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继汉魏两晋佛教东传、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后，“泰西之学”随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再度东来。这一时期的全球史既异于中古时代，也不同于近代早期，而是开启了世界历史状态的总体趋势，现代化首先打上了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底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也完成了亚洲去魔化（Entzauberung），剥除了亚洲大陆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光芒和魔力。处在上升期的欧洲文明开始把“停滞落后的”中国和东方视为可以俯视的“他者”，急不可耐地满足自己“文明”地位的跃迁，在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世界霸权。尚在前现代社会挣扎的古老中国不幸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之中。但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的总体危机和古今变局，也激发中国有识之士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之际，开始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身文明意识等方面的反思与重建，一方面，审视中国文化的本色和底色，另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和资源，艰难但坚定地走上精神解放、思想革新、文化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现代化求索之路。 

　　 我们之所以做出上面的对照和勾勒，意在强调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变局中发生的，是在“古今中西”的交叉口、撞击点上往复运动以至飞跃创造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构成了中国思想革故鼎新的背景和参照系，也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文明的漫漫长路上竖起一座座里程碑。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智最精微处的学问和价值最核心处的守护，在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现代文明建立、发展和革新的过程中，素来是至关重要的学术领域、思想系统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哲学学科建立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和中国的西方哲学译介与研究又发挥了关键作用。概言之，哲学作为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科，建立、成熟于西方；作为探究宇宙奥秘与人生智慧的学问，则是各个文明高级形态的禀赋与精华。故就其为学问而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其为学科而言，则因学术建制和科学制度之不同，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面貌。因此，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冲击与挑战之最深者，主要不在“形而下”诸学问学科，也不在宗教和神学冲突，而在于“形而上”的诸哲学思想之间的冲突，以及以哲学为圆心的社会意识形态诸领域的角力。因此，哲学作为学问和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既依赖于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也依赖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返本开新，更依赖于立足时代、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哲学创新和创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总体上始终隐含着“从中国出发”这一朴素而根本的前提。之所以称为“根本”，一则因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文明精神世界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有机构成和内生动力，二则因为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体和目标根植于中国，不仅自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以此为一大方向，表现为多种形态。考虑到本文定位，我们总体上聚焦于第二个方面来展开，并以此为出发点，拈出“知学”“会通”“化生”三个视角，探索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所谓“知学”，取自王国维，既意在明确何谓真学术，如何真为学，也旨在明确西方哲学研究首先以“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为旨归，并以陈康《巴曼尼得斯篇》译序为例揭示“真知学”的特点；所谓“会通”，以贺麟的文化和哲学会通观为范例，意在强调贯通西方哲学历史与流派、打通中西哲学观、会通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之力这三重努力方向；所谓“化生”，以中国现象学、中国诠释学和汉语哲学倡议为例，意在强调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最终要实现研究对象在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形态。这三个方面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共同体现出我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与未来方向。 

　　一、知学：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 

　　1903年，在日文哲学著作汉译的热潮中，开始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国维，针对张之洞和张百熙“以哲学为诟病”的奏折，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力陈哲学非有害之学、非无益之学，且为中国固有之学，故中国现时不仅有研究哲学之必要，亦有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三年之后，王国维继续针对《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之弊而为哲学的价值和地位辩护，指出“其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进而澄清了哲学有害、无用和“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等三大谬论。关于西方哲学于中国学术的价值，王国维认为：“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虽然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疑极大促进了他对中华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重要的是能够使他在中西对照中形成关于学术本质和学术价值的基本立场和现代意识。正如他于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的著名表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乍一看，王国维主张的学术“三无”——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似乎有简单化之嫌，实则可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窥见西方哲学的若干典型特征：一是科学、史学与文学之分，分别以求真求是为鹄的、以探究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为目标、以表情感与求想象为特征；二是学术自身具有独立价值，“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论述关键在于其现代学术观和中西哲学观。就后者而言，《哲学辨惑》所云“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可以代表；就前者而言，笔者试图拈出“知学”一词来代表，王国维以此划分了“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与“真知学、真为学者”的两种学术态度。 

　　“知学”虽是平常字眼，甚至不如“知”“道”，但在王国维这里，既包含“对学问本身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特定领域的学问”双重含义，也强调要以“真知学、真为学”的态度，吁请学术界走出中国学术在佛教极盛期的“受动”时代和当下的“受动”状态，再创诸子百家的“能动”时代，重申宋儒的“能动”性质。欲实现思想和学术的“能动”，青年王国维所看重的西洋学术，既非西学东渐中的“形下之学”，也不是严复译介的带有哲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著述，而是如康德哲学那样的“纯粹哲学”。可以说，王国维的“三无说”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纯粹、独立、求真的秉性。这种识见和决心虽然并没有让王国维在西方哲学研究上更进一步，却激发出他在中国文史哲研究上的真知灼见，在中国思想学术开启“能动”时代的共同努力中厥功甚伟。 

　　 在本文的语境中，我们把“知学”作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义，意在强调这首先是“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的研究，其核心要义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彻底的理性精神和公正的学术标准来介绍、翻译、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的体系、学说、方法和历史，进而努力登上学术研究的高原、思想创造的高峰和文化建设的高地。首先，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并不是将哲学化约为自然主义立场（例如胡塞尔批判的将意识和观念自然化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而是旨在凸显崇尚理性、尊重事实、求真求是、学以致知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也是科学精神的要求。在人类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演变发展中，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和分野成为一个哲学问题，是哲学的内部问题；“哲学—科学”之精神使哲学与科学在总体上同其他文化构型和知识类型鲜明区分开来，只是在严格的理念、判准和方法上各有侧重、程度不同而已。同样，严格的科学态度也尊重思想和语言的历史性，秉持“了解之同情”，但拒绝历史主义所导致的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其次，所谓彻底的理性精神，则表明哲学一方面要求从事哲学活动的个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分析澄清理论前提和预设，致力于清晰严密的推理论证，在予求理由的语言游戏中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强调运用公共理性、塑造重叠共识、培育公共意识的的重要作用，在广阔的规范性空间中扩大理性的公开运用。最后，所谓公正的学术标准，旨在表明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营造、维系和评价。虽然现实中的学术活动难免出现部落分化、领地封闭和等级森严之弊，学术共同体总体上仍然致力于保证和提升研究标准和评价标准的公正性。这三项规范性要求既是哲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也充分体现在百年来中国学者译介研究西方哲学的艰辛历程之中。 

　　在这一艰辛历程的初期，按贺麟的说法，“自从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即其中之一。陈康在译序（1943年）中关于西方哲学原著译注研究的精辟论述，不仅代表了早期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和哲学信念，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知学”理想和“为学”标准。 

　　这篇序言思虑精审，直击要害，分为“何以译、何以注、如何译和如何注”四个相互支撑的部分。“何以”（why）和“如何”（how）译注是问题，其隐含的预设则是“主体”（who）、“对象”（what）和“受众”（whom），主体是熟练掌握汉语和西方语言、开展哲学研究创作的学者，对象是西方哲学著作及其学术史和研究共同体，受众则是通晓汉语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围绕上述五点，陈康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见解，至今仍为不刊之论。 

　　第一是译与注的原因。西方哲学著作的译注大体上属于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哲学问题、建设当代哲学离不开对哲学史的研究。例如，建设新的存在论（万有论、本体论）是当时一大趋势，但这依赖于两个前提，即对《纯粹理性批判》的了解以及对此前存在论的了解。而《巴曼尼得斯篇》恰恰是柏拉图以一种范畴论反思自己的理念论（相论）的代表作，又是柏拉图著作中最大的谜，因此不可不译、不可不注，又不得不注而详解。这就是何以译和何以注的原因。 

　　 第二是如何译的问题。陈康以严复“译事三难”为引，提出了“理想读者”和“理想翻译”的双重理想类型。一方面，哲学经典译本的受众不是一切读者，而是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读者，“达”与“不达”是相对于理想读者而言的；另一方面，“理想的翻译”是“有学术价值的翻译”，既服务于不解原文的人，也是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这样，理想的翻译作品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其理想读者必将包括国际学术界的专门学者，以至于“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陈康以汉译佛经为榜样和标准来看待和激励汉译西方哲学名著，不仅欲使其翻译质量满足国际学术界翻译和诠释的普遍标准，甚至能够达到权威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现在从事西方哲学著作译注和思想研究的理想目标。 

　　第三是思与言的关系。以理想读者为受众，以理想的翻译为目标，以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为标准，那么，求“信”而导致翻译语言的“不雅”“不辞”“不习惯”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这是译事的本性；反过来说，“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词句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像“如若—是”和“如若—不是”这样的词句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之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正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所以这篇对话录的翻译才有必要。从这一相对特殊甚至极端的例子中，我们亦可想见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和西方哲学思想的诠释，对于中国学者的哲学思维和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和推进。 

　　 第四是方法论要求。针对哲学经典的译注和解释，陈康强调：“解释哲学著作唯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因此哲学经典的注释包括四项，即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其中义理研究是中心部分，又分为三步：“论证步骤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求”“论证内容的评价”。可以看出，这里的“四项三步”已经不仅仅是哲学经典译注的工夫，而且是哲学史研究乃至哲学问题研究的要求，毕竟“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陈康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文、英文研究著作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原则和方法，同时也发扬了“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古希腊哲学精神，其成就堪与欧美一流学者比肩，其追求的西方哲学研究目标实际上也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树立了标杆。 

　　 西方哲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基本同步。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给中国哲学传统注入新的血液和精神，也在中国化时代化和“两个结合”进程中逐渐确立为国家根本制度。这一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译介研究在“知学”“为学”层面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与国际哲学界的研究水平逐渐接近，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格局，极大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并在“知学”的同时推进了我们后面要论述的“会通”和“化生”进路，正式形成了作为现代学术的哲学学科体系。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早期哲学一直是译介研究的重点领域。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与起源，中国学者对其多有精译博采，又与西方古典学相结合，并与同一轴心时期的中国先秦思想颇多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因其与马克思主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以及与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和理学思想的贯通性，一直是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典范，其翻译和研究似可谓“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庄子·天下》）。近代早期哲学研究领域广阔而细密深致，不乏佳构。中世纪哲学特别是经院哲学本是西学东渐之滥觞，当前的研究亦突飞猛进，似有后来居上之势。在20世纪，哲学及其分支研究领域如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现象学和诠释学均得到丰富、持久而富于成效和原创性的翻译和研究，对于知识论、心灵哲学、道德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历史的纂述还是主题的精释，也是硕果累累，人才辈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从“知学”角度看，虽然西学译介注疏研究蔚为大观，现代学术意识基本确立，但即便时至今日，与西方学者对西方哲学的总体研究相比，我们距离去斯巴达演武艺、去雅典演悲剧且能与之比肩、甚至超越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经典翻译缺少长期设计规划，旧译更新集中在极少数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基于国外最新校勘成果的经典译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又如，术语翻译和概念流变的系统历史研究仍然以引进为主，原创性成果较少；再如，与国际学术界的总体对话能力不强，创设研究议题的工作远不尽如人意。略举此数端，当然不是否认先贤筚路蓝缕之功，也不是轻视当代学人殚精竭虑之力，而是强调以今日为起点，我们有必要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体方向，反思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之成就与不足，在目标设定、议程规划和路径选择上有所突破。 

　　 毋庸讳言，近代西学涌入中国之际，正值中国国力衰微、文化颓唐、主权渐失、自信日丧之时，在学术思想上既不免有仰视西方、自惭形秽之风，当然也不乏奋起直追、综合创新之意，于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上总的来说还是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照着讲”以求忠实，“跟着讲”以为标准，有学者称类似状态为“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对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古老文明来说，特定历史时期的“学徒状态”难以避免而且不无裨益，甚至是其“再青春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站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学者已经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平视国际学术界，在目标设定上，一方面要掌握“斯巴达的武艺”和“雅典的悲剧”，敢于与之比肩，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能够凭借深邃而精密的哲学运思、高水平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领域拔得头筹；另一方面也能够力争超越西方哲学本身的母版，有勇气有能力将西方哲学研究纳入中国自身的哲学研究和创造、以哲学突破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大格局中。在议程规划上，一方面，西方哲学主要领域、流派、人物、话题在国内都有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力量壮大的体现，遵循已有方案和既定议程，也有益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步入前沿；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应当敢于以哲学创造为己任、以解决哲学问题为牵引，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拘一格，自主创新，不以西方哲学范式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板。在路径选择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面对的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思想传统、经典编纂和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前沿议题，既不必拘泥于其学派之分、教派之争、流派之隔、门派之见，也不必因古今语言、国别宗派和哲学人物而画地为牢、相互攻讦，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变成西方哲学地图的翻版，而应以经典著作和思想脉络为经纬，以核心议题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为主线，以学以致知、洋为中用、批判吸收、转化内化为方向。 

　　总之，在“知学”方面，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经过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清末民初的西潮奔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批判吸收，通过一代代学者的艰苦努力、转化创造，不仅展示出西方哲学优秀文化成果的总体面貌和微观形态，也创造出一大批高质量翻译和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还将西方哲学及其各类分支形态吸收到中国哲学自身的有机构成当中，为中西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通结合，也为西方哲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大格局中转型化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关键条件。 

　　二、会通：以汉语讲、以哲学解 

　　1927年6月2日，频遭家国之变和友人之负的王国维，终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从文化理念之维系与文化命运之兴衰出发探其缘由，词约义丰，别具深度。一方面，“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中华文化处衰落之际，纲纪之说动摇，理念之义沉沦；另一方面，“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无以寄命，苦痛极深，“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以宇宙王权、政治秩序、文化精神乃至意义世界的崩解来解读一部分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这体现出一种“了解之同情”，也是不少学者致力于探究的路径。对曾经浸淫于中西哲学的王国维来说，这种解读的深透之处，恰恰显示出晚年王国维与时代的深深隔阂。从整体上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革命的爆发等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思想启蒙、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大趋势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选择的是古老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大势，接纳的是科学世界观、民主价值观、民族国家观、历史演进观和文明形态观等新观念和新视角。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这一年，由尚志学会主办、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会会刊的《哲学评论》创刊，以研究哲学、介绍西方现代思想为主旨，兼收中国古代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二十年间基本达到与世界前沿同步，与国际水平接轨，极大推动了现代哲学在中国建立的过程。 

　　现代哲学在中国之建立仍然是在旧邦与新命、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中西交汇点上，致力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精神世界和价值统绪。就本文所关注的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中西哲学之会通是具有代表性的取向；而贺麟“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批评地创立适合民族生活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和哲学的努力，可以说是这一取向的代表。 

　　贺麟在《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代序）》一文中说：“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责任自不待言。并且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 

　　周辅成这样评价贺麟的文化胸怀与哲学理想：“究竟能不能在中西文化与哲学最深邃的地方，找出共同的基础，又讲明白各自特色？能作到这点，我们才能说自有个性，自有族格，我们才可以谈与人并肩而坐，不失自己的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中西会通之于贺麟，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核心观念。 

　　其一，中西会通的精神实质，涉及“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 

　　其二，中西会通的文化目标，涉及精神与文化的体用、传统与时代的评价两个方面。贺麟提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观点。其要旨在于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外来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方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的产业，视之为发挥自己的精神、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同时，贺麟提出，“把握住传统观念中的精华，而作民族文化的负荷者，理解流行观念的真义，而作时代精神的代表，也须能够对传统观念及流行观念加以重新检讨、重新估价”。 

　　其三，中西会通的哲学途径，是以西方哲学发挥中国哲学的正宗和主流。贺麟视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故“应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由此“西洋哲学中国化”和“中国新哲学之建立”就是贺麟念兹在兹的民族文化复兴理想，既能够确立民族的自尊和文化的自信，也能够提升哲学思维的精密与深度。 

　　其四，中西会通的西方哲学研究路径，在于翻译之化境、体系之贯通和方法之比较。徐光启云：“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在翻译方面，贺麟首重西方哲学概念的翻译和阐释，尤其是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这同时也就是让西方哲学说汉语、让汉语说哲学的“会通”过程，要通过“艺术功力”将西方哲学概念本土化和内在化。在体系方面，思想体系的会通，不仅涉及西方哲学内部的体系间关系，也涉及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贯通西方哲学内部的努力也是其总体会通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法方面，贺麟关于宋儒的直觉法与斯宾诺莎直观法、王船山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方法会通的典范。 

　　自今日视之，贺麟的文化和哲学会通观不仅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至今仍然是榜样和典范。西方哲学的当代研究者也有不少人继续走向中西会通之途、哲学澄明之境。兹仅举叶秀山为例。在贯通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的代表性学者中，叶秀山不仅以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为枢纽，更能够贯通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对美学和艺术哲学也颇有会心之处，晚年更是将注重中西哲学在理论上的会通作为新视角的主要支点，努力从中国哲学的思路来研究欧洲哲学的理论，也用欧洲哲学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路，即概念—范畴无分中西，统统要归到思路和理路上来。按照这个方向，哲学有能力将空间吸收进时间，中国哲学也有能力将包括欧洲“落日成果”在内的一切化为空间—必然之事物，重新吸收到时间中来，接续—推动哲学之历史与自由。 

　　不过，就今日中国之哲学研究格局而言，由于学科壁垒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等影响，研究者之间的隔阂之大、门户之深、沟通之弱，较之贺麟所处时代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从中国出发的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所谓“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间的分野、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争论尚未澄清，遑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开新。因此，“会通”是这一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哲学自身的时代任务所在。 

　　 就内在要求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致力于贯通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既要走出哲学史研究的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分立，也须克服缺乏历史意识的或仅以哲学史为案例训练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必须肯定哲学的历史性，我们所称的哲学是哲学的整个历史和全部过去，每一个哲学体系都通过或明或暗的一系列关系将自身与哲学体系的总体联系起来，并彼此依赖。另一方面，哲学史也必须是哲学的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研究，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进路，研究者都必须批判性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理论语境、术语系统，最大限度走出极端历史相对主义，也避免对哲学史过度虔敬的态度。当然，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史和高度分化的当代西方哲学格局，贯通历史和会通百家不是某个研究者能够做到的，这需要整个学术界的视野格局和群策群力；但无论如何，学术界应当鼓励和支持这种贯通之精神、会通之努力。 

　　 就时代任务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进一步打通“让西方哲学说汉语”与“让哲学说汉语”的关系。至少从明代后期开始，让西方哲学说汉语的努力一度形成规模，熔铸汉语新词与用中国哲学术语“格义”西方哲学概念同样极具创造力。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学术的压倒性优势，相当一部分西方哲学概念虽然以旧有或借用的汉语哲学术语呈现，在内涵和用法上却往往是新的，加之西方哲学的体系化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持续译介，使中国思想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进而又出现了“反向格义”现象，即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无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似乎都出现“以中文译、以西哲解”的趋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取精用弘、含英咀华”，创造转化、综合创新，中国学者“让西方哲学说汉语”与“让哲学说汉语”已然初见成效，“格义”和“反向格义”互通互照，新译佳构层出不穷，既拓展了哲学概念的广度、丰度和深度，也促使学者们更加深入思考概念与译名的适用性和表达力。例如,对“超形性学”“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译名的反思促进了我们对metaphysics更加准确的理解；取《系辞》“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先天”和“后天”来对译“a priori”和“a posteriori”，反过来也促进了我们对《系辞》二语的对照理解。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固然有必要登上全球哲学奥运会的竞技场，但其最根本、最宏大的目标，还是服务于丰富汉语的哲学表达能力、提升中国哲学的深邃与精密、构建哲学的时代精神和系统回应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因此，打通上述二者的关系，化“以中文译、以西哲解”为“以汉语讲、以哲学解”，会通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之力，或许是亟需着力的重要方面，而这种会通之功已经把我们引导至“化生”这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又一视角了。 

　　三、化生：在变而为新中创造转化 

　　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不过百余年历史，西方哲学研究既是其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和有机构成。百余年来，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两个结合”的推动下，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各个哲学分支的研究共同构筑了博大宏富的中文哲学天地。在这一过程中，以“知学”与“会通”为基础，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实际上也经历了“中国化”的重新锻造，“化生”为中国哲学的内在部分和内生成分。“化”者，变而为新；“生”者，久而成物。与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一样，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化生”体现出中华文化与时偕行的生命力、兼收并蓄的包容力和深厚强大的转化力，这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周敦颐《太极图说》）。西方哲学在中国大地传播生长，在多语思维的激荡和汉语的表达形态中，经过中西方学者的吸收转化改造创作之功，其富有生命力的部分与新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互动共生，呈现出具有新功能、新形态的成熟类型，这就是“化生”一词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就其同者而言，求真求是的“知学”和贯通西方哲学、打通中西哲学的“会通”既是“化生”的基础，实质上也是其表现形态。就其异者而言，“化生”之不同于“会通”，关键在于思想有创化，而理论有新生，不断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虽然已经超出了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围，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研究，还是对其原理体系、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研究，抑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都体现出“化生”的真精神、“结合”的新途径。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金岳霖以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中国哲学范畴来建构新本体论的“新道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阐发宋明陆王心学的“新心学”，张东荪借用并改造西方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建立多元认识论、多元交互主义的“新哲学”，甚至冯友兰以新实在论改造宋明理学并提出“接着讲”的“新理学”，熊十力发扬《周易》和王阳明、王船山学说，改造法相唯识学，创立“深于知化，长于语变”的“新唯识论”，都可以视为“化生”的早期代表性形态。 

　　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知学”方面可谓更加准确细致、深远广阔，但于“会通”“化生”二途，因其多先例而缺成法，疑者众而和者寡，尚需踵武前贤，敢辟蹊径。关键问题在于，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不纯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努力，而是立足中国大地，融会优秀文化资源，反思时代普遍问题，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新形态的努力，也应当在建设现代化强国道路上，为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挺身而出，贡献力量。因此，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体、语境、方向和目标根植于中国。昔日的“古今中西之争”已经被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襟抱和全球视野所超越，“知学”“会通”“化生”这三个方面应当互为依靠、综合创新，共同推进中国思想的自主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就近年来西方哲学“化生”的总体成效而言，以“中国现象学”和“中国诠释学”研究较为显著，而以“汉语哲学”倡议颇为引人瞩目。 

　　在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和诠释学虽有其各自的发展脉络，但二者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哲学的合流中产生了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加之中国学者对新的哲学方法的强烈追求，使现象学和诠释学一时间在中国成为显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和诠释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持续四十年的研究热潮。就中国现象学研究而言，对现象学文本和文献的译介、考察和探讨基本与国际学术界同步，现象学与中国本土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加之现象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尤其是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对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已渐成风气，甚至出现了现象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说法。 

　　 就诠释学而言，“诠释学的中国化”，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构想”，而“中国诠释学”成为颇具号召力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者之众多、涉及领域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富，在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和阐释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特点，中国古典诠释的实践和思想均极为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和哲学本体论的西方诠释学激活了中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和各个面向的诠释经验。近四十年来，中国和海外学者引入了大量西方诠释学的经典著作，不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狄尔泰和利科等诠释学大家饱受关注，方法论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实践诠释学、批判诠释学、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乃至激进诠释学等各种理论形态也如万花筒般渐欲迷人眼。同时，对中国古典诠释传统的研究和中国诠释学的现代构建也“化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中国诠释学是成熟的西方哲学理论、深厚的中国古典诠释传统与多学科的广泛诠释实践相结合的范例，我们也可以期待它与“汉语哲学”在更深层次的融合。 

　　 “汉语哲学”倡议发端于一部分以西方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国学者，体现出“化生”西方哲学的文化自觉和哲学创造的自主意识。虽然以“汉语”为修饰语，但“汉语哲学”实则决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语言哲学领域。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的官能，更是人类创立的最基本的制度，甚至是“制度之制度”。汉语言文字可谓“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洵为中国文明的文化基因，汉语哲学明确这一根基和载体，表明名相虽新，其实质则有根、有源，而且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同时又以中国文明为立场，以时代精神为支点，以古今中西文化融会为语境，经历了剧烈碰撞、深度融合、广采博收和转化创新。因此，“汉语哲学”看似有同义反复之嫌，实则凸显出汉语言文字的制度基础、文化积淀和思想深度，唯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处境，并重新唤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与生命力。 

　　 当然，汉语哲学倡议如果要成为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哲学运动，避免让人望文生义、随意理解，就必须探索基础性的重大问题，持续催化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汉语哲学框架内的“化生”。例如，“汉语哲学”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意味着对“哲学”概念重新定位，要在哲学观上取得突破，开辟新的理念、路径和方法，力求以全球视野、本土立场、历史资源、当代问题为方向；既要冲破本质主义视野，也要突破中心与边缘的哲学谱系建构，从而更加充分地理解各种文化中的哲学类型。又如，“汉语哲学”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西方哲学思想成果的汉语转化和理路创新，另一方面，是对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参与构建现代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范式，可谓一肩挑起两副重担，以世界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全局为时代背景，以打通双向概念体系、贯通中西思想之真精神、铸就现代哲学形态为目标，在先贤筚路蓝缕开辟的思想道路上，踏上以“知学”为基、“会通”为要、“化生”为本的学术征途。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倡议既可视为对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及其中国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建构的领悟和接续，更是在当代立场上回应时代问题的哲学重建。真实即创造，汉语哲学处于开端状态，正在创造自身的途中。 

　　 对于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知学”已然极其艰难，“会通”亦需筚路蓝缕，“化生”自是更高的期待和目标。就西方哲学的思想创造性和体系革命性而言，21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与20世纪同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20世纪其他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相比，亦复如是。毫无疑问，当前西方哲学的研究质量仍然是较高的，无论是哲学史编纂还是研究，无论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还是伦理政治领域诸议题的系统研究，无论是与认知科学、脑科学、语言科学相关还是与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前沿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相关的哲学反思，皆是如此。但与此前两个世纪大师云集、体系精彩、方法日新的局面相比，现在似乎是以整理、总结、反思为主，守成能力有余，创造动力不足。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更重要的则是能否不断保持思想方式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突破性，思想资源上“取精用弘、含英咀华”的开放性，这一点是不分东方西方的。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的“化生”，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推动下，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学术立场，已经有能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现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历史哲学和规范性哲学等领域在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上的重要突破。 

　　结语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一百多年，如果从明末李之藻和耶稣会士傅汎际合译《名理探》（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全书）作为中国学者译介西方哲学的开端，到今天已近四百年。在翻译《寰有诠》时，李之藻慨叹：“惟是文言夐绝，喉轻棘生，屡因苦难阁笔。”四百年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仅蔚为大观，而且融会新知，反思批判，几乎能够与西方哲学大家族中的所有主要领域深入对话，平等探讨。质而言之，总结百年来作为现代学术的哲学学科体系成就，包括“知学”“会通”和“化生”在内，略有十端：一曰移译西书，融会新知，言广译西学哲学著作，引入现代科学新知，建立起学科体系；二曰引入新词，熔铸新语，言以移译西书、构建学科过程中，概念体系广引博收，切磋琢磨，新旧辉映；三曰哲学科学，同源共生，言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分流，引入中国之后则共襄共生；四曰史论立科，学思相成，言哲学史与哲学分支学科共同形成中国的哲学体系，学术与思想相辅相成；五曰东往西来，人才荟萃，言西方哲学研究百余年间本土学者和海外人才辈出，颇多一时之选；六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言从中国出发研究西方哲学，融会百家，含英咀华，不以流派门户为限，不以欧陆英美为界；七曰中西结合，和实生物，言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必然是中西思想碰撞融会、相互结合的结果，深入、开放、广泛的结合与转化是思想文化创造之途；八曰中西会通，学贯古今，言中学、西学，道术未裂，古人、今人，心理攸同，会通为要，美美与共；九曰西学化生，与时偕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既以绍述为基，更以“华化”为鹄的，以“化生”为新生；十曰守正创新，哲学为源，言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不仅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西方哲学研究亦大有助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上述十端不尽完备准确，旨在撮其大要。在讨论过“知学”“会通”“化生”这三个主要视角和三项基本任务之后，我们认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总结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在目标设定上既要研究具体理论、具体问题，也要从大问题、大概念、大叙事入手，以知学、会通和化生的综合视野讲深讲透、比较对话。这就是说，当中国思想遭遇西方哲学之际，尽管在不同时期也许会各有侧重，不同学者往往聚焦于不同方面，但知学、会通和化生这三个方面总体上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而且实质上已经渗透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当中，因此最好不要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我们通过分析厘清了这三个视角和维度，而它们作为一体三用的目标，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思想使命和学术重任。因此，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既要有能力“致广大而尽精微”地“知学”，也要尽可能以“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会通”，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化生”，以此三者的贯通来创设研究议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当代哲学在历史性大变局下的整体语境为主题，敢于思考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探索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说，非“真知学”无以“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亦无从“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非深入会通无以互鉴互照、成己成物，更无从避免浅尝辄止、故步自封的困境；非创化新生无以激发哲学思想的化成之途、生生之道，遑论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承载旧邦新命的哲学理论和思想体系。 

　　总之，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绝不是所谓“自我殖民”，也不是西方的命题加中国的素材，而是“从中国出发”的探索和创造，是基于历史性和当代性的创造性转化。面对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和纷繁复杂的哲学问题，面对各种文化形态的哲学观念的会通与结合，面对大时代大变局和人类普遍问题的全面挑战，我们有必要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守正创新、胸怀天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向，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创造现代化文化强国的哲学图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