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学的源头皆可上溯千年，但学科的建制化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成型在西方国家完成得更早。中国社会学历经20世纪以来的百年风雨，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不过，从自主性角度看，中国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虽有坚持求诸本土的不懈努力，但学科实践的知识生产模式仍多以引介、诠释、移植和验证西方概念、理论、方法为主，一些领域尚未完全走出追随和模仿的学术“峡谷”。特别是，中国学术界较大规模引入西方社会理论主要集中在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各20年。这两个时段虽相隔近一甲子，但恰逢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初建与重启的关键时刻，亦均系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口。在“久旱逢甘霖”式的知识引入大潮中，外来知识的灌注慢慢促成了学科话语的成型，在无形中积累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之“身”与社会时空之“土”的内在张力，即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中国社会学人对“身土张力”及其风险始终保持警惕。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始，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人就开启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积极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李培林等一批学者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行了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提炼与熔铸。近年来，学术界进一步围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多番热烈讨论。一方面，学者们就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结构、历史、特征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重视实体基础、探索饱和经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融通逻辑、推动范式革命、提出普遍性理论和实现中国化新突破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进行了探索与展望；另一方面，围绕本土化、国际化等重要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多轮研讨，从不同角度为探索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丰富启示。

　　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讨论本土化、中国化等关键议题时，思考的起点往往基于中西二元对立的背景，即把“身土张力”理解为中国知识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独有的主体性风险。但若把中国置身于全球知识体系之“中”思考，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我们对主体性的考察就可以跳出本土看中国、跳出当下看世界——在全球时空背景中，当前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身土张力”风险，在世界社会学百年发展史上并非孤例。C.赖特·米尔斯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基于其对个人主体性被科层结构吞噬、历史主体性被学科视野遮蔽的深深担忧。换言之，米尔斯呼唤“社会学想象力”，要解决的正是彼时美国社会学的“身土张力”，是一种对“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研究的深切批评。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发展，“身土张力”的风险积累在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其独特表现。在新时代，要消弭这种张力，我们亟须对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进行重思和拓展，探索有助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心智。

　　一、中国社会学的“身土张力”风险

　　“身土张力”是学术场域中“惯习”和“时空”错位的结果。对其更确切的表达是：在文化主体性被不断唤醒的过程中，原本被赋予各种“权威性”的外来知识体系（观念、制度、习俗、理论等）终会面临“祛魅”，而在既有外来知识体系中训练成长起来的研究主体的群体心智倾向（也即“惯习”），往往会因路径依赖产生“时空折叠”的错位——不断尝试使用源自域外的既有概念与理论描述、诠释和预测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以域外话语体系所伴生的观念对本土知识体系之“身”进行筛选和剪裁。本质上，它是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即知识生产未能跟上实践需要。就中国社会学而言，张力一端的“身”，是中国学人的知识体系之“身”，它由学人群体的“惯习”所塑形；而另一端的“土”，则是学人所在之“时空”，即当代中国实践。“身土张力”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后发者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和实践特征出现疏离，并使本土知识体系成为一种依附型的“边陲知识”。

　　（一）问题被议题悬置

　　社会学的研究问题是以微观或宏观社会现象特别是“困惑”（puzzle）为基础形式的。但研究问题的形成和解决，均受到既有知识结构的形塑。特别是，如何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聚集并选择出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受到研究议题设置的深刻影响。一般而言，处于先发地位的学术体系会在长期发展积淀中形成对特定研究问题的关注焦点，并以此强有力地影响后发学术体系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和热点的形成，甚至以置换、替代、放大等方式使后发研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追随性。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后发研究问题被先发研究议题所“悬置”。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而言，后发知识体系的特点容易让我们不自觉地跟随和模仿西方社会学的聚焦点与增长点，导致知识体系内容自主性的削弱。特别是，对接近或属于西方议题的中国问题习惯于“以西释中”，对于和西方议题相距颇远的中国问题则往往浅尝辄止，由此逐渐形成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中国时空之间的疏离，甚至可能使得我们虽身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社会实践之中，却有时会出现研究旨趣的“跟跑”和视野的“失焦”。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压缩式的时空进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呈现出特殊的“并联”特征，而西方国家则用了两个世纪才对这些过程进行了“串联”。因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诸多具有深刻中国特征、以往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例如，巨型社会的人口规模效应、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结构与特征、超大空间城乡人口流动和户籍效应、超大规模城镇化、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大型政党领导下的治理模式、数字化金融全民普及等，都是独见或首发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独生子女、农民工、外卖小哥、带货“网红”、海归青年、选调生等，都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巨大规模社会群体；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枫桥经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都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关键话语。不过，这些问题和话语要素虽然获得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却尚未真正充当起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来源、核心或前沿。一方面，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数量虽多，但聚焦中国独有社会现象、议题的成果比例并不高，且往往未能与现有知识体系充分对话，新颖有余而思想力不足，因之显得碎片化，难以积累形成系统性成果；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传播中，这类研究有的因在西方并非热点而被边缘化，有的甚至因政治偏见而被刻意屏蔽或放大凸显，有的必须勉强套用西方概念和理论体系才能获得发声机会。

　　围绕种族、性别、宗教、文化、移民和政治极化的“不平等”问题，以及这些不同领域形成的叠加，几乎成为当代美国以及欧洲社会学界最热衷的议题。但是，不少领域的“不平等”仅仅体现西方社会结构特征，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和主导视角，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内容中未必重要和急迫，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有的甚至完全不适用于中国情境。此外，随着定量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对微观机制的研究愈加精致化，但这一转向的前提是用以解释西方社会的大理论相对充足、体系相对完善，且社会运行宏观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小。但对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而言，研究视角层面微观对宏观的悬置则会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现象。

　　（二）本土被域外遮蔽

　　一种知识体系全球影响力的形成，其本质是不同地域、国家、学术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对后发知识体系来说，博弈的结果固然受制于先发知识体系的优势，但其“对外”亦即对人类知识总体的贡献度，也取决于本土知识的普遍性、拓展性和批判性，离不开本土学人的脱域自觉、全球视野和批判精神。本土声音被域外知识“遮蔽”的隐忧，便可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检视。

　　1.脱域的理论自觉不够。“脱域”（disembedding）本是指制度和社会关系可以从有限的地方场景中剥离出来，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进行复制和再现。从知识体系互动的角度，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来指本土知识向域外传播和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特殊性、地域性中产生一般性、全域性知识的升华，它对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重要价值在于：真正的自主性只有在跨体系的互动博弈中才会成长起来，否则就只会形成“自限性”而非“自主性”。不过，运用根植于中国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诠释域外的大千世界，甚至填补学术空白、取代既有西方知识并非易事。比如，如果我们要让“中庸”成为一种定义人类特定行为模式的国际化学术概念，除了在中华文化概念史、伦理史和社会史中加以钩沉，还必须对与其理念高度接近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进行对比分析，并阐明前者具备学术概念上的普遍性和学理优越性。总体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脱域自觉已有长足进步，从“群”“伦”“仁”“中庸”“孝悌”“丧服”等传统文化概念的发掘，到“差序格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关系产权”等学术分析概念的提炼，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人文经济学”等党的理论创新，均是具有高度“脱域”潜力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成果。但这一类研究数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全球平台进行更主动的展示和传播。

　　2.域外的全球视野不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非只致力于聚焦本土社会。一方面，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其解释力的时空范围。好的理论，往往具有超越本土时空的普遍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域外社会是本土社会发展必然需要互动的实体对象。特别是，大国之治呼唤全球视野的大国学术。在社会学领域，除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先驱对域外文化的高度关注之外，受地缘政治和全球发展重心变化影响的域外研究不胜枚举：英国学者泰勒的《原始文化》、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均属此列。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区域国别研究的意识尚不充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影响力的大国、周边近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社会结构和进程，尤其是对其基层社会的关注还相对薄弱。此外，尽管已有学者提出“以中释外”并加以探索，但这一领域的实质性研究仍有待深入。

　　3.全域的批判精神不强。学术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在对话、辩论等过程中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和演化。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必然要与既有知识体系进行对话。但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和公众容易给予西方知识体系及其代表人物过于耀眼的光环，以致忽略了社会学最重要的心智品质和方法传统恰恰是反思和批判。对这一点，少数清醒的西方学者在与中国学术界对话中从社会学“去殖民化”的角度加以提醒：即便是西方社会学里公认的经典也必然是高度地域性、相对性的，具有限度和适用范围。

　　脱域意识、域外视野和批评精神的相对不足，可能导致本土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我矮化，使得当代社会学研究与中国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脉、与中国当代所处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能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与理论空间难以相称。与此同时，这种不足也可能使我们失去一种本应具有的反思自觉，忽视透过他者视角反观自我的能力。换言之，全域的批判精神需要一种萨特、福柯所论“凝视”的淬炼：本土知识必须经由域外知识的“凝视”才能真正意识到本土性的存在，而先发知识体系往往通过“遮蔽”来制造出一种俯瞰的“凝视”。在知识生产的空间中，本土和域外的相互“凝视”本质上形成一种知识互构的“规训”。这种“规训”，恰是提炼出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的历程。

　　（三）历史被边界断裂

　　文化、制度、阶层、异质性等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结构均具有高度的历史传承性、时间演化性；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大量概念和理论，如分层流动、社会网络、城乡差异等，都是古往今来人世间并不陌生的现象，亦被早期思想家所关注。因此，社会学的学科史，应该追溯到其脱离形而上学而成为一种有意识地描述、解释社会现实及其差异性的系统知识之时，而非简单地以西方工业化的时间边界来划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根据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所能上溯达至的社会信息源头来确定。即社会学应该有完整的全球学科史，除了能解释当下，也应能解释历史，更必须学会用历史来解释当下。然而，检视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学的定义及学术实践，我们会惊诧于学科传统的历史视野之狭窄。一方面，社会学被判定为20世纪的产物，也即雷蒙·阿隆所谓的“现代化的意识”；另一方面，其研究对象也被吉登斯等限制于工业或现代社会，即便是历史社会学仍多聚焦“以古释今”而忽略“以古释古”，即便是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迈克尔·曼、巴林顿·摩尔等名家的“以古释今”往往也多集中在18世纪以降。如此，社会学的学科史被时空“疆界”撕裂，学术史被研究“视界”阻断，以致伊本·赫勒敦这位杰出的中世纪社会学家，竟被社会学名人堂忽视——他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对个人心智的影响、对人类社会因果规律和异质性的探讨，甚至对马格里布地区柏柏尔人的描述，无论在理论批判性、实证严谨性还是人口统计方法方面，丝毫不逊于数百年后韦伯、涂尔干这些公认的社会学先驱。而这源于西方社会学家视野限度甚至偏见的双重断裂，使得从本土追寻历史根脉的学术视野在中国社会学中被一定程度搁置。

　　1.学科体系的历史溯源被中断。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潘光旦等近代学术大家都曾明确将荀子的“群学”视为与西方社会学相合或足以并论的学科。而在西方学术界，把孔子、荀子视为社会学家,将其著述言论作为中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亦非罕见。早在1859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凯特尔就强调中国典籍很大部分是关于社会学的，如孔子的家国观念“概括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学的整个理论”；霍默·达布斯认为荀子充分阐释了以家族祭拜为中心的礼仪仪式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罗伯特·坎帕尼则直接把荀子作为社会学家与涂尔干进行对比。费孝通也曾提及，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亦认为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由荀子开创了这个学科。只不过，这样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声音，需要学者本身具有对异国文化的尊重和了解才能发出，故此在西方未以主流共识的方式呈现。所幸的是，让学科溯源走出西方成见的呼声和考证近年来已有出现，只是还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全面关注。

　　2.学术体系的历史纵深被切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几乎全部要件，无论是概念、理论、方法，还是研究案例、数据和对象，都具有时间属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社会学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人为地切割学术体系的历史纵深，会给学术实践带来三方面潜在问题：首先，对本土社会学思想史、理论史的钩沉梳理偏少，无法为当代研究提供充分的概念源头和富有文化主体性的解释要件。社会学理论研究多聚焦西方理论史，其叙述固然可为中国社会学引入规范性和成熟议题，但也容易使本土理论建构难以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幸的是，近年来已有一批优秀学者开始了这方面探索。其次，对古代和近现代社会的关键性信息搜集挖掘不够，难以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稳定结构提供数据支撑。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对历史社会关注较少，即使是历史社会学者也受美国比较历史分析的影响，重宏大理论框架而轻史实经验分析，以致“历史不过是他们拿来说事论理的材料而已”。尽管已有学者运用历史数据对中国文化史、革命史等进行了一系列检视，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也积累形成了相当的学脉，但我们对历史资源的挖掘使用还远远不够。最后，把历史人物的个人议题和群体现象上升为学术议题的能力不足，未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提供富有历史纵深的概念灵感和理论线索。从李白、杜甫的个体遭际出发以检验“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假说，从白居易行卷的史实出发以探讨社会资本在精英职业发展中的网络效应，我们可以借鉴量化历史研究的范式进行定量分析。与此类似，诸如《万历十五年》《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海外中国研究中对一人、一事、一时、一制进行考据发挥的模式，也可作为“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的有益借鉴。这些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学还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

　　综上，我们把当代中国社会学面临的“身土张力”风险总结为问题被议题悬置、本土被域外遮蔽、历史被边界断裂三个维度。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众多、范式差异明显，无论问题还是议题、本土还是域外、历史还是当下，不同领域持不同范式和方法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风格。“身土张力”既非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全部问题、独有问题，亦非在各领域、各范式中普遍均衡地存在。但是，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这一问题却是最关乎根本、最具挑战和最亟待解决的。

　　二、从“身土张力”到社会学想象力

　　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全球背景中，对构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进行复盘，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学面临的“身土张力”三重风险，在全球社会学史上并非孤例。即在由某个时代、空间地域所两两组合交织而成的人类社会时空矩阵中，任何知识体系都同样有着被先发知识体系、域外知识体系所淹没和与时代脱节的危机——美国社会学也不例外。米尔斯于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其核心议题“社会学家应该如何想象”被历史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深刻影响了其后60余年的社会科学界以及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而现代社会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的学术批判——米尔斯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深刻反思，恰是对彼时美国社会学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历史意识的三重质疑。

　　（一）重读米尔斯：彼时彼地的“身土张力”

　　1.问题意识：研究问题被利益集团议题所悬置。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体系，让米尔斯最为不满的地方并非概念抽象宏大，而是结构功能相互调适的话语暗喻了一种为当下社会现象进行合理化辩护的立场。类似地，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遭到米氏批评的真正原因，也非其对方法技术的执念，而是此类研究往往服务于有特定利益需求的客户而非公众，因之不具备米尔斯期望的超然客观性（objectivity-as-aloofness）。质言之，米尔斯对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批评，与其说是对两种学术范式的当头棒喝，毋宁说是对美国社会学界问题意识被利益集团的议题所主导的失望。米尔斯心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的症结，在于其研究问题既非出自个体生活的困扰，也非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被特定利益集团和科层化组织的议题所“悬置”了。是这种“悬置”促使米尔斯发出喟叹：“在科层制的社会科学中，抽象经验主义是最合适的工具，宏大理论伴随着理论的缺乏，整个社会科学的事业却被迫沦为威权势力的服务者”。

　　2.本土意识：学术精神的个体性被法团主义所遮蔽。米尔斯的“本土”，并非基于国别的“域内”，其更准确的表达是一种在他心目中保有特殊地位的“地方”意识，是一种汇集在自治空间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构成了米尔斯批判精神的重要来源，它深深植根于其“身”所在之“土”，表现为一种对美国传统小城镇和社区自治精神的珍视与追念，以及对20世纪50年代大城市、大企业、大组织等社会结构对个体无情吞噬的不信任和对社会中焦虑、冷漠的忧心忡忡。这种怀疑和焦虑，从个人生活史角度，也许和米尔斯未能与帕森斯等人那样有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军方的经历有关：对军事组织的陌生，使得米尔斯更容易关注战争和战后经济对美国社会军事化、科层化与集权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公众福祉带来的潜在危险。从思想史的角度，这种不信任源自北美大陆的平民主义，即托克维尔所盛赞的城镇自治主义的大众民主哲学，亦和米尔斯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重视有关，甚至是一种对杰斐逊式民主的追念。也因此，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的法团主义色彩，成为憧憬以“个体性”为“本土”的米尔斯心目中的“域外”末学。

　　3.历史意识：分析视野的历史纵深被当代遮蔽。米尔斯的批判精神和他的历史视野是高度关联的。一方面，他强调的把个人周遭困扰和社会公共议题相联系，本质上就是把个人生活史、生命史的外部结构条件代入到学术议题中来：个人困扰，是个人嵌入在社会史中的微历史；社会史，是结构化的宏大事件组合，也是个体微历史的叠加与跃迁。另一方面，他直接强调历史对于社会学的价值:“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联，都不算完成其智识探索的旅程”。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历史进程与社会图景中的主体、结构、行动、状态等，同样必须代入到社会学中。至少，历史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和资料来源，需要成为学科发展的应有之义。否则，社会学的分析视野就会失去历史的纵深，成为一种“单向度”的浅学科：“这个社会是一种历史结构，除非我们接受具备历史特定性的社会学原则的指导，否则我们别指望能理解它。”因此，在历史视野的维度上，米尔斯可以说是继承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社会分析道统。这也是吉登斯将“历史敏感性”概括为米氏想象力的三大要件之一的原因。

　　（二）社会学想象力的重思：原初内涵的局限

　　在对彼时美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历史意识进行质疑后，米尔斯提出“社会学想象力”，强调社会学家应该把个体体验和历史经验与当下社会相关联，通过视角转换，把个人困惑上升为社会议题。这种转换能够驱使社会分析者不断关心一个社会的总体结构、历史地位以及人的类型与人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理解为一种对于社会议题的“敏锐性”和社会研究的“经验感”。在他看来，缺乏这种心智品质，即便是帕森斯这样的理论家也会无力增进对社会过程的理解，拉扎斯菲尔德这样的定量专家也会忽视社会现象本身，进而导致美国社会学的实用主义、科层化和科学哲学气息浓重。

　　既然米尔斯对美国社会学的反思内核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身土张力”隐忧暗合，那么，社会学想象力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学应有某种启发借鉴意义。不过，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过程中，以建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研究对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规模等方面的巨大时空差异，以及研究旨趣、工具、阶段与紧迫性的不同，都决定了重思与拓展米尔斯所主张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必要。米尔斯与主流精英保持疏离的激进态度，也使得彼时的社会学想象力难免催生出一种对组织化科研的微妙反感，甚至远离其激励社会学人参与公共和社会议题的初衷。

　　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论的建构对学者来说是一种有训练和基础的想象过程（disciplined imagination）。理论质量的高低，往往取决于触发理论的问题表述的准确性和细节，以及可能解释数量与选择标准。因此，好的知识生产过程，应该通过学者发挥想象力在田野观察与理论生产、自主与规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不至于过度提炼或反之。因此，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进行丰富与发展，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在我们的时空中需要进行何种转化，才能真正用以消弭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身土张力”之忧。

　　（三）想象力的拓展：内涵再塑

　　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亟须的想象力？首先，它是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拓展：吸纳和借鉴了其原初内涵的一些关键维度，特别是伴随米尔斯一生的人文主义与批判精神，强调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因之，它自然也“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获得正在发生的世界事件和可能发生的自身事件的清晰全貌”。其次，这种新的想象力的方法论、认识论底色，还应具有高度的社会实践性和文化主体性。它所生成和运用的路径，是把复杂社会中的多维度对象化信息，经由个人困扰的体悟、历史经验的代入、数据逻辑的发现等渠道，转化为社会学概念或理论，完成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在这个转化也即想象力的生成和应用过程中，其社会实践性由“知识相变”通过思辨想象的个体实践萃取和数理逻辑的群体实践赋能来共同形成，其文化主体性由“文化自觉”经由本土文化的时间演化脉络与空间互动势能来共同赋予。最后，从文明交流互鉴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双重角度对社会学想象力进行重思与拓展，将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一种与其原初内涵缺乏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彻底反思的对照。

　　1.想象力的社会实践性：个体与群体的“知识相变”。如何理解想象力的实践性由个体、群体的二元路径共同形成？我们把从社会数据到社会学知识的转化过程理解为从数据到知识的“相变”（phase transition）。“相变”原是物理学概念，指的是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的过程。所谓“相”就是物质系统中具有相同物理性质的均匀物质部分。水从固态、液态到气态，就是典型的“相变”：化学成分没有变，但呈现出的物理结构形态发生了变化。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经历、历史经验、田野调查、案例访谈、调研问卷、简单的列联表和趋势线等“数据相”，可被社会学家经过个人阅读、观察、思辨、联想等进程进行直接提炼转换，进而跃迁为概念或理论等“知识相”。这类可被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及逻辑推断所直接解读和转化的数据，以一种可被个体直接“萃取”的“结构化数据相”方式存在着。

　　但是，更多的刻画社会现象与过程的庞杂记录，其中潜在的社会学知识往往无法被个人思辨与联想的实践所直接萃取。例如，访谈记录未能捕捉的信息，田野过程记录下的海量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等多模态数据档案，大型调查问卷中的众多指标，社会运行的互联网痕迹大数据，海量历史社会典籍中的文本，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图层以及其他类型数据，都呈现为一种“非结构化数据相”，凭借个体的常规思维和心脑能力无法直接解读。此时，一方面，我们应求诸于米尔斯所建议的重组学术档案、观念交叉分类、思维嬉戏、反向思考等打破常识的个人想象力途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借助由群体实践形成的知识，特别是借助数学知识所赋能形成的分析工具（如回归分析数据模型、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多主体仿真模型、地理信息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工具），经过可视化、建模拟合、统计推断和社会预测等过程，将它们从“非结构化数据相”转化为“知识相”。

　　“想象”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基本能力，特别是心灵主体也即个体的人无需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在康德看来，想象力是一种对非即时存在的物体进行表征的能力，感性的直观与知性的概念必须经由想象力的先验媒介而连结，否则，人类的认知就只能产生现象而不能提供经验。即现象必须与先验的感性直观方式进行结合，方能成为“可知”，而想象力作为知性体悟和感性感知的先验综合，必然能够将自然法则转化为人类知觉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先验的自然法则中，数学这种先天的综合判断以公理概念和演绎统计为基石，形成了我们体验时空世界的基础框架。但康德“纯粹数学”所包含的根本原理，往往必须同时经由想象力所包含的感性的直观与知性的证明推导才能被充分理解，进而形成理论体系。从这一角度看，对数学逻辑的理解和推导毫无疑问代表了人类的想象力。重要的是，想象的过程也恰是客观“非结构化数据相”向主观认知中的“知识相”转变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运用群体实践智慧的数学工具来赋能社会学想象力，并不代表知识生产的实践主体发生变化——这就好比人类掌握了劳动工具，并不意味着人的异化。因此，嵌入在记忆和工具中的群体数理逻辑与思考推断力量，和个人具有的把周遭经历上升为社会思考的力量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的想象力的一部分，都是用来加快从“数据相”到“知识相”的信息相变过程的实践性资源。因之，我们所需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社会实践性：它通过个体心智的思辨实践和群体智业的数理逻辑赋能实践来形成。

　　2.想象力的文化主体性：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自觉。主体性原为哲学范畴，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和改造对象性客体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文化主体性借用了这一范畴来刻画国别或地域文化及文明之间的自我认知、互动和定位关系，强调一个国家、民族因其特有的文脉传承而形成的社会公众对于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表现为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自信力和责任感。一般而言,可从文化建构者的主体性、文化内核思想的主体性和文化方法的主体性等层次来加以理解，也可从不同社会生产实践的场域角度，对文化主体性进行特定时间、空间和领域的解读。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过程是作为经典概念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中国化时代化过程。我们所呼唤的社会学想象力，其主体性表现在：它应是由中国社会学人所构建和秉持的、以中华文明为精神内核、以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为目标责任的、以中国为方法的、具有文明交流互鉴视野的心智品质。

　　这种心智品质的养成，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自身所在的历史长河和文化根脉，对我们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时间轴上的位置，是否具有清晰完整的认知、清醒坚定的自信，或者是一种“时间的自觉”或“历史的自觉”，即费孝通所说的“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而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关于“时间”的纵向体悟之中，核心要义是认识到五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只有获得并驾驭这种体悟，方能在社会学的学术田野中，真正盛开中国学术理论之花。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和学术实践，都不应止步于它验证还是证伪了某个成说或者新的假设，而应更进一步探求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历史脉络与文化根基，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更深层的、精神性的理解和解释，实现中国本土的知识与文脉的对接。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心智品质的养成，还有赖于我们对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是否能用平等、包容、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合观”“天下观”理念，达成一种学术上“空间的自觉”，即费孝通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在这种关于全球“空间”的横向体悟之中，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以及这种可贵属性对于当代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中西社会学知识的传播、碰撞、互通、融合和创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知识体系是世界性的，但这种世界性不是来源于某一国家、某一社会的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是来源于各国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叠加与交融。西方社会学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社会学提供了局部的概念、理论和话语基础，但既非核心也非全部。对社会学研究实践而言，“空间的自觉”这一心智品质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既有知识体系采取辩证的扬弃态度；要求我们更善于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社会发展史等独有的田野发掘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增长点，并积极与全球学术界进行互动、博弈与交流，用富有张力的中国学术成果，不断在全球舞台发出声音、占据高地，既不走为西方先发知识体系所牵引甚至误导的歧路，也避免回到固步自封的老路。

　　三、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思维进路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应该是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思维品质。它应深刻植根中华文脉、深度聚焦中国之治、有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时，它应倡导融会贯通的研究范式、具备知识生产的系统路径、适应有组织科研的时代特征。因之，较之于米尔斯所主张的社会学想象力，它拥有更具自主立场的问题意识、更富全球视野的本土意识、更有根脉思维的历史意识，还拥有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实践的导向意识和数据田野的方法意识。这五种意识的培育，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学想象力拓展的思维进路。

　　1.以问题观照打破议题设置，形成“以中国为观照”的想象力。不言自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中国问题为观照。对中国社会学这样的后发知识体系而言，关于本土社会的学科知识，不少是先期被西方学术界所关注、定义和发展的，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领域等都是典型的案例。但这种他者的学术观察，只应起到唤醒和提示本土学术界进行系统化知识生产和对话的自觉，而不能成为长久的议题设置者。因此，要让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之间，形成相互支撑、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关系。特别是，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学想象力，其本质在于能以足够的敏锐度来捕捉个人生活、历史现象和数据信息中的困惑与现象，特别是那些被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所忽视的内容，将其挖掘、拓展、提炼为中国社会研究的议题；能以足够的区分度来精准评估这些议题在国家和时代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以问题之轻重缓急来定义议题之轻重缓急；能在宏大的时间与空间跨度上另辟蹊径形成“宏大的论述”，对中国与中国之外的社会问题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用中外、古今的异质性来彰显中国议题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以中国为观照”除了是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之外，也是全球社会学知识体系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其原因有二：第一，不同社会的问题观照才能构成国际社会学总体知识体系的完备性与丰富性。如果只有一个地域、一类国家、一种文化的问题观照，就会给全球知识体系带来大量的知识简单复制，甚至因价值观和知识视野单一形成意识形态霸权。从学科角度，也唯有本土聚焦的“自省”，加上他者聚焦的“旁观”，才能共同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多样化特征。第二，扎根中国的问题观照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增长点。在社会学作为学科门类初创之时，其知识素材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西方社会治理及历史。百年以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一些通则性的要素逐步形成了社会学学科的基础和门类系统，并占据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全球高地。但随着知识的饱和，从先发知识体系及社会土壤里挖掘出的理论增长点日渐式微。在这个历史关口，西方之外的社会才是更富有理论和概念潜力的学术沃土。

　　2.以标识性概念重构知识版图，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想象力。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学术扩散互动和话语权博弈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动态性、竞争性和地缘性。各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博弈，最终塑造出全球社会学“知识版图”。所谓知识版图，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生产的知识，在全球空间中被其他国家和社会所接纳的程度和地缘范围。而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成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基础之上。如果一个国家知识体系里标识性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方法等较为稀疏，甚至是外来概念及相关理论、方法占据主导，那么这个国家的知识版图就比较狭小、知识体系自主性就比较脆弱。显然，知识版图的最终形态，会被各个国家社会学知识的生成时序、内容质量和传播势能所共同影响。总体上，中国社会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积累，以及话语的生成，在建制化的时点上落后西方近百年，所贡献知识的原创度和对社会过程的学术刻画深度、广度与精度，在不少方面和西方体系相比仍然存在差距。这些始于标识性概念的不足，导致了迄今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版图，在广度和深度上逊色于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知识版图。

　　要重建社会学全球知识版图，我们需意识到，自主知识体系绝不只是聚焦中国、只生产关于中国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是应扎根本土、面向域外、形成把中国知识向全球传播、在中国域外生产全球知识、在全球舞台扬弃西方知识的强大能力。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所呼唤的社会学想象力，应具有精于把中国本土概念进行国际化的紧迫感与执行力，具有善于把研究视野扩展到域外社会的敏锐性和大局观，具有勇于批判先发知识体系的明确、客观、坚定的立场和学术信念。质言之，需要一种“以中国为方法”的思维进路。“以中国为方法”，不仅仅指摒弃西方优越感和生产出更多基于中国之治的社会学知识的“本土之法”，更是指一个本土知识体系是否能在全球学术版图中站稳脚跟并为“他者所法”，在思考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中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个过程的基石，就是要形成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绝非孤立的知识体系，不是在封闭性中获取独立性，而是在开放性中积累自主性。

　　3.以历史视野再造大国思维，形成“以中国史为根脉”的想象力。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学科宗旨的角度都是一种画地为牢，限制了社会学人的时空思维。何以重塑想象力的时代内涵必须以中国历史为根脉？或者，中国史对于社会学的独特价值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我们拥有人类社会未曾中断过的最为古老的文明，历朝历代修史事业高度发达，史料之丰富远超他国，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对历史社会进行分析的信息宝库。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到二十四史以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超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其规模、质量、深度远远超过域外诸方。这意味着，足供当代人解析古代社会的各类资料，中国学者较之西方学者具有相当大的信息优势：史籍中的人物资料众多，既构成有一定统计意义的样本，也构成具有深度分析案例的潜力，从帝王将相到文苑英华，从儒林传到列女传，可以聚集出不同社会阶层、性别群体的重要议题；史籍中的食货志、律历志、郊祀志、礼乐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军志等，则从经济、文化、军事、自然天象、地理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信息变量，再加上各类野史、笔记、稗类钞等民间记载，一并构成足以进行全新质性和定量研究的社会分析对象。

　　更重要的在于，我国史料规模之巨、延续之久、质量之精、颗粒度之细，除了给社会学想象力提供历史信源，还能为养成学者的“大国”思维提供历史纵深。毋庸赘言，大国指全球体系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人口、幅员等方面具有显著规模或实力优势的国家，但大国并非只是一个时间截面的静态对比概念，我们还应从更大的时空跨度中来加以思考。例如，美国固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举超过英国成为超级大国，但如果从近500年人类文明史的跨度上看，英国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大于美国。恰恰是延续的“大国之史”而非当下的“大国之实”，决定了英国在当今全球事务中仍能表现出较为老练、成熟的思维模式和运作能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视野上仍未失去大国的思维广度、深度与独立性。因此，以我国文脉之久远、历史之厚重、资料之丰富、社会动员能力之深远，中国社会学人也应该走出模仿追随的窠臼，更为主动地从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国史洪流和数千年不易的学术传承中抽取出锻造今日学术的中华道统，以重返经典和重读中国的“大国学人”心态来汇流形成中国社会学独有的厚重的历史心智，养成一种在知识生产旨趣和规模上兼收传统与西学之美的“大国思维”——善于从全球大格局、大历史中认识本土和国际，善于以更大的时空尺度、更细的历史精度来解析社会现象与过程，善于把历史截面与当代截面进行深描与对比，以获得一种中国传统思想家对于历史的超越性理解：“文明的整体性和其根本之道的内在一贯性既是被预设了的，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之中。”

　　4.以数据田野催生复杂理论，形成“以中国范式为旨趣”的想象力。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会学实证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范式。较之依托调查问卷数据的“不在场”的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具有更强的发现理论、深度剖析社会进程和对象的潜力。但是，从案例的特殊性、结论的可推广性等角度来看，质性研究又不如定量研究那样具有借助数据将研究发现推而广之和探讨因果关系的能力。经过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基于个人化的田野方法来发现社会学新现象、新规律的空间有限，而当代社会系统的高度复杂性，更成为原有质性与定量研究范式难以突破的障碍。从这个角度，当代社会学缺乏一种能呈现复杂社会系统、提炼原创性理论的新“田野”空间。它既应具有质性研究中人类社区的信息深度和丰沛度，又应具有定量研究的样本甚至全体的研究结论可推广性。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资源和方法的进一步普及，这种兼具质性和定量研究优势的“数据田野”正在应运而生，由此衍生发展出“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融汇质性、定量研究范式的新含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跳出西方模式、生成原创性理论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基础。

　　这新型的知识富矿，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社会规模和基础优势：中国社会是超大规模的复杂组织系统，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运行中大规模运用了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的力量，能生产出规模和颗粒度足以进行海量深度分析的基础信息，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形成条件，为生成原创性理论提供了巨大的中国田野。其一，社会规模产生复杂性。类似中国这样超大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体量的治理主体，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种巨大的由各层级组织所连接起来的复杂系统，其运行规律和中等规模或小型国家的治理，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从个体微观到群体宏观的跃迁过程中，人群规模的跨度大小、组织动员能力的差异、涌现机制的时间长短等和规模相关的因素，会影响社会规律作用的形式、特点和结果，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而复杂组织系统的形成、机制、过程乃至结构特征，用传统的人文方法和思维，往往难以捕捉全貌也难以对复杂现象进行把握。尽管社会规模及其连带的数据规模并不直接决定理论的深度和复杂性，但能为知识生产提供更为宏大广泛的基座，在深度描述大规模社会现象的同时，提高发现复杂理论的概率。其二，治理特色助产数据基础。中国社会治理中较大规模运用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这些数智手段在本质上为社会中的行为和主体搜集储存了一一对应的元宇宙痕迹数据。在微观个体层面，个人的时空状态、行为轨迹和行动痕迹等社会状态和后果数据，本质上构成了基于特定指标的硅基样本（silicon samples）。在宏观群体层面，城市、地域甚至国家作为社会主体，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诸方面的数据，本质上构成了基于特定指标的数据孪生。一旦这些数据的信息指标丰沛度有了足够的提高，就形成一种“数据田野”，使得社会学家可以在人文思维、批判性思维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大时空跨度的海量数据，借助可视化、机器学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平台方法提取复杂系统的关键信息，以信息降维的方式来催生和助产复杂理论的灵感。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范式”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

　　5.以实践导向组织探索方向，形成“以中国之治为驱动”的想象力。实践性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重要的特点和品质。人们在进行社会学思维的过程中，必须参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正确性。第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一切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与进程，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第三，社会学的学术宗旨之一在于服务现实社会的实践，这种实践既包括米尔斯所憧憬的个体层面的对人的理性、自由的人文追求，也包括群体层面的国家、社会、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实践应该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因此，实践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想象力，必须服务于学科发展、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中国之治的信息数据为源头，以既有的中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积累为基础，以从各治理领域中发现、诠释和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福祉为宗旨。这样的思维形式和能力，需要实现个体层面的自由探索和群体层面的有组织科研的有机整合，在避免米尔斯所批评的“科层制气质”的研究的同时，形成有引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

　　除了由中国社会学的实践性所决定，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充分结合所形成的想象力，其必要性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知识结构层面：知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系统化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的过程，既需要个人灵感的自由探索，也呼唤具有逻辑层次结构的有组织的知识生产。这样，有组织的群体想象力，才能沿着概念、理论、话语的历史基础和知识的逻辑方向进行有重点、有次序、有体系的知识创生、拓展和验证，形成整个知识体系的不同层级的根、脉、枝、叶，构建起覆盖古今中外社会对象的融会贯通的系统研究格局。其二，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之治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规划、有重点方向的大国资源整合与建设历程，这与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传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导向应围绕这一独特的治理结构和时代使命来提升和布局，既应鼓励个体学人的自由探索、随机体悟，也应高度重视学人群体的团队作战和解决重要议题的定向攻坚、重大问题的处置应对，特别是构建起有引导的知识生产平台体系。其三，国家战略层面：社会学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交叉性、应用性兼具的学科，其分支和子学科本身构成了区域国别、民族边疆、国家安全、国际传播、数字人文、社会治理、公众心态等重要领域的实质性研究内容。此外，其人文性、科学性兼具的特点，以及质性、理论和定量三者俱备的研究范式多元性，使得社会学在育人方面具有融思想理论和数智科技为一体的综合优势。也因此，社会学在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担负有重要的学科使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需要在自由探索的基础上有意识、有引导地形成学科聚焦，提升服务“国之大者”的能力。

　　结语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门类，都应认真思考和应对“身土张力”所带来的知识体系自主性风险，并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梳理和反思。60多年前，米尔斯基于人文主义的自由理想，呼吁社会学人应将研究工作视为生活方式，通过生活体验和历史经验代入的视角转换，形成一种反求诸己的方法论。60多年后，我们应该在理解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主张之于西方社会学的意义的同时，重新审视米尔斯思索的初心和边界，重新探求60年来社会学想象力对于西方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发价值，并赋予其在中国社会学人的集体智业与努力中所呼唤和催生的新内涵。这是一种超越米尔斯所处的美国社会学时代的思维力量。

　　社会学想象力的提出，是一种双重意蕴的方法论创新。一方面，米尔斯提出了独特的个体和宏观社会历史有机连接的思维跃迁方式；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米尔斯展示了一种对主流方法论的反思精神，一种虽未跳出西方中心论但仍显可贵的方法自觉。今天，中国社会学乃至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历年积累和输入的“方法论霸权”所带来的想象力危机：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日益满足于标准化的定量或者定性方法的先验性规则。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解、吸收、借鉴和重塑社会学想象力原初内涵的同时，应该培养出一种具备“大历史观”“大中国观”“大学问观”的方法自觉，持续并深刻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方法论层面的检视和探索。

　　所谓“大历史观”，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应具有一种为中华文明所定义的最为持久、深沉的基因。它源自中华文明诞生之时，历经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全球互动等形态的知识创生与积累，能在上下五千年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稳定地以一种内在的思维特质、文化道统“一以贯之”，为理解和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构关系提供以百年、千年为尺度的超越“历史朝代”的时间纵深。所谓“大中国观”，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非但应创造出高度独立的概念、理论和话语的能力，还当具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以大国心智来汇流中外、融通古今的高度，从“华夷之辨”“体用之争”的传统思考达臻“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超越“疆域空间”的全新高度。所谓“大学问”观，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和方法范式，应超越西方学术史中的学科壁垒，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实践来引领完成新领域的生成、新范式的整合，形成和重建诸如古典文明、区域国别、边疆治理、数字人文、社会工作等贯通诸学科的新的“大学问”，养成更多基于传统学科的“大学问”所需的自觉自明、体悟及人、不偏不倚的整合方法：以多元方法论构成对研究对象的总揽、细究和稳健性检验，让名与实、质与量、古与今、文与理相辅相成。质言之，大历史观、大中国观和大学问观，以三合一的方式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自觉。经由这种方法自觉所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才能形成具有本土性、独立性、集成性、稳定性、开放性的自主特征。社会学想象力的重思与拓展，恰是这种方法自觉的积极探索，对其他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亦具有触类旁通的时代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明确要求。对于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而言，重思和拓展社会学想象力承载了民族复兴、理论再造和重新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期许与使命。植根于中国之治的社会学想象力，会在大历史观、大中国观、大学问观的方法论层面不断反思和演进，实现问题意识、本土意识、根脉意识、方法意识和导向意识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想象力，才能为当代中国学人提供西方学术训练所无法养成的深具中国气派的学术进路，形成通往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康庄大道。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这种想象力会始终鼓舞我们致力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系统地形成社会学人的组织合力，熔铸出能够被国际学术界和全社会所认同并广泛使用的中国概念、中国范畴和中国表述，真正做到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之治为旨趣。也正是通过投身到这样的学术和社会洪流中去，我们才能真正打破米尔斯所忧惧的冷漠和焦虑，在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研究的刚柔并济之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精神上的独立、知识上的自主和文脉上的永续更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