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晚唐孟启将“诗史”概念引入杜诗学批评以来，古典韵文之“史”的理论建构逐渐丰赡：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谓“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倡立“词史”说；沈珩为《天宝曲史》题词云“前此未有‘曲史’，则读‘诗史’者，亦未尽错综而得其解也。有‘诗史’，‘曲史’其可少乎”，提出“曲史”说。据此，当前学术界对“诗史”“词史”“曲史”的讨论方兴未艾，如韩经太指出“诗史”传统由杜诗开创，但其开创的“不过是小传统”，“在其背后还有那肇自孔子《诗》《春秋》之大义的大传统”。叶嘉莹考察周济之所以提出“词史”说，是因为有了清初“作者所反映的明清易代的悲慨”创作实践，加上张惠言推尊词体的理念，即“比兴寄托要反映历史的背景”。孙书磊认为“沈珩将《天宝曲史》与杜诗等量齐观，从而在抬高历史剧地位”，有尊体考量。关于“赋史”论问题，清康熙间学者倪璠在批注庾信《哀江南赋》时，有云：“此赋记梁朝之兴亡治乱及己世之飘飖播迁，古有‘诗史’，此可谓‘赋史’矣。”此处明确标举出“赋史”之说，但相比于“诗史”“词史”“曲史”等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赋史”的文学传统却问津寥寥，鲜有专论。

　　依据倪璠所论，借鉴学术界对“诗史”“词史”与“曲史”的研究思路，我们初步认识到：一是有别于辞赋发展史，“赋史”论的核心精神是强调辞赋作品对现实历史的记录与思考，是品评古典辞赋的一个立场与方法的文学理论命题。二是“赋史”概念应是步武“诗史”而来，是借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诗学创作因缘，而演绎出一个由庾信以辞赋书写一代兴亡史和个人流离史的、彰显“赋”与“史”互参内涵的赋学批评术语。但倪璠所选作品是庾信《哀江南赋》，此赋早于“诗史”论所凭依的认知文本——杜诗，更早于“词史”论与“曲史”论的认知文本。三是“赋史”内涵超越“诗史”内涵，启迪了有关“诗史”大、小传统的理论认识。追溯作赋源起，《汉志·诗赋略》谓“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赋家是由学《诗》之士人散逸民间衍生而来，从《诗》亡到《春秋》作的大传统，再到杜诗创作的小传统，在大、小传统的“诗史”之间，还有一个作赋以承续《诗》而来的、不可忽视的“赋史”传统。四是“赋史”论对其他韵文之“史”展现出示范意义。倪璠大致与沈珩同时，但早于周济，且“词史”“曲史”之说有以《诗经》之“六义”尊体的考量，其源可上溯至汉赋尊体所形成的范式。康熙序《历代赋汇》曾称誉“赋者，六义之一也……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六义”之中，唯“赋”卓然成体，其创作的艺术法度裨益后来诸文体的发展，从而衍化出“赋体诗史”“赋体词史”诸理论。缘此，在中国赋学史上，“赋史”意识是如何一步步潜滋暗长起来的，至何时出现自觉，又到何时正式确立？在赋与史的纠葛中，赋体是如何兼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为己所用？与“诗史”“词史”“曲史”相比，“赋史”论形成了哪些特立的叙写模式？“赋史”于韵文之“史”有什么卓立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需要学术界作出更进一步的思考，本文试作芹献，以期能够弥合中国韵文之“史”传统的最后一块重要版图。

　　“赋史”意识的萌生与理论自觉

　　作为具有“先导性”的文体，赋早于诗、词、曲而成熟。有关赋与史关系的文本表现和理论批评，对中国他体文学有示范意义。“赋史”概念虽在清初才被正式提出，但赋家以“赋”文本的形式表达“史”的意识，这种意识的萌生过程却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孟启所言杜诗“诗史”特征，其中一条是“推见至隐”，此语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这一方面揭示出从《诗》《春秋》经史的大传统到杜甫“诗史”的小传统之间还隐藏着一条司马相如赋“引之节俭”的“诗谏”脉络；另一方面阐明了《史记》载录司马相如赋篇的缘由，即在“赋史”意识理论自觉之前已有“赋”与“史”结合的写作潜流。因此，对赋家创作中的“赋史”意识生成过程与批评家的理论自觉历程加以考察，尤为必要，其中流衍可理出两条线索：

　　一是赋与“事”之关系。赋体首先是叙事之文，相对于诗以“志”为旨趣，赋以叙写“物事”为缘起。萧统在《文选序》中讨论由古诗而赋的文学发展史时指出：“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田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不可胜载矣。”相对于诗而言，赋体重在“述”与“戒”，以纪事、咏物为能事，是一种以铺陈“情事”见长而显于早期中国的文体。

　　然而赋中情事并非皆为实事，从西汉至六朝，赋写之“事”经历了由虚事走向实事的过程。相较于西汉司马相如、扬雄赋作因“多虚词滥说”“靡丽多夸”“侈靡过其实”而招致批评不同，东汉班固作《两都赋》旨在“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这一方面是因为班固作为史家，其赋作更注重实录，正如王之绩在比较马、扬与班固赋风时所说“孟坚《两都》……其自谓‘义正杨雄，事实相如’，亦实录也”，赋作由文学叙事渐趋转向重视历史叙事。另一方面，这也和东汉批评家们的反思有关。王充批评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要求以“崇实之化”规训赋体。这种批评延续到左思作《三都赋》，他在序中指摘相如、扬雄赋作“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称自己作赋的原则是“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如此则赋作宜务“本实”，走向纪实事与验方志之途，这使赋与“史”会通，被赋予“事史”与“物史”的特征。“物史”的特征，形成后世批评家所谓“赋代类书”之说；而“事史”的特征赋予辞赋叙事以史学的“实录”精神，这便是后世“赋史”理论的根基。

　　二是赋与“史”之关系。史不仅在于对事的述说，更在于对事的“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融入史家意识。《国语·周语》言古来“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其中将史官文书与矇瞍诵赋相对应，赋与史书一起成为天子施行王政的重要参考。此一传统延续到汉赋造作的时代，赋家们便有了明显的辅助“天子听政”的史官意识。从以赋写史的内容来看，有摹写帝王之史与叙述个人之史之分。摹写帝王之史的作品，早期汉大赋可以作为其代表。据《史记》载：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主观意图是“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然后相如见汉武帝好神仙之术，又写作《大人赋》劝谏，“天子大说”。据《汉书》记：扬雄从汉成帝至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成帝率领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扬雄“上《河东赋》以劝”；汉成帝羽猎，扬雄随从，作“《校猎赋》以风”；扬雄随汉成帝至射熊馆，回来后又“上《长杨赋》”劝谏。“当今天子”成为《上林赋》《大人赋》《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赋篇的生成动因、表现对象与接受主体。到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又堪称帝王京都史，这种帝都摹写至左思《三都赋》趋于极致。这些赋作旨在呈现当朝天子游猎、郊祀、建都等礼制。其中摹写天子游猎，既在于展现帝王狩猎的雄姿，更是为了彰显田狩礼仪中的仁德观念与民生关怀；描绘郊祀之礼，重在阐明礼仪中的王治精神，讴歌王统与俭德；书写京都，既是对现实中存在的王朝定都争议的写照，也是对王政之统与帝王之德的重新塑造。这些赋篇皆是围绕当朝天子进行写作，以摹写帝王历史为主，《文选》将之归入“田猎”“郊祀”“京都”赋类。

　　而个人史的赋体书写，主要体现于“纪行赋”之属。如果说以帝王历史为主体的书写，是缘于赋家“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夫”的身份驱使，那么个人史的书写多是源自赋家远离（或被迫远离）政治中心的身份焦虑。因此，纪行赋多缘事而发，在赋写行旅的过程中，将个人遭际与历史故实结合起来，以西汉刘歆“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作《遂初赋》为肇始。东汉，深于史学的班氏父女班彪、班昭，分别创作纪行赋《北征赋》《东征赋》，赋作已经趋向于摹写当时现实；蔡邕在桓帝延熹二年（159）被当权宦官徐璜、左悺等打着朝廷的旗号，强征赴都洛阳，他将途中所见的黑暗政治现状和衰败社会现实写进《述行赋》，赋中所述的史事与呈现的史识，堪称一代宦官崛起史、百姓受难史、王朝衰亡史，可补《后汉书》中《桓帝纪》《宦者列传》的记载。从这些赋作中，我们可见“赋史”意识在潜滋暗长。至魏晋时期陈琳《神武赋》、潘岳《西征赋》、张载《叙行赋》、陆机《行思赋》、谢灵运《撰征赋》《归途赋》等，纷纷将外“事”与己“兴”结合，在创作中彰显“史”的意识，诚如谢灵运《归途赋序》所总结“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自己”，行旅赋是个人心灵史与社会变迁史相互交织的文学呈现，赋家“因事陈词”的创作实践，先于“赋史”理论自觉而存在。

　　有关赋与“事”的关系，西汉时期已有理论层面的探讨，扬雄云“华藻在乎人事”，突出辞赋叙写人事的功能。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也指出古之赋“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的问题。但真正关注赋与“史”之关系，并体现出理论自觉者，当肇自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刘勰将赋与“事”“史”结合起来考察：首先，他提出赋与“古事”之关系，屈、宋辞赋脱离“旧辞”而引“古事”，在自铸伟词中将赋与史之“古事”联系起来；其次，他观察到刘歆《遂初赋》的创举，将赋与史之“纪传”结合起来；最后，他肯定崔骃、班固、张衡、蔡邕“捃摭经史”的做法，既“华”又“实”的赋作成为后人范式。综观刘勰的辞赋阅读体验，由西汉到东汉，赋体在创作层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史学化倾向，这可从刘师培对东汉赋的一段论述中得到体认：

　　东京文士，彪炳史编……若词赋一体，则孟坚之作，虽近杨、马，然征材聚事，取精用弘，《吕览》类辑之义也。蔡邕之作似之。……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故所作之文，偏于记事析理。（如《幽通》《思玄》各赋……皆析理之文也。若夫《两都》《鲁灵光》各赋，则记事之文）

　　相比于西汉赋家，东汉赋家“偏于记事析理”，赋作有“史编”化特征。具体而言，崔骃《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可补东汉京都宫殿史；崔骃《达旨》、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蔡邕《述行赋》可为个人史的列传采资。从史事的时间维度来看，“史”有古史与当代史之分，在刘勰的意识中，赋综采古史与当代史，这与“赋史”理论偏向于当代史书写的阐释理路逐渐接近，体现出“彪炳史编”的自觉。

　　追溯“赋史”意识的萌生历程，探讨“赋史”理论的自觉，挖掘“赋史”论在“诗史”论出现之前的早期思想，我们会发现：在两汉时期，作为“一代之胜”的赋体文学，已经在其文本表现中，通过对“事”与“史”的多角度描述，呈现出赋体创作的史学化倾向。在史学化创作的启迪下，“赋史”意识的理论化逐渐加强，并在刘勰论赋体“捃摭经史”的认知中完成理论自觉，为后世赋体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赋体文学沿着汉魏晋赋所开创的这个传统，在后世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衍生出多样的表现形态和叙写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中“赋史”的传统。

　　“赋史”论的确立

　　“赋史”论从意识自觉到正式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赋体的创作与理论的衍化紧密交织，诚如程千帆所说：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古代的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的叠合。以文本创作与理论阐发并行的思路，来综合考察、探索“赋史”论如何一步步形成和走向确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赋史”文学传统的独特之处。

　　在“赋史”论从意识自觉到正式确立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将“赋”与“史”的关系先放置于更广阔的“文”与“史”的关系中来看待。唐人刘知幾在《史通》中谓“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以为楚赋可以入史，浦起龙释曰“牵文搭史”；又谓“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浦起龙释曰“文与史本非二途”。刘知幾认同“史”“文”相通，二者结合遂成佳作，故将班固作《两都赋》兼编《汉书》、沈约写《八咏》又撰《宋书》并举。他承认“文”中兼有“史才”，认为“楚赋可以入史”，但终究因为囿于严苛的“不虚美”主张而未能提出“赋史”概念。

　　虽然唐代未提出明确的“赋史”概念，但在创作层面“文史相通”的转向已非常明显。唐代朝廷重史的政策导向和“以史代经”的学术氛围，助长了唐赋鉴前代成败、以为后世元龟的写作风气，李庾效法班固、张衡京都赋而创作《两都赋》，意在“昭闻我十四圣之制度，请付史氏”，明确赋作有史鉴精神，为唐赋建立新范式。之后，卢肇作《海潮赋》，唐懿宗认为此赋“征引有据，图像甚明”，能成一家之言，祛除千载魅惑，特敕命“其赋宜宣付史馆”，将李庾作赋付史的愿望变成现实。李庾、卢肇的这种赋与史的互动，几乎与孟启“诗史”说同时发生。

　　至宋人苏辙、秦观创作《黄楼赋》，直接启发明人李东阳，正式提出“赋史”一词。李东阳作《重修黄楼歌》云：“酒酣乐作赋者谁，共说彭城好兄弟。却从忧患著声绩，千载信之为赋史。”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移知徐州，为纪念抗洪事迹，在徐州东门建黄楼，并邀苏辙、秦观等作赋以记之。苏、秦二人各作《黄楼赋》，详载苏轼及时治理水灾的过程与功绩。苏辙自谓“余《黄楼赋》学《两都》也”，继承汉代京都赋的传统，叙写“当代史”；至于秦观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也是对赋体记载“今古”史事传统的继承。在李东阳看来，以碑、记体资源作赋，是“赋史”的一大特征。在创作层面，唐宋以来“文赋互为”的文体参写，其实已经在实践这一特征：韩愈古文碑记名篇《南海神庙碑》有赋体特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之文运用辞赋章法句法；欧阳修《醉翁亭记》以赋法作记，苏轼前后《赤壁赋》本自记体，出以韵语，故称作赋，是文赋互为的典范。韩柳、欧苏既是古文革新者，又是辞赋大家，他们在文赋互为的创作实践中，让碑、记体功能在文赋中光大，“史”的意味也在凸显，苏辙、秦观的“赋史”创作便是顺应这一文学史发展潮流的产物。

　　李东阳从苏辙、秦观《黄楼赋》“却从忧患著声绩”的“以赋为记”创作实践中，总结其为“千载信之为赋史”，正式提出“赋史”一词。有趣的是，作为明代早期复古诗论的代表人物，李东阳推崇杜诗，又是“诗史”理论的有力倡导者。他在《答罗明仲草书歌》中云“吾观少陵有诗史……包罗巨细成大家”，又在《徐中书挽诗序》中谓“惟诗之用，与史通，而昔之人或有别所谓诗史者”。所以，我们不妨认为其“赋史”说是与“诗史”说互相启发而生。

　　与“诗史”不同的是，辞赋史上还在实践着一种处于“赋史离合之间”的创作。明人程良孺撰《茹古略集》，《自叙》谓：“余为类卷总三十，析目三百九十有四，事若珠贝，语叶宫商。虽代无分先后，而就事褒贬，情与境会，大约在赋史离合之间。”《茹古略集》是一部以赋语撰写的“事类”著作，四库馆臣称是书“其体全同‘事类赋’”。程良孺称这种著作的性质是“在赋史离合之间”，并以此体制而自鸣得意，期以与《史记》一样“成吾一家之言”。他在《读书考定·又叙》中也提到自己的创制：“余旧识《茹古》，因类拈事，就事褒贬，其裁制在赋史离合之间。”这类著作的特点是因类拈事、就事褒贬、语叶宫商、情与境会，具有赋体与史著双重特征。

　　考察这类著作书写的源起：远源可追溯至曹丕“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的赋与事类关系的理论体认，以及左思《三都赋》“验之方志”的创作策略；中源则是唐代从“赋代类书”转向《艺文类聚》等类书“艺文化”的编纂实践，形成“事文一体”的体例；而近源则是自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的、将事类栝成赋的辞赋创作传统，诚如钱锺书所谓“左思之旨，文章须有‘本实’，吴淑之作，故实能成文章”。因此，从赋言事类到赋代类书，又从类书艺文化到事类体赋，直到程良孺“在赋史离合之间”的创作实践，这一脉络也是“赋史”衍化过程中别具一格的存在。

　　到清人杨绳武编纂《文章鼻祖》，以为“千古文章尽从此出”，他选文14篇，将庾信《哀江南赋》作为压轴之篇收录，谓“子山此赋，事备家国，义兼诗史。……萧梁一代之事，本末具备，读之可以识治乱、验废兴、志褒贬、昭法戒，盖其体则古诗之流，而其义则兼乎史矣”，明确指出《哀江南赋》在体上寓含有“古诗之流”的讽谏传统，在义上有源自《春秋》的微言褒贬的法度，具有经史传统观下的大“诗史”特征。有意思的是，杨绳武在评点《哀江南赋》时，常将其与杜甫“诗史”之作相对读，不断点明杜甫《述怀》《北征》《哀江头》诸诗与《哀江南赋》的密切关系。至尾评更是说：

　　子山此赋，其原出于《离骚》，其流极于少陵之《新乐府》。……杜少陵诗云“清新庾开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按：……少陵所言，皆指此赋也。合少陵诸论，以窥寻此赋之意，庶几得之。尝谓少陵诗，唐人一代之冠，而其平生宗仰，乃在子山。读此赋而知其渊源所自，有断然不诬者矣。

　　根据此书命名为“文章鼻祖”的意图来看，杨绳武其实是在追溯每一篇文章的源起与流别，就《哀江南赋》而言，其源在于《离骚》，而其流则至杜诗达到极致。在杨氏看来，杜甫“诗史”之作的渊源实自庾信《哀江南赋》，此虽未点出“赋史”之名，但其中意涵已呼之欲出。

　　“赋史”概念的真正确立，体现于本文开头所引清人倪璠批注庾信《哀江南赋》所言：“古有‘诗史’，此可谓‘赋史’矣”，此处明确将“赋史”与“诗史”相提并论。我们需回到倪璠批注的具体语境中去解释“赋史”。首先，倪氏批注的是《哀江南赋序》中“追为此赋，聊以记言”语，所追赋的是“梁朝之兴亡治乱及己世之飘飖播迁”之事，这是赋记当代史的“小传统”。其次，所“记言”者，倪璠引《汉志·六艺略》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一段文字来解释，从《尚书》的“尚言”传统到《春秋》的“尚事”传统，再到赋的“直言其事”传统，即言与事结合的传统，“赋史”有“史事”与“王言”并举之意，承接一个远自经史而来的“大传统”。

　　最后，“赋史”中所言的“史事”多为“今事”，但并不排斥“古典”，诚如陈寅恪所谓“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但诠说古典易，考证今典难。所谓“今典”，“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据《周书·庾信列传》载：“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究竟“其意”为何？《哀江南赋》末二句谓“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一般认为这里用了李将军与楚王子两个古典，倪氏注前两句引《史记》语“谓己犹是故左卫将军也”，认为是从古典中注出一个今典；但注后两句，仅以“梁国子孙客长安者”的古典为说。陈寅恪认为这未能达“意”，他引《北史》卷70《杜杲传》中“杜杲使陈语录”为据，认为庾信当时必“直接或间接所知见”，这样“若取此时之‘今典’，以解释‘王子’之句，则尤深切有味，哀感动人。并可见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必更有实事实语，可资印证者在”。庾信作赋善于“用古典以述今事”，此也为“赋史”之一层重要内涵。

　　为什么“赋史”论以庾信作品作为典范？一是因为庾信自身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早年“尤善《春秋左氏传》”，晚年有强烈的著史意愿，滞留长安作《奉报寄洛州》诗云“留滞终南下，惟当一史臣”。二是庾信是被目为“诗史”的最早的赋家。魏源笺证庾信《咏怀》诗指出“诗史之目，无俟杜陵；《哀江南赋》，与此表里”，称庾信作品可早于杜诗而号为“诗史”，《咏怀》诗与《哀江南赋》同具有“史”的特征。《哀江南赋》的“赋史”特征启迪杜甫“诗史”创作，“赋史”概念在杜甫所推崇的、庾信“老而更成”的《哀江南赋》阐释过程中得以确立，这再合适不过了。

　　倪璠批注庾信《哀江南赋》所确立的“赋史”概念，其内涵不仅在于以赋记录时事，还在于以历史的纵深感从“古典”中引证出“今事”，在文学的“小传统”与经史的“大传统”中深层次地思考赋体、赋家、赋作与历史的关系。“赋史”之说的正式提出，正是基于源远流长、渊源有自的赋体创作史、批评史的实践，代表着古人对赋、史关系所作的判断和总结，以及对于古代“赋史”传统的理解与体认。

　　史著载赋、赋写史迹与援赋证史

　　以“赋史”之论观照辞赋的发展史，究竟赋与史的关系如何在辞赋的创作实践以及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呢？概而论之，有史著载赋、赋写史迹与援赋证史三种表现形态。

　　首先是史著载赋。汉代史书已有记载、引录赋作的传统，达到以赋传人的效果，后人也可以通过史著所载之赋考见时事以及历史人物。《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著大量载赋：《史记》中《贾谊列传》收录《吊屈原赋》《鸟赋》；《司马相如列传》收录《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难蜀父老》；《滑稽列传》收录东方朔《答客难》。《汉书》除保留《史记》中贾谊、司马相如辞赋7篇外，还收录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刘彻《李夫人赋》、班婕妤《自悼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酒赋》等，另在《叙传》中收录班固自己的作品《幽通赋》《答宾戏》。《后汉书》收录班固《两都赋》、杜笃《论都赋》、崔篆《慰志赋》、崔骃《达旨》、冯衍《显志赋》、张衡《应间》《思玄赋》、赵壹《穷鸟赋》《刺世疾邪赋》、边让《章华赋》、蔡邕《释诲》等。此后，史著中载录辞赋成为一个惯例，但刘知幾从史学“实录”的角度否定史著载赋的行为。刘知幾之说，遭到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的驳斥。明人茅坤指出“太史公序次相如，特爱其文赋”，清人牛运震也认为“《史记》列传……独于司马之文采录最多，连篇累牍，极繁不厌，可谓心折长卿之至”， 二人皆认为司马迁被司马相如的赋才折服。班固《汉书》载录马、扬赋篇，同样是因为雅好辞赋，而马、扬赋篇被列入“辞赋之祖”，更体现出重要的文学批评意义。

　　赋作因为切于时事，所以“知人论世”成为“赋史”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章学诚指出，刘知幾之说是“不为知言”，反驳道：“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幾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旗帜鲜明地驳斥刘氏之说，认为赋入史传，启迪后世史书“文苑传”的创制，有“以文传人”之用，且史著载赋，关键在于明“志行”与寓“规讽”二义。《史记》《汉书》《后汉书》载入这些赋作，其旨意大体类于班固在《叙传》中称自己作《答宾戏》的缘由“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汉章帝时，班固职位不过郎官，心有不平，仿作东方朔、扬雄自谕之篇以自解。此皆为章学诚所云“以文传人”之“史法”，客观上有益于在史传中加强对人物的刻画以及促进赋作的经典化。

　　其次是赋写史迹。赋作铺叙当时史事、史实，并展现赋家的史观、史识，此可谓“赋写史迹”。以西汉扬雄四大赋和东汉班固《两都赋》为例。前文已引用《汉书》中扬雄“从上”作四大赋“以风”的文字，其中即可考见“史迹”。这里再从四大赋正文加以考察，《羽猎赋》“于是天子乃以阳晁，始出乎玄宫……践兰唐”一段，曾国藩谓“以上天子亲至猎所”，此是当时史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一段，曾氏谓“以上讽谏反之于道德”，此是当时史识。又《长杨赋》“于是上帝眷顾高祖……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一段，曾氏谓“以上高祖武功”；“逮至圣文……是以玉衡正而泰阶平也”一段，曾氏谓“以上孝文俭约”；“于是圣武勃怒……金革之患”一段，曾氏谓“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廷纯仁……东震日域”一段，曾氏谓“以上元、成太平宴安，故讲武以安不忘危”。以上可视为西汉一代帝王功业史。之后“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故真神之所劳也”一段，曾氏谓“以上讽谏”，这又是“史识”的体现。《甘泉赋》铺写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全部过程，可视为记载西汉郊祀之仪的珍贵史料，而开篇谓“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即是“史笔”写法。《河东赋》同样以“伊年暮春，将瘗后土”的“史笔”开端，接着铺写汉成帝赴祭游历的过程，叙写圣皇伟业，勉励成帝身体力行，凌稚隆评此赋谓“盖望帝之自兴至治，以臻帝皇也。‘轶五帝’‘蹑三皇’四句，正以此意讽帝”，揭示其中“史识”。至于班固《两都赋》，《西都赋》“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一段，仿佛“长安志”叙述；而《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且夫建武之元……至于永平之际……”数段，是叙写西汉末至东汉光武帝、明帝之间史事。赋作涉及国家迁都的重大话题论争，从史实铺陈中亦可彰显光武帝、明帝的文治武功，彰明赋家的史观、史识，体现出赋写史迹的鲜明特点。

　　最后是援赋证史。既然赋能书写“史迹”，反过来，后世史家就会援赋以证史，彰显赋的史学考证价值。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研究，都重视赋作的史学价值。在《史记》学著述中，梁玉绳《史记志疑》考证“宣曲”地名谓：“宣曲未知何地……《索引》引《上林赋》‘西驰宣曲’为证，谓当在京辅。”《汉书》学著述，王先谦《汉书补注》成帝纪第十“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条，王氏补注以《校猎赋》《长杨赋》等赋的记载考证《成帝纪》记载之误。《后汉书》学著述，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条，引用“司马相如曰：垂统理顺，易继也。……杨雄《长杨赋》曰：今朝廷出恺悌，行简易”以证。此类引赋证史，不胜枚举，彰显出作为文学的赋对史的佐证作用。

　　庾信《哀江南赋》作为“赋史”论确立的典范之作，史家对它的考证利用，更具有援赋证史的示范意义。南宋王象之有史地著作《舆地纪胜》，其中考地名、人物、古迹、历史事件皆曾利用《哀江南赋》。如考人物者，“梁·庾肩吾”条谓“字子真，新野人。信之父，隐居天台，故《哀江南赋》云：‘少微真人，天台逸民。’”；考古迹者，“宋玉宅”条谓“即庾信所居。信《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到魏源笺释庾信《咏怀》十八首，直将《哀江南赋》作史书用，如其十七（日晚荒城上）笺曰：“述魏灭梁还师也，末二语谓王琳与萧詧、陈霸先相攻也。《哀江南赋》云：‘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皆指梁人为魏师所虏而西者。”以庾信赋作所述史事来笺释其咏怀之诗，魏源着意的就是《哀江南赋》的“赋史”特征。

　　史著载赋凸显“以文传人”的史法，赋写史迹展现赋家的史识，援赋证史彰显“赋史互证”的学术意义，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以赋与史的互动和融合，共同构造了中国文学的“赋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有“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政教传统，古之所谓“大夫”即是《周官》中太史、小史、内史、外史之属，上古登高能赋的大夫开始即担任史职，兼备史才。到刘向、扬雄、班固等一批汉赋大家继承传统，皆以赋才兼具史识。“赋史”理论上承《周礼》的政教传统，下启辞赋创作的史学化历程与赋体分类的正史化倾向。这给予赋体的创制与理论批评，以及总集分目以类通于正史型制的动因，促使“赋史”作品发展出独特的叙写模式。“赋史”作品的叙写模式

　　文学史上具有“赋史”特征的赋作，如果我们按照它们与正史体例、类型的关系进行写作模式的分类，大体可以分为类通家国史的“哀故土模式”、类通本纪王道史的“政教模式”、类通志表史的“大一统模式”、类通个人列传史的“纪行模式”等。

　　类通家国史的“哀故土模式”。为什么“赋史”论确立于倪璠批注庾信《哀江南赋》中？一是因为“诗史”概念本初即蕴含“安史之乱”的乱世之悲思，且“孟棨之所以强调杜甫安史之乱及流离陇蜀所作的诗歌，盖亦有感于自身也因藩镇叛乱而流离的处境”。宋末汪元量的诗作具有“诗史”的悲壮色彩，因此马廷鸾题其诗集为“诗史”，李珏《书汪水云诗后》谓汪氏：“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这种因衰乱之世而成就“诗史”的论述，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四库馆臣称周霆震《石初集》为“元末之‘诗史’”，亦是在此意义上的论说。二是庾信《哀江南赋》本身所体现的乡关之思和亡国之痛，与“诗史”传统的黍离之悲、感时伤世若合符契，“词史”与“曲史”亦如是。三是清初文人与庾信达成心理上的同情共振。在倪璠所生活的清初时代，兴起了一股笺注《哀江南赋》的风潮。笺注者除倪璠外，还有胡渭、王洄、王湑、归庄、陆繁弨、徐炯、吴兆宜等人，他们借笺注《哀江南赋》来寄托故国之思与悲愤之情。

　　因此，具有“赋史”特征的“哀故土模式”的赋体写作，以庾信《哀江南赋》为先导。后来元人郝经作《哀三都赋》，“明显受到庾信《哀江南赋》影响”。明人夏完淳《大哀赋》“是继《哀江南赋》之后的又一篇‘赋史’”，朝鲜朝使臣金堉《哀江南赋》“堪称记录有明一代兴亡的‘赋史’”。清人周沐润、沈世涵、毛奇龄等分别作有《续哀江南赋》，金应麟、王闿运、王祖畬、邹质夫等分别作有《哀江南赋》，还有丁寿昌《哀京江赋》、章炳麟《哀山东赋》、杜德舆《哀辽东赋》、易顺豫《哀台湾赋》、文钰《哀蜀都赋》、董良弼《哀滇南赋》等，皆仿庾信《哀江南赋》而作，堪称赋写一代家国衰亡之史。

　　但“赋史”不是“诗史”概念的简单翻版，也不仅仅是“诗史”观念的一种变形。具有“赋史”特征的赋体作品，在绍自经史的“大传统”观下，受到正史体例、类型的影响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叙写模式。在早期总集《文选》中，赋即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田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十五类。至康熙朝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全书正集将赋分为天象、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蒐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鸟兽、鳞虫等三十部类；外集分为言志、怀思、行旅、旷达、美丽、讽喻、情感、人事等八个部类，总共三十八类目。与诗词总集多以“体”为目或以“代”划分不同，赋体总集以类相从，与史目会通。对照正史编排体例，同编于清初的《明史》分为本纪、志（天文、五行、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表（诸王、功臣、外戚恩泽侯、宰辅、七卿）、列传（后妃、诸王、公主、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倖、奸臣、流贼、土司、外国、西域）总共四类三十九目。如果将赋的类目对照正史分类，二者有相符合契而互为补益之处。对应《文选》《历代赋汇》的分类，会通“正史”的编目体例与编撰精神，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具有“赋史”特征作品的另外三种叙写模式。

　　类通本纪王道史的“政教模式”。此模式由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发端，二赋代表着天子“上林苑”与诸侯“云梦泽”之间的权力之争；然后到扬雄“四大赋”，展开纯粹属于天子一人的羽猎、郊祀模式的“皇权”书写；再到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以前、后代都城“长安和洛阳的最早、最可靠、最具综合性的历史资料”为内容的文学化叙事；至左思《三都赋》转而对“三国”之抑蜀、吴而申魏，赞颂晋一统中原的王道行为；再到唐人李庾有感于“今自隋室迁都，而我宅焉”，写作《两都赋》，意在“以诎夸汉者，昭闻我十四圣之制度”，参与隋、唐前后两朝的都城论争，旨在颂美唐王朝的王道政治。北宋至南宋，因迁都争议不断，京都赋勃兴，宋祁《王畿千里赋》、周邦彦《汴都赋》强调尊王，倡导王朝一统。这种写作模式在内容上以“天子皇权”为中心，进行凸显“史才”的赋体创作，广及都邑、宫殿、治道、典礼、祯祥、临幸、蒐狩、文学、武功等多类题材，意图通过叙写王朝礼制，展现帝王功业，参与一个时代的“道统”与“政统”创设，这与正史中本纪“书君上以显国统”的史学精神会通。此一模式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构。

　　类通志表史的“大一统模式”。此一模式上承京都赋“政教模式”而来，由“本纪”而下，与正史的“志表”相类，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历象、地理、职官、礼、乐、仪卫、舆服、选举、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等无不囊括于内。以地理为例，自晋左思《三都赋》注重“征实”描绘，都邑赋有“类于志书”之说，宋人王十朋《会稽三赋》、明人董越《朝鲜赋》都被《四库全书》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馆臣称《朝鲜赋》“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皆合。知其信而有征，非凿空也”。此类写作模式发展至后期，边疆主题成为重要表现内容，体现时人对于国家疆域的关注。清人王秉恩合刊《西藏等三边赋》，收录和宁《西藏赋》、英和《卜魁城赋》、徐松《新疆赋》，因三赋均强调据事直书，信实可征，期待能“备乘轩之采”。在这种叙写模式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赋作的“大一统”主题书写。元世祖至元年间，陈孚以布衣身份上《大一统赋》。明代有金幼孜、杨荣、胡启先、吴溥等同题各作《皇都大一统赋》；又有刘三吾、周启、莫旦等分别作《大明一统赋》，莫旦赋开头明言“窃观古人于国家德业之盛，必托诸赋以铺张之，以昭映于无穷……求其以天下一统为赋，而包括无遗者，则未之闻也。洪惟我圣朝启运开天，堂堂一统，功德隆盛，旷古所无”，赋成为宣扬大明一统功德的最佳载体。至清人阮葵生作《皇舆一统图赋》，高赐礼、赵新、倪文蔚同题各作《皇都大一统赋》，王者瑞作《太平一统赋》等，皆在赋中展现“一统”的荣光。此种模式的赋作在主题上由京都、边疆到大一统，在内容上注重叙写空间形态中所展现出的丰富物象，在上通天道与润色鸿业、发挥皇猷中，彰显国家气象，这和正史中立其志统、冠以图表及分野的“一统志表”的编纂旨归会通。

　　类通个人列传史的“纪行模式”。此模式以刘歆《遂初赋》为一个转折点，在刘歆之前，赋作纪行如《远游》《大人赋》等，多是虚写，至刘歆转向实写；但刘歆还只是“历叙于纪传”，多追叙古史，到东汉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等纪行赋勃兴，转向当代史书写；至魏晋陈琳《武军赋》、王粲《初征赋》、徐干《序征赋》、杨修《出征赋》等，着重备录金戈铁马的军行战争史实；六朝谢灵运《撰征赋》、沈约《愍途赋》、梁简文帝《述羁赋》等，开始描绘清丽婉约的区域山水；唐代古文赋家李观《东还赋》、皇甫湜《东还赋》、欧阳詹《出门赋》《将归赋》等，演绎悲欢离合的人事变迁历史；宋人张耒《南征赋》、晁补之《求志赋》、蒋之奇《北游赋》、唐庚《南征赋》、李纲《仲辅赋西郊见寄次韵作南征赋报之》等，触及江南、岭南乃至海疆历史；朝鲜文人赵彭年承袭中原纪行赋书写形式，撰《龙湾述怀赋》《南归赋》记录国家时事。这一叙写模式在内容上围绕属于个人体验的言志、怀思、行旅、旷达、讽喻、情感、人事展开铺写，以“古代历史的叙述者”的身份，将个人纪行与地域空间、历史时间结合起来，写景议史，这与正史中“列传”叙列人臣行迹、以可传于后世的史录和史识之意义会通。个人在王朝“大一统”与乱世“哀故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各具魅力的纪行身影。

　　基于以上四种叙写模式，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周全的“赋史”阐释系统：既有宏大的国家叙事，又有个人精神的诗性书写，彼此之间互有交叉关联，体现了赋体源自经史、导流史事的文体特色，更与赋作书写雅正主题、彰显国家气象的文体风格相契合。究赋之兴起，诚如刘熙载所言“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赋体优于诗之处：一在于篇幅广大；二在于叙事见长。赋体比其他韵文体更有表现“史”的力量和功能，可更好地兼采史才、史学与史识。因此，赋体总集《历代赋汇》与正史《明史》型制才能达到高度吻合，并形成类通模式。建立在这种赋与正史类通基础上的“赋史”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了倪璠评注庾信《哀江南赋》步法“诗史”而来的“赋史”小传统，迈向了注杜大家浦起龙评《哀江南赋》所谓“叙经议纬，抑扬纵扼，上可副史馆，下可具谱牒”的经史“大传统”的“赋史”观。这样，“赋史”论能够涵盖足够多的经典赋家赋作，并行之有效地成为赋学批评的一个准则，丰富并完善中国韵文之“史”的传统。

　　“赋史”论的价值

　　将“赋史”论列入中国韵文之“史”的传统之中，其独特意义有：一方面在于赋体作为早期文体，具有“先导性”特征，赋体成熟的写作模式多为后人效仿；另一方面赋体有“中间体制”属性，具有“多栖性”特征。“赋法”渗入到他体韵文中，衍生出“以赋为诗”“以赋为词”等文体互参现象，在文体的以高行卑中参与并助力韵文之“史”的展开。“词史”“曲史”说大致是与“赋史”说同时或稍后出现，三者皆是步法“诗史”而来，“诗史”于诸韵文之“史”中处于核心位置，此处论及“赋史”的独特意义主要从论述“赋史”之于“诗史”的价值谈起。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赋法”化解了“诗史”被否定的危机。

　　在中国“诗史”批评史上，有一次著名的否定“诗史”的论争。其中唱反调者是杨慎，他反对“诗史”之说，攻讦宋人“以韵语纪时事”来定义杜诗“诗史”说的荒谬，主张诗歌要“意在言外”“含蓄蕴藉”，反对“直陈时事”，实质上是在尊“比兴”而反对“赋体诗史”。杨慎炮轰宋人“诗史”之说成为明代诗论家的一个热点论题。王世贞公开反对杨慎之说：“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其言甚辩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王世贞回敬杨慎的是《诗》之“赋”法，标举“直言之赋”的旗帜以驳斥“诗史误人”论，开启以“赋法”来理解“诗史”的先河。之后，方弘静也回应杨慎之说曰：“用修所引诗皆兴也，而杜则赋体。……故曰‘诗史’，言录实而不溢也。”方氏同以“赋法”来批判杨慎的观点。至清人朱庭珍也给予响应，认为杜诗为“直陈其事之赋体也”，被称为“诗史”的诗作在创作上使用直陈之“赋”法，为“诗史”说辩护。从王世贞、方弘静以及朱庭珍等回护“诗史”说的言辞里，我们可见其中聚焦点是：将“赋”解释为“直陈时事”“以述情切事为快”“直陈其事之赋体”，他们是在通过深入发掘“赋体诗史”的内涵，重新评估杜诗的赋体特征，借助“赋法”来论证“诗史”论的合理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赋法”成了解救“诗史”危机的法门，这也是“赋史”呈现出的真正有别于其他韵文之“史”的核心要义。

　　“赋史”论的核心在于以赋之“言”“用”与“识”彰显史才、史学与史识，这与“赋法”的旨归相契合。古今言“赋法”者，其旨有三：一曰“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此乃“赋言”，即赋体的言说方式。考赋之源，班固有“古诗之流”说。因此，关于“赋法”的解释，首当源自六义之一论，其解释有挚虞“赋者，敷陈之称”、钟嵘“直书其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诸说，其要在有“事”，所以近乎史，方法是敷陈、直书、直言。关于杜诗“诗史”的论述，最早如孟启说杜诗“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殆无遗事”之语；《新唐书·杜甫传赞》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善于铺陈时事以形成长篇，而铺陈笔法正是赋体的特长；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诗云“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作为“诗史”主要特征的“直笔”，实来源于赋体的“直言”。在中国韵文史上，赋体是最早以长篇叙事见长的文类，杜诗即有鲜明的以赋为诗的特征。以上诸论要点皆在强调“事”，纪事的方法是备叙、毕陈、善陈、直笔等。两相比较，可见“诗史”文本采取了“赋法”的言说方式。

　　二曰“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此乃赋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在刘勰之前，对它的认知是陆机《文赋》所言“言事类之因附”“体物而浏亮”，赋言事、象事，因叙事性而长于体物；刘勰综合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是借事类、体物、述行、睹物来写志、序志、兴情，并用以明雅义，立大体。那么关于“诗史”的论述，宋王彦辅称杜诗“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世号为诗史”，指出“诗史”具有引物体物、铺陈事类的特征；胡宗愈称杜甫“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诗史”亦须具有抒发情志，并由此可以发挥知人论世的功能。这些观点皆揭示“诗史”重在“引物连类”、七情六欲“一见于诗”、“愤发”感遇等意旨，类通于“体物写志”的赋用特征。

　　三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此乃“赋识”。“赋法”除言说上的“敷陈其事”、体类上的“体物写志”外，在认识论上还须与“今之”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史记》谓司马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亦称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抑以雅颂之亚也”，皆在主张“赋法”汲取“诗可以观”之功用，在经学语境中，体现从《诗》谏到赋劝的变迁。“诗史”说也延续“诗可以观”的思路，一方面如元人苏天爵所说“夫诗莫盛于唐，莫逾于杜甫氏，其序事核实，风谕深远，后世号称诗史。《传》曰‘诗可以观’，岂空言云乎哉？”杜诗因为具备叙写实事、存讽喻之旨的特征，所以才能号为“诗史”，这是小传统的“诗史”意识，其来源是“诗可以观”的《诗经》学要旨。另一方面由《诗经》学延续至《春秋》学，呈现出一个大传统中的“诗史”观，如明人孙慎行所云“古所谓‘诗史’，诗谏者也。……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从《诗》亡到《春秋》作，从赋作到承续《诗》谏传统，又以“诗谏”解释“诗史”，以史续诗，以赋承诗，其阐释的思路是一贯的。大传统下的“诗史”观，融合了《诗经》学的“讽谏”传统与《春秋》学的“微言大义”传统，在叙写时事的基础之上，寓含作者的诗谏意图与褒贬史识。“诗史”的这种呈现形态与赋体“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意旨，与其说是不谋而合，不如说是《诗》美刺、《春秋》褒贬、赋作讽谏与诗史诗谏一脉相承，“赋史”在由大传统“诗史”向小传统“诗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回到作为“诗史”说样本的杜诗，杜诗被称“诗史”的诗作多是长篇，皆有运用“赋法”。比如《北征》诗，仇兆鳌题注曰：“班彪作《北征赋》：用以为题。”《北征》诗不仅题借班彪《北征赋》，写法上也以“赋法”为诗，诚如胡小石指出：“其胪陈时事，直抒愤懑，则颇得力于庾子山《哀江南赋》。……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杜诗在结构、章法、句法上皆化用“赋法”，尤其以学习庾信《哀江南赋》处最多，比如《秋兴八首》，王梦楼谓“可抵庾子山一篇《哀江南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史”与“赋史”说的承传关系。

　　这里我们需要辨析的是，杜甫以赋为诗：一方面在于以辞赋作品为诗，主要借鉴传统赋体的题材、空间结构、艺术主旨等来写作诗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及《秋兴八首》《发秦州》《发同谷县》等组诗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尤其是由赋而兴起的纪行述怀题材，杜甫将这类题材广泛引入诗歌创作中，并运用纪行赋“兼叙、列二法”的空间架构来写作纪行长诗，且在其中寓含《哀江南赋》式的奔走流亡主旨，这是典型的以赋为诗。另一方面在于以“六义”之一的“赋法”为诗。比如咏物诗，“《萤火》《白小》，则直是赋体矣”，《燕子来舟中作》“无异长沙《赋》”，此类诗作还有《骢马行》《丽人行》《雷》《火》《雨》《孤雁》等，描摹物态，一如赋体状物。杜甫以铺陈体物的赋法为诗，变化入神，无怪乎李重华称“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杜甫“诗史”之作既化用“赋法”为诗，又以辞赋作品入诗，堪称“赋体诗史”。这也启发了清初词人吴伟业、陈维崧等在推尊词体的实践中学习杜甫“赋体诗史”写法，有意识开启“赋体词史”创作的新格局。

　　“赋法”是叙事见义的艺术手法，是辞赋达成“赋史”传统的重要法门。赋名为诗名所掩的杜甫，恰是在以赋革新诗体，化赋入诗，从而成就杜诗的“诗史”之誉。在“诗史”与“赋史”之间，借助“赋法”阐述“赋体诗史”的说法，有力反对了杨慎等否定“诗史”说的论调，深化并升华了“诗史”的内涵。作为“赋史”论核心要义的“赋法”，不仅以“赋体诗史”的做法化解了“诗史”被否定的危机，又衍化出“赋体词史”论，加强了词体的尊体意识。这些都让“赋史”论彰显出卓立之意义，是其他韵文之“史”无法企及的优长所在。

　　余论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赋、诗、词、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均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史”之传统。汉赋早于唐诗，宋词、元曲更是相对后起的文体，形成“赋史”认知的关键文本《哀江南赋》也早于“诗史”论所凭依的杜诗文本。而且庾信《哀江南赋》中所潜含的“赋史”因素，在创作层面直接启迪并涵养了杜甫“诗史”之作的创制。刘辰翁“用经用史”的“词史”自觉说，在文学批评的语用逻辑上实承自刘勰赋体“捃摭经史”的“赋史”自觉说，且陈维崧“存经存史”的“词史”意识，也与庾信《哀江南赋》出入经史的写作旨趣一脉相承。又因为赋体具有“先导性”与“多栖性”的特征，中国文体史上衍化出“以赋为诗”“以赋为词”的文体互参现象。缘此，杜甫的“诗史”之作实质上具有“赋体诗史”的特征，至词学界吴伟业、陈维崧等人又开创出“赋体词史”的新样态。甚至赋体也“哺育”戏曲的创生与尊体思维，参与“曲史”意识的展开。这些都凸显出“赋史”论别具一格的价值所在。

　　由倪璠批注庾信《哀江南赋》所确立的“赋史”概念，是沿着自文学的小传统追溯至经史的大传统的学术理路来多层次思考辞赋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从《诗》的美刺、《春秋》的褒贬，经历赋体的讽谏旨归，衍化出“诗史”的诗谏内涵；反过来，考察杜诗“诗史”小传统溯源经史大传统的历程，“赋史”论在其中可起到承接转换的作用。另一方面，赋与史之关系呈现出史著载赋、赋写史迹与援赋证史三种形态，从中可见赋才兼有史识，并基于这样的理念，“赋史”作品在赋学批评和总集编纂层面与“正史”的编目体例和编撰精神相会通，构成四大叙写模式。建立在这种赋与正史类通基础上的“赋史”论，超越了“诗史”的小传统，迈向绍自经史的大传统。这些又彰显了“赋史”卓立于中国韵文之“史”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的认知中，赋体固有体国经野、铺陈政教、直言时事、讽谏君王、颂德当世、纪写行旅、体物写志等“史”之品格。汉代是辞赋与史传两大“叙述性文字”臻于成熟的时代，两汉赋家皆兼有史学修养。至庾信《哀江南赋》，以赋为史的书写样态趋于完善；后世赋家在主观上也产生了浓厚的以赋存史的意愿，清人赵士麟《八表荡平赋》铺写康熙帝平定察哈尔、攻克三藩、收复台湾、征服噶尔丹等功绩，直言作赋是“以备太史之采择”，赋家主观上有强烈的史学“召唤”意识。当然，赋家除在赋中记录一时代的史事，体现史学意志外，更存有文学理想，以诗性智慧展现一时代的精神气韵，这是赋学高妙于史学之处。

　　赋学与史学发端于同一片土壤，在赋与史的互参中我们可考见“有赋学的史才”与“有史识的赋学”。“赋史”意识开始被文学批评家逐渐发现，并从确立到卓立，以赋为史的文学阅读传统也随之建立。这启示我们：庾信赋、杜甫诗等韵文之“史”不仅是指“历史实在”的事迹，更在于“历史再现与描述”的文学修辞，二者完美合契，才能让“文”与“史”的关系呈现出最佳文本。因此，“赋史”论不仅有效地弥补上韵文之“史”理论的最后一块版图，成为中国文学中一种新的阐释方法和重要批评话语，而且丰富并深化着“文”“史”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推动中国韵文之“史”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探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