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说明至迟在西周初年，古人已经有了“天下”的观念。关于商周时期天下观，文献多有记载，如《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略晚的《左传》昭公七年也称：“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不过，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有学者反思了这种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式天下观，认为秦汉之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参见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山》所言，是一种夸张的想象。那么，作为一种在周代较为流行的天下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合理性体现在哪里？这涉及当时的地理知识、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来源等系列问题，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相关问题的某一方面，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梳理。比如，赵伯雄、邢义田等学者都详细探讨过先秦的天下观，他们主要阐释先秦天下观的具体内涵和演变历史，而没有过多涉及与天下观关系密切的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等问题。至于专门讨论商周国家形态的成果就更多了，然多是从政治制度（如内外服制）角度讨论，较少有从天下观念角度讨论的。类似情况也见于“大一统”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商周天下观念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论证“大一统”思想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历程。因而，商周天下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依旧是个极有价值的题目。 

　　笔者抛砖引玉，尝试从“五域天下观”的角度，系统讨论相关问题。之所以讨论“五域天下观”，是因为“五域”（“四域”和“中域”）材料较为丰富，有助于对商周天下观进行细化。欲了解“五域天下观”的内涵，自然要先介绍“域”字的释义。

　　结语 

　　商周时期的人们笃信“天命”（或“帝命”），认为时王是受天有大命，代天掌管天之下的“下域”，凡“下域”之内的土地、人口，皆为“王”之所有。此乃本文所说的“五域天下观”，上文业已讨论此种天下观产生的思想背景，及其对我们认识商周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起源的重要意义。 

　　 当然，这一“五域天下观”并非一直存在，而是逐渐为新的天下观所替代。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一个华、夷对立融合的历史阶段，诸夏因共同的危机而觉醒为华夏族，此时华夏族群对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描述，逐渐由过去的偏政治地理的“五域”转变为偏族群文化的“诸夏夷狄”。“五域”中的“中域”由于适应华夏族群贵中、求中的文化意识而得以保留，并因为周室衰微而逐渐扩展为华夏族生活区域的代名词。至于“中域”之外区域，在春秋时期主要分布着与诸夏存在竞争关系的邦国族群，这些邦国族群又往往被华夏族目为蛮夷，因而“四域”逐渐为“戎狄蛮夷”所替代，并最终演化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文化地区概念。作为参考，西周金文或早期传世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四域”“东域”“南域”等词汇，到了东周文献中，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且往往表达某一具体国家周围区域的内涵。究其根源，在新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天下观中，“夷狄”之外无需存在“四域”的概念，作为天下观念组成部分的“四域”只能逐渐被摒弃。 

　　虽然“五域天下观”在春秋以后逐渐不再被提及，但它依旧有深远的影响。除了上文论述的大一统思想外，由“中域”演变而来的“中国”观念是中国人“中和”理念的最直观的表现，长久影响着中国人的族群定位和历史认知，甚至在民国和新中国还成为我们国家的名号和民族的名称。因而，“五域天下观”在思想观念和文化认同上，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