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起，温室气体排放量飙升、微塑料无处不在、“永久化学物质”无孔不入，标志着地球进入“人类世”纪元。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显著下降，导致原本在工业化先发国家局部偶发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为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开启工业化浪潮，并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人类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对地球欠下了历史巨账，尤其以温室气体排放为首，造成目前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多发，导致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世界各国面临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挑战，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被不断削弱，而人类的环境意识也在不断觉醒。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并在2000年、2015年相继达成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不断完善和丰富，从最初重点强调减贫等经济发展目标，到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再到全面涵盖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以及伙伴关系等五个维度，不断汇聚国际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主要通过科斯手段或庇古手段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尽管西方公共经济学理论为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无论是科斯手段还是庇古手段，均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私有制经济下不得不提供的有限的公共物品”，从而制造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对立。但在关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中，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公有制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前提，绝不可能以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立论基础，而是要兼顾各方利益。这恰恰是西方公共经济学所忽略或极力回避的问题。所以，西方公共经济学无法从制度上解决绿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缺失问题。 

　　 马克思早在1867年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浪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提到的“物质变换”，就是生物学和生理学中的新陈代谢概念，移用的是当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创立的化学范畴，相应地，物质变换理论应当被理解为新陈代谢理论。马克思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首先暂时舍掉了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指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单纯的劳动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进一步延伸出新陈代谢断裂。150多年来，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根本成因的分析，为人类生态治理不断深化的实践一再证实。《科学》杂志发布的一份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全球综合评估报告认为，西方国家通常在直接驱动因素上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并未着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根源性变革，无法有效解决生态危机表象下新陈代谢断裂的本质问题。 

　　 中国一直坚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了生态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等机制，并提出建立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等要求，成为我国首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落实到制度安排和实践操作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学术界对于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逐步深入，在价值来源、概念内涵等方面形成初步共识。各部门、各地区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模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也与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形成有机融合，但仍需深化制度改革与实施保障。由于生态产品概念的确立时间较短，在其价值实现的政策实践探索中，相关学术界和业界更多关注市场机制，而对其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认识不足，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问题突出。可见，探究“两山”转化实践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力求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及劳动价值论，廓清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概念内涵，并讨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进一步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社会条件机制，以期能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相关施政方针的制定与调整，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下面重点从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一是生态产品的劳动过程及其价值概念；二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三是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总过程。 

　　二、生态产品的劳动过程及其价值概念 

　　生态产品相关问题是一类较新的议题，在生态学家推动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关于生态产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探讨，需要以生态劳动为切入点，才能正确认识其概念内涵，推动相关实践与理论研究，助力探索生态文明发展范式。 

　　（一）社会主义生态劳动及其生产性特征 

　　1. 基于生态平衡的生态劳动 

　　生态系统指在自然界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形成一定自净能力，使得生态系统能量流和物质流循环的新陈代谢顺畅，处于周期性可持续的平衡状态，即生态平衡。一旦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超过其自我修复的阈值，以致生态系统无法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撑，将对人类社会乃至文明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概括生动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生态劳动本质是人类为延续文明、修复生态新陈代谢断裂所付出的物质生产劳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逐渐将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生态劳动涵盖了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要素。生态劳动对象是生态系统，生态劳动资料是一切用于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的技术与工具。生态劳动者通过制度、规划、调控、协议等人际生产关系，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正向干预，其产品能够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维持生态系统循环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除了对生态劳动的一般性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特殊性。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社会主义的生态劳动是指人类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维持或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可持续性，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而非单纯逐利。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造成城乡对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废弃物，引致生态系统正常新陈代谢过程普遍出现严重的断裂鸿沟。生态危机因而日益严峻，已由单一性、局部性、间接性向多样性、全球性、常态性转变。随着人类对生态产品的需求频率由间歇性向常态性转变，生态劳动及其衍生的产业问题备受重视并得以发展。生态劳动进而推动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人类劳动过程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而它们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重要物质内容。 

　　2. 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劳动理论的生态劳动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动力，使生态产品的生产和创新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总结了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追求唯GDP增长而导致生态危机的教训，将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 

　　 离开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规律，不可能把握生态劳动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劳动，是一种向未来新社会过渡且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物质生产新形态，符合物质劳动性质演变的历史规律。这是物质生产力由自然生产力为主向社会生产力为主的进化，再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态劳动旨在修补人与自然的断裂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劳动。马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体劳动的必要性在于再生产共同体成员，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括，生动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实现人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物质产品与精神文化产品的富足，还需要优质生态产品的支撑。生态劳动旨在提升地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具体可分为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两大类。前者侧重于绿色转型，如能源结构清洁化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后者侧重于末端治理的生态修复，目的是尽可能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如矿山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 

　　人类为实现繁衍生存，很早就开始自觉地修复新陈代谢的断裂。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生态劳动需考虑整体平衡和可持续性。同时，生态劳动需要所有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对象，劳动者在公有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规律，实现多主体有计划有组织的分工合作。生态劳动不同于生产一般商品的劳动，不具有私人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性。其目的是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而非仅以交换价值增殖为目的的一个载体。正是由于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和非逐利性，生态劳动总体上不受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支配，不会导致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因相互竞争而引发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表现为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协作。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劳动需利用价值规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既是支配简单商品生产的规律，也是支配资本循环的规律。二者都是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简单商品生产遵循的价值规律的充分展开，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有正反两方面作用：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供求关系；激励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商品生产者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发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源自商品生产中私人具体劳动与社会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具有不同的个别价值，它们通过市场自发竞争而达成的平均化，是同类商品供给侧必须遵循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价值规律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则是商品的总产品价值在流通需求侧面临的主要障碍，因而商品周期性的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综合商品生产供求关系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把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商品生产的市场客观要求，分别称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实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私人具体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才会被社会承认，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纯粹是偶然的。恩格斯指出：“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应有限度地利用并驾驭价值规律，以避免其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对生态治理的破坏性影响，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尽管社会分工仍将长期存在，生态劳动不同产业及环节呈现的物质变换前后关联和相互依赖，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劳动治理比较自觉的主客观历史条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因而在生态劳动中获得了最鲜明的生动体现。具体而言，创新发展理念体现在生态产品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效率不断提升；协调发展理念体现在各主体的紧密合作，确保生态劳动的有序推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在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打破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开放发展理念体现在国际合作和技术共享，推动全球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提升；共享发展理念体现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红利。 

　　生态劳动是否具备生产性特征，关系到生态产品范畴的划分，是理解生态产品相关问题的关键理论节点。唯物史观认为，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特殊社会形式，是区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根本依据。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非生产劳动无法创造商品价值。骆耕漠认为，劳动生产性判别的主要标准是可否产生新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新价值指资本增殖；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新价值则指公共账户资金增长。这是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和享用的生产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劳动均属于生产性劳动。纵观生态劳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初期，生态治理劳动被视为“多余”劳动，挤占剩余价值。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爆发，生态劳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愈加凸显，成为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其中，社会主义生态劳动是基于土地公有制、对生态环境进行有目的的修复改造。 

　　（二）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概念阐释 

　　1. 何为生态产品 

　　基于生态评估与科学规划，生态劳动者利用先进的保护技术和修复工具，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有针对性地干预和治理。此过程包括植被恢复、土壤改良、水体净化等具体措施，旨在恢复和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最终，生态劳动的成果体现为改善的生态系统状态和提高的环境质量，这些成果即为“生态产品”，能够持续提供生态服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生态产品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平等的价值理念下，由人类有目的的生态劳动（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共同作用生产出来的，具有生产（供给）的整体性、消费的共同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的劳动产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生态产品概念。 

　　基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多样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最终满足人类物质生活消费需求。生态产品无疑属于物质生产劳动范畴。但生态劳动的总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不是可由个人占有的物品，也不是与人类物质生活相分离且离散存在的实体，并非只有经过商品交换的中介才能进入生产或生活消费过程。生态劳动总产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为提高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主要通过评估生态系统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承载力的变化来衡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能靠切割生态产品整体性的私有化和交易化来维持。生态产品既表现为宏观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环境改善，也表现为微观主体行为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空间维度上体现出不同的性质。随着空间尺度增大，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会越发明显。 

　　生态产品的供给需要完整的生态系统治理作为保障，各类生态产品供给水平具有较强的联动性，无论是生产投入，还是产品供给，均存在完整性与规模性门槛。其供给的根本动机并非迎合市场需求，而在于满足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由于生态劳动及其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生活性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是人、社会、自然发展目标高度统一的社会进程。可以说，生态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动摇的根本宗旨。 

　　2. 何为生态产品价值 

　　 随着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演变，社会财富的含义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只能有限积累的使用价值量，转变为可无限积累的、以货币代表的资本积累，再演进到以共同生产为前提的直接社会化生产。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生产，马克思指出，“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与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演变的原理相适应，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最初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赖自然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摆脱改造自然，再到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人与自然充分和谐共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自然界甚至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未曾直接涉及资源环境因素，但可以依据其基本思路，将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引入到环境经济学框架之内。有学者提出，在联合生产过程中，若投入既定的劳动量，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也会产出污染物，这就是在同一个过程生产出两种产品的现实逻辑。其中的污染物并非生产者或消费者所需的经济品，只是作为“正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存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就体现在“负的使用价值”和“负价值”的消除过程。也就是说，传统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表现为经济物品的生产），也是环境污染和经济不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污染物的生产）的根源所在。人类已经向生态系统投入大量的劳动，正是为了缓解传统物质资料生产对生态系统平衡造成的冲击。 

　　 凝结在生态系统中大量的一般人类劳动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其价值由生态修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以交换价值这一社会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平均化的生态修复必要劳动时间，需要直接计算并比较各种具体生态劳动的劳动时间及人力物力耗费，比较各自的投入产出效益及其可替代性。这实质上涉及社会如何在生态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对社会劳动时间进行直接的有意识的控制问题，化解商品生产中私人有用劳动与社会有益劳动相对抗的矛盾，以便限制和减少社会危害生态平衡的“负使用价值”的生产，扩大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使用价值”的生态劳动。《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在总结各地价值核算实践基础上，探索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这就要求从具体劳动的量化分析出发，不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标准化。同时，我国应鼓励地方先行开展以生态产品实物量为重点的核算，再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经济补偿等手段，探索形成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经济价值核算方法。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等于2022年联合制定出台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十余个省市作为试点，在地区层面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以下简称GEP）的试算工作，但用GEP核算结果代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仍存在诸多不足，且该核算方法并没有明确界定生态劳动的价值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劳动也可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生态产品的价值。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在于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一般生产条件。而其交换价值则用于计量并激励和补偿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劳动的成本收支平衡问题。生态产品的多样态和较强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价值在总体上不能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量化为商品交换价值的比例，以此实现交换价值供求双方量的均衡。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于各个生产部门，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一般经济规律，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这个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上，以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存在。此外，生态治理中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复合关系，出现了直接同一性、由社会直接计算劳动时间的萌芽。通过有为政府主导下的有效市场建设，劳动时间的社会计算逐步成为可能，为未来更有效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就学术界流行的GEP概念而言，这是指生态系统建设新增的社会使用价值功能，能够用货币计量核算的部分往往包括物质类、调节类、文化类等服务。但忽略生态劳动过程，将生态价值评估寄托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估计，往往导致结果缺乏科学性、严谨性。生态产品的价值是修复生态环境的社会劳动创造的，强调人类劳动对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只有遵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他对商品价值概念向未来新社会演变中逐渐消亡之历史过程的阐述，才能更加科学、严谨、客观地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及其实现问题，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更为可信的理论基础。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阐释 

　　随着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崛起，涌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呈现社会对劳动时间进行直接的有意识配置，并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进行有机融合的各种初步尝试与努力。认识并把握这一趋势，需要从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高度进行考察。 

　　（一）生产方式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是一类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公共属性较强的物质生产劳动产品。马克思摘录过有关“直接的生产方式”和“间接的生产方式”的讨论。间接化生产方式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市场经济。而在直接化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形态的革命性演变，崭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劳动组织得以出现，使交换、分配、消费等内在联系的实现，不再需要以货币为媒介的迂回曲折商品市场机制作中介，交易成本因等于或趋向于零，所以更有效率。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及其必然导致的社会形态变革，马克思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直接社会化生产而呈现的首要经济规律。在共同生产的前提下，时间节约及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仍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但这与通过劳动时间计算交换价值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不仅用于社会劳动职能的分配，还用于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中个人可消费部分的份额。由此，掩盖在商品及资本拜物教上的纱幕，便会被揭去。马克思突破了庸俗经济学家无视价值规律历史局限性的狭隘眼光，他在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出：“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恩格斯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关系决定。在私有制下，物品的效用与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换存在对立，只有在消灭私有制后，价值才能主要用于生产决策，而非市场交换。马克思后来将之概括为“时间节约规律”，并从社会形态演变的大历史观对此作出理论阐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有通过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他还总结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这一观点意味着应关注生态产品的实际效用和生产成本，而不仅是市场价格。加强公共管理和规划有助于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实现生态产品的真正价值，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不受市场交换的局限。我们当前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考核生态治理效用的实践走向，包括对“正使用价值”和“负使用价值”取舍的探讨，正是沿着经典作家指出的方向在“过河架桥”。 

　　 总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立统一的关系，受社会形态历史演变规律的制约，最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为主，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只能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体现，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被私有制异化了。在社会高度分工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只有经过交换价值的实现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经济危机是间接社会化生产供求平衡的重要机制。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减缓生态破坏的措施，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占有为大前提的私有化总趋势。这一总趋势引致了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新圈地运动”，以转嫁本国的生态危机。资本的唯利是图，将阻碍社会剩余劳动投入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扩大再生产，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低。这种资本积累规律的主导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发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能广泛团结更广大人民群众组成联合体，将更多剩余劳动有计划地分配给生态保护修复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不断提升生态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态劳动的生产条件，使生态治理的社会使用价值生产成为生态劳动的目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就明确了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应当作出的合乎规律性的价值观选择，为正确处理“两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的，正是通过再生产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颠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不断前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劳动时间将直接成为总劳动及其总产品分配的计量单位，表现为社会化劳动的直接社会性。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其他物质生产形式，生态劳动及其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计量，作为萌芽状态先行一步，为人类社会的崭新发展指出了方向。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视域分析 

　　 生态劳动对象及其治理活动的空间不平衡分布，是生态劳动及其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基本特征。生态产品具有空间属性，在超大宏观、中宏观、微观三大空间视域下，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劳动性质与价值特征。就超大宏观空间视域而言，全球生态系统被各个主权国家的疆域所分割和管辖。例如，落实《巴黎协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加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生态治理合作。而在主权国家或地区内，就中宏观视域层面来考察，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省际及省内地市际生态国土规划与局域性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微观视域而言，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单个的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或农业生产单位村集体参与商品物质生产发展的绿色转型程度，包括市场机制下的生态价值补偿、生态权益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循环，旨在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生态劳动的内生激励，降低局域内所有微观个体单位物质生产破坏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协同实现，这是生态治理的重中之重。 

　　 在超大宏观、中宏观视域下，国际社会通过环境条约及发展援助计划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各国政府基于财力统筹作出预算安排，要求生态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应当参照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制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商品市场交易存在区别，前者不能作为盈利的工具，其生产目的并非通过商品价值补偿劳动成本，而是直接融入生态系统整体，表现为提升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使用价值扩大再生产。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全球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使用价值，它们由生产到消费都无需人类干预，生态效益直接惠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形式，是生态产品消费的一个显著特点。全球商品经济的物质生产一般由相互分割的私人资本控制，其生产的使用价值具有离散性，以物理单位如吨位或件数计量。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主要表现为依靠生态空间与社会经济空间的耦合关系而展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态产品供给与价值实现，虽在总体上不受价值规律支配，但为避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落实“两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政府应在生态产品供给中发挥导向和支撑作用，构建分类分层、有机互补的生态产品供给机制。考虑到国家财政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在宏观视域构建的生态安全框架下，确保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劳动者获得必要资金与合理报酬，增强微观视域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劳动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政策实践侧重于生态治理微观层面价值循环的货币实现。为防止“抓小放大”的偏差，政府需建立生态治理的价值核算标准，通过中宏观的财政支出和微观的市场机制，促进生态产品循环的货币形态价值实现。中央及地方财政的作用是筑牢生态安全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遵循提高生态劳动生产率及节约劳动的首要规律，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价值补偿，推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比如，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将宏观层面提升全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与微观层面企业绿色物质生产良性循环相贯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治理的中心问题是推动全社会物质生产的全面绿色转型。这要求坚持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处理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任务 

　　 在全球生态治理整体性的大背景下，就中国的中宏观生态治理而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是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为宗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扩大再生产。其重点任务是以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保护修复为导向，推进底线思维下陆地和海洋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补偿。因此要转变传统的化石燃料能源结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通过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战略、生态保护区工程、国家公园、河湖长制以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等手段，以319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切实恢复自然生产力，增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该视域下，政府应遵循公共产品的全社会供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加强对中央统筹分配税款，保障国家保护环境的财政支出能力。2024年，我国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央财政资金预算安排为1932亿元，较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长9.42%和12.05%。 

　　微观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过程。生态产业化不同于资本主导下的产业市场化。前者强调绿色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及绿色产业溢价能力增强，它们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是显著提升绿色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其重点任务是基于超大宏观、中宏观视域生态安全框架的整体性，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柔性人才引进机制，并有序引进资本，实施全面监督管理。在保障生态财富不流失的前提下，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此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表现为货币资金在生态产业中的顺畅内循环、集体经济与企业筹措资金进行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时，通过调动劳动者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以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来自按劳分配与财政再分配方式，包括生态补偿的区域转移支付以及重污染企业的税收征收等，并非直接来自生态产品销售收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体现为一般物质生产的绿色发展，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等，降低生态劳动生产成本，提高绿色转型效率，从而助力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增强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不仅需要财政出资构建基础生态安全框架，考虑到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还需要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但并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到2030年，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四、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总过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以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崭露头角，其本质关系及基本运行路径可简单表达为W—W′。与商品及资本的运动公式不同，“—”表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W与W′为两类生态环境条件：前者表示生态劳动所要改造的物质对象，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遭到破坏的状况；后者表示通过生态劳动的治理，地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提高程度，故有W′>W。可见，有必要自觉筑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客观条件，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导下，坚持国家对生态产品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有意识调节，以及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大前提。 

　　（一）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1. 中宏观视域下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首先，增强国家有意识的经济社会调节，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观条件。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需要把握W—W′物质变换的使用价值生产总方向，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明确生态产品再生产的中心任务，是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扩大再生产，重点在于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从而体现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本真性。这就要求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区设立等方式调节社会生产，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此来约束微观视域资本循环G—G′—G″……（“—”在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公式中都表示二者在市场经济中的流通过程）的逐利扩张，制衡以获取更多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G′）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工具理性，引导全社会剩余劳动扩大生态产品再生产，增强其生态保护修复能力。同时，注重其中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劳动时间计量上的有机衔接。 

　　其次，以土地公有制为大前提，确立公有制经济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导向性、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将物质生产的盈余积累用于生态建设，支持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平衡区域发展，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全民共享。此外，国家和社会通过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农民利益，促进绿色共富，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最后，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主客观条件规定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运动形式W—W′，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商品运动形式W—G—W，以及资本流通形式G—W—G′（W表示商品，G表示货币，下同），显然不一致。因为生态产品并非商品，价值实现并非通过市场机制矫正供求平衡关系，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并非集中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为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价值导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从整体性和现实性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实现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在质和量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2. 微观视域下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微观视域下推动生态产品的再生产过程，需要基于超大宏观或中宏观视域下的生态安全框架，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培育生态产品市场，通过完善生态经济效益的分配及再分配制度，妥善协调人民群众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增强对生态劳动者的激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方面，重视生态产品市场机制培育。严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补齐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才缺失等短板，有效提升相应地区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能力，切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与具体劳动增量提质使用价值的本真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需要扩大人才供给、实现技术设备更新升级，也要对相关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进行有效激励。微观层面的绿色转型，要适度引入社会资本，由国家利用资本循环中降低流通成本和加快流通速度的流通规律进行调节，促进使用价值的生产条件改善，增强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同时，国家要对社会资本介入设置“红绿灯”，完善生态经济效益分配机制，从而保障生态劳动者权益，将绝大部分生态经济收益惠及百姓，加快实现绿色共富。 

　　 另一方面，明确价值规律的功能定位。在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同于商品流通或资本流通，需要明确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生产二重性的特殊历史定位。确立使用价值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宏观主导地位，并在微观视域下，利用交换价值进行适度调节，最终实现以使用价值为主的社会主义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公式的基础上，物质生产绿色发展原式W—W′的派生公式可以表示为W—（G—W—G′）—W′。公式中左右两端的“—”，表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的生态治理过程；括号中的“—”表示商品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上述派生公式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提高，是生态劳动生产社会使用价值的目的所在，在微观层面实现交换价值保值增值的市场机制，能够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为生态治理提供所需的更多社会剩余劳动；国土空间规划的完善与落实，则是本真理性（W—W′）和工具理性（G—G′）的社会组织中介。 

　　（二）社会再生产供求平衡条件：生产方式一般及生产方式特殊 

　　 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合称生产方式。在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生产力进行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首先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是生产方式变化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具有技术上自在的延续性。生产方式的变革遵循唯物史观发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人类社会演变的普遍规律，是劳动过程技术条件变革与社会条件变革的相互作用。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沉淀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展现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马克思把上述适合于各种或若干社会形态的生产的一般条件称为生产要素。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强调，“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为了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运行机制的历史特殊性，有必要简要回顾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再生产的基本理论。这涉及生产方式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以及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条件。 

　　1. 支配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指引下，马克思总结的支配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三个一般规律，也是支配生态文明建设（W—W′）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第一是生产力发展规律，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具有保存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第二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要得到与各种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就需付出相应的社会总劳动量，这一规律不会因社会生产形式的不同而消失。第三是社会劳动总产品按配置社会成员分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进行分配的规律，生产工具、生产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再分配决定了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只是其结果。 

　　2. 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流通：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限制 

　　 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也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工业化与城镇化遮盖在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面上的神秘纱幕。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性质，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物的天然社会属性，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资本家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导致资本循环过程的分割和不确定性。“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演变的结果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马克思分析道：W—G是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货币金体上，构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资本不同于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资本则不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从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通过经济危机集中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导致生产力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为建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马克思的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必须超越商品形式的表面现象，关注生态产品的实际效用和生产成本。通过合理分配生态资源和管理生产资料，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才能推动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历史条件 

　　 通过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客观条件的对抗性矛盾发展，马克思预见了未来新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一般特征以及向其历史过渡的萌芽场景。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概括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在向无阶级社会的历史过渡中，“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主体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一般规律，将直接表现出来。那时，价值规律被扬弃。“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而“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这样的萌芽关系。 

　　结语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为全球绿色发展增添动能。与西方国家有限的节能减排相比，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其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迸发出崭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萌芽，开始呈现出劳动者在生态劳动中能动地改造劳动对象的主体地位，并直接分享生态治理的劳动成果。W—W′的生态运行公式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新形式的概括。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刻思考和改革。生态产品通过生态劳动生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环境质量，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就是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进而用于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围绕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问题展开探讨，即是源于这一期待的学理尝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一部颠倒生态劳动过程主客体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正在被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正本清源地再颠倒过来。 

　　特别是，中国坚持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力实现从传统经济到绿色经济的重大转型，并在对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继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两山”理念，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加快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活力和动力，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