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和升华，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先导与引领。“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五千余年从未中断，到如今更加发扬光大，中国社会历经磨难始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世界谋大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命维新的理论思维和生生不息的理论创造。 

　　理论来自实践，宏大深刻的实践孕育宏大深刻的理论。毛泽东指出：“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开辟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从民族独立解放到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系列宏大而深刻的历史实践活动，赋予中国理论丰富的思想内涵，塑造出中国理论鲜活的时代形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在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展现出中国理论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文明光辉。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将理论谓之道理内含理中有道的意蕴。理中有道不仅意指理论内容是对事物和实践发展的客观规律，即“道”的揭示、反映与认知，亦指理论本身内有其“道”，在理论之所以为理论方面体现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国理论是在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中生长发育创立形成的，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客观存在于理论自身中的本质矛盾是理论存在和运动的“实际的力量”。从现实的历史进程出发，从物质实践活动出发，科学把握来自理论自身的辩证运动，讲清楚中国理论在功能定位、生成机理、价值指向、发展路径等方面体现出的实践辩证法，讲清楚中国理论何以自信的客观规律与基本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国理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理论。 

　　一、理论定位：实现“解释”与“改变”辩证统一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异彩纷呈也泾渭分明。思维境界的差异和立场价值的不同使得思想理论呈现不同趋向、不同品格、不同形态。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仅仅解释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思想理论最本质的不同。止步于解释或者说为解释而解释，是不会有真正解释力也不会得到真正解释的。只有以实践为指向的理论，才能在正确科学解释世界的同时又真实有效地改变世界。中国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 

　　（一）中国理论正确科学解释世界 

　　理论解释世界不是也不能把世界作为认识主体想象与偏好的承载体而任意打扮，不是也不能把世界作为不可改变也不能改变的神造物而曲意辩护，正确科学认识世界才能正确科学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是什么？中国理论给出了科学的研判与解释。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通过十个方面清晰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帝国主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也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正是这样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乃至前途命运和转变，所以中国革命分阶段但不需要也不是“二次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一革命有两重任务，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也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才有条件逐步实行各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实现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的科学研判，为确保中国革命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并且采取适宜的革命方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社会是否已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邓小平接着更明确地讲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这样的理论认知为基点，经过20余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重要会议上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科学判断与科学解释，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方式，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的理论判断，并于1979年与加拿大学者林达光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科学研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与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时代”冠名益发凸显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对当代中国的根本性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定位，把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定义为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又是具有某些更高社会发展阶段属性的一个阶段；通过提出“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基本方式和基本路径；通过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在21世纪前半期的奋斗目标与实践要点；通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察为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环境创造战略机遇、赢得历史主动；等等。这一系列科学研判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对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与调整的基本理论依据。 

　　（二）中国理论真实有效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一百多年来，科学解释世界的中国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自身的前途命运，已经和正在深刻塑造着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理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理论、主义次第登场，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中国理论指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国社会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走向人民当家作主，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两弹一星”等科技事业，让一个历经沧桑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交流，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社会活力极大释放，创造出世所罕见的数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风景这边独好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仅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更开启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使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理论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承载着人类探索消灭剥削、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的理想和使命一路走来，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成功到多国发展，有过高歌猛进，有过慷慨悲歌，也遭受过曲折徘徊、困境低潮。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大失败的论调甚嚣尘上。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理论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就、创造奇迹，“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从东升西降态势的更加凸显与清晰，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与崛起，这种转变已经和正在通过现实的社会运动在各个层面各种维度上展现出来。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发出“三大全球倡议”，优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等等，何尝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运动时代形态的渐次展开。 

　　 中国理论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构起的以西方大国利益为根基的国际秩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不能沦为少数大国肆意霸凌的工具和“家法”，“中心—依附”的行为模式也不能成为必然和当然的国际关系机理。中国理论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公平正义，推动多极化发展，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合作环境，在正大光明又润物细无声地改变越来越多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民众的观念认知与价值评判，在越来越为世界所理解、接受、认同的同时，事实上已深刻改变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当下西方一些国家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喋喋不休、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焦虑与惶恐，“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越来越有力的行动，“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的发展态势，等等，其实折射出这一秩序已经和正在不断改变之中，由此形成的新的现状正客观取代着日薄西山的所谓“现状”。 

　　（三）理论先进性来自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与遵循 

　　解释世界建立在科学认知揭示规律，改造世界来自正确遵循运用规律。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运动及其现象的解释越正确，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中国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深刻认识和正确遵循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这两大规律自觉探索和创造实践的基础之上。 

　　认识到规律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就能做到理论上的彻底。规律不是无中生有“发明”的，而是在客观面对深入分析事物运动过程中“发现”的。一种理论如果把“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就会从客观的解释沦为苍白的辩护。“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荒谬，就在于把资本主义那种“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产生这样的理论臆想来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一种“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资产阶级的“利己观念”。 

　　因此，是否能够与是否愿意科学认知和运用规律还取决于理论主体的阶级属性。中国理论背后矗立的是代表先进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先进阶级主体的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追求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体现着整个社会最真实的需要，其立场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代表先进阶级的理论还要能为先进阶级所掌握。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让党员干部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范围内先后部署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教育等理论武装；从20世纪50年代的工农兵学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到新时代的理论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理论改变着行动着的人们的主观世界，进而更有效地改变着客观世界。 

　　科学性和立场性的高度统一，对客观规律深刻揭示和先进阶级历史自觉的高度统一，实现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中国理论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以其鲜明的理论先进性，充分彰显并切实践行着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理论境界：“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二、理论建构：秉承“拿来”与“化育”辩证统一 

　　交流互鉴是思想理论建构的常态，也是思想理论得以繁盛的渊源。只有充分广泛吸纳不同的思想理论资源，才能始终保持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只不过拿来他山之石是为攻玉，兼蓄百川意在成江海。中国理论不是天成神赐，也不是妙手偶得，而是秉承“拿来”与“化育”辩证统一，充分彰显和发挥理论主体性化他乡为故乡、化传统为现代的思想理论结晶。 

　　（一）拿来：他山之石激发理论建构源头活水 

　　中国理论是“拿来”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是“送来”的。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人民立场、实践观点，建党学说、国家学说，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和观点，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确实是全新的东西。 

　　 对于全新的东西唯有学习才能掌握，只有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拿来。在先进知识分子自发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开始组织力量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竞赛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列出党员干部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时是5本，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增加到12本，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提高到30本，几乎涵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最基本的著作。毛泽东更是带头研读马列经典，在1939年的时候就将《共产党宣言》看了不下一百遍，1959年又专门组织读书小组用三个多月时间逐章逐句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先后学习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2011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还专门给党校学员列出一份包含16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读书单，要求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与精神追求。 

　　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把来自他乡的马克思主义拿来，还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讲“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态度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更进一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予以确立与宣示，充分肯定这一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甚至决定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一理论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塑造出中国人全新的精神世界，更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开天辟地与改天换地。 

　　（二）化育：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的“拿来”不是盲目接受，“拿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在本本里面一个字不能改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就是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何谓“中国化”，就是“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对中国理论来说，“他人的好东西”并不止于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皆列其内。中国化不仅化育马克思主义，亦化育一切外来的好东西，使之成为适宜中国的好东西，成为更好的东西。兹列举几条。 

　　化育出新的市场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生,并在西方资本主义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其十分确定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属性。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市场经济的探索。但是中国社会“化”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充分吸纳西方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同时，坚持用社会主义属性“普照的光”画龙点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协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得益彰，破解了困扰人类政治经济学的难题，创造出西方市场经济所没有的发展绩效，建构出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崭新形态，甚至可谓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升级版。 

　　化育出新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价值不是抽象地停留于理念与话语诉求，也不能被少数国家所垄断。民主的真正精义在于人民能否当家作主，人民利益能否真正得到保障，国家政治生活是否体现健康有序，等等。而这一切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明环境中是以不同形态呈现的。中国社会“化”民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要制度载体，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重要方式路径，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让有效的投票权与充分的参与权相得益彰，民主化的政治程序、政治规则真正得以实施，权力规范行使并受监督和制约，讲程序但不唯程序重在实质，有过程但不止于过程要在结果，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和“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化育出新的政党模式：新型政党制度。政党是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重要主体，政党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形态。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等旧式政党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亦伴生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与代价——政党容易沦为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多党轮流坐庄没有长远规划，恶意竞争导致社会撕裂，等等。在传统政党制度基础上化育而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把政党政治的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众星捧月”的“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共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中国社会的民主党派以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模式实现政党功能与政党合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党派有着最大公约数，能够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合”上，新在“和”上。 

　　（三）结合：理论建构的本土化与“精神独立性” 

　　从思想创立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一种普遍性的科学思想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这就需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对象的思想就是一纸空文；二是如何让一种外来的思想融入本土思想文化进而推动本土思想文化发展，这就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保证本土“精神独立性”的前提。毛泽东讲，“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我们自己的土壤”包括实践的土壤即中国具体实际，亦包括文化的土壤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长于实践土壤中的理论更管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正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飞跃。 

　　与具体实际结合得好，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合用的工具”掌握运用得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决理论工具化的问题，还要解决“精神独立性”的问题。要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自己的思想理论，接续中国思想理论数千年绵绵不绝的根脉，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本身就是中国思想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呈现的现实形态，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而呈现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因此，这一结合不是嫁接，不是把中华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观念，诸如“矛盾”“小康”“大同”“和谐”“天下”以及“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简单套用到现实理论建构中，而是运用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情怀、文明底蕴、价值光辉来滋养化育当下时代和当下实践。毛泽东用“矛盾”讲辩证法认识论，用“知与行的关系”讲实践论，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指代中国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世界图景，正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迸射出21世纪新文明光辉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关于共同体的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理论谱系而成为崭新的理论创造。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能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承，完全清空自己的思想文化积淀成为白板进而成为他者思想的跑马场。真正现实的思想理论创造一定是海纳百川但以我为主，把外来的一切都作为思想材料，按照中国自己的思想发展逻辑生长化育以保持精神独立性，这就是理论的主体性自觉。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也要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化育，以长成中国自己的参天大树，这就是理论“化育”之功。化育出的思想理论当然并且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已不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态，而是20世纪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而且这崭新的理论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的水到渠成，又是中国思想理论发展逻辑的瓜熟蒂落。 

　　三、理论品格：致力“特色”与“共同”辩证统一 

　　中国理论注重联系实际，这是以实践为指向的理论最基本的品格。联系实际的理论总是对特定时代、特定实践所面对的特定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与解答，因而呈现鲜明的特色，包括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等；联系实际的理论又是对时代声音、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以高度的抽象力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事物背后的规律，因而具有普遍性，包括内涵意义上的普遍性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 

　　（一）来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色” 

　　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理论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甚至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共产党还在理论名称中着意使用“中国特色”以示强调并沿用至今。中国理论的中国特色使得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表述、与国外其他国家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内容存在一些差异。 

　　 比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中，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在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中没有市场运行的空间与必要，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允许资本存在并获利。20世纪以来，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实行过这样的模式。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明确宣称社会主义有市场，可以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近70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基础上，更是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实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不仅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与中国社会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模式也不同。 

　　又比如，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从鸦片战争后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进行救亡图存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便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目标。但是，从“小康之家”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内涵认知，从“三步走”到“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步骤，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升，等等，中国的现代化走了一条与当今世界既有的现代化道路全然不同的道路，呈现与当今世界现代化模式全然不同的特点，建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更是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并称此为“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再比如，当中国社会从“发展起来前”向“发展起来后”跨越，从解决“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型，从“大国崛起”到“强国建设”的迈进，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回答自然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还要有新时代特色；当中国共产党客观成为已经长期执政并且还继续长期执政的政党，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必然会采取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理想信念，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与领导体制、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等与西方轮流执政的政党截然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与治理方案。 

　　这样的特色是必需的，是必要的。所谓必需，是说非此不能成功。照抄照搬别人的，学得再好也只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必要，是说唯此才能管用。只有立足中国自己的具体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能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没有特色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教条，百无一用。尽管当年尚未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论述的实际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关系。 

　　（二）“特色”的理论逻辑是普遍和共同的 

　　讲中国特色绝非中国特殊，更非中国例外。中国理论的这些“特色”固然来自中国国情、中国实践客观要求的本然呈现，是对中国具体实际、具体问题极具针对性的回应，但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理论品格，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是普遍和共同的。 

　　社会主义从来不是抽象概念的推演，不能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采用成熟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方式，更何况成熟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与运行方式究竟是什么还并无先例可供参照，而且即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就此作过论述，也是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既有的制度形式、生产方式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依然会客观存在，在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是普遍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呈现的“混合性”，恰恰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鲜活运用。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只能走西方走过的路，采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姑且不说300多年来西方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初始环境已然不存，其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巨大环境资源破坏消耗的代价、非公平正义的社会文明进步代价乃至人的发展呈“单面人”的异化代价等，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不能承受之重。现实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赋予了人类社会关于现代性的崭新内涵，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不仅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致力于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必然同时指向世界。中国所拥有的人口规模，中国GDP所占世界GDP的比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让越来越多的人确信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抓住机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运筹，不仅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构想，还进一步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不要因为使用了“特色”这个词，就把“中国特色”当作只是一种区域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讲，“中国特色”名为“特色”，但眼光是世界的，情怀是人类的，思维是开放的。“特色”思考的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世界和平这一普遍问题；“特色”回应的是如何在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客观存在背景下让一个社会更多的人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共同期待；“特色”体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框架下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一一般性规律。正是基于此，中国特色的中国理论具有了内涵意义上的普遍性，中国理论的观点、路径、方案、倡议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具有了直接的可借鉴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抄”中国的作业，走中国已经走过的路。 

　　（三）“走自己的路”：理论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理论本然有着宽广的世界视野和胸怀天下的理论境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全球战略思想。进入新时代，面对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与浪潮，中国又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新样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再平衡。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当今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世界图景。 

　　 中国社会反对西方社会把他们区域性甚至是排他性的经验与模式包装为“普世价值”强行推销，但是并不否认人类社会应该也可以有共同的价值，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只是我们坚持这一共同价值是建立在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同时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探索的基础上，是要求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而不是空洞说教与生搬硬套。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内涵认知是不同的，但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意愿是共同的。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普遍性，中国理论不追求在具体内涵、具体结论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致力于理论价值指向、理论思维方式对世界各国的镜鉴意义。中国理论示范世界各国走自己的路，走出各自特色之路，创造各自特色理论，让万紫千红满园春，让万类霜天竞自由，特色就成了普遍。 

　　随着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乃至开始引领历史大势与时代潮流，“中国之问”事实上就是“世界之问”，当代中国实践也已成为世界性实践，21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中国社会蓬勃进行中，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合二为一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 

　　四、理论发展：践履“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 

　　理论发展是思想理论保持生命力和在场感的客观要求。任何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演变必然要求也必然带来思想理论内容乃至形态的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丰硕成果的中国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产物和时代形态。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现实历史实践活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出新结论、作出新判断。保持理论同一性，不因理论内容与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根本属性；实现理论在场感，始终在时代与实践变迁中保持鲜活长青而不是灰色疏离，这是理论发展的内在矛盾。中国理论践履“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内在矛盾便成为理论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守正保持理论同一性 

　　既“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又不进行颠覆性的李代桃僵，要怎么办？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再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站在巨人的肩上、沿着巨人的方向往前走。返本才能开新，守正才能创新，“本”和“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之正。理论是有主体归属的，对理论来自谁、依靠谁、为了谁等基本问题的回答不同，宣示了理论的不同，标定了理论的不同属性。中国理论旗帜鲜明宣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从“为人民服务”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至上”再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论话语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不渝。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中的阶层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与调整，人民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变动中，但是无论如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等少数群体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选项和依靠主体，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一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多数，中国共产党把这一点明确写入百年的历史决议中。 

　　守马克思主义观点之正。中国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实行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以中国理论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以中国理论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所以中国理论明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发展阶段”作为政策策略的立足点；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中国理论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等原理，贯穿中国理论创造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 

　　 守马克思主义方法之正。中国理论提炼出自己的思想精髓，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作为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让人民来评判；把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团结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凝聚个体为集体，整合群体为“大家”，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把独立自主作为立党立国重要原则，坚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和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搭别人的便车，坚持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处理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教师爷”能对我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把系统观念作为“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坚持胸怀大局，把具体工作放在全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坚持统筹兼顾，做到讲全面时有重点，抓重点中看协调，“系统工程”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工作经常性的工具与方式。 

　　（二）创新激发理论生命力 

　　守正从来不是为守而守，守正是为了发展。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的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出自己的理论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形态的时代创新。 

　　 概括新观点。20世纪上半叶，顺应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建立人民武装力量的理论、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把这一革命正确引向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科学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中国社会各类不同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政策，拓展了人类社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到作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概括，从“三个有利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的理论创造，中国理论不仅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更说出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直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理论论断不断刷新并深化着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质生产力”等原创性概念及其背后的创新性逻辑，塑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书写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 

　　 发现新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科学提炼，类似于几何学中的公理与定理，纲举目张便可阐发出丰富系统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恩格斯把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和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称为两大发现，从这两大发现出发，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面对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不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将长期共存的客观历史事实，面对21世纪人类不同文明形态全方位多领域交锋互鉴、融通互渗的基本态势，新时代的中国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洞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的变与不变，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大时代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定位和治理政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定义中国式现代化等历史运动规律，从这些规律出发进行战略性的研判与擘画、建构与运筹，作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判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 

　　塑造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来自“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主要思潮，也是19世纪人类社会在西方历史文化乃至西方文明中最为璀璨的思想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就其基本理论形态来说从属于西方文明文化谱系。事实上，人类社会还有与西方文明同样伟大甚至更为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通过“第二个结合”，把来自西方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来自中华文明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崭新的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的魂脉是马克思主义，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坚定“守正”，确保马克思主义发展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俱进充满生机活力。守正越坚定，创新越有资格，创新越充分，守正越有底气，这就是守正创新的实践辩证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辩证法，中国理论不管主题如何演进、内容如何丰富、形态如何变化，始终保持理论初心不改、理论立场不变、理论价值不渝；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这句话后面特别增加了一句话，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以守正创新为思想精髓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结语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和强加。深刻回应中国社会历史和时代诉求，充分激发中国人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科学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国理论满足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主义的追寻和对思想的期待。 

　　今日世界已真切认识和感受到现实中的中国及其实力，但尚未真正了解和理解理论中的中国及其魅力。出现这样的认知反差，固然与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遮蔽直接相关，客观上也与中国理论没有充分宣示与传播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更好地彰显理论引领功能，主动进行理论斗争，系统建构理论话语。这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理论发扬光大的内在逻辑使然，亦是中国理论实践辩证法的进一步展开。 

　　 坚持理论引领。现实中国的成功当然不是照搬西方理论的翻版，中国道路从来没有什么“教师爷”。现实中国的成功也不纯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正是科学先进的中国理论引领，方有“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发展与治理奇迹，方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理论与现实的实践活动保持一定张力是客观事实也是客观规律，不能把理论简单化为“使用说明书”和“工程操作手册”，理论逻辑不是现成答案，不能要求理论主张与具体方式方法一一对应。理论的力量在于透过现象的喧嚣，抓住事物的根本，引领社会在当下历史环境的风云变幻中看到历史发展的本然与应然，在历史的回流中看到历史的必然性及其方向，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坚持理论彻底性前提之上。轻视和贬低理论的引领与教化之功，囿于既得的利益遮蔽而鼠目寸光或者说出于狭隘的经验惯性而自以为是，最终会自讨苦吃。 

　　进行理论斗争。社会实践不同、社会利益不同，矗立其上的理论亦不同。实践和利益有矛盾冲突，理论斗争便不可避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创造的一生中，批判、反驳各种错误思想，与受到迷惑的同盟者、步入歧途的修正者、夸夸其谈的说教者进行理论斗争占了很大的比重。理论不仅需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亦需要在斗争中淬炼成熟。揭示对手的错误、虚伪、荒谬、无知是科学理论开辟自己道路、站上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必由之路。理论斗争不是辩护而是宣示，不能退让而要批判。尤其在西方理论已被包装为“常识”或被自觉不自觉当成“常识”的背景下，中国理论更是要“亮剑”。走向世界的理论斗争不能仅止步于防守反击、被动回应，而要主动设置议题、坚定宣示立场，发出明确信号，把社会思潮、群体舆论、热点话题引导到我们的轨道、步调和逻辑上来。 

　　 争取话语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但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打造能全面、精准反映中国现实实践本真意思的概念范畴。几何学形态不同源自其设定“公理”不同，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本质是“不可通约的方式”。不要担心他人不理解而“便宜”地借用别人的概念、话语来表述我们的理论，来比喻我们的实践。不同的理论逻辑、不同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以枳为橘便会谬以千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是市场经济，但是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概念与逻辑讲不明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蕴与精髓；全过程人民民主当然是民主政治，但是用西方民主话语不仅讲不出中国民主的精义还会陷入西方民主陷阱。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确立起中国理论的“公理”和“范式”，用中国“公理”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范式”讲述中国故事，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中国实践背后的中国学理、中国气派背后的中国哲理，才能更加真实全面地向世界展示“理论中的中国”的魅力与风采。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赵培杰  崔晋  责任编审：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