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一词，将其明确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四个领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其中，标准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反映了主导制定者的经济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据《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目前中外标准一致性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国际标准转化率整体达82%，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达82.2%。已有研究表明，由中国引领国际技术标准，不仅符合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有助于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加快确立中国引领的技术标准体系，实现本土技术标准从“跟跑追赶”提升至“探索引领”，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标准引领是技术引领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以移动通信技术为例，在1G和2G时代，中国以跟随和学习为主，技术标准的制定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从3G时代开始，中国移动通信技术逐步迈向国际先进水平，基于此，中国自主制定的TD-SCDMA标准逐渐成为第三大国际标准。而TD-SCDMA标准的引领，催熟了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高了国际认可度，最终使中国在移动通信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技术发展至引领阶段能够助推实现标准引领，标准引领是技术引领实现应用的结果，能够将技术引领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从标准角度来看，制度型开放通常包括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推进中外标准互认，以及提高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但这忽略了两个重要现实：国际标准与国内企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要求等方面不完全吻合；我国部分技术已属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国内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已超过国际标准。因此，有必要基于国内企业的研发、生产情况，充分发挥中国先进技术标准的国际引领作用，促进更多国内企业、产品乃至品牌获得贸易国家认可。同时，分享中国标准化经验，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进而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本文尝试以技术标准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引领国际技术标准的出口促进作用，以期为中国进一步提升标准引领能力、培育贸易新优势提供理论支持和微观证据。首先，基于技术标准、行业联盟和创新数据库（以下简称“塞尔技术标准数据库”）中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和关键词匹配方法，计算国际标准分类（以下简称“ICS”）行业与海关分类（以下简称“海关HS”）行业之间的关键词连接关系，从而获得完整海关HS大类的标准对接产品行业信息。据此，整理出中国主导对接的标准体系数据，用于衡量中国对国际技术标准的引领力。其次，基于国际标准对接的微观数据库，检验中国引领技术标准在释放出口潜力方面的作用。同时，分别从行业维度和出口价值构成维度，分析中国技术引领的差异化影响。最后，通过构建工具变量，以及前置控制变量、调整样本和安慰剂检验等方式，排除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既有文献梳理与边际创新 

　　1. 标准制定、引领及其经济影响的研究 

　　在贸易领域，技术标准的制定被定义为对产品规格的编码。既有研究认为，对产品编码能够实现信息交换，促进生产环节的离岸分工，提高企业在国内或国际签订制造服务合同的意愿，促进贸易增长和全球价值链形成。但制定技术标准对贸易的影响相对有限，由于各国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标准的制定无法消除贸易壁垒。部分研究甚至表明，技术标准的制定会产生贸易壁垒，被动地提高技术协调成本和效率损失。所以，技术标准的对接成为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 

　　 近期文献着重研究了技术标准对接的贸易影响。大部分研究认为，技术标准是一类非关税壁垒，技术标准对接意味着非关税壁垒降低。第一，技术标准对接可以改善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条件，产生规模效应；第二，技术标准对接降低了中间投入成本；第三，技术标准对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通过以上渠道，标准对接促进了国际贸易。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标准对接的影响，已有研究将标准对接进一步细分为垂直标准对接和水平标准对接。前者指对同一产品不同质量要求的标准对接，即低质量要求国家向高质量要求国家的对接；后者指质量要求相同，但其他偏好不同的标准对接。.相关文献通过研究特定产品发现，垂直标准对接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贸易福利；水平标准对接能够使出口产品更好地符合目标国的偏好，提高企业面临的国外需求。但也有文献认为，垂直标准对接本身来源于偏好差异，所以无法将两者区分。 

　　部分文献将对接双方分为引领方和被引领方展开研究。对引领方的研究多集中于垂直标准对接，认为标准对接引领方能够帮助本国企业获得技术垄断地位，从而促进出口。而更多的文献研究了标准对接被引领方，认为被引领方通过标准对接，与低质量相关的负外部性降低，同时减少资源错配，从而促进出口。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引领技术标准的研究内容多着眼于低质量要求的一方，且对水平对接的引领作用未有涉及；研究方法主要使用定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虽有少数的定量分析，但因缺少公开准确的多行业标准信息数据库，主要从单个特殊行业出发，仅检验引领技术标准的单一行业影响，无法对引领技术标准的经济影响进行结构性分析，因此对于引领技术标准的实际作用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2. 技术赶超的相关研究 

　　目前研究将技术赶超分为三个阶段——技术追赶、技术赶超和技术引领。技术追赶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改进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实现与发达国家间生产率差距缩小的过程。然而，技术追赶不是简单模仿新技术，而是通过创新超越先行者，即实现技术赶超。为此，已有文献围绕技术赶超进行了两方面研究。一是总结技术赶超的典型模式。根据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历程，技术赶超遵循“路径跟随”“阶段跳跃”和“路径创造”的三步法模式。而中国技术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由此有文献提出了“二次创新”的追赶模式。二是研究技术赶超的实现条件，包括产业政策等外部条件，以及组织模式等企业内部条件。 

　　在技术赶超和引领的研究中，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对接通常被视为赶超的方法和结果。一方面，国家间存在技术标准的竞争关系，促进一国企业采用共同的技术标准进行竞争，是技术赶超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引领标准对接是技术引领的重要结果，通过技术标准的先进与否，判断产品质量与技术的高低，并通过对接标准的来源国，判断目前的技术引领方。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涉及技术赶超和技术引领阶段的研究。同时，当前研究通常将标准国际化作为技术赶超的必然结果，较少关心技术标准引领对企业创新行为和贸易动能的具体影响。然而，中国已有部分技术标准处于赶超和引领阶段，且实现技术赶超与提升技术标准国际话语权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有必要从引领技术标准的视角，对技术标准的经济影响加以补充研究。 

　　3. 主要边际贡献 

　　首先，既有文献对技术标准引领如何影响贸易竞争力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尤其缺少微观层面的定量分析研究。为此，通过整理使用塞尔技术标准数据库中的标准等效标识、发布时间和发布国家等信息，可以构建“中国主导的技术标准对接”这一外生冲击，以识别技术标准对接的时间和主导国，衡量中国在不同国际技术标准上的引领程度，并检验中国引领技术标准对于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其次，既有文献大多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或关注企业规模和国家差异带来的影响，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实际情况。基于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标准化程度等方面的巨大行业差异，有助于从行业维度分析中国引领技术标准的经济影响。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等，从技术水平、全球价值链地位等角度进行结构性分析，在微观层面剖析中国引领技术标准促进不同行业出口的异质性，以期打开技术引领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的“黑箱”，为中国引领技术标准促进对外贸易增长的理论论断提供新证据。 

　　此外，有研究通过使用塞尔技术标准数据库和全球贸易数据，探究了标准对接行为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提出标准对接可以释放偏好一致信号。但该研究忽略了标准对接影响贸易的一条重要途径，即企业释放偏好一致信号需要付出成本。具体而言，使用对接后的技术标准所需付出的协调成本，可能高于偏好一致信号带来的收益，从而无法使企业真正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为弥补该研究关于标准对接与贸易之间的理论逻辑缺失，通过对引领技术标准这一特殊标准对接进行刻画和衡量，发现不同对接方式的贸易促进能力存在差异，以此验证技术协调成本在标准对接中的重要作用，并使用企业数据检验这一影响机制。下文所有的标准制定、标准对接与引领均是围绕技术标准展开。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本国引领国际标准对促进本土企业出口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本国引领标准通常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即促进产品需求转移和节约技术协调成本。 

　　各国标准的制定往往倾向于本土市场的集体偏好。消费行为存在差异化偏好，消费者对不同国家生产的同一产品评价不同。这种差异化偏好存在外部性，个人的差异化偏好很可能影响本国其他消费者，从而产生类似的偏好。因此，不同国家将形成不同的集体偏好。在此背景下，企业实现出口的前提就是满足目标国的集体偏好，释放“偏好等价物”的信号（即本国出口产品可以满足目标国的偏好），才能将目标国对产品的需求转移至本国出口产品。 

　　标准引领通过改变目标国的集体偏好，实现目标国与本国的集体偏好趋同，帮助本土企业释放“偏好等价物”的信号，促进国际需求转移。具体而言，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一国政府制定的技术标准、法规、条例等通常反映了自己国家的集体偏好。标准引领意味着本国发布的技术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兼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是对生产流程的效率优化、安全性、可持续性等方面，要求更加严格、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吸引目标国的偏好与本国趋于一致，进而促使目标国采纳依据本国偏好制定的技术标准。因此，本土企业按照本国标准生产产品，符合改变后的目标国偏好，向目标国释放了“偏好等价物”的信号，目标国对同一类产品的需求将会转移至本国出口产品。综上，本国引领标准将会提升目标国对本国出口的需求。对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Ⅰ：出口目标国的技术标准由本国引领后，目标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提升，进而扩大出口额。 

　　经过数十年的贸易自由化，关税已达到历史低位，进一步降低关税的空间有限，当前的贸易成本主要与国内产品法规相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均指出技术标准会影响贸易成本。这是因为，当技术标准以非合作方式制定时，目标国制定的标准优先满足本国居民的偏好需求，而忽略其他国家的需求。即使目标国政府未将技术标准作为技术壁垒，仍会因各国标准不兼容而阻碍市场进入，增加国际贸易的技术协调成本。正是由于两国存在集体偏好差异，本土企业需要承担更换产品生产方式、维护多种生产设施的额外协调成本，才能将目标国的产品需求转移至本国。 

　　本国实现标准引领使对接双方均采用同一标准，本质是实现集体偏好一致。一方面，由于采用本国标准，本土出口企业无需改变原本的生产方式，不用承担额外的技术协调成本。另一方面，本国标准与本土企业优势资产更为契合，如企业的专利、商标、著作等。采用本国标准，本土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些资产的作用，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因此，本国引领标准能够降低额外的协调成本和效率损失，为提升贸易竞争力提供新渠道，同时提高出口数量和质量，为本土企业培育新的制度优势。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Ⅱ：出口目标国的技术标准由本国引领后，本土出口企业的技术协调成本下降，进而扩大出口额。 

　　二、数据、变量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技术标准是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制定和实行的重要依据。塞尔技术标准数据库收集了1903—2015年30余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共1134556条技术标准数据，包含技术标准的多项特征信息，如发布日期、发布国家、行业分类等。该数据库为同样内容的技术标准编注了相同的代码（等效性标识），特别补充了信息通信技术（以下简称“ICT”）等新兴技术行业的标准信息，为技术标准化的经验分析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数据来源。通过该数据库可以获得各国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SO）的标准版本，包含标准的等效代码、发布年份、ICS类别和发布标准的SSO国籍等信息。其中，利用标准等效代码可以了解两国发布的标准是否内容一致，利用发布年份、国籍和分类信息可将标准的具体影响细化至“年份—国家—行业”维度。 

　　主导国际标准对接是实现标准引领的主要方式。构建中国主导的标准对接体系，可以衡量中国引领国际技术标准的程度。这里对中国主导标准对接的定义如下：中国率先提出并使用一项技术标准，其他国家随后发布相同内容的技术标准。这说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了相同内容的标准对接；由于该标准由中国率先使用，表明中国处于标准引领地位。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WCO）建立的协调制度（HS），对中国海关数据库的产品类别进行分类。技术标准根据ICS系统进行分类。由于WCO开发的对应表仅涉及319个HS-4分位行业，不足总行业数的30%，可进一步使用关键词匹配法，开发一个新的全行业匹配表，以期实现制造业产品全覆盖。最终得到的匹配表涵盖874个HS-4分位行业，再将中国标准对接事件链接到相应的HS行业，可得到“年份—国家—行业”维度的国际技术标准对接数据。 

　　使用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海关数据库，将出口行为加总至“年份—目的地—行业—企业”维度，通过“年份—目的地—行业”信息与中国主导的标准对接数据匹配，获得各企业出口行为受中国主导标准对接影响的具体冲击。为避免物价波动对结果产生影响，需对出口额数据进行价格平减处理。企业财务指标源于2000—201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最后可得到2000—2014年“年份—目的地—行业—企业”维度共1013202条数据，涉及26个国家的71543家企业，778个HS-4分位行业。 

　　根据数据特点和研究要求进行数据处理。首先，由于标准对接数据并未统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准发布数据，样本仅保留原数据中统计过的国家。其次，为排除中国制定标准本身对结果的影响，将样本中未制定标准的产品样本删除，仅考察标准对接的影响。最后，由于样本期前发生标准对接的样本将产生处理效应异质性的问题，故将2000年前发生标准对接的样本删除。 

　　（二）数据统计分析 

　　随着技术标准体系日趋完善，中国的标准开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行业也对技术标准的开放水平提出了不同要求。从行业维度来看，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个行业的中国主导标准对接均超过500次，与HS编码下的产品分析对应。此外，出口总额与中国主导标准对接次数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基本所有气泡均分布于趋势线上下，且随着中国主导标准对接次数的上升，气泡面积也在增大。

　　数据统计发现的行业特征和趋势，不仅与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现实相契合，还从侧面证明了研究假说Ⅱ。第一，中国主导标准对接次数最多的5个出口行业均属于装备制造业。作为中国高度重视的关键行业，装备制造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中国提升引领装备制造业技术标准的能力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出口总额和出口企业数量均与中国主导标准对接呈正相关，说明中国引领标准可能促进了出口的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 

　　三、实证分析设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结语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2021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我国要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技术标准层面出发，研究中国引领国际技术标准对于构建本国贸易新优势的影响，有助于为中国进一步提升标准引领能力、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提供更为客观的参考依据。 

　　通过构建中国主导的标准对接数据库，在引入消费外部性和贸易规则对接的理论模型框架下，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引领技术标准是否促进本土企业出口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中国引领标准后，本土企业出口额显著增加；（2）机制分析发现，需求转移上升和技术协调成本下降是中国引领标准影响出口的重要机制；（3）结构性分析发现，中国引领标准对于制造业中的高技术行业、处于高价值链地位的行业出口具有更大促进作用，整体出口集约边际、数量和质量也有明显提高；（4）通过构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使用前置控制变量、调整样本等方式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在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技术标准或将成为提高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尽管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数量优势始终难掩质量特别是品牌方面的竞争劣势。依托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提高自主标准引领能力，让本土企业充分利用这一标准领先优势，对于加快提升对外贸易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不断提升中国自主技术标准创新能力。中国引领标准可以显著促进贸易优势的形成，但这种引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一方面，标准引领的目标国数量有限，较多产品仅实现了对部分国家的引领；另一方面，同一产品仅实现部分标准引领，尚未实现全标准引领。因此，可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RCEP等平台，建立跨国标准制定和对接的协调机构，举办国际标准化论坛和研讨会，分享中国技术标准优势，签署共同标准的备忘录或协议，提升各国在技术标准方面的互认与兼容性。同时，为实现全标准引领，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明确标准体系框架，着眼于产品设计、生产、检测、使用和售后等各个环节，确保标准的全面性和适应性。最后，紧盯产业发展趋势，适度超前研制相关标准，在我国部分代表性行业或领域创建“标准化示范区”或“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标准化示范引领。 

　　第二，积极释放标准引领信号，促进国际市场需求向中国企业转移。为进一步加强需求转移效果，促进技术协调，需要进一步增强标准引领的信号作用。一方面，加快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通过政府组织或行业协会，建立技术标准咨询服务体系，鼓励企业采用适合自身产品和市场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围绕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交流合作，拓宽中国技术标准的宣传推广渠道，推动更多中国标准“走出去”。 

　　第三，标准化发展因“业”制宜，推动上下游标准融通发展。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需要因“业”制宜、因“业”施策，推动全域标准化向纵深推进。对于出口促进作用更突出的行业，如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应强化关键技术领域标准攻关，加快出台一批重要技术标准。对于其他行业，可通过上下游标准信息共享，积极释放技术达标信号，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同时，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急需，支持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同步开展技术攻关和标准研制，推动各环节各领域标准体系有效衔接，更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