和社会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人的目的能否实现在于这个目的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规律。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要实现人的目的就要科学合理制定自身的实践活动规划，而不是为所欲为。人的目的，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人的目的并不都能实现。要使目的有实现的可能，则目的大体必须符合实际，要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真正合目的的行为是以合规律为基础的。实际上历史发展是使目的在遵循规律中更接近现实并不断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即使目的本身不错，但一个伟大目的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规律是客观的，目的是主观的。两者可能会产生矛盾，在历史规律面前，人的目的达不到是常见的。没有一个逆历史潮流者能达到目的，而符合历史规律的活动，无论开始多么弱小，终究会走向胜利。人类的目的和理想的实现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可能会经过反复，经过曲折，甚至多次失败。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自身目的的过程中，在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调整、修改自身的目的以符合实际并不断转化为现实。 

　　 其三，历史规律在人的实践中形成且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人可以制定规则，可是没有人能制定物理规律、制定社会规律。规则是人为的，规律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规律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和通过人的实践实现的，又强调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实践不能成为社会历史规律的载体，它的载体是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那么，既然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为什么人不能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生活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历史规律当然也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直接创造的是对象化产品，而不是创造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关系运行的规律，社会关系一旦在人类的交往实践中被创造出来，就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特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以，社会历史规律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各要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关系密切，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社会，而且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同发现利用自然规律一样，人不能创造社会历史规律但可以认识、利用社会历史规律。但要牢记，认识社会历史规律要遵循一定的认识规律。事物的把握都要经过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不断飞跃的过程，这是对任何人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 

　　 其四，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事与愿违、出乎预料的事并不鲜见。历史不仅存在必然性，还存在数不清的偶然性。目的的实现必然受到必然性的制约，但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而偏离轨道。列宁也曾指出：“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分析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其实也就意味着承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及其内涵，即历史客观规律。“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既强调历史必然性对偶然性的支配性作用，也高度重视偶然性的作用。我们说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是就总体和全局的必然趋势而言的，而不是说历史进程中的每件小事都是必然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发性、盲目性可能彻底消除。历史本身当然存在偶然性，而偶然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确实起作用。因此，我们要重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假如不承认偶然性的作用，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就会走向神秘主义和命定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能够实现，这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对这个进程产生影响甚至阻碍，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走向而言是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必然性。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总之，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人们对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价值的追问还在继续，这种追问在某种意义上是生命的形而上学冲动，乃至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对“历史目的论”持批判态度，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目的论思维背后的人文关怀。对目的论背后这种人文关怀的关注，当然也不能表示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目的论来考察历史。因为“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它永远不是追求的目标。未来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复古回到过去。

　　结语 

　　 历史是一群追寻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展开过程，这一过程中的目的是建立在一定规律基础上的目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能动性并不冲突，这是因为历史规律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并通过人的活动起作用，是不依赖于人的目的的客观必然性。但人活动中的目的并不一定都符合规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校正偏差来实现，以规律为客观依据的目的才是可行的、现实的。没有现实之人的目的性，就没有历史的规律性，因为不存在无人的历史。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对单个人而言是外在的，因为人的目的是易于变化的，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是内在的。规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人的目的是变化的，人应该不断在实践中根据实际状况修订自己的计划和目的，使目的接近规律，而不是意图让规律迁就目的。反思历史目的论，不是反对目的。必须承认对于人的活动而言，目的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没有目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和追求的动力。一个政党也是如此。目的就是初心，没有目的就没有党纲，不可能组织成一个政党，更不会成为有作为和坚守初心的政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奋斗目标，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立足科学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争取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我们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将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