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制造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往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依托。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推出供应链重塑战略，通过提升中国产品关税，倡导“中国+1”战略，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转移，即“南下”，对我国形成制造业外流的外部压力。而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已有研究指出，现阶段制造业大量外流将导致我国经济“过早去工业化”，制约经济的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即引导产业“西进”，为我国在当前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指明了方向。企业的空间布局调整是国家层面制造业比重变动及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在统一口径下比较企业“南下”与“西进”的水平及长期趋势，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在外部冲击下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现有文献基于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认为，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以及产业外迁是要素成本变动导致的，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上升，其政策启示着重于通过降低各维度的生产成本（如降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交易成本，提高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引导产业在国内转移。然而，除了生产成本，贸易成本也会对企业选址产生重大影响。现有文献从各个角度验证了单位运输成本对于贸易流向、贸易种类和数量以及企业地理分布的影响。另一类贸易成本是贸易壁垒和摩擦等综合贸易成本。现有文献将不同背景下的市场准入降低或增加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这一类贸易成本变动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惩罚性关税是一种负向的贸易成本冲击，并具有单一且定向的特点。为了分析这一特殊的贸易成本冲击对中国企业投资决策及空间布局的影响，本文以Redding和Sturm的多地区经济活动分布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跨期选址决策理论模型。该模型聚焦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企业空间布局再均衡的过程，为理解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中国的产业转移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在统一口径下测度了企业“南下”与“西进”的长期时间趋势，并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美国惩罚性关税引发的企业层面贸易成本差异，构造双重差分估计方程，识别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二、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投资空间布局的影响

　　四、企业“南下”与“西进”选择的影响因素

　　五、“南下”与“西进”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结语 

　　 本文使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在统一口径下测度了企业“南下”与“西进”的长期时间趋势，并构建了企业跨期选址决策理论框架，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空间布局存在多个均衡解，并发现贸易成本因素对我国企业“西进”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南下”，且处理效应随时间不断增强。在理论拓展层面，可以为理解企业的对外投资及国内空间再布局提供新的思考框架和生产成本之外的新维度。在政策现实层面，企业显著“西进”的趋势表明，经过长期以来“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富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以及日益强化的区位优势，为未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相关研究结果也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说明我国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提出“加强战略腹地建设”是一种顺应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此外，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对美进口依赖度以及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和预期是影响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我国后续加强战略腹地建设、进一步推动企业“西进”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国内政策引导与外部国际因素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贸易成本塑造企业空间布局的市场力量，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帮助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受损的企业向战略腹地转移，着力降低企业异地投资的门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格局。另一方面，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合作，提升出口目的国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提高战略腹地地区的市场准入水平，从而更加有效地引导产业链“西进”。 

　　第二，重视企业的预期管理。“加强战略腹地建设”的提出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在后续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应进一步注重对企业的预期管理，明确政策导向，统筹安排支持政策，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形成对战略腹地投资的稳定预期和共识，从而推动企业在国内的梯度有序转移，优化经济空间布局。 

　　第三，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国产中间品替代。在当前我国部分领域核心材料与设备对美国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现实条件下，投入品进口面临的贸易壁垒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造成了极大挑战。因此，应提前进行谋划，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寻求中间品进口替代方案，增强制造业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有效降低外部风险冲击，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样本主要是中国本土企业，暂未将跨国公司的“南下”与“西进”纳入研究范围，并且仅对外部冲击下企业中短期选择的局部均衡进行了讨论，而对外部冲击的长期一般均衡、对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区域层面宏观指标（包括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将是进一步推进的研究方向。同时，如何将研究拓展到非上市公司样本也将作为未来的重要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