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启积累体制的转型，从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特征的福特制转向按需生产的弹性积累体制。从制造业到第三产业，企业广泛借助业务分包和灵活雇佣战略，以应对不确定的经营环境和市场消费需求。平台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商品交易平台的发展将制造业在生产和用工方面的灵活性推向极致。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大幅提升了服务业供需匹配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的灵活性，大范围扩展了相关产业的消费需求和用工规模。

　　非正规就业和平台用工相关数据侧面反映了弹性积累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性。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发布的报告表明，非洲、美洲、亚太地区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83.6%、351%、658%。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估算，2023年线上零工平台工作劳动者占全球劳动力总数比例在44%至125%之间。

　　这些变化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预设构成挑战。虽然布雷弗曼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且后续研究从多个层面扩展了布雷弗曼的讨论，但当代劳动过程理论整体上仍坚持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地位，坚持“以工厂为基础”的研究路径。随着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崛起，传统包买商体制下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组合生产要素，以及大工业体制下对生产过程的集中统筹管理的核心特质，实质上已经被有机结合到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中。而在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将生产与流通孤立分析的做法仍然盛行，生产中形成的复杂管理体系并未得到重视，空间分散的劳动过程背后的整体关联被部分研究忽略。

　　一方面，与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本生产经营策略的不断演进迭代相比，学术界既有研究视野和资料收集分析方法更新缓慢，相关研究虽揭示了资本劳动控制方式，却在更深层次上遮蔽了弹性积累体制下生产与流通深度互动、市场分包与科层集中统筹管理相结合、不同资本参与管理等核心特质。有学者呼吁，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重新审视当代劳动过程理论，充分考察生产与流通阶段的内在关联和紧密互动，创建“弱组织中心”的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研究范式的简单套用，也难以充分揭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可能面临的困难。比如，大量研究运用劳动过程理论解析我国沿海特定代工企业的管理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冲突，而劳动议题的全景（如领导企业与各级供应商在生产管理中的协作、不同企业劳动者和劳动过程在生产网络中的整体关联、劳动者与不同资本的利益关系）未被充分呈现。这也进一步遮蔽了政府在劳动问题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当前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规制的范畴难以跳出单个企业的劳动关系，无法对跨行业和国家的领导企业进行规制。又如，我国平台劳动者“受困”于算法系统的现象不断引发关注，但此类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权益保护难以在当前的劳动法框架内得到实质性解决。究其根源，平台集商品经营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角色于一体，其生产组织方式将市场分包与科层集中统筹管理有机结合，劳动者看起来有自由选择空间却又“受困”于算法系统，大多难以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大量研究仍将平台视为升级版的生产组织，忽略了其横跨流通与生产阶段、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的复合型特质。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和政府关系、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等方面，均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弹性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平台企业、品牌商、大零售商等组织的市场与技术支配能力相互加强；不同资本参与生产管理，市场分包与科层集中统筹管理相结合，也使得生产组织方式日趋复杂。既有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对资本逐利倾向的规制和对用工关系的规范因而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只有直面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迁，拓展当代劳动过程理论分析框架，深入而系统地考察当前资本影响下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管理体系，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重新审视当代劳动过程理论 

　　尽管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考察对象不断拓展，在整体上还是强调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地位这一基本预设，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下全面解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析。

　　（一）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相关预设 

　　延续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思路，布雷弗曼强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争夺。资本通过引入劳动工序分解、科学管理、机器自动化，将概念与执行分离，从而使工人顺从，实现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与布雷弗曼只分析资本单方面的管理策略不同，弗里德曼和埃德沃兹强调资本在生产管理中对工人斗争的吸纳。前者强调资本在直接控制与责任自治之间的调适、切换，后者则梳理了工作场所管理从简单控制到结构控制（技术控制、科层控制）的转变。

　　布洛维批判布雷弗曼忽略工人的主体性，并强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攫取并掩饰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在两个层面对生产中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首先，劳动过程本身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劳动者主观体验；其次，与劳动过程并存的，是“生产的制度设置”（以下简称“生产设置”），如工会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等，作用是规制生产中的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在劳动议题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

　　上述理论视野主要源于对制造业体力劳动的分析，亦有研究对情感劳动、创意劳动等多种类型的劳动进行考察。与体力劳动相比，服务业情感劳动的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客户作为第三方参与监督管理。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意劳动中，IT技术人员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资本对劳动过程施加干预的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对职业伦理、企业文化、性别气质的建构塑造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基于技术人员的“玩家主体性”设置层层叠叠的“游戏场”，激发其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

　　 有论者指出，当代劳动过程理论主要致力于研究相对封闭的、科层化的工作场所，劳动过程被赋予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其核心焦点在于，产业资本如何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现劳动力产出最大化。虽然对弹性生产网络和数字劳动平台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特定企业集中化生产空间的考察——部分学者强调分散化生产场所背后的整体关联，强调对“网络式劳动过程”“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进行分析，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研究仍预设了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地位，将生产与流通孤立分析，未能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建立有机关联。第二，部分研究只在经验上意识到劳动过程表现形态的变化，未能明确指出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将市场分包与科层集中统筹管理相结合的特质，较少对生产设置（尤其是不同资本共同参与管理）进行系统分析，更未在这一视野下解析劳动过程和生产设置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由此，相关研究对我国在制度层面规制平台和领导企业的逐利倾向、完善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体系的启示有限。 

　　（二）政治经济学视野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启示 

　　要解决当代劳动过程理论基本预设存在的问题，需要正确理解生产与交换（流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握生产与流通阶段的整体关联。

　　马克思对生产与交换（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物质性劳动过程）与流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马克思指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而“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则是指物质性的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逐，支配了物质性的劳动过程，也决定了生产和流通在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中互为媒介、内在统一。

　　 《资本论》对资本循环过程的系统论述，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流通阶段存在的紧密关联。产业资本要实现价值增殖，需依次经过流通（G—W）、生产（W…P…W′）、流通（W′—G′）三个阶段，产业资本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分别对应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准备、生产过程和实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阶段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流通（G—W）阶段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流通（W′—G′）阶段商品能否顺利销售出去将会影响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其次，流通（W′—G′）阶段的商品销售职能交由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执行，有助于产业资本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扩大再生产规模；最后，流通（W′—G′）阶段对市场需求变动的掌握，会促使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重组，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对因市场需求波动所衍生的家庭分包体系进行了简要分析。上述三方面的影响，使得“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地位”不应被视为一种一般性预设。资本循环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张力一直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积累体制的演进，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生产、流通阶段及其关系的调整来回应这一张力。随着积累体制的转变，流通与生产阶段的互动更为紧密，相关预设和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被进一步削弱。 

　　一方面，在大工业体制下，资本主要通过劳动过程管理方式的改进，提升剩余价值生产效率，迭代积累体制；但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张力也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管理方式的改进、现代工业企业的崛起，均有利于强化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推动外延式积累体制向内涵式积累体制（福特制是其中一种表现）转变。至于产品过剩和剩余价值实现问题，通过海外殖民在空间上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或通过产品创新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扩大交换价值体系，是两种解决的思路。在福特制积累体制下，在国家层面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劳动者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促进大众消费；在企业层面投资本国和国际的销售、批发网络，主动拓展并维护市场份额，以确保企业大规模生产的销路和竞争优势，则是应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举措。

　　20世纪70年代，随着多个经济体加入竞争、工业产品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品味趋于多元化，福特制积累体制下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刚性面临严重挑战。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转而在流通（W′—G′）领域加强对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相机调整劳动过程和用工模式，重新塑造生产、流通阶段及其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这些变动无疑进一步挑战了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预设。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生产与流通阶段的运作方式及内部互动方式随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动而调整，劳动过程并不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大化劳动产出并不是其唯一运行逻辑，参与生产管理的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产业资本。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片面解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析，未能充分理解生产与流通在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内在整合关系，并将由此形成的相关预设机械应用于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因此，亟须在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下拓展当代劳动过程理论。

　　二、拓展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潜在线索 

　　如何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发展当代劳动过程理论？首先，政治经济学视野为理解流通与生产互动方式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调整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其次，布洛维的理论框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布雷弗曼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洞见，是理论拓展的重要参考。最后，以往关于全球价值链、劳动力市场中介和平台组织方式等议题的讨论为解析弹性积累体制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和劳动过程提供了线索。

　　布洛维的理论框架强调考察劳动过程和生产设置，并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提炼出四个影响生产设置的因素：国家干预、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过程。无疑，企业间的市场竞争与劳动过程主要是由剩余价值生产这一目的所驱动的。如前所述，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核心驱动力也决定了不同经济环境下生产与流通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又将进一步影响劳动过程的表现形态、运行逻辑及生产设置。因此，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方式也应被视为重要影响因素。

　　就生产设置而言，全球价值链理论揭示了领导企业与供应商在生产管理中的协作关系。不过，该理论过于聚焦领导企业在跨国生产中的角色，忽略了供应商的策略及不同层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对劳动过程和用工关系的分析亦有不足。劳动力市场中介在生产管理中的角色也不可忽略。相关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既作为流通（G—W）阶段专门承担劳动力经营职能的资本，协助产业资本实现对劳动力的自由、灵活、按需调配；也在生产阶段与产业资本一道对劳动者实行管理控制，通过操纵劳动者生计的不确定性，降低劳动力流动与产出的不确定性。

　　与弹性生产网络不同，数字劳动平台在多数情形下看似是生产管理的唯一力量，但实际整合了不同资本形态。平台既是数字时代分包生产的商品经营资本，也是实施算法控制的生产组织，兼具市场和科层制特征。

　　如前所述，部分研究对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过程的考察范围进行拓展，即强调应更关注作为整体的“网络式劳动过程”“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而不应限定在特定空间下的生产场所。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原本属于单个组织的生产任务被分包至多个企业或小生产者。因此，要完整理解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逻辑，不能只局限在单一生产场所，需着眼整个产品的“网络式劳动过程”。数字劳动平台的研究大多对空间分散但整体关联的“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进行了考察，大量个体劳动正是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的协调、引导、统筹和管理。

　　综上所述，在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指引下，当代劳动过程理论拓展的方向应包括如下三方面：第一，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方式应被视为影响生产过程的重要维度，在大工业体制下，流通与生产互动有限，而在弹性积累体制下，资本基于流通阶段对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不断重组生产。第二，劳动过程的表现形态，既可能体现为单一科层体系下集中化的分工协作，也可能呈现分散化与集中控制并存的特点；在运行逻辑上，资本寻求产出最大化，在弹性积累体制下还要按需生产。第三，在生产设置方面，传统产业资本对生产进行管理与不同资本共同参与生产管理的情形都可能存在。下图展示了调整后的分析框架。

　　下文将结合既有文献，运用这一分析框架，从流通与生产互动方式、生产设置、劳动过程三个层面，对弹性生产网络和数字劳动平台进行初步解析。资本通过在流通阶段收集、分析和传递市场需求信息，不断重组生产，在生产设置上导致商品经营资本与产业资本共同参与生产管理；在劳动过程层面导致市场分包与科层集中统筹管理有机结合，劳动过程空间分散却被置于资本的集中控制之下。生产设置和劳动过程内核一致，对生产中的关系也相应产生类似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参考既有研究的分类，平台主要包含数字劳动平台、商品交易平台、广告平台、工业平台、云平台等类型。广告平台主要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平台、云平台主要直接参与生产，生产与流通直接互动的典型性不强，不在此专门分析。数字劳动平台和商品交易平台中的电商平台均将生产与流通直接打通，涉及的劳动者人数和经济体量较大，因此本文主要对这两类平台进行分析。电商平台是弹性生产网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生产端多为企业或小作坊，交付标的多为依赖分工协作、批量化生产的商品。而数字劳动平台的生产端多为个体小生产者，交付标的多为协作性低的单次任务，在流通与生产互动方式、生产设置、劳动过程方面均与电商平台有较大差别。因此，本文将先分析弹性生产网络，将电商平台视作其中较为成熟的模式，然后转向数字劳动平台的分析。

　　三、弹性生产网络下的生产管理体系与劳动过程 

　　无论是以大型制造商为代表的生产者，还是以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平台企业为代表的买家，全球化时代的领导企业都致力于通过收集、分析消费市场信息，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协调供应链生产。这种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弹性生产网络下生产设置和劳动过程的表现形式，前者突出表现为不同资本组成的生产管理体系，后者突出表现为网络式劳动过程。

　　（一）基于消费市场的变动协调生产 

　　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存在“生产者驱动”和“买家驱动”两种全球商品链，前者由大制造商主导，后者由大零售商、品牌商主导。在两种全球商品链中，资本在流通（W′—G′）阶段对消费需求信息的收集、分析与传递，导致生产任务的大幅波动、生产工序在不同厂商之间拆解组合，生产管理体系由受单一资本影响向不同资本共同协作转变。从发展趋势看，大制造商的权力逐渐向买家转移。相比大制造商在生产领域的优势，买家在建构、追踪、回应市场需求方面更为擅长，且更倾向于整合生产网络、外包生产业务，这也导致流通对生产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电商平台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升级版”的弹性生产网络。作为不同用户群体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范围效应，共同催生出海量的生产与交换活动、数据。基于对大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平台得以精确捕捉用户 “肖像”，完善算法系统，实现供需方更精准、快速的匹配。因此，尽管平台企业与大零售商、品牌商均基于对市场需求的收集、分析重组生产，但前者在整合供需两类主体方面一般更具优势，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更为紧密。

　　消费市场变动和劳动过程重组进一步引发用工计划的调整和劳动力流动不确定性强化。相比大制造商、品牌商和大零售商，电商平台使供应商用工的灵活性更趋极致。供应商遵从“小单快反”模式，往往先做几十件产品在平台试销，一旦成为“爆款”，订单量便呈现爆炸性增长。市场订单规模变化太大，且交货期极短，供应商在接到爆款订单时只能将业务外包，或通过招募大量日结工、厂外赶货工完成生产。因此，在流通（G—W）阶段，随时组织起一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队伍以响应生产端的即时需求，是流通与生产深度互动的另一个面向。

　　（二）不同资本组成的生产管理体系 

　　在弹性生产网络下，流通与生产的深度互动是由不同资本共同协作促成的，领导企业基于市场需求变动协调生产，具体生产和用工问题多交由各层级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中介解决。这也为不同类型的商品经营资本（大零售商、品牌商、平台企业、贸易商、人力机构）与产业资本（各级供应商、大制造商）共同参与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在弹性生产网络中，不同资本组成的生产管理体系是生产设置中最具决定性的部分，而领导企业又在管理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由于领导企业看起来并不直接介入各级供应商的生产，劳动过程理论的既有研究对其关注较少，但领导企业在生产管理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第一，收集、分析市场需求，向供应商下达生产任务指令，提供生产样品或设计说明书，并与供应商持续沟通。第二，为供应商提供设计、技术、零部件采购、物流、管理等方面的支持，预先设置好生产流程，通过信息技术监控供应商生产系统的运行情况。第三，监测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企业行为守则实施状况。第四，筛选供应商，并根据产品品质、交付状况、技术水平、合作程度等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分级，以此作为未来订单分发的依据。为让供应商更好地贯彻“小单快反”的生产逻辑，部分平台企业深度介入供应链体系的打造。比如，某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直接搭建涵盖设计、打版、面料采购、加工等各个流程的供应链体系；资助供应商工厂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通过应用数字化系统，打通采购、制造、销售、运营等环节数据，指导供应商进行标准化流程管理，跟进生产进程，及时发现生产问题。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生产任务的复杂程度、可标准化程度和供应商能力，决定了价值链类型以及领导企业对生产的干预程度。生产任务越复杂、可标准化程度越低或供应商能力越低，领导企业对生产的干预程度越高。 

　　 相对而言，对供应商在生产管理中角色的讨论则较为密集。作为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供应商有时也会选择将一些生产任务（部分生产流程或零部件）进行垂直或水平外包，在不断向下拆分的过程中生产任务的复杂性逐步降低、可标准化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下一级供应商的干预也相对有限。当然，供应商更重要的角色是组织具体生产任务。领导企业往往凭借其强势地位占据较高的剩余价值分成比例，这无疑限制了供应商在生产管理方式上的选择。通过生产的极致理性化增加产出，和通过非正规化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供应商攫取剩余价值的两条重要路径。一般而言，生产任务复杂程度较高的一级供应商更有可能选择理性化路径，将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运用在生产管理中；而生产任务复杂程度较低的初级供应商，会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化路径，将传统的社会关系、人情伦理、父权制纳入生产管理中，节省劳动力成本。当然，供应商在日常管理中将这两条路径混用可能是更常见的现象。 

　　 在日常生产管理中，人力机构也有可能参与其中，与生产企业形成“双重控制系统”。一般而言，前者负责灵活用工人员的人事管理，后者负责业务管理。除了在流通（G—W）阶段履行招聘、用工关系转移这两项重要职能外，人力机构还通过在日常生产中委派专职驻场管理人员，参与基础人事管理、员工关系管理、职业意识和技能培训等。相比企业自有员工，人力机构派遣的工人在权益保障、组织归属感、生产适应、沟通与申诉渠道等方面面临更多问题，往往需要人力机构的驻场管理人员参与乃至主导问题的解决。跨国移民工人或少数民族工人的语言沟通、文化融入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中介往往周旋于生产企业与灵活用工人员之间，帮助企业传达生产指令、澄清误解、收集诉求、化解不满、理顺员工关系。人力机构还与生产企业一道，通过对工作机会、转正机会、进厂工作的高额奖励等方面的生计不确定性的操纵，驱使工人努力工作、忍受高压管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与风险、保持长时间在职，解决劳动力流动与产出的不确定性问题。 

　　（三）网络式劳动过程 

　　 为了在生产阶段保持足够的弹性，资本将原本高度一体化的生产分工协作体系不断进行模块化切割，将整体的生产业务层层分包。网络式劳动过程是一种“空间分散的集中控制”方式，一方面表现为生产流程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割，生产的分工和协作突破单一科层组织和特定工作场所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领导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在任务交付、生产流程、产品质量等关键方面保留对供应商生产的集中控制。信息技术极大提升网络式劳动过程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和生产协作效率，具体表现为：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追踪消费者行为、收集市场需求信息；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整合领导企业与各层级供应商的合作流程，使企业间作业层直接连接，便利内部信息传递；通过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加强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库存管理。另外，与领导企业将生产业务外包至各层级供应商相对，供应商也会承接多个企业外包的生产业务，既有上一级企业的垂直外包，也有同级企业的水平外包，由此形成企业间错综复杂的网络协作关系。 

　　在运行逻辑方面，资本在处理劳动力产出和流动的双重不确定性时都面临着较强的内在张力：既要在有市场需求时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如加班赶货）和产出的最大化，实现按时、按质、按量交付，又要在市场需求变动时迅速对生产网络和组织规模进行调整，还要在高度不稳定的用工关系下有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可用。相比品牌商、大零售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电商平台的“小单快反”模式下，劳动过程的重组调整更为灵活，连续性产出、剩余劳动最大化与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劳动过程重组之间的张力更为明显，劳动力流动的不确定性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四、数字劳动平台下的生产管理体系与劳动过程 

　　流通与生产的深度互动，是弹性积累体制内部不同生产组织方式的共性。但不同于弹性生产网络下领导企业将生产的组织管理工作交给各级供应商，基于市场需求变动协调生产，数字劳动平台能够在生产端绕过分包网络和科层企业，基于两个流通阶段的贯通控制生产。这种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数字劳动平台下生产设置和劳动过程的表现形式，前者突出表现为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的生产管理体系，后者突出表现为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

　　（一）基于两个流通阶段的贯通控制生产 

　　数字劳动平台与弹性生产网络在流通与生产互动方式上的区别，与其生产业务的差异有关。弹性生产网络的生产端业务多为依赖分工协作、批量化生产的商品，生产阶段应对流通（W′—G′）阶段业务订单变动的方式，仍为市场分包网络与科层制的结合，生产任务多由企业组织；流通（G—W）阶段调配劳动力的渠道仍为分包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中介链。但在数字劳动平台下，生产端业务多为协作性低、可分割的单次任务，生产任务的直接承担者多为个体小生产者而非企业，这使得平台得以在生产端绕过分包网络和科层企业，直接调配劳动力组织生产。

　　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商品出售和市场需求信息收集、分析，日常生产业务的组织，劳动力的招募与雇佣，往往由不同资本承担，生产与流通、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市场虽深度互动，但仍可辨识其界限。而作为引导多方用户互动和组织生产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横跨资本循环过程三个阶段，全面承担相关职能，掌握劳动力供给、商品销售和劳动过程方面的信息，生产与流通、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市场深度互动且界限模糊。平台不再只是基于市场需求变动协调生产，而是通过掌控两个流通阶段——劳动力招募和雇佣（G—W）与商品出售（W′—G′）——直接匹配供需，引导小生产者与客户直接互动，并基于多次互动形成的海量生产与交换数据，完善算法系统，深度介入生产管理，此即基于两个流通阶段的贯通控制生产。

　　（二）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的生产管理体系 

　　数字劳动平台直接掌控两个流通阶段，基于供需两类主体的整合进一步控制生产，这也决定了此类平台集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形态于一体参与生产管理的特质。作为商品经营资本，平台在流通（G—W）阶段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广泛动员产业后备军，向企业或消费者派遣零工人员，是平台化人力资源中介；在流通（W′—G′）阶段收集、分析、传递、操纵市场信息，分包即时订单。作为产业资本，数字基础设施是生产活动得以开展的虚拟场所，平台通过客户管理、等级评定、“游戏化”实践等方式对劳动者施加技术控制。相比业务分包平台，在线工作平台进一步通过派发订单、设定服务标准、规划行程路线、规定任务完成时间、监控服务过程、实施奖惩、制定薪酬标准等方式深化技术控制。

　　 数字劳动平台的不同资本形态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平台作为商品经营资本掌控两个流通阶段，并将由此形成的海量数据用于完善算法系统，提升生产统筹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对劳动者市场生计不确定性的“操纵”（如是否有机会被平台雇佣、是否能接到订单、接到何种类型的订单），迫使劳动者内化管理规则，从而提升劳动过程管理效能，化解资本面临的劳动力产出不确定性。对网约车、代驾等在线工作平台的研究显示，平台会根据其对供需市场的垄断情况调整管理控制的强度。当处于初创期和快速扩张期，平台对供需两方主体的补贴较多，劳动者的准入门槛较低，在劳动过程中享有较多自主性；当平台在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后，便不再发放补贴，平台对劳动者准入门槛、服务质量、安全生产、出勤时间、工作投入等方面的要求提高，其日常管理与监控也更为严密。类似的差异也出现在同行业不同市场地位的平台之间。为获取更有保障的生计，劳动者不得不让渡自主空间，顺从垄断平台的管理规则。平台也会基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表现，通过等级积分制度，进行派单倾斜，让劳动者在获取订单的过程中持续地内化平台规则。另外，平台作为产业资本，其对服务的严格规范和标准化管理也提升了对客户和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两个流通阶段资本的运营能力。 

　　尽管数字劳动平台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流通与生产阶段的资本形态通过算法相互打通，其内部联系的紧密性要强于弹性生产网络下不同资本组成的生产管理体系，但仍然面临着劳动力流动与产出的不确定性。第一，平台业务存在日常的峰谷波动。第二，用户需求需要即时满足。第三，平台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当其快速扩张、占领市场时需要大批量劳动力的及时供给；当其竞争失利时则希望能在用工关系层面与劳动者脱钩。第四，在算法管理之外，主观合作意愿对平台解决劳动力双重不确定性问题也非常重要。第五，仅靠算法难以完全应对线下业务的复杂性和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如前述的特殊交通、天气状况）。

　　人力机构、加盟商、租赁公司等第三方机构能协助平台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其职能包括：（1）借助其在地化的网络和灵活的触角，在平台扩张期快速招募劳动力；（2）协助平台转移潜在的劳动关系和用工风险；（3）深度参与平台的人事管理，如对劳动者进行业务培训、情绪疏导，以单独谈话、物质奖励、信息共享、疑难解答等方式推动团队建设，协助平台进行柔性管理；（4）第三方通过参与事故处理、对订单进行人工调度等方式应对线下业务的复杂性。通过履行后两点职能，第三方机构参与到平台的生产管理体系中。类似现象在国内平台中更为普遍。

　　（三）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 

　　 数字劳动平台基于两个流通阶段的贯通对生产实行集中控制，这也导致劳动过程层面市场分包与科层统筹计划管理融为一体，空间分散的个体劳动处于算法系统的控制之下。与网络式劳动过程类似，算法统筹式劳动过程也表现为“空间分散的集中控制”方式。只不过前者在将整体业务空间拆分的同时，仍在网络的各生产节点不同程度保留了集中化的生产协作方式，后者则呈现出各小生产者空间分散、独立作业的局面。就集中控制能力而言，数字劳动平台凭借单一算法系统而非多个控制系统，直接统筹劳动力而非依托各级供应商组织生产，在传递信息、分配任务、监控劳动过程、考核评比、实施奖惩等方面的力度无疑要强于弹性生产网络下的领导企业。鉴于平台在任务完成时间、服务流程、服务规范、劳动工具等方面的标准化能力，对劳动者特征、消费者特征、第三方评价、等级积分等方面的量化能力，对劳动过程进行拆解、指导、监控及实时反馈、校正方面的能力，其对劳动过程的集中控制体现出“数字泰勒主义”的色彩。 

　　当然，数字劳动平台的标准化、集中控制能力与现实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张力。平台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工作场景（如天气、路况、通行政策、等候时间）、劳动对象（如物流运输中货物的性质、品类、体积，或创意研发设计任务所需知识、创意、时间投入）、客户要求、人际互动等方面的多样性与不可预测性，体现了平台标准化与集中控制能力所面临的限制。这些限制赋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空间，并使其得以保留一定的操作和互动技能。

　　数字劳动平台在应对现实劳动过程的复杂性方面，主要有两种方案。第一，下放一定的自主权。面对多样化的劳动对象和任务要求，业务分包平台通常让客户自主决定任务要求与报酬，允许劳动者自主接单、离线工作，平台主要通过“游戏化”实践、客户监督评分等方式，对双方互动进行引导，对劳动者进行监督管理、等级评定和奖惩。第二，通过第三方机构的协助进行线下管理。如前所述，当面临线下工作场景、人际互动等方面的复杂性时，平台往往在第三方机构协助下强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度。总体而言，平台的控制方式，是“数字泰勒主义”式的“直接控制”，与劳动者独自应对劳动过程中的复杂性的有限“责任自治”相混合；是资本在劳动者个体行为层面“确立规范”，与劳动者主动适应、自我提升及资本在社会整体层面间接调整、排除、筛选的“常态规范”相交织。

　　在运行逻辑上，平台既要寻求高效率的产出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又要根据市场即时性需求调整劳动供给的总体规模和内在分布，确保劳动者出现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总之，平台要在高度灵活的用工关系下打造一支稳定的、能及时有效回应市场需求的劳动者队伍。

　　五、弹性积累体制下的劳动关系与劳动者体验 

　　资本积累策略的调整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型，不同资本参与生产管理，市场分包的外衣包裹着生产环节，劳动过程趋于分散化，但领导企业或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支配能力并未因此而削弱。生产设置与劳动过程的转变，重塑了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经营主体的关系及劳动者的主观体验。

　　 生产环节外化为市场分包的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表现为劳动成果的市场交易过程，生产关系实质被进一步掩盖。马克思很早就洞察商品经济下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对人与人实质性的生产关系的掩盖，而在弹性生产网络下，资本对生产任务层层分包、不断细分，就连初级供应商的薪资制度“计件制”也体现出市场分包的色彩，对大量小生产者和劳工而言，他们为资本生产却不进入雇佣关系，认为自身出卖的是劳动而非劳动力，争相卷入自主创业的“老板游戏”中，高度认同自负盈亏的市场经营理念。数字劳动平台则强调其撮合市场交易的中介角色，宣称劳动者为“独立承揽商”“小企业家”，向其灌输命运自主、自由创业的理念，由此衍生出资本家的心智和劳动者的身体的组合。与之相应的是，当市场分包程度有限、生产仍保留较强的科层协作和集中化生产特质时，生产关系实质更难以掩盖，其内在冲突更为频繁。 

　　不同资本相互协作的生产管理体系使得用工关系高度复杂，也导致劳动者与不同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模糊。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体制下，实施生产管理和雇佣的资本直接占有剩余价值，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对立构成阶级对立的直接表现。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劳动者生产的虽是领导企业的产品，占有剩余价值最大份额的也是领导企业，但其直接雇主却是分享少量剩余价值的生产或人力供应商。领导企业将生产业务外包至各层级多个供应商，供应商承接多个企业的业务，也加剧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在数字劳动平台下，平台资本利用其身份的多样性及与劳动者关系的复杂性，逃避劳动监管，掩盖其从生产中攫取剩余价值的实质。

　　在社会关系层面，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过程高度分散、不断重组的特点，也导致劳动者生产体验和身份认同碎片化。垂直一体化、空间集中的大工业体制被认为是导致产业工人集体行动高涨的重要因素，而资本的解决方案恰是使用分散型的生产体制。在弹性生产网络下，网络式劳动过程使得工人群体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在时间上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互动，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着核心与边缘、不同国家公民、不同厂商员工、不同用工关系类型等方面的分化。在数字劳动平台下，尽管大量分散的个体劳动被数字基础设施统筹协调，但劳动者之间却彼此孤立、相互竞争。

　　劳动过程空间分散、工时灵活的特点，和劳动力动员的基础设施（如劳务中介、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资本得以最大限度调动全球产业后备军，削弱劳动者的市场议价能力。领导企业借助分包网络和中介链，充分吸纳各种分散的劳动力。平台的发展进一步提高资本对产业后备军的动员能力。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平台工作技能要求总体不高、注册门槛低、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比较灵活等特点相结合，为平台广泛动员全球产业后备军提供条件。

　　 弹性积累体制一方面使得劳动者难以认清游戏规则本质，其内部社会关系分割，群体异质性强，生产体验和身份认同碎片化，维护权益的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便于资本调动全球产业后备军，极大削弱劳动者的市场议价能力。与之相对的是，领导企业与平台资本则凭借其市场地位，通过订单分配对各级供应商、普通工人的生计进行操纵，对不符合其要求或预期的行为进行惩处；凭借其技术支配能力，预先设置生产流程与算法规则，对供应链与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协调，对具体劳动过程和任务交付进行监督管控。虽然市场分包体系已大范围取代科层组织，但领导企业、平台资本基于市场与技术支配能力对劳动过程进行的一系列管理举措，仍然保留了科层制下集中统筹计划管理的色彩。因此，在弹性积累体制下，一方面，资本并未因市场分包的广泛运用实质上降低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此类生产组织方式削弱了劳动者维护权益的能力，双方力量失衡。 

　　 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者的矛盾体验。生产环节外化为市场分包的形式，衍生了劳动者的工作自主体验及其对此类生产组织方式的认同。但与此同时，领导企业与平台的市场与技术支配能力决定了劳动者不稳定、无保障的境况，劳动者在市场生计和劳动过程的双重从属地位下不得不服从资本的生产指令。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处于供应链末端的家庭代工者和普通劳工发现，他们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单价、紧促的交货期限、不稳定的工作量、频繁变动的业务需求及缺乏保护的工作环境。就数字劳动平台而言，劳动者发现，平台掌控市场的接入权，垄断数据信息，具有单方面制定、修改规则的权力，在制度设计上偏向消费需求方；只有认真遵从平台制定的算法规则，降低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性，劳动者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身生计的不确定性。总之，弹性积累体制市场分包形式与科层集中统筹计划管理色彩的结合，造就了劳动者的矛盾体验。 

　　结语 

　　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相关预设源于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分析的不充分解读和机械运用，既有研究未能充分理解政治经济学视野的丰富内涵。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大多数学者仍选择简单套用这一研究范式，这种做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资本的劳动控制方式，但可能遮蔽其更本质的面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资本因其逐利本性，仍存在无序扩张的风险。运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弹性生产网络和数字劳动平台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当前资本的运行逻辑和逐利方式，为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首先，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国外领导企业因其品牌、设计、技术等方面优势而攫取大量剩余价值，导致我国大量制造类企业只能选择极致理性化或非正规化的生存路径，对外贸易摩擦更表明此类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只有在体制和政策环境层面为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土壤，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才能减少对国外领导企业影响下的弹性生产网络的依赖，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次，平台企业、品牌商、大零售商等组织的市场与技术支配力相互加强，其与劳动者的关系却很难被纳入传统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平台在规模效应、网络效应、范围效应的驱动下，更呈现出跨行业垄断特征和无序扩张倾向。要应对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应在反垄断、行业管理、税务执法、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规制此类资本逐利倾向，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最后，要针对数字劳动平台生产管理体系和劳动过程的特质构建多层次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平台集产业资本与商品经营资本于一体、将科层集中统筹计划管理与市场分包有机结合、通过算法统筹劳动过程的特点，导致其管理和控制手段更为隐蔽、劳动者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认定规则面临挑战。对此，应结合数字时代特点，通过立法建构劳动关系概念及其规则认定的体系；面对第三方参与平台管理的合作用工模式带来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应设立共同用工规则，放开多主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打通流通与生产阶段，充分发挥资本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纽带作用；又要强化对领导企业和平台的跨部门综合治理，针对平台劳动者构建多层次劳动权益保障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约束资本逐利倾向，使之始终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

　　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结合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的潜在分析线索，本文尝试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进行拓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流通与生产的互动方式”这一影响生产设置与劳动过程的新变量，指出参与生产管理的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传统产业资本，并对劳动过程考察范围和运行逻辑进行了修正。运用拓展后的分析框架，本文重新对弹性生产网络和数字劳动平台进行考察，并进一步解析其对劳动关系与劳动者主观体验的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拓展意味着对既有研究的重新审视。以往劳动过程方面的研究，多以工作场所民族志为经验基础，与本领域相关学术脉络和前沿文献展开对话，对新经济领域劳动议题分析力度不足。

　　 劳动过程研究领域亟待实现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在资料收集方法层面，研究者应通过多点民族志的方式，在分散的劳动过程、分化的劳动群体之间发现整体关联；通过民族志、访谈、网络资料收集等多种研究方式，借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合作网络，从不同身份群体的劳动者、不同层级管理者和不同经营主体的视野中，理解资本生产经营逻辑、管理体系、管理策略和不同主体内在关系的复杂性，描绘生产过程的整体面貌和内部精密结构。在学术视野层面，研究者应突破分支研究领域的视野限制，在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理解劳动过程的形成机理和运行逻辑。研究的经验对象仍然是生产过程，但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纳入生产之外的重要力量。只有进一步拓展资料收集方法和学术视野，才可能使劳动过程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获生命力。本文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和相关议题研究的启发下，对当代劳动过程理论进行拓展的初步尝试，新的分析框架仍然有待更多的实践检验和理论批判。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余朋翰 责任编审：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