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中国政府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建立起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学理回应。归根结底，中外交流以人的广泛交往为载体，如果说国之交和心相通分别划定了中外交流的理想目标和作用基础，那么以民相亲为指向的社会减距就是勾连两者的关键机制。 

　　社会减距即通过人的持续交流和平等交往，缩短不同文化族群的社会距离，建立起守望相助、世代友好的紧密联系。纵观中国和世界历史，不同民族、国家的交流互通都伴随着文化族群的社会减距过程。正是在各国民众日益普遍化和扩大化的社会交往中，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并最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质言之，社会减距从人与人的交往层面勾连了中外交流与民心相通。 

　　 在现实条件下，如何通过社会减距推动民心相通和中外交流？外籍居民在中国社会的活动提供了独特研究对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从何而来，又如何延续？在宗教交流论和农牧依存论等解释之外，文明包容性在新时代的延续还体现于现实减距实践。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吸引了多种类型的外籍居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第一类为受聘于工作组织特定岗位的就业群体，例如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第二类为进行跨国商贸活动的经商或自由职业群体，如在粤经商群体等。第三类为受教于中国高校的国际留学生群体。第四类为因特定原因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未就业群体，如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等。中外居民既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又具有空间上的可见性。正是从这一既远又近的“他者”特性出发，两者之间形成的接近、疏离乃至冲突关系，反映了同一社会空间下社会减距和中外文明交流的进展与挑战。 

　　 在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中，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作组织的关键影响有待挖掘。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成员中，社会减距场域逐渐从家庭、宗族转移至社区、单位、社团等生活和工作组织之中。尤其在因国际迁移面临家庭宗族网络断裂的外籍居民中，生活和工作组织对其构建群体关系更为重要，例如社区等生活组织已被视为影响外籍居民作出封闭或开放选择的关键场域之一。但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和阐明，这可能带来场域失焦风险。一方面，一种覆盖广泛、潜力巨大的社会减距场域未被置于考察视野之中。相较于生活组织，工作组织为中外居民提供了更稳定的交往纽带和更丰富的交往对象，是中外居民交往互动的关键“窗口”，多数中外居民的社会交往更多地经由工作组织形塑而成。另一方面，这忽略了工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治理载体承载的制度特性。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受到中国社会情境的约束，相较于自下而上形成的生活组织，工作组织与国家治理情境的关联更为紧密，体现着中国社会情境的独特影响。 

　　因此，本文借助大规模实证调查数据测量中外居民的双向社会距离，在此基础上探讨工作组织作用于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共性作用和差异特性，从工作组织角度为中外交流挖掘民心相通的支点。 

　　一、表征、路径与挑战：中外交流中的社会减距 

　　（一）作为文明交流表征的社会减距 

　　区别于地理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强调群体交往中的社会性差异尤其是主观文化差异。塔尔德以社会距离表征客观阶层差异，视其为不同阶层之间模仿难度和阶层联系的反映。齐美尔则强调社会距离的情感内涵，认为社会距离涉及人际的情感关系，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交往中为保持心理平衡而建构的内在屏障。帕克进一步将具有情感意涵的社会距离解读为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对相互理解和亲密交往持有的保留态度，社会进步的理想在于清除因族群隔离产生的社会距离，将社会成员平等地纳入亲切、理解和同情的关系内。博格达斯借助跨族群交往行为对社会距离进行操作化测量，推动了社会距离在族群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基于上述理解，社会减距突出积极行动导向和平等交往意涵，不仅代表了促进文化交流、改善群体关系的动态努力，而且蕴含了不同文化族群彼此尊重、相互靠近的平等构想。 

　　当不同文化族群因社会流动开展交流交往时，社会减距的重要性更加彰显。流动人口与在地人口虽然出现在同一城市、街道乃至社区，但彼此存在着社会距离鸿沟，甚至因此产生排斥与冲突。“同化论”“熔炉论”等移民理论认为，随着居留时间延长，流动人口与在地人口在各方面都将逐渐接近，两者的社会距离将自然缩短乃至消失。但“区隔融合论”和“多元文化论”强调在社会文化差异的持续塑造下，流动人口与在地人口可能形成融合、同化、隔离和边缘等不同交往状态。社会减距并不必然因为地理空间距离的靠近而自然发生，其变迁过程具有反映两者文化乃至文明交流状况的表征意义。正是在社会减距的过程中，文明交流能够突破传统秩序的限制持续推进。 

　　 因此，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具有了民心相通乃至中外交流的深层意涵。在华居住本身已经部分显示了外籍居民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尽管这可能会对考察社会减距实践带来一定选择性偏误，但仍然反映了中外交流和民心相通中最具潜力的部分。首先，空间上的可及性为社会减距和民心相通的实现提供了充分可能。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源于共处同一空间内的真实接触和交往，这种切身而非想象的减距实践为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其次，外籍居民的工具性动机与情感性动机存在着非同步性，能够呈现民心相通实践中的客观问题。部分外籍居民基于接受公司指派或获取收入回报等工具性动机来华，并非全部外籍居民都自然具备社会减距的主观动力，因此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仍是充满挑战和变化的过程。最后，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是一种推动中外交流的可行路径。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实践意义可能通过日益频繁的国际迁移向各国民众传递，不断推动中外交流和各国民众民心相通。总之，实现中外交流和民心相通，需要持续推动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即在个人的开放选择和社会的合理引导下，推动中外居民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客观存在的文明差异，在持续的良性交流中建立起守望相助、世代友好的紧密联系。 

　　（二）社会减距的接触路径与威胁路径 

　　 社会减距过程存在着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双重可能路径。社会成员在自认和互认中区分出内群体和外群体，对内群体的肯定常常伴随着对外群体的贬损。群体成员通过接触、认同、网络和冲突等机制产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整体性的群体关系。增强群体成员关系的包容性，构建一个超越群体边界的共同内群体是社会减距的关键。不同类型的群体关系反映了群体互动的真实特征，影响着社会减距的作用基础。群体接触观点认为，外群体信息的匮乏导致群体偏见和社会距离的产生，满足特定条件的积极群体接触有利于消除偏见、缓解紧张关系。相关研究认为只要有建立跨族群友谊的机会，族际接触便能发挥社会减距的积极作用，而且外族群朋友、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媒介都可以代替面对面接触传递群体信息，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等特定场景下，群体接触效应会失效。因此群体威胁观点认为，不同族群对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争夺是产生社会距离的理性基础，当本族群受到或感知到来自外群体的竞争可能导致利益受损时，将产生族群偏见和社会距离。 

　　群体接触与群体威胁的张力可能源于忽视了群体互动的社会制度情境。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分别强调了情感建构和资源竞争对个体行为观念的影响。欲知两种影响何时成立以及影响大小，需要将群体互动过程放置于充分的社会背景中，关注其社会制度情境条件。具体而言，具有包容性、能提供社会支持的社会制度情境可能会抑制群体威胁，增强群体接触，缩短社会距离，反之则可能扩大社会距离。例如居住区域、职业归属和户籍类型等均可能构成影响社会减距的制度情境因素。 

　　（三）社会减距的时代挑战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学术关注更有待深入。受人口规模影响，当前研究主要聚焦国内流动人口，但国际流动人口承载着不同的文明交流意义。围绕国际流动人口的少量研究集中于在粤非裔移民等少数典型地域移民，不仅缺乏普遍性和系统性，而且存在研究视角中心化和研究焦点个体化的缺憾。 

　　在研究视角上，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研究存在文明交流中心化预设。两者的社会减距被理解为一方主动接近另一方的单向过程，似乎总是存在一个需要被动适应文化差异的“弱者”，未能体现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这既与当前中外居民的文明交流现实相抵牾，又与中外交流蕴含的平等交往理想相背离，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应该在充分尊重彼此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 

　　在研究焦点上，既有研究侧重于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力资本等个体性因素，似乎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是在制度“真空”中进行，与其他地区的族群交往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中国社会，国家及工作组织是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力量。在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积极战略举措下，推动中外交流和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成为日益重要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工作组织在国家引导下可能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发挥形塑作用。 

　　因此，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研究需提炼真正符合时代需要的本土制度特征。一方面，社会减距需要双方主动的相互接近，应该同时考虑中外居民双向的社会距离。另一方面，社会减距是社会制度情境和工作组织参与塑造的结果，需要考察工作组织如何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产生影响，这一影响过程又如何与社会制度情境相关联。 

　　二、作为社会减距场域的工作组织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被整合进组织之中，其中工作组织是较为普遍的组织类型。尤其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工作组织还是一种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行为、国家与个人的稳定组织中介和制度内核。在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产生过程中，工作组织既奠定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又施加了来自中国社会的特定影响。 

　　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后果之一，工作组织是塑造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社会整合场域。现代化进程将个体从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中抽离，重组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业缘纽带和工作组织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显现。工作组织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互动提供了平台，是推动社会成员走出家门、塑造群体接触行为的动力之一。工作组织又是社会资源的关键分配渠道，不同社会成员依托工作组织展开的社会资源竞争是群体威胁的产生基础。 

　　同时，工作组织对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塑造呈现了与中国社会情境相关联的本土特征。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期治理实践形成了国家引导、组织中介的组织化治理内核。国家将个体纳入组织化的中间组织，通过党政结构嵌入调整组织目标和外部职能，进而间接影响和整合民众行为。作为覆盖广泛的中间组织，工作组织在不同时期的组织化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近年来党建活动的广泛开展，工作组织普遍与国家治理实践有所关联，寻求效率目标和合法性目标、专业性职能与非专业性职能的统一，会在不同程度上传递社会制度影响并整合个体行为和观念。因此，工作组织既具有塑造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一般特性，又在塑造过程和方向上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可能孕育出兼具共性和差异性的社会减距作用。 

　　（一）工作组织之于社会减距的共性作用 

　　通过对群体接触和群体威胁的形塑，工作组织对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发挥共性作用，这既是其一般整合功能的体现，又源于中国特殊社会情境的影响。 

　　一方面，工作组织具有提升群体接触、抑制群体威胁的一般整合功能。与市场契约包含的不确定性不同，工作组织赋予中外居民以共同的组织目标和确定的身份担保，而且通过层级结构形成了明确的内部资源分配体系。在工作组织提供的稳定场域内，中外居民不仅有机会在更确定的社会空间中达成合作，建立起积极的群体接触，而且更易于在资源获取中达成一致，避免因过度竞争触发群体威胁。但这一整合功能并非在所有工作组织中都无条件呈现，当工作组织无力或无意维系可靠的员工交往关系与稳定的资源分配体系时，将难以发挥一般整合功能。 

　　另一方面，推动中外居民和谐共处的合法性动机强化了工作组织的一般整合功能。组织并非始终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是可能在制度环境施加的社会合法性压力下形成趋同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虽然多数工作组织并未将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作为主要组织目标，但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是工作组织普遍面临的非专业性职能目标之一。当推动中外交流和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成为日益重要的国家治理目标时，工作组织相应具备了相关的合法性期望。推动中外居民和谐相处、避免族群冲突不仅具有提升运作效率的经济收益，而且具有响应社会期望的社会价值。在效率和合法性动机的共同驱动下，工作组织将与国家治理目标保持一致，推动中外居民相互接近和交往，作为中间载体发挥社会减距作用。 

　　（二）工作组织之于社会减距的差异特性 

　　不同工作组织对于制度压力的反应具有权变性，可能采取服从、抵抗和变通等灵活应对策略。中国社会的持续转型重塑了不同工作组织的资源基础和组织目标，可能带来具有差异性的社会减距作用。 

　　伴随社会转型，工作组织对社会成员的影响从制度性整合向利益性整合转换。在单位制时期，工作组织资源主要来自国家分配，基于合法性目标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制度性整合。在单位制转型后，工作组织和个人能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种渠道获取资源，国家则通过党政结构嵌入对组织目标进行软性引导。工作组织寻求效率目标和合法性目标的平衡，通过资源倾斜引导成员服务于组织目标。这一引导过程如何进行取决于工作组织能为社会成员提供何种资源，以及更倾向于为何种组织目标倾注资源。 

　　基于上述转变，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可能在资源基础和组织目标的影响下差异化呈现。一方面，资源基础影响着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能力。工作组织引导成员社会减距的效果好坏与其自身可投入资源的状况相关，资源基础越充沛、资源投入越积极的工作组织将最终形成更佳的社会减距效果。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影响着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偏好。不同工作组织虽然都试图兼顾效率和合法性目标，但仍会在两者之间有所权衡。这可能驱使工作组织设定不同的资源分配原则，尤其在以资源分配为基础的群体威胁路径上，工作组织的资源基础及组织目标可能带来更加突出的影响，塑造更强的差异特性。 

　　三、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组织支点：组织凝聚效应与规模适应特征 

　　为了更好地呈现工作组织之于社会减距的共性作用和差异特性，我们先通过两个在华外籍居民案例对比给出经验参照，然后进行理论分析和假设推演。 

　　 C市是东北地区J省省会城市，当地外籍居民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国际留学生为主，具有相应的挂靠工作单位或学校。为了帮助来华的外籍居民避免可能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当地单位和学校均安排专门部门或专职人员负责为外籍居民提供协助。以当地龙头企业W企为例，专门设立外事部门以处理外籍居民的相应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引导办理和续签签证、翻译工作生活信息、寻找租住住房、安排子女入学以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帮忙调解等。在协同解决工作和生活事务的过程中，中外员工增进了相互了解，部分员工建立起长期友谊，会相约聚会或出游。外籍居民的单位归属特征也得到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的重视，对单位专门部门或专职人员采取放权方式以提高签证办理效率。当外籍居民因语言、文化、程序等问题遭遇手续办理失败时，移民管理部门往往会优先联系外籍居民所在单位或学校专职负责人并寻求帮助，而且会在外籍居民分布较多的单位或学校开展专项辅导讲座或设立一站式办公机构。这降低了管理部门与外籍居民的互动难度，提高了其运作效率。 

　　 G市是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当地外籍居民数量较多，以非裔群体为主，主要是在华从事贸易的经商群体。根据其在华身份的差异，经商群体可区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持临时签证入境的短期灵活类型，这一群体多关注从中国找寻合适货源带回母国售卖盈利。由于订单制作需要时间且跨国交通费用昂贵，此类群体往往力求在一次逗留期间确定多个订单，并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延长签证时间，甚至在极端条件下会延期逗留。第二类为办理了合法长期居留手续的长期稳定类型，供职于正规的贸易公司，主要是大型商贸公司的常驻中国代表，专职为大型商贸公司在中国采购物品并获取报酬。在生存样态上，两者呈现出明显差异。在办理签证时，短期灵活型群体往往需要自行邀请有成功办理经验的外籍朋友结伴前来，或者付费雇佣中国熟悉相关业务的代办人员来提供协助。在频繁往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短期灵活群体的居住地点不固定，很难与中国居民展开稳定的交往。而长期稳定型群体通常能够获得对口企业专职人员的辅助和指引，签证办理过程更为顺利。由于较少出现延期逗留情况，此类群体的居住稳定性较强，对社会环境较为适应，不少外籍居民已与周边中国居民相互熟悉并建立起稳定友谊。 

　　（一）组织凝聚效应 

　　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但上述案例均体现了工作组织对于外籍居民的积极影响。在C市案例中，工作组织及其掌握的优势资源不仅吸引了外籍居民进入，而且为其生存和交往提供了现实依托。在工作组织的帮助下，中外居民避免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隔离乃至冲突，建立起稳定联系。这与G市案例中短期灵活型经商群体常常面临的社会支持断裂和社会融入危机形成了对比。同样，在G市案例中，工作组织是否介入对短期灵活型和长期稳定型经商群体形成了差异影响。工作组织的保护为长期稳定型经商群体打破了潜在的社会障碍，服务组织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中外居民更好地彼此适应提供了条件。 

　　根据上述机制，我们可以推论工作组织可能形成的组织凝聚效应。首先，工作组织可能促成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当中外居民归属于工作组织时，意味着享有确定性的身份、关系和规则保护，同时接受来自工作组织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化影响。借助与工作组织建立的稳定联系，外籍居民能够缓解因生存环境巨变导致的文化压力，尽快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并产生积极印象，缩短与中国居民的社会距离。中国居民能通过工作组织获得较为稳定的社会位置和生存资源，对外籍居民来华保持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避免潜在的群体威胁感受。此外，国家制度对外籍居民的开放态度会通过工作组织同时向中外居民传递，引导两者树立合作态度，共同推动组织目标实现，在长期积累的良性接触经验中缩短彼此社会距离。 

　　其次，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可通过资源庇护得以实现。资源庇护的形成既是工作组织与组织成员建立稳定联系后的客观结果，又来自工作组织对中外居民的主动利益性整合。基于效率和合法性目标的统一，工作组织通过资源庇护引导中外居民积极向社会减距的组织目标靠拢。在外籍居民中，工作组织为其提供生活便利和工作支持以减少文化适应压力，推动外籍居民更好地呈现工作价值和社会减距优势。在中国居民中，工作组织倾向于为其提供可靠组织支持以维持稳定生存状态，推动中国居民更好地认同和实践社会减距目标。 

　　最后，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还可通过交往拓展实现。区别于亲缘交往，工作交往更具异质性和情境性。异质性指个体基于工作需要与更加多元的社会群体展开接触交往。情境性指交往建立在有明确职场归属和共同利益约束的组织人之间，能降低风险、增强信任。在工作组织助推下，中外居民基于科层纽带建立起更加稳定和更有保障的深层联系，常常通过共同协作以实现某些组织或个体目标。例如共同合作以完成某项技术研发，或相互协助以跨越部分语言障碍等。在长期互动和合作中，中外居民对彼此更加熟悉和信任，最终显现社会减距特征。据此，我们可以提出组织凝聚效应及假设： 

　　组织凝聚效应：工作组织能通过资源庇护和交往拓展促进中外居民社会减距。 

　　假设1：相较于无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外居民，有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外居民会对彼此形成更短社会距离。 

　　假设2：当工作组织影响中外居民之间社会距离时，资源庇护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3：当工作组织影响中外居民之间社会距离时，交往拓展具有中介作用。 

　　（二）规模适应特征 

　　工作组织对于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差异特性在前述案例中亦有所体现。无论在C市的就业群体，还是在G市的长期稳定型经商群体中，大型组织和小型组织能提供的协助都有所不同。大型组织往往能为外籍居民设置专职助理乃至专职部门，为其生活和工作事务提供更全面的协助。而小型组织由于资源有限，外籍居民助理多由其他中国员工兼任，一位助理通常需要协助处理多名外籍居民事务，协助范围仅限于签证办理等基本事务。因此，在大型组织中，中外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事务上的协作更加深入，而且会取得更好的协作效果。例如来自大型组织的外籍居民在办理签证时不仅多数可与中国居民协作，而且更为及时和顺利，而在小型组织中，外籍居民不仅在办理签证时缺乏与中国居民的深入协作，而且办理过程更为费时和反复。 

　　 深入分析差异化影响的来源，需要关注资源结构和组织目标对社会减距的影响。组织性质和组织规模是影响资源结构和组织目标的关键因素。组织性质主要指工作组织不同的所有制性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运行逻辑。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例，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占据优势地位，具有更强的资源支配能力，同时受到国家再分配制度的更强约束，更加看重社会合法性目标。反之，民营企业主要依赖于市场竞争获取资源，更多地遵循效率优先原则。但随着国有企业陆续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以及党组织普遍嵌入中大型民营和外资企业之中，以所有制为界线的组织类型呈现更加多元的变化。例如国有企业可能普遍引入市场竞争元素，建立与其他企业趋同的事本原则和效率目标，民营企业可能借助党组织建立提升资源支配能力，并积极向社会合法性目标靠拢。因此，在单位制转型的影响下，组织类型可能包含着更复杂的制度分割因素，在形塑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上难以呈现清晰界线。 

　　基于上述变化，我们主要采用“工作组织”而非“单位”作为主要分析概念。在单位制时期，单位可泛指城市中存在的正式组织，并被更多地用以强调一种整体社会结构。而在单位制转型后，单位成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党政部门等特定所有制性质组织的代称，其意涵有所收缩。与作为一种整体结构的单位相比，工作组织包含了组织间的差异性，有助于探讨工作组织的异质特征及其后果。与仅指涉国有部门的单位相比，工作组织指代的组织类型更为全面，包括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组织类型。在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治理情境下，所有类型的组织都发挥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减距的共性作用，这种作用并不局限于当前“单位”一词所指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但又因组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与工作组织的意涵更为契合。 

　　与组织性质不同，组织规模受单位制转型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影响可能更加稳定。组织规模指不同组织人员结构可能导致的资源和目标差异，其影响途径主要来自组织规模效应而非组织社会位置。当单位制转型带来资源获取渠道的变动时，大型组织依然能够借助规模效应获取较为稳定的资源总量优势，与小型组织之间呈现明显差异。尤其当聚焦中外居民社会减距议题时，考虑到绝大多数外籍居民在民营、外资等非国有企业中就业，组织规模相较于组织性质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以下主要从组织规模角度考察其社会减距后果的差异。 

　　与小型组织相比，大型组织更可能具备资源优势和合法性压力。在资源获取上，大型组织不仅能通过人才集聚、规模效应和专业分工等获取市场资源优势，而且能通过税收贡献、带动就业和政绩显示等获取行政资源优势。在合法性压力上，大型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更高，是国家组织化治理更重要的吸纳对象。在更高社会期望下，大型组织更可能在合法性目标上倾注更多资源。 

　　由此推论，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可能在不同组织上形成规模适应特征。 

　　一方面，组织规模可能带来社会减距作用的差异。大型组织具有明显资源优势，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充沛的支持资源。在合法性压力驱使下，大型组织亦具有更强的社会效益偏好，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向社会减距的组织目标。中外居民都可能受惠于此，表现出更强的社会减距能力和意愿。 

　　另一方面，资源庇护相较于交往拓展对于大型组织实现差异化社会减距作用可能更为关键。大型组织的组织资源优势与资源投入偏好能够增强其对中外居民的资源庇护，而这直接关系到群体威胁的产生和感知，有助于大型组织实现更强的社会减距作用。例如在C市案例中，大型组织能够通过专职部门或人员为中外居民提供更深入全面的协作机会，设置更为系统合理的协作体系。这有助于中外居民产生更积极的群体印象，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未来的职场共事。 

　　而组织规模能否通过交往拓展影响社会减距则有待商榷。大型组织虽然包含更庞大的组织内群体，但同样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和分工。个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不仅需要跨越层级和部门障碍，而且更加正式化。小型组织虽然可交往人群更为稀少，但管理体制通常更为扁平化，不同个体之间的沟通更加直接和灵活，更有利于紧密工作联系和群体接触建构。因此，大型组织更可能借助资源庇护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施加更大影响。据此，我们可以提出规模适应特征和假设： 

　　规模适应特征：工作组织规模可能带来差异社会减距效果，且资源庇护的作用大于交往拓展。 

　　假设4：组织规模越大，中外居民之间会形成更短社会距离。 

　　假设5：组织规模越大，中外居民得到更多支持资源，但未必形成更高交往水平。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上述命题可以总结为下图所示的框架。 

　　（一）数据来源 

　　由于涉及对中外居民社会距离的双向测量，我们同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和在华外国人调查（SFRC）2017—2019年数据。前者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执行，在2018年度调查中首次随机抽取部分样本，考察其对不同地区外籍居民的社会距离。后者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发起，在2017年至2019年陆续拓展至广州、长春、义乌、杭州等全国七个城市。调查对象为当前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居民，在出入境管理中心对前来办理手续的在华外籍居民进行全量问卷调查。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可比性，在CGSS数据中仅保留城市居民样本，并将CGSS数据和SFRC数据的样本年龄均限制为18—69周岁。经过样本清理后，SFRC数据和CGSS数据实际用于分析的样本数量分别为3721和3478。 

　　（二）变量描述 

　　因变量为社会距离，两大数据均采用博格达斯距离量表来测量社会距离，即测量个体对一系列跨族群交往行为的接受程度来反向体现双方社会距离。个体接受交往行为的种类越多或者难度越高，代表双方的社会距离越短。目前对此量表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人为划定交往行为的次序和难度，二是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合并降维。但前者不可避免带有主观随意性，后者忽略了不同交往行为的难度差异。因此，以下借鉴项目反应理论，通过计算不同交往行为的难度系数进行“厘差定序”，结果如表1所示。 

　　SFRC测量了外籍居民对与中国居民开展多种交往行为的态度，CGSS测量了中国居民对与不同国家外籍居民开展多种交往行为的态度。结果显示，中外居民对跨族群交往行为的接受程度有区别亦有共性。首先，“通婚”的难度系数在中外居民中均为最高，表明跨族群通婚是社会减距中最具挑战性的行为类型。其次，外籍居民对“为邻”的接受程度低于“共事”，中国居民对“为邻”的接受程度高于“共事”。这表明中外居民对工作和生活中的跨族群交往态度有别。最后，在外籍居民中，“为友”的难度系数最低，甚至低于“聊天”。这可能源于“做朋友”缺乏明确的生活场景限制而且易产生文化差异，表明在测量社会距离时确实需考量文化和群体差异。 

　　在汇总样本在不同子项上的得分时，以上述难度系数为权重，即可生成代表个体社会距离的因变量。具体做法是将不同子项的交往行为二分处理为“接受”和“不接受”，分别赋值为1和0，然后分别乘以对应的子项难度系数并加总求和。为保证因变量的一致性，在外籍居民社会距离的操作化过程中，仅保留与中国居民共有的三类交往行为类型，在重新生成难度系数后进行赋值求和。 

　　关键变量为工作组织归属、支持资源、交往水平和组织规模。在四类外籍居民中，除国际留学生群体因未进入适龄工作状态暂不考虑外，就业群体通常有较为确定的工作组织岗位和联系，而经商群体、自由职业者或未就业群体通常难以拥有确定的工作组织。因此，可根据在华职业区分外籍居民的工作组织归属状态。管理人员、专家、白领、蓝领归类为有工作组织归属，商人、自由职业者和未就业者归类为无工作组织归属。 

　　考虑到中国居民中还存在着相当比例的不稳定就业人群，中国居民的工作组织归属通过工作状态和劳动合同共同进行区分，将与工作组织签有固定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受雇者归类为有工作组织归属，将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无劳动合同或无固定雇主的零工散工以及未就业者归类为无工作组织归属。之所以未考虑外籍居民的劳动合同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现行制度规定中，外籍居民需要有确定工作单位和劳动合同才能获得合法就业许可，因此其不稳定就业情形较为少见。 

　　支持资源通过多指标加以测量，中外居民的生存状态和资源需求不同，组织为其提供的支持资源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有所侧重。在外籍居民中，工作组织通常侧重于为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提供物质和情感层面帮助，可以从居住补贴、家属安排和接待协助三个指标来测量。居住补贴指工作组织能为外籍员工提供住房安排或住房补贴，以降低其居住生活成本，通过测量外籍居民的住房支出并进行反向调整平移生成。家属安排指工作组织能为外籍员工配偶和子女来华提供签证、费用、教育等方面的帮助，使之可以安心工作，通过测量外籍居民的配偶和子女是否同时在华生成。接待协助指工作组织在外籍员工初入中国社会时提供的引导，以利于其尽快熟悉中国社会，通过测量外籍居民来华时是否有来自公司的人接待生成。 

　　针对中国居民的支持资源通常侧重于生活工作福利、组织身份认同和社会制度保障，可以从住房福利、工会参与和医疗保障三个指标来测量。住房福利指工作组织为无房中国员工提供的周转房、人才房和福利房等短期住房保障，通过测量中国居民是否居住在产权由单位所有的住房之中生成。工会参与指中国员工是否享有企业工会的身份认可和福利分配资格，通过测量中国居民是否是工会会员生成。医疗保障指涉企业为中国员工工作过程提供的制度性保障，通过测量居民是否享有医疗制度保障生成。虽未采取完全相同的测量方式，但通过多指标测量，中外居民可获支持资源的多种类型均得到呈现，既包括医疗、住房等正式支持，又包括接待、家属、工会等非正式支持。 

　　交往水平通过异族群社会网络规模加以测量。在外籍居民中，测量其一共认识多少中国人，原始结果为0—500的连续变量，为避免系数过小，将观测值等比例缩小100倍。在中国居民中，测量其是否认识来自日韩、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外籍居民，累加后生成是否认识外籍居民的二分变量。 

　　组织规模通过受访者当前工作单位人数生成，为避免极端值和偏态分布的影响，中外居民均将组织规模限定在10000人以内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此外，从个体特征、经济文化背景和语言技能等方面在CGSS和SFRC数据中设置一致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中英文语言技能。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于距离量表采取反向测量方式，数据取值与“距离”一词含义相反，将社会距离变量重新命名为“社会减距指数”，取值越大，表明社会距离越短。 

　　描述性统计可提供三点发现。第一，中外居民均有一定比例的工作组织归属，且外籍居民组织归属比例高于中国居民，这可能与中国居民更多地进行个体自雇或平台就业有关。第二，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指数总体较高，均值超过半数，表明中外居民对彼此保持较为积极开放的态度。第三，中外居民的交往水平较低，且外籍居民交往水平高于中国居民。这表明多数中外居民并未展开实际接触，尤其是中国居民，与外籍居民的接触更有限。

　　 此外，还需关注组织规模的样本数问题。第一，在中外居民中，组织规模的样本量均有缩小，这是因为部分无工作组织归属的样本未回答相应问题。第二，中外居民组织规模样本量均高于实际归属于工作组织的样本量，这是因为部分未被归为有工作组织归属的群体仍然可以回答组织规模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居民中少量雇佣工人的个体户、平台内灵活就业者，以及在外籍居民中存在雇佣行为的商人等。考虑到这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真实情况的反映，我们对此类情况进行了保留。为稳健起见，仅保留有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外居民样本进行分析，除组织规模对中国居民住房福利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标准外，其他模型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住房福利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源于在有工作组织归属的样本中，更可能享有住房福利的青年群体被大量剔除。补充分析结果显示，在有工作组织归属的青年人群中，住房福利与工作组织规模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第三，由于采取不同缺失值增补策略，中国居民数据中组织规模变量有较高比例为0，而外籍居民数据中组织规模变量存在较多缺失。为稳健起见，对外籍居民组织规模按照雇佣和就业状态进行分类增补后，仅保留组织规模在5人以上的中外居民样本进行补充分析，主要结果保持一致。 

　　（三）分析策略 

　　数据分析分三步进行。首先，通过回归模型检验工作组织归属、工作组织规模对社会减距指数的影响。其次，通过回归模型和逐步法检验资源庇护、交往拓展与工作组织归属、工作组织规模的关联，并通过双重稳健估计、KHB分解和因果中介分析展开稳健性检验。最后，在差异性探索分析中，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中外居民双向社会距离中的差异性影响因素。 

　　五、模型结果报告 

　　（一）工作组织归属、工作组织规模对社会减距指数的影响 

　　首先，我们建立了社会减距指数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M1—M3为外籍居民工作组织归属模型，M1显示，有工作组织归属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外籍居民会形成更高的社会减距指数。M2引入三个支持资源变量后，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工作组织归属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减小，表明支持资源是一个可能的中介途径。M3引入交往水平变量后，系数显著为正，且工作组织的系数进一步缩小，表明交往水平是一个可能中介途径。 

　　M4—M6为中国居民工作组织归属模型，M4显示，有工作组织归属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国居民会形成更高的社会减距指数，假设1得到支持。M5引入三个支持资源变量后，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工作组织归属的系数有所减小，表明支持资源是一个可能中介途径，这初步支持了假设2。M6引入交往水平变量后，系数显著为正，且工作组织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表明交往水平是一个可能中介途径，这初步支持了假设3。 

　　M7—M9为外籍居民工作组织规模模型，M7中组织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M8引入三个支持资源变量后，系数均为正，但仅有家属安排达到统计显著标准，同时工作组织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M9引入交往水平变量后，系数显著为正，同时工作组织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略有上升。 

　　M10—M12为中国居民工作组织规模模型，M10中组织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M11引入三个支持资源变量后，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工作组织规模的系数有所下降。M12引入交往水平变量后，系数显著为正，同时工作组织规模的系数有所下降。 

　　综合看来，在大型组织中，中外居民均会形成更高的社会减距指数，假设4得到支持。但在部分中介变量的数据表现上，工作组织规模与工作组织归属有所区别，尤其体现在外籍居民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在能够回答工作组织规模的外籍居民中，居住补贴和接待协助等支持资源类型较为普遍，其社会减距作用相对趋同。 

　　（二）工作组织归属、工作组织规模对资源庇护和交往拓展的影响 

　　我们建立了资源庇护与交往拓展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M13—M16为外籍居民工作组织归属模型，M13—M15分别以三种支持资源类型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外籍居民在居住补贴、家属安排和接待协助上均更有优势。M16以交往水平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外籍居民在交往水平上更有优势。 

　　M17—M20为中国居民工作组织归属模型，M17—M19分别以三种支持资源类型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国居民在住房福利、工会参与和医疗保障上均更有优势，假设2得到数据支持。M20以交往水平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工作组织归属的中国居民在交往水平上更有优势，假设3得到数据支持。 

　　我们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分两步进行。一是在中外居民中通过双重稳健估计控制工作组织归属可能的选择性偏误。个体能否进入工作组织并非随机分配的过程，可能因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混淆因素干扰产生选择性偏误。在纳入全部控制变量并满足平衡性前提下，借助双重稳健估计考察工作组织归属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支持资源和交往水平的影响，结果与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表明工作组织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影响较为稳健。 

　　二是在中外居民中通过KHB分解和因果中介分析进行更严格检验。在中介分析中，KHB分解和因果中介分析分别能弥补逐步法在适用模型和因果推断上的不足。外籍居民模型结果显示，支持资源和交往水平的中介效应均显著，累计占比达到35%以上。中国居民模型结果显示，支持资源和交往水平的中介效应均显著，累计占比达到20%以上。在中外居民模型中，因果中介分析的中介效应占比均高于KHB分解，表明资源庇护和交往拓展的中介作用不仅稳健，而且存在低估可能。 

　　M21—M24为外籍居民工作组织规模模型。M21—M23分别以三种支持资源类型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大型组织中的外籍居民在居住补贴、家属安排和接待协助上均更有优势。M24以交往水平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回归系数为-0.007且不显著，表明组织规模的扩大对交往水平的提升有限。 

　　M25—M28为中国居民工作组织规模模型。M25—M27分别以三种支持资源类型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大型组织中的中国居民在住房福利、工会参与和医疗保障上均更有优势。M28以交往水平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回归系数为-0.052且不显著，表明组织规模的扩大对交往水平的提升有限。假设5得到数据支持。 

　　组织规模对资源庇护和交往拓展的不同影响反映出工作组织对群体威胁和群体接触路径的差异化塑造。工作组织并非总是均等地借助两种路径施加社会减距影响，当工作组织规模扩大时，资源优势和合法性压力的累积驱使工作组织更加主动地通过增加资源庇护、抑制群体威胁来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推广到群体关系的构建上，在工作组织场域内，群体威胁可能是群体关系中更具影响力的形塑机制。 

　　（三）差异性探索分析 

　　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不仅凸显出中外居民社会距离的差异结构，而且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制度情境特征。 

　　首先，对比中介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资源庇护的中介作用在外籍居民中体现更加突出。这可能是因为支持资源的相对效用不同，相较于熟悉中国社会、支持来源多样的中国居民，外籍居民面临更突出的生存压力，组织支持资源对其生存状态的改善效果更为突出，亦对其社会减距具有更强影响力。 

　　其次，收入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体现不同作用。在外籍居民中，收入能显著提升其社会减距指数，但有工作组织归属反而会带来收入劣势，组织规模亦未能显著提升外籍居民收入。在中国居民中，工作组织归属和组织规模虽能显著提升收入，但收入对社会减距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收入与其他工作组织支持资源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由于缺少其他支持资源，收入是无工作组织归属的外籍居民唯一的支持资源，只有更高的收入才能维持在华生存，收入的社会减距效果亦更加显露。相较于住房福利和工会参与等组织专属性福利，中国居民更可能将收入视为多劳多得或高工作绩效的应得回报，而非组织支持资源，收入的社会减距作用因此趋弱。这从侧面印证了工作组织对中外居民施加的资源庇护和社会减距既具有社会整合的一般特性，又呈现中国社会的情境特征。 

　　再次，部分控制变量对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影响不同。在外籍居民社会减距指数模型中，中青年显著低于老年，女性显著低于男性，掌握中文技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中国居民社会减距指数模型中，中青年显著高于老年，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掌握中英文技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可能还受到文化、性别和世代因素的差异影响。 

　　最后，地域因素对外籍居民社会减距形成差异影响。相较于广州样本，长春样本中的外籍居民在支持资源和交往水平上均呈现明显优势。这与C市样本和G市样本提示的地域差异性相吻合，东北地区的单位组织特征较为典型，外籍居民有工作组织归属的占比较高，相应具备更优的支持资源和交往水平。 

　　总之，中外居民的双向社会减距并非完全同质化的过程，差异性既体现于两者彼此接近时的不同态度，又体现于形塑两者接近过程的组织和社会因素。 

　　结语 

　　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实践不仅是各国人民普遍交往在当前中国社会情境下的缩影，而且承载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意涵。作为中国社会组织化治理的优势内核之一，工作组织助力中外居民跨越文化隔阂、实现社会减距，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人才高地打造具有关键价值，而且能够从中挖掘建立移民治理和文明交流中国方案的潜在制度优势。 

　　借助对中外居民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本文聚焦在中外交流的宏观指向下，工作组织在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上的可能作用与差异。具体研究发现包括两点： 

　　一是工作组织呈现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组织凝聚效应。基于效率和合法性目标的统一，工作组织普遍参与中外居民社会减距的形塑实践中。一方面通过交往拓展驱动良性合作，强化群体接触。另一方面依托资源庇护为个体提供稳定社会位置，弱化群体威胁，最终实现社会减距。 

　　二是基于资源基础和组织目标差异，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呈现规模适应特征。组织规模的影响延展到跨族群交往中，产生更具差异性的社会减距后果。基于资源优势和合法性压力，大型组织呈现更强的社会减距能力和意愿，通过资源庇护抑制中外居民对群体威胁的过分担忧，形成更强社会减距作用。 

　　从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出发，本研究对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工作组织的新时代社会整合作用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有所启发。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需要建立在中外居民的制度嵌入性基础上。中国并非传统移民国家，而且具备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当外籍居民进入后，中外居民都会遭遇文化挑战和冲击。不同文化族群进入陌生社会后遭遇文化冲击的情形比较普遍，但由此形成的理论解释大多存在特定文明中心论的倾向，将文化冲击归因为弱势文化难以适应强势文化的表征。但中外交流并不是在中外文明中择一而从，而是试图进行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的机遇与挑战，反映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特殊背景和复杂样态。 

　　中外居民的社会减距呈现为不同文化的双向靠近，而且是在工作组织与国家组织化治理的紧密互动中完成的。这是中外居民社会减距区别于其他异文化族群交往过程的特征，体现着中国社会制度情境的独特性。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平等化构想中，中外居民实践了相互尊重、守望相助的交往理想。在组织化治理的制度约束下，工作组织作为积极力量被引入中外居民交往行为和观念的塑造之中。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创造性理念逐渐为世界各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推进世界各国人民普遍交往的中国方案。从这一角度出发，工作组织及其背后折射的组织化治理优势或将成为更具普遍性的中国智慧。 

　　其次，工作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整合作用需重新审视，这包括两大焦点，一是工作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是否还有必要，二是工作组织为何能持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 

　　针对第一个焦点，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显现了积极治理潜能。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治理实践有助于工作组织突破效率和合法性目标的零和博弈。在特定议题和条件下，工作组织对经济效率和社会责任的合理兼顾是一种本土化的制度优势。伴随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构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移民乃至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愈加紧迫的议题。工作组织的积极制度潜能可能成为针对性开展良性移民治理可资使用的宝贵资源。尤其在新时代社会工作背景下，党建工作逐渐覆盖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之中，更多的新型工作组织被纳入国家组织化治理的范围之内，如何有效地开发工作组织这一社会整合“富矿”，对于移民乃至社会治理都至关重要。 

　　针对第二个焦点，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强调了中国社会国家引导—组织中介的制度内核。对工作组织社会整合作用的考察常面临因果争论，即工作组织持续发挥的整合功能，往往被认为与单位制传统的惯性影响有关。但即便对于基本不受单位制时代影响的外籍居民和中外居民社会交往行为，工作组织仍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减距作用。这表明以单位为代表的体制内工作组织虽已一定程度剥离社会职能，但工作组织并未从社会治理中退场。在共同富裕目标和党政结构的普遍嵌入下，工作组织依然能够向上承接国家意志和社会期许，向下完成社会整合和个体凝聚，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组织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组织的社会整合是普遍和恒定的，差异性既表现在整合作用大小上，又表现在整合作用机制上。 

　　最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作组织对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有所启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贯穿于百年来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这一过程始终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系、彼此互动和深度交融。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并非对传统文化的复现，而是力图实现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在同其他文明的互通有无、文明互鉴中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应该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这意味着巩固文化主体性应始终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在人的交往中体现文化包容。 

　　正是在人的交往层面，工作组织提供了一种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场域。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在于中外文化的系统交往，不仅需要研讨文明典籍，更需要浸润在点滴日常中的互动交流。但在中外交流的现实背景下，外籍居民自发聚集形成的族裔聚居区往往呈现区隔性和同质性，难以为中外居民提供充足的交往机会，中外居民实际接触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工作组织在推动中外居民交往乃至中外文明交流上具备巨大潜力，既是中外居民相互接触的窗口，又是消弭文化冲突、增进系统交往的平台。 

　　工作组织可以成为撬动民心相通的组织支点。民心相通意味着中外居民对主观文化差异的克服，这既是社会交往中较为隐秘的障碍，又是移民治理中颇具挑战的议题。面向未来，吸引高质量外籍人才融入、打造全球人才高地是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中国社会需要提前在制度和观念上为此做好充足准备。在工作组织，尤其是占据经济发展重要位置的大型组织中，外籍居民得以在文化和情感上真正了解和接近中国社会。以此为依据，可以将工作组织作为移民治理实践在组织层面的着力点，建立秩序与活力并存、物质与情感兼具的治理体系。积极引导工作组织投入支持资源、打造交往平台，服务中外居民交往需要。同时在工作组织中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展开更深入的国际合作。 

　　同时，需特别关注移民治理实践中的制度区隔风险。组织支持资源的选择性缺位可能导致部分中外居民更易面临生存危机、产生情感隔阂，这不仅会增加移民治理的风险，而且会带来文明交流的区隔。因此，需要充分考量不同地域社会和工作组织的现实，向特定中外居民提供补充性社会支持，推动社会支持的均等化提供。 

　　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和未尽议题。首先，由于缺乏成熟抽样框，部分未办理合法手续的外籍居民可能难以进入抽样范围，其工作组织归属及社会减距后果难以判断，后续研究需采取更严格抽样方案或借助受访者驱动抽样弥补此缺憾。其次，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对部分变量和样本的处理难以保持完全一致。例如对工作组织支持资源的测量，对不同工作组织归属状态的处理等，后续应尽量采用统一题器，并进行适当调整和校正。最后，组织性质的潜在影响有待深入考察。组织性质与组织规模对社会减距的影响并行，探索性分析亦发现，相较于组织规模，不同性质的工作组织在社会减距作用和机制上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差异。因此，后续考察需进一步挖掘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的组织类型差异。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 余朋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