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教育部启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专项计划。以此为契机，十多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得到全面推进。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正式纳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学术机构等方面的发展进一步提速。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众多学术辑刊的创办，这些辑刊均明确提出办刊的必要性和办刊宗旨。北京语言大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于2017年创刊，秦亚青在发刊词中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需要更加迫切地了解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被世界了解，为世界所认同。”钱乘旦在2019年创刊的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Journal of Area Studies）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它在中国蓬勃兴起，起因在于“当今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为了更好地汇集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成果，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大局，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创办的《区域与全球发展》（Area Studies and Global Development）于2023年更名为《区域国别学刊》（Country and Area Studies）。段九州2022年在清华大学《区域国别学》（Area Studies）创刊号的特稿中指出中国学术界在“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怎样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两大核心问题上形成的三点基本共识：“区域国别研究是一国对于其域外国家地区知识的集合，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基于文化和地理属性上‘自我’与‘他者’的基本认知”；“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当地语言能力、实地田野经验和多元学科知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对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史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知识生产结构进行批判反思”。 

　　事实上，对于区域的理解，国内学术界还有不同的声音。以区域史研究为例，中山大学于2019年创办的《区域史研究》（Regional Studies）主张，区域并非“一个不言而喻的既有存在”，“区域之所以称为区域，缘于其内在意义，这种意义……归根结底，是人的联系。正是在人的互动中，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区域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具体说来，区域史研究需要在对区域对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呈现一种“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的“理”，需要研究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

　　 近年来教育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专项”推动下新兴的研究也没有局限于单纯的了解和知识，而是强调区域国别研究与世界史和全球史融合，进一步探索一种“理”。前述段九州的文章在总结国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问题”，提出“以议题为驱动的区域国别研究”。毕世鸿认为：通过采用全球史等研究方法，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和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发展。《全球史评论》第23辑则设立以“世界历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强调世界史对于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唐士其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对区域和国家的整体性研究”，而“一种整合性的研究绝不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事无巨细的堆砌”；“作为一门整合性的学科，区域国别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以区域和国家为单元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有可能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厘清区域内部各种相关因素在该问题上的联系方式和相互作用的机制与逻辑，从而为整合性的区域研究提供某种理论范式”。 

　　从上述学术梳理中大致可以形成如下认识。第一，上述辑刊（期刊）的英文名称反映出对于区域（area或region）和国别（country或其他）概念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第二，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寻求地方知识与探究一种“理”之间如何取舍上达成共识。第三，区域史、全球史是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路径，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机融合，尚待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梳理西方学术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地区研究、地理学和区域史等领域发生的学术转向，以及全球史学出现的一些新趋向，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史、全球史的内在逻辑，从学理层面提供一些思路，以期对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有所助益。

　　一、从地区研究到区域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飞速发展。然而，大多数高校的资源非常有限，根本没有足够的科研人员可用。由于高校疯狂地争相搭建地区研究的工作班子，所建立的许多相关机构建制怪异，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地理位置随意划分的。针对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1946年授权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霍尔牵头对美国“地区研究的总体上的概念和实践”展开调查，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项目如下：西北大学拉丁美洲地区研究、耶鲁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华盛顿大学远东系和远东研究所、哈佛大学中国和周边地区区域研究项目、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密歇根大学弗林特都市社区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墨西哥格雷罗州特拉帕区联合研究项目。其调查结果即为1947年５月发布的、被称为美国地区研究宪章的《地区研究：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意义》（简称《霍尔报告》）。 

　　 《霍尔报告》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指出了地区研究的四个主要目标。第一，增加关于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现有知识储备。除此之外，地区研究还肩负着国家义务，一方面，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为国家提供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则是搞清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和发动战争等行为的原因和动机。第二，推进合作研究和知识整合。学科划分导致无法从互相孤立的领域获得完整的信息，社会、人文和自然等领域的学者很有必要汇集起来，联合开展研究。鉴于地区的边界更便于管理、更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跨学科方法（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应该可以相对快速地实现知识整合，并提供全面而有效的信息。第三，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不同文化，对促进文化间理解是必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需要尽可能多地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参照系，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更肯定地推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运用参照系，可以更好、更快地理解所研究地区的文化。第四，对各地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通过跨学科方法，至少应该有助于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某些障碍，主要是社会科学家在任何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 

　　这些研究目标有一些重复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基本点。第一，地区是同质的，边界是相对明确的。第二，地区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异域世界。第三，地区研究便于多学科的学者合作，从而推动人员的整合和知识的整合。对照前述段九州总结的三点基本共识，可知其中的前两点与美国地区研究的这些基本点大致吻合。或许可以说，前述中国学术界的区域国别学总体说来还停留于这样的认知状况。

　　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4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美国的地区研究贡献了丰富的智识成果，在增强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认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和全球体系设计的。然而，此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地区研究带来严重冲击。由于苏联、东欧剧变，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项目所针对的敌人已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互联互通加速，全球地区拼图发生改变：一方面，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超国家单位分得了民族国家的部分经济权力，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准国家机构则享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另一方面，一些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在这种形势下，地区研究遭到诸多学者在学理上的批判。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深入剖析了地区研究中“area”的内涵。“很多关于‘地区’的传统思考是由地理的、文明的和文化的一致性观念推动的，这些观念依赖于一些‘特质’列表：价值观念、语言、物质实践、生态适应性、婚姻模式等。不管这些思考途径多么复杂，它们都倾向于把‘地区’看作相对固定的特质集合，其历史边界具有或多或少的持久性，是由在一定程度上持久存在的属性所构成的统一体”；“目前，地区研究范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将表面稳定的特定结构误认为是空间、领土和文化组织之间的永久联系。”这些貌似具有特质、稳定性的地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第一，数百年来，语文学传统以不同的古典语言（例如，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梵语）为基础，区分出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地区。第二，近代以来西方依据与欧洲的不同关系所绘制的大型陆地文明地图。第三，冷战时期，出于恐惧的心理和竞争的需要，美国对世界语言和地区的研究被配置为具体的地理区划。如此说来，这些所谓地区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学术、政治背景，是时代的产物。然而，正如在学术研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背景很快被遗忘，一些因偶然因素而形成的概念变成了教条，成为学术发展的束缚，地区研究中现有的地区地图被视为恒久的地图。至于《霍尔报告》中野心勃勃的“人员整合和知识整合”的实际效果，表面上看，地区研究的确提供了制度化空间，不同学科的学者聚拢到一起，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其次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文学或表演艺术专家有时加入其中；然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从业者继续在他们的特定领域的研究中应用基于本学科的路径和方法，而所谓的整合，即使发生，也只发生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即个人的论文或报告汇集于多学科的文集之时”。总的说来，“地区研究并没有与之相应的重要理论体系……没有独特的调研路径，也没有从业者可以称为属于自己的特定方法论”。 

　　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学理上的缺陷使地区研究发生转变。全球研究的项目、院系和科研机构在北美的大学设立，将传统的地区研究纳入更大的学术单位。这些项目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和地区研究项目、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全球研究项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全球和地区研究项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全球和国际研究项目。

　　 还有另外一种思潮与之并存。它既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又强调地方性的客观存在，试图用区域世界的理念来拯救地区研究。这种思潮基于以下认识，全球一体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区域必然消失，无边界的世界不可能很快实现。《再造地区研究》一书认为，地区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和数量的增加，以及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新的区域和全球工具的出现”而消失，现存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体系”。阿帕杜莱更为简明地指出，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同时也是“诸多结构、组织和其他稳定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世界”。这些认识强调全球化的复杂性，研究全球化不应忽视地方性的变动，这些变动的推动因素来自全球，同时也是全球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学者重新思考地区（area），看到了社会构建的而非自然属性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全球网络中的而非孤立存在的区域（region），并试图用这样的理念让地区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再造地区研究》认为，如果我们还坚持使用area的概念，那它的内涵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基于文明、语言等的抽象概念，而是基于从上到下的互动，“国家、区域和全球力量（从劳动力到资本）在特定地点的相互作用形成了area的概念，这些areas之间、与全球结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阿帕杜莱的观点与此类似，“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过程地理的地区研究架构，并将人类组织的重要地区视为各种行动、互动和流动的沉淀，包括贸易、旅行、朝圣、战争、传教、殖民、流放等等。这些地理空间必然是大规模和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变化突出了语言、历史和物质生活的可变集合”。这种基于区域世界的地区研究可以为全球化理论提供实证的支撑，而全球化的视角可以“将地区研究从学术区隔中拯救出来”。 

　　所有这些理念在《地区研究、区域世界：福特基金会白皮书》中有最清晰的表述：“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性的转变，从所谓的‘特质’地理（‘trait’geographies）转向这里所言称的‘过程’地理（‘process’ geographies）。”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特质地理是传统的地区，而过程地理可以理解为区域。这里的区域有地理属性，更有历史属性，因为过程是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本文接下来首先分析地理学中的区域概念，然后分析历史学家对于区域史的探索。

　　二、地理学中区域概念的演变 

　　美国地理学家约翰·A. 阿格纽在《区域释义》一文中提到，“许多流行用法和许多学术领域中的‘区域’一词通常让人联想到一个同质的空间块，由于其物理和文化特征而具有持久的独特性”；“人们一般认为区域是同质的、不证自明的陆地空间块”。然而，纵览西方近代以来地理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区域概念有着复杂的演变轨迹。

　　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1779—1859）和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通常被誉为现代地理科学的奠基者，其中,李特尔被誉为现代区域地理学之父。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下，李特尔试图重新疏理地理知识。与此同时，像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那样，李特尔受到自然科学分类方法的影响。他认为，新的分类单位不应当随着每次政治转变而改变，而应注重不同地理单位之间边界的稳定性。在其不朽名作《地理学》中，李特尔主要按照大陆、地形构造、水体以及气候、土地和动植物类型，将地球划分为若干次区域，并对这些单元进行描述，归纳其特点，研究人类社会在其中的位置；对于历史事件，他倾向于在具体的自然地理的背景下进行解读，因此实际上采用了地理决定论的观点。

　　区域地理学自19世纪末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以来，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初，不同形式的区域地理学在许多国家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德国的区域研究路径。阿尔弗雷德·赫特纳（1859—1941）聚焦于现象组合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组合赋予特定的地方以个性，该研究路径被称为地理因果关系学（chorology）。在赫特纳看来，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应当根据地方性差异展开研究，进而比较这些差异，创造一般地理学（general geography）。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1899—1992）在赫特纳区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理学是“一门解读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地域差异的科学”。

　　总的来说，这种路径研究地理因果关系和区域分异，一方面关注区域内的各种地理现象及其独特组合，另一方面则根据地域差异来研究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区域成为分析地球表面差异的工具。它把区域设定为地理学优先研究的对象，而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综合，即将有关联的特征加以汇合，以提供关于一个地方即一个区域的完整描述；该地方或区域是可以根据这些特征的独特组合予以辨认的”。这种传统区域地理学的长处在于关注区域内各种复杂的现象，满足了大众日益增长的获取区域信息的需求。不过，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它主要关注区域的静态特征，注重描述，忽视了社会和社会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日益加快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步伐，区域的所谓统一性和孤立性被破坏。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区域视为静态的存在，传统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路径遭到批判。“地理学家不再寻找个性化的、不同的和特殊的东西，而是试图像物理学那样去发现相似性、普遍性和模型。”也就是说，新一代地理学家主张应用数学方法和理论研究地理模式，探索各种尺度下的地理规律，形成对空间的总体性概述，把地理学重铸为能够产生可验证的定律的空间科学。在这种思潮之下，地理学领域的计量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地发生了。计量方法的应用并没有削弱人们对区域的关注，但关注的中心由同质性的区域转向了接壤区，复杂的数学模式和理论成为界定区域的核心依据。

　　 区域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发生转向，出现了新区域地理学。安妮·吉尔伯特在1988年发表的《英语和法语国家的新区域地理学》一文中概括出新区域地理学的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把区域视为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地方性反应，强调资本流动逻辑在区域分化过程中的根本作用，将区域定义为特定地点和时间内生产关系的具体衔接。这种针对区域的政治经济方法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社会生产关系被视为区域框架的底层结构。第二种路径把区域视为认同的焦点，将区域定义为群体和特定地方之间的一套特有的文化关系，可以称为“身份区”（认同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文化应该是区域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三种路径将区域视为社会互动的媒介。这种媒介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起着基本作用，重点在于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文化和符号，而统治和权力是区域分化的主要因素。吉尔伯特进一步比较了这种社会互动区域观与前述马克思主义区域观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区域观将区域视为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社会互动区域观认为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了解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具有政治色彩的物质环境或场所，就无法把握区域差异。 

　　从吉尔伯特的分类可以看出，三种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路径有着多方面的重叠之处。本文接下来结合其他地理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相关论述，进一步分析新区域地理学思路下的区域属性。在展开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关注新区域地理学得以问世的重要背景，即新区域地理学是对全球化的反映。

　　 I. 布拉夫在2005年发表《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争论》一文指出，全球化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强调当代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方面，第二个阶段强调政治方面和全球治理，第三个阶段主要关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对全球化的不同主观解释和看法，第四个阶段把全球化视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进程，不仅包括客观的结构转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主观认知。这种趋势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进程的理解不断深入。当代全球化的诸多表现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并非直线地走向一体化，而是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全球力量与早已存在的地方环境相遇并发生互动时会改变，其强度和特征在不同区域有不同表现，造成不同的反应和结果，所带来的经济重组明显地存在区域地理层面的不平衡，区域多样性持续存在，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很多国家和社会认识到没有能力应对全球转变，因而越来越多地尝试新形式的跨国、跨地方的区域合作。然而，计量革命思想指导下追求普遍规律的地理学难以解释不断扩大的区域不平等和经济空间结构的巨大变化，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遭到普遍的批评。一些地理学家认为应对之策应该是重新发现区域，“如果地理学家希望为全球化辩论作出贡献，就必须复兴区域地理学”。这似乎是“哈特向区域分异观点的再现，但意思却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 

　　 笔者以为，新区域地理学中区域的本质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区域是社会网络，是社会建构物。首先，各种社会因素在一定空间内的互动中形成区域。马克思主义路径强调资本循环的作用，而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强调归属感以及情感在区域语境下的流动，认为区域和区域性是在物质性与个人、社会想象的辩证逻辑中构建的。相比于这两者，后结构主义路径强调关注全方位的人类社会实践在区域形成中的作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国家，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机构、组织和运动，“人、社会团体和阶级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政治、行政、经济、教育、媒体、传播等各种制度化的实践，生产和再生产‘区域’……”这些实践、话语、关系和联系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有更广泛的起源，但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在各种力量的矛盾运动中以偶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艾伦等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出，区域是“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特定组合和链接的产物”，是“网络、互动、并列和无数联系的铰链的产物，所有社会现象都是通过这些联系得以实现的”。基于这种认识，就不存在确凿无疑的本质性区域。如果说区域有什么同质性的话，那就是互动方式在某一时间点的独特性，不同的社会互动区域网络是区域差异产生的根基。其次，新区域地理学家也强调外部环境和区域本身的物理因素在区域形成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区域外活跃的个人、团体和机构在区域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性，其中多琳·马西明确主张在全球的视野中理解区域：区域因社会关系的相互链接而形成，这些关系“不仅内在于区域，而且也把区域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是全球势力的产物，这里的全球不一定是星球级的，而是指地方之外的世界。至于说区域形成所依赖的物理环境，“独特的景观和具体的自然环境是显而易见的前提条件，影响到区域形成进程的物质和象征层面……” 

　　第二，区域是过程。区域是社会交流、互动的产物，区域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区域是历史偶合的过程，是不断演变的社会结构，是永远在重组中的社会空间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注区域的历时性变动，并不否认它在某个时间段的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源自在交往、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某种规则，它给区域带来秩序。随着这种秩序的建立，区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和边界，因而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排外性。然而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种相对稳定性只是一种短暂的状态，区域内外的互动是永不停歇的，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形成新区域，取代旧区域。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流动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应该是重要的学术课题。

　　 第三，区域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如前所述，以马西为代表的新区域地理学家试图质疑关于区域的任何司空见惯的本质属性，认为区域处于流动的世界之中，是没有什么边界可言的。与之相较，帕西的观点更为审慎。在他看来，在一些情况下边界不重要，但在其他情况下边界更持久，不能轻易擦掉，比如政治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区域，边界在这里作为社会体系和符号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是物理的。帕西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引申开去，进一步指出，“边界不一定只位于边境地区，边界可以在区域内的任何地方找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和话语中”，比如节日、教育、区域小说、选区、体育赛事；“区域边界并非抽象地限定着人们的实践，毋宁说人们的实践不断创造着边界”。这就意味着，区域地理学家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回答谁或什么构建了区域和边界，通过何种联系或者网络，现存的差异观念是如何在物质实践和话语实践中不断被创造的，这样“可能比简单地忽视‘有界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有成效”。 

　　综合地看新区域地理学中区域的这些属性可以发现，从事区域研究需要有历史学的视角，在社会互动中、在时间演变中揭示区域的创造、运行、破坏、再造，进而质疑关于社会、人类和社会变化的各种预设。至此，地理学与历史学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新区域史的探索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新区域史转向。在新区域史研究的探索方面，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分别为美国西部史和海洋史。

　　传统的美国西部史，或称旧西部史，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开创。它本质上是边疆史，采用“外力作用于区域的研究路径”（a to-the-region approach），以对荒野、印第安人和拓荒者的高度浪漫化的关注以及征服新土地的各种冒险为特色。换言之，它把西部视为千篇一律的蛮荒之地，等待着来自东部的征服。这种研究以盎格鲁白人为主体，强调边疆、土地和人民的美国化，旨在说明西部边疆经历锻造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是个人主义和民主等持久的民族特征的源泉。然而，20世纪后期，西部史研究逐渐发生转变，迈克尔·P. 马龙于1990年指出，“在过去二十年，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西部史学的主流在方向和速度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以称之为新西部史。

　　中国学者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史研究的这种新动向。侯文蕙于1994年评述了美国新西部史学派崛起的原因和过程、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成果，总结了新西部史的特点，并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不足：“在批判特纳边疆理论的同时，还没有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取代它的理论体系——一种可供他们去综合其‘新义’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当时的西部史学已经在探索取代边疆理论的理论体系，正如马龙所言，其本质特征是探究“作为区域的西部”（the West-as-region），而不仅仅是国家趋势在西部的推进。新西部史即为新区域史，以下将根据两位学者的论述予以说明。

　　 唐纳德·沃斯特在1987年发表的《新西部、真西部：解读其区域史》一文中明确主张应该把西部作为区域而不是作为边疆来研究。那么何谓区域史，区域史研究应采取什么策略？他一方面认为区域史应该尽可能地包含、关注区域内的任何人、任何事，即应该成为“总体史”（total history）；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塑造区域的过程中，有些是核心要素，有些则不是。他接下来分析了三种非核心要素。首先，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区域历史不只是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自我复制美国的历史。如果认为西部只不过是东部的模仿者，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省份而不是一个区域。其次，不应将区域历史与少数族群迁移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定居的历史混为一谈。毋庸置疑，许多少数族群来到美国西部生活，但在西部（in the West）与属于西部（of the West）未必是一回事；无论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只要他们的生活被区域所改变，或者构成区域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为区域史的核心内容。最后，对于作为区域的西部的研究，不能简单地从外部对西部开发的角度展开研究，关键是探究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如何进入西部并应对其区域特性的。 

　　沃斯特认为，以上三种都是区域史的边缘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陷阱。作为区域史的西部史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一部不断演变的人类生态史。人们试图在地球的某个特定部分谋生，当他们适应了那里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时，一个区域就出现了。区域历史学家首先应该知道的是一个或多个人类群体是如何获取一个地方的，然后是他们如何感知并尽量利用它。他将探讨他们的生存技巧、工作和经济模式，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出，沃斯特主要从环境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美国西部区域，正如他补充说明的，“我们首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们是如何试图从这块特定的土地上获取食物、能源和收入的，以及这种努力对西部社会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沃斯特虽然在文章中几次提到区域内存在难以处理的多样性（intractable diversities），但在得出的结论中似乎并没有把它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这一欠缺被新西部史的另一位学者帕特里夏·纳尔逊·利默里克弥补了。

　　利默里克坦言，“从第一次接触‘区域’概念起，我就被它吸引，因为它似乎是一种包容的工具，一种可以弥合种族张力和摩擦留下的鸿沟和眼泪的工具”。她没有说明这个“第一次”是什么时间，但非常明确的是，在1987年出版的《征服的遗产》的结尾处她强调了多个社会群体在美国西部“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共存：“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亚洲人、黑人、盎格鲁人，商人、工人、政治家、官僚，当地人和新来者，我们共享同一个区域及其历史，但我们等待被人介绍。对使我们成为邻居的历史进程的认真探索可以提供这种介绍。”

　　对于自己理解区域的心路历程，利默里克在1996年发表的《区域与理性》一文中大致总结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深信不疑，将美国西部充分纳入我们的国家历史图景的意愿，就像一种历史编纂的脊椎按摩服务一样作用于我们的大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仍然相信这个命题：认真对待西部将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并撇开让人纠结的假设；它使历史学家头脑灵活、充满活力，并准备好优雅地接受美国多样性的挑战。”总体来看，在该文中，她主要从种族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区域的整合作用以及区域的超区域性。

　　 美国西部的种族关系比东部要复杂得多。东部的种族关系主要涉及白人与黑人，而在西部则存在多样化的印第安部落、西班牙殖民者、墨西哥移民和亚洲移民。把人群划分为某种明确秩序的种族等级制度也不便运用到这里。因此，利默里克认为，“要公正地描述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就必须充分关注横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区域”。在区域的概念下，可以跨越其内部其他的边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处理看似棘手的历史区隔”。在占领美国西部的过程中，印第安部落、西班牙裔村庄、盎格鲁裔美洲人定居点、亚裔美洲移民社区发生互动，不同社群的故事由此汇入了一个故事。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方式是以某一个群体为核心，他们无论在开篇、中间或结尾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在区域的思路下，我们将呈现一种狄更斯式的叙事：互相间毫不相关的群体分别登场，然后互相走向对方，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一处，他们纠缠在彼此的生活中，相遇、相爱、争吵、偷窃或谋杀，最终以一种不会让他们再分开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在写出这种狄更斯式的、多元起源的联邦故事之前，我们称之为‘美国史’的所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碎片式的”。这里就涉及区域与国家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将西部视为一个区域会使西部边缘化，抵消区域事件的国家意义。利默里克用区域的超区域性回击了这种非议。公正地对待美国西部历史的复杂性和真实性，有助于还原真正的美国历史。换句话说，一旦认识到横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区域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亦即认识到前述人口的多样性和交融性这些超区域性，“就会立即从对逝去的美国全民团结年代的怀念中解脱出来，从对美国历史上失去的完整性或纯洁性的渴望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超出区域范围的、国家性的甚至全球性的意义，“没有区域层面的意义，更普遍的层面将是无根基的、虚假的、抽象的、没有说服力的”。

　　总的说来，利默里克有着强烈的方法论意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延展出种族史、阶级史、性别史等变量，综合性研究陷入危机，“再增加一个变量似乎就像是给骆驼背上加了一根稻草”。然而，利默里克坚信，“加入区域的概念，实际上使国家层面上的综合研究的项目更有根基，更具可操作性”。显而易见，沃斯特和利默里克的区域史理路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历史，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的历史。与之相较，传统的区域史立足于区域本身存在普遍共性的假设，只写主导文化群体的历史，而不写从属文化群体的历史，虽然承认区域之间的差异，但无视区域内的冲突和差异。

　　 美国新西部史的史学理念在海洋史研究中有所回响。提及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贡献毋庸置疑。如何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评价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从根本上说，布罗代尔继承了吕西安·费弗尔的总体史研究路径。按照前文沃斯特所言，“尽可能地包含、关注区域内的任何人、任何事”，是为总体史。简单地说，所谓总体史就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这种做法的最大危害就是缺乏问题意识，不能把所述内容有机地关联起来论述核心问题，即用以说明如何理解地中海的整体性。第二，由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布罗代尔只能简单地告诉读者，自然地理特征塑造了地中海地区人们的生活，赋予地中海史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笼统的、一概而论的、同质性的。英国学者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称其为决定论的环境类型学；而大卫·阿布拉菲亚则认为“这种寻找终极统一性的做法始自一种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生活在地中海海岸及其岛屿、跨越地中海海面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布罗代尔的研究其实代表着一种地中海史研究模式，把地中海视为拥有共同生态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共同社会经济的同质化地理空间，尽管表面上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但这种更深层次的结构和模式解释了建立在这个共享环境上的共存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可以把布罗代尔的研究归为“旧区域史”的范畴。 

　　美国学者伊安·莫里斯在《地中海化》一文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地中海史研究经历了模式转换，“旧模式强调静态的地方单位、僵硬的结构、强大的机构，而新模式看到的是流动和关联”。他称这种新模式为新地中海主义。

　　 关联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霍登和珀塞尔。两人合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于2000年出版，此后发表系列论文进一步阐明地中海史研究的路径，并于2020年合成为论文集《无垠之海：书写地中海史》。霍登和珀塞尔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从多样性认识地中海的统一性。多样性具体表现为微观生态（microecology）的广泛存在。微观生态支离破碎，年景丰歉不可预测，地中海人要想维持完全的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为了应对饥荒，地中海人尽可能地种植多样化的作物，一方面可以预防某年某种作物的歉收，另一方面可以与周边互通有无，而地中海世界的“连通性”（connectivity）为此提供了可能性。渐渐地，各微观生态区域之间构成了泛地中海的大系统，地中海因而具有了统一性。总的说来，一方面是沿海和岛屿上支离破碎的微观生态，另一方面是便利的海上联系，两者矛盾地并存，这是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明显特征。霍登和珀塞尔进一步回答了地中海何以构成一个区域，或者说，如何区分地中海的内与外：主要区别在于连通性的差异，连通性明显由强变弱的地带，就是地中海的边界，可以称之为连通性斜坡（connectivity slope）。 

　　在霍登和珀塞尔之后，大卫·阿布拉菲亚于2011年出版《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阿布拉菲亚同样是从多样性和易变性入手来寻找地中海的统一性，只不过他的关注点转向了人本身。从人类的层面来看，地中海区域存在着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又不断受到从海上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种不断交往、不断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地中海被编织在一起。这样看来，赋予地中海以统一性的是“人”而非自然环境。在这里，阿布拉菲亚就回答了地中海对于地中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便利的联系、相互的交往。

　　可以看出，霍登和珀塞尔主要从人与自然关系所形成的微观生态以及不同微观生态的人们因海的连通性而互通有无的角度研究地中海史，而阿布拉菲亚则从不同文化群体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角度思考地中海的整体性。他们都从海洋便于交往这种认识出发，把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各种层面的互动作为海洋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他们把地中海当作互动区进行研究，探究多样性因互动而形成的相互关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总体史演变成为具有全球史属性的新区域史。

　　 需要强调的是，新地中海史的这种研究路径在21世纪以来的海洋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美国历史评论》于2006年开设专题论坛“历史进程中的海洋”，刊登的三篇专论分别评述地中海史、大西洋史和太平洋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卡伦·魏根在论坛的“导论”中从这三篇论文发现了“当代以海洋为导向的学术的惊人一致性”，并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海洋史学者通常选择一个元地理的空间单位，但并没有止步于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是进一步研究一个特定的水域凭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有意义的探究领域，空间框架不再是无意识的分析工具，而是成为研究的对象。第二，针对海域概念与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史学者深入研究沿海居民、水手、商人和岛民，发现海洋历史类戏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土著和外来者之间的冲突，海洋因而成为相遇和接触的舞台。第三，所有的海洋区域都是支离破碎的，它们能够统一起来主要缘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所谓的相似之处。第四，海洋区域是不稳定的，其边界是模糊的、波动的，原因在于所有的海洋都是你争我夺的对象，而海洋史学通过将政治边缘转变为区域核心颠覆了学术惯例。第五，海洋连接不仅表现在区域层面，一片海洋的命运与其他海洋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因而具有全球性.可以发现，所谓惊人一致性，就是这类海洋史研究聚焦作为区域的海洋，同新西部史一样，属于新区域史的范畴。 

　　四、全球性研究单位与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理路 

　　 从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三大学术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出现了明显的学术转向。在地区研究中，学者重新思考所谓自然属性的、静止的、孤立存在的地区，从而看到了社会构建的、动态的、全球网络中的区域。在地理学中出现了新区域地理学，强调区域是各种社会因素在一定空间内的互动中形成的；区域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是永远在重组中的空间过程；区域处于流动的世界之中，其边界是变动的。在这两个领域中，转向后的区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强调区域的变动性，也就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区域演变；其二，强调区域是内部社会互动的产物，与此同时也关注区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很明显，这两大特征也具有新区域史属性。为了进一步理解新区域史的内涵，也为了理解国别在这一理路下的属性，本文通过对新区域史与地方史、全球史、民族国家史（国别史）的比较，分析全球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思考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史、全球史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理解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理路。 

　　 美国学者艾伦·梅吉尔在《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一文中明确指出，区域史的研究对象特别多而且分散，区域史要揭示“基于地理所表现的冲突”，“如果历史存在任何范式……将会是区域历史”。显然，梅吉尔的区域史属于新区域史的范畴。他接下来将之与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进行比较。地方史（local history）关注的是单一型单位（single unit），恰似古董研究，其目的是保存和崇敬过去。他以加拿大安大略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区别。安大略的地方史会把其当作一个一元化实体（a unitary entity），而安大略的区域史则会关注到一种或者多种张力，比如安大略内部的城市和郊区之间，安大略与加拿大之间。类似地，梅吉尔认为区域史与他所理解的世界史（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史存在着“背道而驰的趋势”。其原因在于这些历史撰写方式具有危险的一元化趋势（unitary tendencies），是以单一型叙事来呈现的历史。这种趋势在世界史（全球史）中体现为“自由民主的进步”与全球化趋势，在民族国家史中体现为中心主体叙事和单一忠诚（single allegiance）。 

　　梅吉尔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地方史与新区域史的不同。然而，梅吉尔对于世界史（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史的理解却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倾向，甚至可以说是误解，将之与新区域史对立起来更是不可取的。

　　 究竟该如何理解世界史（全球史）？全球史学发展到今天，占据主流的观点已并非囊括一切或者制造普世文化，而是探究不同人类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参与互相联系的历史进程的。它关注大规模进程的研究，同样也关注人类交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全球史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最初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而存在的。全球史的先驱者构想并身体力行地编纂了各种全球史教材，例如，马歇尔·霍奇森提出“半球区际”的世界史思想，威廉·麦克尼尔以文明互动为主线撰写《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站在月球上看地球”。这类教材的共同特色是从宏观上思考历史发展进程。然而，全球史的发展并没有到此止步。回溯全球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民族国家史发展到全球史，形成一种全球史观，再用这种史观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领域，也就是从全球再回到地方。 

　　 这就过渡到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把全球史由教学领域变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历史研究是要有“单位”的，甚至可以说，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关于“单位”的研究。如何构建全球史的研究单位呢？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全球史学者从跨区域、跨国别的角度开展全球史研究。直观地说，这是从横向扩展的维度上建立全球史研究单位。但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跨区域、跨国别中的区域和国有何内涵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史学中的同质性研究单位。在19世纪，民族国家和西方中心论成为现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基础。历史学家也据此确立研究单位，划分出各种各样的边界，有些边界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过，有些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边界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史学工作者一方面忽视边界之内存在的各种差异性，另一方面把边界视为密不透风的屏障。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单位”、这种做法习以为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坚守。 

　　 笔者在2016年提出，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所谓全球史，就是跨越边界思考历史，不仅仅是国家的边界，还包括语言、宗教、地理等边界”。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全球史研究要勇于超越既有的研究单位，构建新的内外互动的研究单位。2021年，笔者在《全球史对历史空间的重构》中对该主题予以进一步阐释。首先，全球史学者认识到，历史空间并非先天给定的，而是人类活动造就的，在社会互动中形成；持续的互动对旧空间形成冲击，对互动进行管控，推动新空间的形成。德国学者米德尔和瑙曼循着这一思路研究全球化史，认为全球化并非单向的、直线式的历史进程，而是多层次的，全球化是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de- and re- territorialization）的辩证过程。显而易见，这一见解与梅吉尔所谓的一元化趋势截然对立。其次，对历史空间开放性和变动性的认识推动全球史学者不断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研究单位。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概括了重构历史空间单位的四种路径：构建以海洋史研究为特色的大规模跨国区域；从问题出发，采用跟随模式，探究互相交叠的空间；用网络架构来理解历史上的跨境互动，从而构建起历史网络单位；全球进程由地方局势所塑造，也在地方局势中体现出来，可以以此为理念书写全球微观史。 

　　可以看出，全球史学者构建的这类在地理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单位（即区域）是变动的、多层次的，并且显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内部的互动性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这一学术语境下我们可以称这种区域为能够融入全球化世界的全球性区域。米德尔和瑙曼明确指出了其学术源流，全球史“是在与新地区研究和跨国研究的密切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明显区别于将空间概念化为容器的观念，也不同于在清晰的空间层次中将国家空间、跨国空间以及全球空间对立起来的观点”。威廉·麦克尼尔则直截了当地概括出其学术内涵：“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民族、国家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内。”至此，全球史与新区域史在学术上融通了。

　　 与全球史学者这种在学术对话中由宏观到微观地构建全球性研究单位相对接，区域史学者乃至地区研究与地理学者也在思考历史区域的全球史属性，助力全球史的发展。以地中海史研究为例。霍登和珀塞尔认为，地中海史在区域史的新热潮中重新得到关注，“再度燃起的对区域史的兴趣，根本上来源于试图找到另一条研究世界历史的途径——其整体研究并不是将所有的东西形成一种概述，而是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成整体的”。阿布拉菲亚更是撰写了《作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约翰·沃特金斯甚至透露出这样的观点：地中海是缩小的全球，全球是放大的地中海。类似海洋区域的新构建起的研究单位可以便利地与全球史接轨，而本文的研究显示，传统的研究单位经过学术转向，类似的接轨也可以发生。传统的地区、地方经过学术转化，变成新区域，由地区研究变成区域世界研究，由地方史变成新区域史，这样它们就与全球史拥有相似的研究旨趣，可以构成全球性研究单位。 

　　 至于梅吉尔所言的民族国家（国别）史中的中心主体、单一忠诚叙事，其偏颇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区分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与非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前者认为自己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是同质化的历史，而后者还关注失败者、受害者、贫困者，亦即具有“关注多元研究对象、揭示冲突”等梅吉尔所赋予区域史的那些特征。这么说来，非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与新区域史叙事是兼容的，这种国别也是新区域，内部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事实上，早在1948年，威廉·B. 赫塞尔坦就在《区域史的价值》一文中指出，“美国人的生活是以区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只有当美国不同区域的历史被研究、评估和整合之后，美国的历史才能被书写”。新西部史进一步发展了赫塞尔坦的思想，它试图摆脱基于个人主义和民主等永久的民族特征的民族主义叙事，进而撰写出“狄更斯式的、多元起源的联邦叙事”。换言之，可以把美国新西部史的研究范式扩及美国历史研究，具体研究美国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非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就与全球史相容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这种民族国家（国别）才可以嵌入全球。这样就避免了民族主义的世界史内部所存在的逻辑矛盾。罗兰·韦兹尔休梅明确指出：“传统上被接受的研究单位，如民族国家、种族社区甚至大洲，只有当其实际的研究聚焦于交流、互动、联系和转移的模式时，才能成为（全球史的）辅助单位。” 

　　 综上所述，在充分认识地区研究、地理学和区域史领域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向的基础上，引入全球史的概念，思考全球史学在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趋势，可以理顺许多概念，进而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从学理上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area与region的内涵确有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科对于区域（region）的认识趋于一致，即认为区域本身是多样性的、变动的，区域的形成源自互动（包括冲突），特别是内部的互动，内部的互动与外部的世界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这种思路下，传统学术中的地区、地方、民族国家（国别）、大陆乃至梅吉尔所理解的全球等同质性的研究单位，经过学术转型变成新区域，它们都是全球性研究单位。有学者把区域史分为介于国别史和地方史之间、介于国别史和全球史之间两种类型。依据新的认识，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抑或可以这样说，基于上述学术脉络，研究单位的大小已无关紧要，区域是缩小的全球，全球是放大的区域，全球史与新区域史、非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具有了相同的属性。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思考区域国别学中的区域与国别，从而把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史、全球史在学术逻辑上贯通起来。 

　　 厘清这种逻辑关系，推动区域国别学深入发展的学术理路也变得清晰可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全球性研究单位的角度思考区域、国别，用新区域史的研究路径展开研究。相对于大规模的全球史研究来说，这类研究更容易做到具体、深入，在运行机制的探讨方面优势尤其明显。世界是由众多区域、国别组成的，它们处于历时性的变动之中，在某个时间段的相对稳定性源自交往、磨合过程中形成的某些规则。基于这种认识，区域国别学可以通过收集、呈现客观的区域国别信息进一步深入理解其构建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关注流动与秩序之间的张力，特别是赋予其秩序的各种规则，例如商业贸易、族群共存、战争与和平等方面的规则，为不同社会之间的共存、交流互鉴找到规则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研究可以在寻求本土知识的同时理解区域国别的历史脉络，即其中的理。本文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研究案例。例如，利默里克认为，在区域的概念下可以跨越其内部其他的边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处理看似棘手的历史区隔”；梅吉尔聚焦区域内的多样性发展并揭示冲突；霍登、珀塞尔关注地中海区域的“部分是如何组合成整体的”。  

　　这种研究路径下的区域国别学或许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十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与21世纪之交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密切相关，症结之一在于缺乏可以融入全球化世界的区域与国别，使得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但全球化应该是一种历史趋势，接下来的再全球化进程应该以更多的全球性单位为根基。从新区域史、全球史的视角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发现被传统学术所遮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全球性单位及其运行机制，或许可以在客观上推动全球性区域、国别的形成，助力全球化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