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全面、长期且复杂的过程。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需要从以“管”为主转向更加重视引导和激励，其前提是深刻理解家庭生育决策的内在逻辑。 

　　 既有研究发现，家庭生育行为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受收入、教育、生活成本等众多因素影响。经典理论遵循“孩子效用论”的分析范式，生育子女带来父代效用的提升和养老回报，构成生育的影子价格；父代遵循等边际原则，随收入增长同步提升子代数量（生育）与质量（教育），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从现实情形看，我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与教育“内卷化”并存的局面，生育与教育并未如传统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同步提升。代际发展是理解中国家庭生育—教育决策的重要视角，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这种背离。我国家庭历来具有强烈的代际向上发展偏好，涵盖职业、收入、教育等多个维度，但均体现了相同的精神内核，即“父母希望孩子过得好”的朴素情感。实现代际向上发展，教育是最为普适的渠道，子代受教育水平与未来社会地位和预期收入紧密相关。为获得代际向上发展机会，父代竞相投入“教育投资竞争”之中，带来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和对生育的替代。 

　　在代际向上发展激励下，不同家庭的生育—教育决策具有异质性，可以由此推演宏观生育率变动的理论图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普遍贫困，收入的初始增长带来社会总体生育率的上升。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创造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兼具参与教育投资竞争的意愿与能力，倾向于选择“少生优教”策略，其规模和相对份额扩张引致了宏观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同时也推动了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面向未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代际向上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或将成为家庭生育决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若发展空间宽广、代际流动顺畅，教育投资竞争的压力就将降低，即推进代际向上发展将提振社会生育率。 

　　因此，有必要将代际发展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分析代际向上发展对中国家庭生育—教育决策的影响。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拓展标准的“孩子效用论”分析框架，引入代际发展设定，深入考察代际发展因素在家庭生育—教育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第二，超越经典的数量—质量权衡框架，运用教育投资竞争推演家庭生育—教育决策的理论逻辑，更加符合我国注重子代教育的客观实际。第三，综合运用多套数据，实证检验代际向上发展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教育决策异质性。 

　　一、相关研究与典型事实 

　　（一）相关研究回溯 

　　从理论发展脉络看，Becker较早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生育问题。他将孩子视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奠定了“孩子效用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养育子女会为父代带来效用，因而随收入增长，家庭会增加对“孩子商品”的需求。另一脉研究沿循“养儿防老”的思路，认为抚养子代可以为父代带来未来经济收益，分析方法和结论同前。 

　　 此后，有学者注意到，高收入家庭生育意愿往往较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数量反而更多，与早期理论预期并不相符。为解释这一现象，Becker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进一步引入数量（生育）与质量（教育）因素，提出随收入增加，子代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上升，从而父代的偏好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出现教育对生育的替代。也有学者从抚养成本视角切入，认为高收入家庭的时间机会成本更高，因而倾向于减少生育。但这些观点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依赖的假设过强，基于养儿防老动机的研究可能缺乏典型性，从全球范围看父母从子代获取收入并不是普遍现象，且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其影响会进一步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育率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趋于平缓，有学者将之归因于市场化育儿服务的发展，即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购买育儿服务替代自身时间成本，因而其生育率随收入增长而上升。这些研究启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教育决策可能存在异质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人均收入提升、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生育观念的改变等非制度性因素对微观家庭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我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因素已取代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公共服务稀缺及其机会非均等、住房成本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其中，代际发展水平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教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父代具有家庭内的利他动机，子女收入、成就、社会地位提升能为父母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由此进入父母的效用函数；而中国父母往往具有强烈的代际向上发展意愿，为此投资子代教育，进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 

　　（二）典型事实刻画 

　　首先回顾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生育率与代际发展的典型事实。 

　　就生育率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生育率较低，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生育率较高（见图1、图2），与学术界主流观点一致。就代际发展而言，中等收入群体代际发展水平较高，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代际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见图3）。这一结果符合经济逻辑，即低收入群体往往经济基础薄弱，缺乏高等教育经历与专业技能，发展空间相对受限；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助于维持其发展能力。 

　　结合上述典型事实刻画，可以描绘出完整的经济图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相对较高的代际发展水平，诱致较强的代际向上发展激励，因而更倾向于投资子代教育并形成对生育的替代，表现出较低的生育率。由此推演，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中等收入群体延拓了巨大空间，而普惠的教育、公平的升学制度和良好的教育—岗位匹配形成了畅通的代际向上发展通道，此时教育投资竞争并不激烈，收入增长有助于带来生育数量的提升。而在增量空间收窄后，父代会更多参与到“内卷化”的教育投资竞争之中，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相对份额的扩张，驱动了宏观生育率的下降。 

　　二、理论模型推导 

　　三、数据说明和指标构建

　　四、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研究 

　　结论 

　　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科学把握人口发展内在规律，准确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将代际发展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可分析推进代际向上发展对家庭生育—教育决策的影响，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决策异质性。模型推演表明，改善代际向上发展水平能够提升社会生育率。随后，综合运用CFPS、CGSS、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等多套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代际向上发展对家庭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数的影响，并从多维度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教育决策异质性主要表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中等收入家庭生育数量下降，低收入、高收入家庭生育数量上升；教育投入在收入水平跨过一定门槛值后显著上升。这表明中等收入群体面临更强的教育投资竞争压力，与理论机制分析一致。 

　　 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需要更多运用引导和激励的办法，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精准施策。研究表明，代际向上发展在家庭生育—教育决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延拓代际向上空间、畅通向上渠道，进而缓解代际向上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可以有效提升社会生育率。为此，应着力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使教育回归育人本位。落实到制度实践上，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第一，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大力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中的资源损耗，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建立健全生育补贴制度并更多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第二，建立多维度差异化教育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作用，平衡地区间的教育资源投入，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通过加快职业本科教育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第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规范财富分配与积累机制，弥合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从根源上应对人口问题，需要超越生育—教育范畴局限，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减区域间、行业间、群体间收入差距，构建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制度。此外，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人口高质量发展内在包含“量”与“质”两方面意涵，人口政策最终落脚于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因而，我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兼顾总量稳定和质量提升两方面目标，注重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素质提升协同发力，从而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