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在探讨“什么是文学”这一命题时，多半是从人的精神情感、审美趣味或文艺的美学形式等层面界定文学的内涵。如中国传统“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诗学，西方文论中推崇审美自律的纯艺术理论，以及将文学艺术视为人学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推崇简·奥斯汀，对阿诺德·本涅特则不以为然，其评价标准主要是道德和人性。诸多文学史对某一作家（如莎士比亚）作品的阐释，最后都以道德法则与普遍人性作为裁判文学的价值尺度。追求艺术自律的纯艺术理论强调艺术世界的独立法则，将审美形式同人类物质世界的历史性和事件性割裂开来。这种见人不见物的诗学，过于凸显文艺的人学色彩而遮蔽了文艺的“物性”征候。王德威曾如此言及：“‘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本文认为，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不应抽象、孤立地谈论文艺的审美形式和人文价值，首先还是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界面，用唯物论的思想之光烛照文艺之镜，激发文学艺术作为“物性”存在的审美物质活力与社会文化能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文学艺术时，主要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认为，文艺与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将审美意识形态论视为文艺学第一原理，认为“文学是话语蕴含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童庆炳）。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论基本成为文艺学界的共识性话语范式。但是，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反思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时，主要从精神生产、审美意识等主体维度出发，强调文艺的美学规律和人文价值，相对忽视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以及文艺的物性诗学内涵。某些学者虽然认同美学与历史的统一，强调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客观书写，但往往又落入庸俗社会学的窠臼，用历史还原论和机械反映论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该具有的美学动力与实践意识。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同时借鉴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批判性审视文化唯物主义、新物质主义的哲学和文艺批评理论，思考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内涵。 

　　一 、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由表征纯粹抽象观念转变为同物质世界熔铸关联的发展过程。托拉西最初将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视为虚假的意识、脱离经济关系和社会历史生活的纯粹观念与抽象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认为康德把资产阶级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成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纯粹自我规定，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在“纯粹精神”领域兜圈子。恩格斯在《致弗·梅林》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这种虚假的意识因为盲视真实的历史、遮蔽社会现实的矛盾而成为意识形态谎言。恩格斯据此将宗教和哲学等视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判断影响了许多西方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们基本上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视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矛盾进行想象性解决、维系阶级利益和统治权力的工具。正是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否定性出发，阿多诺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在于说出“意识形态掩盖着的东西”。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二元论区隔，强调的也是意识形态的想象性与虚幻性特质，借用汤普森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与想象一起处于观念一边，构成了一种缥缈的媒介物，这种媒介物掩盖了物质产品的稳固实在性。” 

　　 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完全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或物质现实之思想面纱的理论，都是对意识形态的片面理解。人类精神生产同社会历史、物质实践活动的关系极为复杂，哲学、宗教、文化与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形式，不可能脱离物质生活世界而形成自足的运演逻辑。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出发，将一般意识形态视为矗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考茨基、列宁、普列汉诺夫、伯恩施坦等人不断发展，意识形态概念逐步褪去否定性意涵，最终演变为同阶级意识、世界观等相近的话语。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客观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意识形态’概念用在这儿并不是作为一个否定的价值判断，不是指它暗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谎言，而是打算用来表示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世界观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我们认为，只有从世界、历史、社会物质环境、生产实践与世界观、精神生产、思维方式、文化生活的整体性关联的维度来思考意识形态，才能科学认识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如果我们不再简单将意识形态视为纯粹抽象的观念与物质世界的虚幻镜像，就必须回到历史唯物论层面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承认意识形态也是物质世界的特殊装置，本身就具有物质结构和实践功能。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及意识形态问题时，多从物质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探寻意识形态的根源，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对意识形态的终极决定性，以及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例如，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认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列宁认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即便是虚幻的意识也可以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找到依据，“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旨在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对意识形态的终极决定性，但是，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意识形态误读为物质生产和经济结构的纯粹观念性镜像，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视为机械反映论与历史还原论的始作俑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对此，威廉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随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这种混乱往往导致把意识、想象、艺术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简单地看做‘反射’、‘反响’、‘模糊幻象’以及‘升华物’，而这种简单化约也造成了‘意识形态’概念上的某种深层混淆。”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用简单的主客二元论来化约物质与意识、生产实践与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强调其相互关联影响、彼此嵌入的整体性存在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所谓“交织”“纠缠”体现的正是意识形态和物质世界彼此嵌入对方的关系结构与整体意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这是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模态的强调。乔治·拉雷恩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或干脆就是意识，肯定是镌刻在社会实践之中的，且只能通过自身的社会物质性被逐个地合并在一起。”“它所做的正是以一种多维度的方式强调意识与物质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排除了任何还原论和过分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从一开始，马克思就否认所谓能够彻底脱离物质性的‘纯粹意识’观，不过，他所说的‘物质’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自然或物理对象，也要比后者复杂得多。”约翰·布兰尼根指出：“马克思坚持认为，所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嵌入在物质实践和机构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脱离社会历史、物质实践与生活经验的虚幻性展开理论批判，并“重新退回”（阿尔都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进而再从“地上升到天上”，从物质生产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结构出发重构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 

　　葛兰西从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等方面进一步思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问题。葛兰西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自反、互涉融合关系。“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即民间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那种能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我想，把这些论断加以分析可以加强‘历史的联盟’的论点，在这里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形式；划分形式和内容只具有教学法的意义，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结果。”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作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其实就是拥有物质结构和实践意识的上层建筑。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将文化视为整体性的日常生活方式，认为文化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和抽象化的人性，而是物质生活世界的具体实在。“‘思维’和‘想象’其实从社会过程一开始便存在着（当然也包括‘内化’的能力，它们是实际的个人之间发生的任何社会过程的某种必要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只能通过无可争辩的物质形式——用人声和器具产生音响，书写或印制文字，在帆布和泥灰上涂抹颜料，在大理石或其他质料上雕琢加工等等——才会为人们所理解接受。”正是从文化的物质属性出发，威廉斯批判利维斯过于注重文本分析的人文主义传统，强调文化与社会的统一以及文化批判与改革实践。文化的唯物性意味着各种意识形态生产，包括感觉结构、想象和欲望等都带有物性。 

　　 阿尔都塞较为直接地谈到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问题。他认为，社会发展不能只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迁。没有意识形态对主体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整个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就不能维持。受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启发，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其各种实践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84页。“仅就单个的主体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阿尔都塞将学校、教会等物质机器看作意识形态得以生产、运行的物质存在。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虽然还带有想象性、表象和不真实的特征，但却是真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物质结构和实践意识。杰夫·普菲弗指出，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是物质实践的产物，“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化的意识是这个人在从事实践过程中的物质性产物，是应实践需求而产生的物质性回应物”。阿尔都塞从整体结构论出发，将意识形态同社会物质生产融合起来，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及塑造主体的物性实践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物质结构的理论思考，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并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模态出发，呼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阐释。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全力转向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导向，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基来理解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和物性实践问题，反而最终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理论围城。像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等，都过于凸显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作用。特别是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作为非历史化、无意识结构对主体的塑造，用理论与话语斗争代替社会现实中具体的矛盾冲突，最终演变成用理论反对理论、用词语反对词语的唯心主义思想斗士。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赋予意识形态深刻的物性内涵与实践意识。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关系模态和整体结构代替二元论，将意识形态放到关系唯物主义中展开考察。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从物质或精神的单一性维度来思考人类历史实践与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强调整体结构、关系模态与辩证意识。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经济学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日本学者广松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构图称为“历史世界的协动存在结构”。刘方喜将“这种以‘物质生产’为原点而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物自然关系’为两个基本向度的哲学分析框架，称为‘生产主义’与‘关系哲学’高度统一而形成的‘关系’唯物主义”。 

　　其次，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凸显生产实践的主导性，将生产关系视为熔铸着思想观念、情感欲望、文化意识的物质结构。朱迪斯·巴特勒认为马克思倡导肯定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如果唯物主义将实践看成是客体的构成要素，并将实践理解为能够转变社会的活动，则这种活动就被视为构成了物质性本身”。实践唯物主义将世界、历史、社会和人的存在放置于实践的动力性生成机制中考察，并将物性视为人类活动中的实践能量，意识形态的物性则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度和功能。 

　　再次，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反对将意识形态视为纯粹抽象的观念形态，主张从整体、关系、历史、实践等多维度层面来思考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躯体、内生于物质机器之中，是社会物质实践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强调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并不单向度体现为经济层面，还要追求阶级意识、世界观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真正让意识形态实践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价值与物质能量。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并非抽象存在的永恒观念，而是在人类历史实践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析出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消除社会历史进程之弊端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资产阶级掩盖矛盾的虚假意识形态，承认矛盾与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强调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中不断化解矛盾，进而推动经济生产活动、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 

　　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给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由于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纯粹的观念形态，而是同时具有物质的身体和面孔，因而，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也就不能单纯地被视为主观精神、情感结构和普遍人性的表征。文艺也是意识形态的物质产品，文艺的物性和人性在本体论层面应达成辩证的统一与融合，文艺的诗性审美世界乃是物与人的交响，是意识形态的物性能量在感性世界的审美再生产。文艺不是人性的抽象传达，而是在历史化的物质实践进程中形成的话语事件。文艺活动是主体通往历史时空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动。文艺理论与批评不能抽象考察文艺的美学形式和人文价值，而是应从人与物的关系维度出发，整体性思考文艺实践活动。 

　　第二，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的关联性结构意味着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生产，是精神生产、文化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意识形态生产并不只取材于思想观念和意识结构，而是关涉整个物质生活世界。据此而言，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就不是天才的产物或绝对精神的伟大创造，而是一种社会生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小说、诗歌和电影属于人类社会，它们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们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是物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生产的过程”；“艺术不是人的创造，而是一种生产的产品”。文学艺术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文化样态，生产的是熔铸着客观物质世界和思想情感的美学产品。 

　　第三，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嵌入、弥散于社会物质结构的表象体系，不是物质形态的审美镜像反照，也不是可以逻辑还原到物质世界的思想意识，而是涵摄人类历史情状与社会关系的美学多棱镜。文学艺术因其虚构性、想象性、情感性和符号性等特质，成为我们反思、体验意识形态的诗性物质载体。 

　　第四，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所谓的物质实践功能不是指意识形态对社会矛盾的虚假克服，而是说意识形态本身可以成为延缓或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物性力量。这同样启发理论研究对文艺活动之实践性的重视，文艺活动的实践性不单纯指艺术审美所带来的生命情动和人性慰藉，而是主要表现为文艺生产、消费与接受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能量。“与其说是作家在‘创造’，还不如说文艺作为社会能量在流通过程中进行自我创造，‘社会能量’才是真正的‘能动者’。”这种对文艺价值的看法打破了传统诗学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更加凸显文艺的综合社会效用。 

　　第五，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同时强调意识形态介入物质世界、批判社会现实的实践力量。意识形态要想化为物质力量并产生经济、政治和文化效能，就必须正视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矛盾，形成良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与运行机制。文艺作为表征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是意识形态生产、运作与实践的能动性话语符码。由于文艺审美形式结构包孕着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是多重意识形态冲突交锋、不同文化力量措置融合的美学场，这就要求文艺批评理论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实践意识为导向，充分激活文艺实践推动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物性力量。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应充分重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美学形式的物性内涵，将文本视为物与人在审美意识形态实践中生成的交互性结构形态。 

　　二 、文艺的“物性”之思 

　　 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开始形成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世界观与方法论。传统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本体地位，但对物的理解更多停留于客观自然物、经验物或实体之物的层面。这种对物质的认识凸显物的被动性，并且将自然之物、感性之物与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如牛顿力学就认为物质是没有知觉的实体，这种实体之物具有客观自然的物理定性，可以被科学地认知、筹划和计算。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传统唯物主义作了批判性反思，从历史本体、实践本体出发辩证思考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更多谈到自然之物、商品之物等具体物质形态，但他们合理运用辩证法，将物质、物性与物化置于整体性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考察，通过活跃的历史化情境将经验之物与精神意识、思维感觉涵摄到社会生产实践的一元论结构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将感性对象只当作客体或直观的对象去理解，而不从人的历史化的感性活动与社会实践去理解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将文化视为社会物质化的过程与产品。阿尔都塞的偶然性唯物主义推崇物质的偶然性和变化。“我们的世界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既在观念上，也在社会结构上），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非决定的偶然性物质力量总体”。巴迪欧、德勒兹的事件唯物主义将存在视为事件（如德勒兹所谓的“树变绿”），取消实体论唯物主义而凸显出物质世界的关联性、活力和生成的物性特征。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认为物质有独立于人的认知的客观性和神秘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物质不是实物而是行动。巴拉德提出关联论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万物的关联和纠缠。简·本尼特的活力论唯物主义反思物质（特别是非人类的物质）固有的活力，将物性从被动、机械化的物质实体中分离出来。“我正在寻找一种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中，物质被认为是一种既在内部又能在外部产生作用的活力（物质被认为是一种在内外都能产生作用的强大力量），一种没有强烈的目的性却又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些新唯物主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诸多龃龉之处，需要展开批判性辨析与思考。 

　　 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纳入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用文化弥合物质生产和上层建筑的分裂鸿沟与断层线，从而突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物性内涵。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发展出别样的社会总体性理论，“用一种更积极的观念取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强调将一切社会化的日常生活经验视为文化的同义语，用文化取代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范畴。文化唯物主义聚焦于历史唯物论视域中物质生产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生产的物性维度，“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注重分析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文化经验，力图在整体性社会结构（包括各种意识形态的物质机器）的物质肌体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掘文化主体的感觉结构和意识形态表征。值得肯定的是，这种理论范式祛除了反映论的被动意识和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惰性，激活了意识形态物质实践的文化能量。 

　　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文化唯物主义抛却了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构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将权力分析引入文化研究，从而赋予文化唯物主义以文化政治的表意实践功能。威廉斯将冲突、斗争视为文化结构的核心要素，认为文化是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没有任何文化人工制品或文化实践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同时也是整体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文化唯物主义倡导以文化分析介入意识形态结构的物质肌体，剖析文化权力在物质生产与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中的表意踪迹，力图通过文化批判与文化改革形成历史合力，以文化政治促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改良。 

　　 具体到文艺研究方面，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将文学艺术视为物质生产实践，强调文艺生产的物性内涵、情感结构的活性经验和物质状态、艺术创作的生物条件与身体经验、文学文本和语言的物质属性等。威廉斯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研究文化和文学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伊格尔顿说道：“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普遍形式往往抑制艺术生产的物质基础，但威廉斯没有受到这种不良影响，他正确地坚持了艺术作为‘物质实践’的现实”。在威廉斯看来，文学艺术的物性不同于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是作家通过对社会经验之物质形态的意识形态加工和美学再生产，从而形成的溶解着复杂精神与情感元素并借助语言和文本物化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艺术作品这种不可忽视的物质性因此也就是对于种种经验（包含对客观对象进行生产的经验）的不可替代的物质化”。社会经验层积于感觉结构，最终物化为文艺作品的文本结构。 

　　 在考察艺术生产的物质性时，威廉斯认为要重视身体的物质性对艺术实践的影响。“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个物质过程，尽管有些不同，艺术生产的物质过程包括某些生物过程，特别是那些与身体运动和声音有关的过程，它们不仅仅是基础，而且有时是作品中最强大的元素”。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具身性实践，艺术作品的历史化和审美生成是身体行为与感觉结构物质化的符号呈现。除此之外，威廉斯还谈到文学语言的物质性。语言与社会物质实践相关，“有这样一种情形常被记载：某位作家开始时是以他所熟悉的或他曾观察过的人作为模特进行仿制的，但到了这一过程的某个阶段上，他突然发现事情起了变化，出现了那种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物‘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起来了’（或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的现象”。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威廉斯认为这是“一种由语言的那种固有的物质性（因而也是客观化了的社会性）所造成的结果”。 

　　 威廉斯突出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分析，强调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出发来批判性反思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谱系，以此把握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状况及其所衍生的物质能量。“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是试图在霸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但也是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艺术作品因其物质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往往成为这种复杂证据的重要来源”。布兰尼根说：“文化唯物主义主要作为分析意识形态物质存在的一系列方法，集中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中。对于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来说，意识形态在语言和对语言的运用中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通过教会、学校、剧院、大学和博物馆等机构以物质形式存在”。辛菲尔德、多利莫尔通过对剧院、戏剧表演、文化教育系统等意识形态物质形式方面的研究，从文化唯物主义层面反思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戏剧价值并不存在于文学性特权、文本或自我指涉性的制度领域之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并没有被木墙所隔离，它也并非是对社会和意识形态力量的被动反映；相反，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和詹姆斯一世（Jacobean）时代的剧院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件。戏剧和艺术表现都不是完全抽象和独立的，不可能从孤立创造者的主观意识中衍生出来”。辛菲尔德对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教学以及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研究等，反映出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艺术物性功能的重视。正是从文艺生产的意识形态物质结构出发，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剖析出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表意踪迹与生产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唯物主义声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但其用文化整体结构取代经济基础的主导地位，甚至将经济基础视为“维持系统”的理论倾向（威廉斯），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基,过于注重文化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往往又陷入普遍人性论和经验主义泥潭。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从历史语境与社会经验层面出发，注重分析文学艺术的物性，凸显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性，以及文学艺术的文化政治功能与社会效果。它对历史地表的隐秘钩沉和对意识形态权力谱系的文本考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但由于这些理论家大多为学院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文化心理、感觉结构与文艺观念本身就拘囿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结构之内，其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文艺批评只能停留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与文化政治层面，很难真正产生抵制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物质力量。而且，文化唯物主义者大多将文艺审美形式视为意识形态的象征与寓言结构，习惯于对文艺作品展开意识形态的症候式分析，相对淡化甚至忽视文艺的艺术形式特征与审美价值。 

　　 同文化唯物主义相比，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对物质的理解表现得更为激进。新物质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生物技术推动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变革。力、电荷、波、粒子、夸克和暗物质等新物质元素涌入物质世界，纳米技术、量子计算、克隆、转基因、基因杂交以及各种生物技术的出现，敦促哲学家重新思考自然、物质、生命、政治和伦理等问题。基于这些变化，新物质主义批判传统实体论将物质局限于惰性、有形物质的思想，更多从活力论（Vitalism）出发，强调那种涌现的、运动与生成的物性。这种唯物主义凸显的不是有形物质，而是物质化的积极能动过程。“德勒兹和加塔利将物质定义为‘未成形的、无组织的、非分层的抑或是已经分层的物体及其流动’”。人不是站在物质世界对立面的主体，而是物质化的构件。本尼特指出：“我一直在努力提高物质本身的活力，到目前为止，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把重点放在了非人类之物上，也就是说，把它们描绘成行为者而不是物体。但是，肯定物质的活跃性也需要重新调整人类行为者的身份：不是否认人类令人敬畏、可怕的力量，而是把这些力量作为构成自身生命物质性的重要确证。换句话说,人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 

　　新物质主义哲学家既反对传统的实体论唯物主义，也反思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局限。“人们越来越认为，所谓的文化转向不足以理解当代社会，特别是考虑到环境、人口、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等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我们正在召唤一种新唯物主义，以回应一种感觉，即在文化转向下蓬勃发展的激进的主导话语现在已基本耗尽。”哈曼认为，“文化与社会”一词并没有涵盖特别多样化的物质范围，“这个世界也包含了长尾巴小鹦鹉、白银、石灰岩、珊瑚礁、太阳耀斑和月亮，它们都不能被简单归类为‘文化’或‘社会’，而且不管人类是否讨论，它们都是相互作用的”。基于后人类理论视域下的新物质主义显然反对文化唯物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更多把物质理解为超越人类主体文化辖域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物性事件，或涌动与生成的物质活力。 

　　 由于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活力、物质能动性、行动者元素、世界的关联性等，将变异与流动过程中生成的物质能量与生命活力视为物质存在，从而凸显了物质生活世界的偶然性和差异性。以简·本尼特为代表的新物质主义者强调另外一种唯物主义传统：从卢克莱修到霍布斯、斯宾诺莎、狄德罗、尼采、梭罗。如卢克莱修所谓的虚空与感觉的“流射”，斯宾诺莎所认为的那种万物维护自身存在的力量（conatus），尼采所谓的一切赋形与创造的生命力，梭罗对荒野之神秘物性的强调，等等。本尼特认为：“一旦非人类事物不只是被视为社会构件，更多地被视为行动者，一旦人类自身不再自命为自主的个体，而是被视为充满活力的物质，能动性概念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唯物主义理论意识似乎又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路径：“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虽然，新物质主义理论没有否定自然与物的社会性，但却拆除了人类主体划定的历史网格，放逐了人类思想和语言的自恋式权力，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逻辑与总体性叙事，以及人的实践主体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结构模态对历史与社会的主导性价值。新物质主义拓展了唯物论的话语边界，但这种无边的本体论给偶然性留下了太大的空间和权力，从而消解了社会经济基础、精神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生产本应该具有的历史总体性和实践能动性。 

　　 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新物质主义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行动或事件的物性内涵。法国学者内拉特指出：“文学发展出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形式。一方面，文学似乎是抽象存在的领域：文字、思想、情感；另一方面，我们又怀疑这些抽象存在参与了现实的生产。”如果说，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化之物性和意识形态物质结构的强调是要颠覆人文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新物质主义文学批评则以解构实体性唯物论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新物质主义试图治疗人类主体的疾病，即我们不可动摇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从后人类、物质活力论、事件哲学等理论出发，新物质主义赋予文学艺术多重物性内涵。如文学不再被单纯地视为主体精神生产的符号结构，而是物性生命在文本中聚合形成的话语事件。文学反映现实世界，同时又想象和虚构可能世界，其间所充盈的虚空、神秘与魔幻无不是物质力量的隐秘显现，是审美情状与物质活力的折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对实体世界的解构，文学想象创构可能世界的可能人物、可能故事和可能生成的物性。文学作为事件，同时也是人作为在世者的物性谋划。“事件让‘我’认识到，‘我’的存在要丰富于‘我’在世界中展现出的存在。”作家唯有处于生命存在的叠加状态，才能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多样性发声。阅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对物质生命活力的诗意书写：“冬天幽灵般的沉寂已经变成了生命复苏的壮观的春日低语，这低语在整片大地上响起，充满生命的喜悦。这低语来自再度醒来、再次活动的生命，这些生命在漫长的冰霜数月中仿若死去、一动不动。松树焕发了活力，柳树和山杨树冒出了新芽，灌木和藤蔓穿上嫩绿的衣饰，蟋蟀在夜晚高声歌唱。白天，各种爬行生物都沙沙作响地爬到阳光下。松鸡和啄木鸟在树林间发出高亢的鸣叫和啄木的声响，松鼠在聊天，鸟儿在歌唱，野雁在空中排列劈开空气的巧妙楔形，鸣叫着从南方飞回。”内拉特将巴克生命中渐次复活的“原始本能”视为一种积极的物质力量，“野性的呼唤”是源自荒野、同时又朝向未来的解放之歌。在《野性的呼唤》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现实主义叙事中达成了唯物主义的高度融合。 

　　 新物质主义理论强调文学语言的物质性，内拉特借布劳提根（Brautigan）的一首短诗：“现在是时候将句子与泥土混合，把阳光与标点交织/把雨水和动词相融/让蠕虫穿越问号/让星星向下照耀构造的名词/让露珠在段落上凝结”，分析文学语言矛盾的物质性：一方面，文学语言通过去物质化的方式表现物质性，语言文字通过剥离物质而成为词、话语和思想；另一方面，文学文本作为词语构筑而成的虚无之书，又内在地具有自身的物质躯体。总之，写作本身就是物质行动，词语以“物质坍塌”的形式生成自己的物性能量，在偶然与不确定性的状态下推动物质世界的创造与进化。此外，新物质主义并不回避文学批评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潜能，而是将权力关系辐射至整个物质世界。文学应该借助语言的物质媒介，形成文学行动和文学能量，为沉默或无声者发声，进而培育审美活力与能动性文化价值。 

　　 新物质主义理论虽然凸显物质本体与物质活力，但又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实践性意识与辩证法效度，转而强调物质的模糊性、混沌性、生成性、偶然性与变异性，支持一种对涌现、生成之物性与物质活力的一元论描述。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新物质主义显然不接受文学是意识形态美学形式的理论阐释模式，而是从反人类中心主义、反物质实体论、反历史决定论等维度来理解文学，将文学视为具有物质活力的话语事件或物质行动。文学作为行动和事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再生产，而是偶然性语言游戏对历史必然性的拆除，是不确定性的去物质化对确定性物质世界的诗意解构。新物质主义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并不表现为文学对客观现实的模仿与再现，而是作家用虚构性叙事来营造逼真的美学氛围，从而生成抵达可能世界的自由意识与审美能量。新物质主义文艺批评虽然溢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诗学的话语边界，但其对文学艺术审美活力与文学语言物质性的看法，可作为我们反思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物性”诗学内涵的理论参照。 

　　三 、重审文艺的“物性”诗学之维 

　　 我们在前面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并结合文化唯物主义和新物质主义，批判性考察了文艺的“物性”诗学内涵。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文艺作为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美学形式对社会物质世界的反映与认识价值，强调文艺推动历史发展、祛除人性异化的审美能动性价值，将文艺的物质文化属性和精神情感内涵辩证聚合于审美实践的一元论视域之中，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客体物质世界的自然与推动自然人化的主体、美的合规律性与历史的合目的性、反映与认识的理性活动与自由情动、感性解放的审美创化熔铸为复杂的结构整体，为文艺批评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指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就是典型的物性诗学，只不过这里的物不是笛卡尔所谓的惰性物质，而是一切被纳入历史实践和社会结构中的活跃物质，是在自然的人化、文化与审美再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呈现出美学唯物主义面孔的物质形态。这意味着，我们依旧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依然强调人类学、历史科学与文化视域下人的能动性实践意识，而非如新物质主义所认为的“人只是物质化的组成部分”。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应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同时辩证反思、批判性吸收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话语资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理论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基，思考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诗学内涵，希望能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话语形态建设提供一孔之见。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突出人的实践能动性以及精神生产、审美创造的物质能量，从历史、实践、生成和自由的人类学视域思考文艺的物性，反对将文艺视为人的精神与情感的纯粹美学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以及“美学观点与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历史、现实主义、典型等都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人类历史与社会经验的活性物质形态。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席勒化而肯定莎士比亚化，正是强调了文艺创作朝向历史深处与现实生活之物性交往实践的重要美学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将人类的全部历史与社会生活都归结为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从来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虽然实践活动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部分是物质劳动”。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其审美实践受特定时代观念形态与物质结构的制约。文艺作为审美实践活动，既引领个体生命摆脱异化状态朝着自由境界生成，又产生推动意识形态结构更新的物质力量。文学艺术的物性还突出表现在文艺活动不可能离开物质世界，正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艺作品中的物不是指实体之物，而是美学唯物论视域中的物象，是人与物在互为能动性的历史文化网络共同行动生成的关系之物。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诗歌中的意象、想象与虚构的艺术世界等，无不表现为文学艺术世界的物象构图。文学艺术的物性世界同样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物与人在文学世界交互共生，实践与存在于诗意时空辩证耦合，形成极具审美活力的第二自然。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虚假浪漫主义以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正在于马克思认为文艺应客观真实地书写历史与社会进程中的物质存在，应以审美的物性书写激活人的自由能动的实践意识，进而形成消除社会异化的物质实践力量。 

　　 人作为文学艺术的生产者，首先是身体之物。身体的物质性决定了思想语言和感觉结构的物质性。马克思说，超越肉体的精神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力量，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文艺创作虽然离不开作家的天才想象与自由意志，但其根本源泉还是作家“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的生命实践。文学作为想象的艺术，乃是人的身体实践的产物。这种身体实践不是精神与情感的单向度活动，而是如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图式或世界肉身性的整体关联性活动。作家的身体图式与感觉结构同自然、社会形成高度的历史化、对象化融合，并在审美创化的感性实践中不断激发人的本质力量的物性生成，以此形成具体化的活性历史形态。人作为文艺生产主体，其物质性还表现在人的身体存在、感觉结构、世界观被意识形态所建构，意识形态是人类主体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媒介。由于主体的身体图式与生命意识是在意识形态物质结构中被生产与形塑，这也意味着，文学审美实践必然反映意识形态甚至能动作用于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揭示意识形态或批判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的文化霸权，从而将文艺视为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力量或内爆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扬弃私有制与劳动异化、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高度融合的社会形态，并赋予意识形态以真理性的价值维度和唯物主义内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伟大的作家应该将自身置入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洪流之中，以先进、科学的世界观和真理性意识形态形塑自己的身心图式结构与审美意识，创作出反映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真正让文艺活动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物性力量。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视域出发提出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的概念，认为艺术生产不过是生产的特殊形态，受到物质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文艺作为生产意味着文艺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作家是生产者，而文学艺术是特殊的商品，思考文学生产必须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问题。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谈到，审视文学作品时，唯物主义批评惯于追问“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生产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文艺生产的物质劳动形态赋予文学艺术物化和物态化的属性，文艺商品的使用价值意味着文艺也是重要的物质生产力要素。但是，强调文艺生产的物质生产属性，并非将文艺生产视为纯粹的经济活动或特殊的制造业。文艺生产不能滑向纯粹的商业生产而追求狭隘的经济效益，作为审美劳动的文艺生产是人类精神情感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物化样态，产生的是满足人精神情感需求的审美价值。同时，文艺生产更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再生产，意识形态作为同物质生产关联耦合的社会表象体系，表现为多重社会关系与文化意识的交织叠合。一个历史时期不会自发形成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总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形成多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复杂整体及其能动实践逻辑，意味着文艺生产必然会呈现意识形态的复调与多声部特征。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多重意识形态交织耦合的结构，其美学要素是不同意识形态接合的产物。意识形态结构化的社会经验与物性实践是文学艺术生产的土壤，作家则通过文学话语实践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时空结构和经验形态，形成复杂的意识形态美学效果。比如我们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就可以看到不同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冲突。范登高的言行举止代表着个体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他说：“我没有反对过社会主义！当私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反对我个人生产；一旦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可以把我的财产交出来！”灵芝虽然觉得这话不对头，但也挑不出毛病在哪里，而张永清、金生等人则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批判范登高。这种多重意识形态冲突其实反映出作家对特定时代社会历史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再生产，而老梁赶制的三幅画则是作家借民众对三里湾的美好想象表达其对社会主义总体性意识形态的认同。读者在小说阅读与接受中对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产生思想共鸣与审美共情，必然也会物化到社会经验的结构肌体中，生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之，受社会生产的客观历史化、意识形态“知行统一”的辩证性与文艺生产主体实践能动性的综合影响，文艺审美实践往往可以生产出比客观经验世界更为真实的艺术世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意识形态具有物质结构，这意味着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再生产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如文艺制度与体制、文艺生产与传播的媒介技术手段等。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再生产，必然会凸显文艺话语权力生产的意识形态效应，以及文艺批评的政治美学属性。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强调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但绝不是无原则地将文艺审美视作意识形态的单纯传声筒，文艺的创作不应该“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茅盾），而是要充分尊重文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艺术法则与美学属性，发挥文艺凝视现实矛盾、介入现实经验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文艺对“美的规律”的追求同时赋予了文艺破除世俗物质主义、解放被物欲所异化之生命意识的能动性美学价值。文艺的美学形式不是如客观物质形式那样具有某种物理定性，而是更多表现为新物质主义所说的可能与生成的物性。作为原初物质媒介的材料，如纸张、书籍以及艺术生产中的颜料、画笔等，与作为感性材料的艺术媒介，如声音、语言、色彩、线条、光、叙事等共同构成文艺形式的物质结构，并在文艺审美实践的感性创化与艺术的物性生成中散发出审美的光辉与活力。总之，文艺活动应始终强调形式审美与社会历史内容、意识形态生产与文学审美再生产、意识形态批判意识与建构功能的辩证统一。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价值，应通过美学唯物主义获得实现。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文艺生产、意识形态美学再生产所聚合形成的多重物性内涵，意味着文艺批评与阐释不能只局限于文学艺术的人学属性，而是必须兼顾文艺活动中的各种物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承认文艺实践的主体意识，但这个主体不是单纯指抽象大写的人，而是民胞物与式的交互主体或间性主体。文艺批评不是纯形式主义的审美批评，也非抽象的人道主义批评和人性批评，而是物质阐释学和物性批评相结合的美学唯物主义批评。文艺批评应关注文学艺术中的物、物象和物叙事，“《诗》之名物，以草木鸟兽虫鱼为大端，种类总计在250种以上”。《诗经》中的名物书写，绝不只是为读者提供“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论价值，而是通过“与物为春”“以物及人”的诗性审美创造，构建时代整体性的存在境域。当代作家张炜笔下的野地、葡萄园意象，融入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城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思考。詹姆逊在阐释康拉德的小说时，多次提到作为物质背景与地域空间的大海。大海既是自然的物质存在、商品交易与劳动的场所，也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得以表征的物质性隐喻。文艺批评应透过文艺作品中的物象世界来构建历史、社会的物性存在，形成人与物交互共生的美学图景。傅修延指出：“所谓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就是将聚光灯对准原先处于陪衬地位的物，使其和人一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离开物象与物叙事，文艺世界就不可能实现符号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反之，如果文艺的审美意义不回流入历史时空境遇和意识形态的物质肌体之中，不与社会生产实践和人的生命存在勾连耦合，文艺活动便会停留于虚幻的表象世界而难以产生实际的审美活力和意识形态实践价值。 

　　 我们强调文艺的物质生产属性以及文学的物性书写，但不赞同新物质主义文艺批评所秉持的“物导向”本体论。文艺的物性不等同于矿物、食物的物质性。文艺的物质活力不同于简·本尼特所谓的金属的物质活力。我们认为，不论是抒情诗还是现实主义小说，其对物的书写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物质结构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物质肌体。文化生产与意义流转所形成的物质行动网络同意识形态物质机器的相互咬合、彼此嵌入生成文艺作为话语事件的物性内核。理解文艺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物性，就需要研究意识形态的物质躯体、权力生产与运作的物质能动性等问题。此外，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本身就是由语言编织并在意识形态总体结构中不断行动的“主体”。如萨特所言：“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正是基于此，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判抽象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实践的文本形式，“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者都试图通过解读一个意识形态系统的物质实践、习俗和仪式来检验它的存在”。 

　　 就文艺价值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既强调文艺的认识价值和审美对抗物化的美学功能，又突出文艺在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所产生的物质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为文艺的审美使用价值与物质活力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看重文艺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力量和作用，恩格斯说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梁启超在论及小说的功能时提出“熏”“浸”“刺”“提”四种力，“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阿英（钱杏邨）在论及普希金《情盗》时认为，小说“表现了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两种对抗的力”，“这是俄罗斯的一点生命，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力”。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认为，文艺实践生成审美活力，而这种审美活力并非只表现为生命情动，而是应成为推动历史发展，促进感性启蒙与文明价值生成的社会能量。如杜卫在论及梁启超时所言：“他（梁启超——笔者注）论述小说也是从一个‘情’字入手，但他关注的是情感推动、激励人们实际行动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对于情感，所重者不在颐养性情或张扬个性的内在价值，而在激发现实行动的外在价值。”回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文艺审美的物性力量在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所彰显出的社会功利价值。如刘鹗对“有力之哭泣”的悲怆书写、夏曾佑对“英雄之性”的呼唤、鲁迅“摩罗诗力说”对雄健之生命力的高扬，再到革命文艺中的激情与浪漫等，力与美的生命意识通过文艺的感性介质汇入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将文艺建基于物质世界的地表之上，认为文学语言的物质性是文学物性的重要表现。语言作为人类创制的表意符码，本身就具有物质内核。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语言和思想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而只是现实物质生活的表现，同感性世界纠缠交织在一起。“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作为社会经验物质化形态的语言，形成文学的“器物之书”。萨特在论及抒情诗时指出：“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内拉特在思考文学艺术的物质性时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文学与作为它的身体、器官与血液，甚至是大脑的关系，即文学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认为语言是一种物理事实和物质媒介力量，参与了社会生产与活力世界的建构。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认为，文学语言不像惰性的石块那样被动地构筑文本，而是通过话语实践来构建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结构。话语实践不是纯粹客观的语言活动，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再生产。文学话语通过艺术化的审美形式来生产、表征意识形态要素，并通过传播和接受活动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辐射到社会经验结构的深层肌体之中，最终实现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历史的实践功能。 

　　结语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出发，立足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这一逻辑起点，借鉴文化唯物主义与新物质主义理论，深入反思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之维与物性诗学话语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将文艺视为审美意识形态，并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与实践的物性层面出发，赋予文学艺术深刻的物性内涵，如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美学再生产的物质结构与物性功能、文艺的实践意识与审美活力、文学话语在生产实践与文化表意中生成的物性能量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既尊重文学的形式审美因素，强调文艺的美学规律和艺术特征，又充分关注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实践的物性功能，深入研究文艺的社会生产状况、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美学形式所产生的实践动力、文本中物象书写、物叙事与整体性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物质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语言（话语）的物质性等理论问题。传统人文主义批评强调文艺的人文属性而忽视文艺的物性，审美主义批评凸显文艺形式独立的审美意义而贬抑文艺的社会功利价值，本文则提出应将文学艺术放在人学与物学的交互性关系结构中考察。文艺审美意义世界的建构离不开物质实践、物象的参与，文艺审美意义最终也要转化为历史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实践，并生成推动历史进步的物性力量。惟有如此，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美学形式的文化价值效用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跣  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