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音”与“古史”是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两大“堡垒”。将这一点阐发最清楚的是傅斯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而“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基于这一判断，20世纪20年代努力推动文化和学术现代化的中国学人，逐渐将研究聚焦到“古音”与“古史”问题上。“古史”研究的现代化问题，学术界已有基本共识：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背景下出现的“古史辨”运动，完成了“化经为史”的关键转变。可是，“古音”研究的现代化是如何展开的？这一问题似乎被人遗忘了。其实，“古音”研究的现代化，也是在1923年发生了质变。1923年4月，汪荣宝在《国学季刊》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发了一场“古音学上的大辩论”。由此，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古音”难题找到破解之道，中国语言学研究正式踏上了现代化之路。我们或许可以参考顾颉刚对古史大讨论的命名，将这次“古音学上的大辩论”简称为“古音辨”。 

　　相较于“古史辨”，“古音辨”是一场爆发时间略早，规模较大，更国际化，也更明确追求“科学准绳”的讨论。奇怪的是，以往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对“古音辨”注意甚少，评价不高。实际上，它不仅初步攻克了“古音”这个传统学术的“堡垒”，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还涉及中国现代文史研究认识论突破及方法论建立等重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如此定位被人忽视的“古音辨”，是否有夸大之嫌？笔者认为“古音辨”由于两个原因被严重低估了。第一，音韵学史研究存在主观遮蔽。中国现代音韵学第一代研究者如魏建功、罗常培等人均认为“古音辨”对其影响较大，但此后的音韵学史却一笔带过。缘由或在于，章太炎虽在“古音辨”中被批评，但百年来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者学缘上却多与“章黄学派”有关。第二，学术史研究被学科边界遮蔽。打破学科边界，从中国学术整体现代化的视角看，“古音辨”虽然只是发生在音韵学领域，但如能将其与同年发生的“古史辨”与“科玄论战”进行贯通考察，其学术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会大大增强，影响就从一个学科领域扩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 

　　本文拟在梳理“古音辨”事实基础上，勾勒其与“古史辨”“科玄论战”的内在关联，阐发其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文史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影响，以期有益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古音：一个必然爆发辩论的领域 

　　自韩愈提出“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后，“读书必先识字”逐渐成为中国学者治学入门之径。如何“识字”？章太炎说得最明了：先“通音韵”、次“明训诂”、三“辨形体”。为何要先通音韵？“音”后为“字”，“字”后为“句”，“句”后为“文”，“文”后为“理”。正如戴震所言：“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也就是说，“读书必先识字”的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 

　　虽然“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从清代起就是读书人的常识，但是“音”并不好“知”。由于古人“同音相通”用字习惯、古今音变迁和方言众多等因素叠加，导致本是读书工具的音韵训诂，成了知识传播和学问研究的拦路虎。随着“新文化运动”次第深入，“字”及其背后的古典知识论体系问题，逐渐进入了“新文化”提倡者的视野。 

　　 “文学革命”大旗在1917年初树立后，就牵出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大问题。1917年4月，桐城派背景的方孝岳针对“文学革命”指出，“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学术，一面顺此日进之势，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陈独秀对此表示认可，并在“附言”中提出推行白话文学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简明通俗之文学，必然要求简单统一之文字。由此，“文学革命”导引出“文字革命”（按：此“文字”亦含有“文章”之意），“文字革命”又导引出“标准国语”的议题。一个月后，刘半农更明确地辨析了“文学与文字”，并在讨论“韵文改良”时提出“读音不能统一”问题。由此，文字问题进一步深入语音问题。刘半农之文获得了钱玄同的热烈回应，认为“造新韵一事，尤为当务之急”。“造新韵”，实质就是“统一音读”。统一音读正是制订“标准国语”的关键。如傅斯年所言，“音读一经统一，自有统一之国语发生”。但是“统一音读”，不仅涉及南北方言差异，还牵涉古音领域的难题。难题之一，就是“鱼”“虞”“模”等发音问题。钱玄同在1918年讨论注音字母时特别指出，《诗韵》中“‘鱼’‘虞’分二而‘虞’‘模’反合为一”等问题，“于音理极为乖谬”。这一观察，已经触及了几年后引发“古音辨”的“歌戈鱼虞模古读”问题。对于这些难题，钱玄同似因无力解决而焦急。对此，参与讨论的吴敬恒则比较乐观：“音声之学，亦与诸科学相类，积今日之人智而日昌”，“古音”诸学，“亦必有推求日密之观”。五年以后，在“科学地整理国故”运动中，“古音辨”与“古史辨”几乎同时爆发，“古音”与“古史”研究的“日密”之时到来。 

　　 1923年为何同时爆发了“古音辨”与“古史辨”？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分途而行。原本属于社会革命思想的部分，在“国耻”刺激下走向了革命社会的行动。原本属于学术革命思想的部分，在“科学”引领下走向了“整理国故”。为何要“整理国故”？这是“新文化运动”前进的内在要求：要“打倒旧文化”，必须“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要认识“旧文化”，必须用新观念、新方法去研究“旧文化”。民国时期，文史研究观念的“由旧入新”和学术机构的“无中生有”快速发展，现代文史研究的基础不断积累。《新潮》和《国故》在1919年引发的争论，进一步凸显了文化与学术的“新旧”对立。只不过，新学术认识的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随着北大国学门在1922年成立，具有现代专业素养又能分工合作的学术社群凝聚成功，“科学地整理国故”迎来了突破时刻。几个月内，“古音”和“古史”两个传统文化的“堡垒”都爆发了持续深刻的论战。“古音”和“古史”堡垒的攻破，意味着中国古典知识论体系的“破”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体系的“立”，实现了质变。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古音辨”/“古史辨”，是1916至1923年间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经过这样的递进发展，以现代实证研究范式为基础的“新学术”初步确立。“新学术”破除了意识禁区，更新了方法和工具，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成为“新文化”的坚实基础。“古史辨”历程已较为清晰，兹不赘述。本文主要聚焦到“古音辨”问题上。 

　　“古音辨”的爆发，要从《国学季刊》创刊号说起。1923年1月，《国学季刊》依托北大国学门正式创刊发行。“古音”和“古史”是《国学季刊》刊发文章的重点方向。创刊号8篇论文中，5篇属于历史学文章，3篇属于语言学文章。其中，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利用梵音研究中国古音，有很多重要发现，是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正是这篇文章，开启了“古音辨”的序幕。 

　　钢和泰选择将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中古音构拟的一些词汇与宋初来华高僧法天梵文汉译本的一些词汇进行比较，肯定了高本汉的古音构拟方法。他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伯希和、高本汉等欧洲汉学家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者应努力的方向是广泛搜求方言、周边国家汉字读音及外国文字译音等资料，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民族“原始语言”的方法，先把中国民族的“原始语言”推求出来，以寻出中国民族的元祖与印欧民族的元祖有无相同的字。他在文末还说了一段“极能挑拨”当时中国学人的话： 

　　我很盼望中国学者将来能注重这一类的古音材料，把这些古译音研究出来，……向来欧洲的学者已得了司马迁、法显、玄奘等人的极大帮助；如果中国学者能在这一方面再给他们一点帮助，他们更要感激了。 

　　为什么说这是“极能挑拨”当时中国学人的话呢？ 

　　首先，这段话激发了中国学人的爱国情怀。此时西方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等人运用语言比较等方法，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引领着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在国是日趋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学人痛苦地意识到，不仅自然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连“自己家产”的研究都远不如人，“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学人们以学术研究争取国家荣光的意识不断增强，强烈希望“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唯一可取的努力路径就是以新观念、新方法在西方汉学的选题方向进行研究，取得让其认可的成果。 

　　其次，这段话击中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痛点。语言文字是“国粹”核心内容之一，音韵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的强项。从顾炎武到章太炎，名家辈出，成果众多，影响很大。但是，建设“新文化”的时代任务让中国学人意识到，中国连“标准国语”都没有。国语不能统一的拦路虎，主要是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不够科学。 

　　最后，这段话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方法兴趣。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重在阐述高本汉等西方汉学家古音研究的方法与路径。这恰是中国学人的兴趣所在。此时一些中国学者兴起“方法论自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明确表示，“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不仅方言可以考古音，日本、朝鲜、安南等地语言也可以供中古音研究参考，钢和泰、高本汉等人“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是解决“古音学”许多难题的努力方向。这些提示，着眼点正在于方法论。 

　　基于上述因素，《国学季刊》特别重视语言学研究。该刊第1卷第2号就刊登了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该文以“科学”为武器，不仅直面传统音韵学的“堡垒”——古音问题，而且向顾炎武、章太炎等古今音韵学权威提出了直接挑战。 

　　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回应。有志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学人，虽然境遇不同，观点不同，但学术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科学地破解中国的“古音”难题，是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和“新文化”建设的关键一步。其枢纽，就是 “歌戈鱼虞模古读”问题。 

　　歌戈鱼虞模古读：一个古音学的枢纽问题 

　　《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为何能引发这场大辩论？应该说，既有文章自身的优点，也有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的时代因素。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实证研究范式确立的“风口”上，汪荣宝这位有一定影响又超然于学术界的研究者，以一篇“科学”导向的论文精准击中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的枢纽问题。 

　　 《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不仅明确指出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关键不足，而且在问题提出、论证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有现代科学气息。首先，他采用了中外比较的思路提出问题。第一，利用“语言学之公论”提出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人生最初之发声为阿（ɑ）；世界各国字母多以阿为建首；阿音为一切音之根本”，但是“中国古语竟无纯粹阿音之字，岂非大奇！”第二，指出中国传统音韵学的不足，进一步加强问题：“中国文字以形为主，无记音之符”，导致古今音的差别无法得到“确实之证明”，尤其是会出现已知韵摄同一，而不知当作何读的现象。汪荣宝借助语言学“公论”凸显这一现象的可疑，分析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不足并指出问题的重要性，开门见山地将这一重大问题展现出来，使之具备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基础。这种提出问题的思路与方式，不是传统的，而是与“科学地整理国故”中的“科学方法”一致。换言之，汪荣宝提出的问题及其提问方式，就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展现，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学术研究范式不同，发问方式自然也不同。因此，魏建功称之“成了一个大发明”。 

　　 其次，他采用中外比较的思路广泛搜求史料。他以唐末日本所采汉字而制的“假名”的汉音、晚唐阿拉伯商人翻译的中国音及马可·波罗翻译的中国音、六朝唐人翻译佛典对译梵音之义例、六朝唐人翻译外国人名地名等方面材料论证得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ɑ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ɑ音，不读u或ü音”的结论。汪荣宝广泛搜求国内外史料的做法在今日已经不足为奇，在当时却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这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和“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等研究国故的科学精神是契合的。魏建功说：“历来研究古音的人们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种语言的参考。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来考订古音，而大辩论从此开始。这个辩论结果如何，现在还不敢妄断，不过总可表示是古音学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异趣。” 

　　 最后，汪荣宝探索古音构拟的科学研究方法。魏建功所言“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异趣”，除史料搜求外，还包括对汪荣宝尝试古音构拟研究新途径的肯定。有研究者指出，汉语音韵学踏上现代语言学研究康庄大道“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由音类的研究转向音值的拟测”。清代音韵学颇为发达，但是只讲音类，不讲音值，因此也被认为是考古的音韵学，不是实用的音韵学。汪荣宝采取“从他国之记音文字中求其与中国古语有关者而取为旁证”的思路开展研究。具体路径是，“一则就外国古来传述之中国语而观其切音之如何，一则就中国古来音译之外国语而反求原语之发音”。他提出的“东西互证，有以明其必非偶合”“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言语之音有变而天籁终古不变，据不变者以考变者，其原始可知”等研究思路，实际上就是古音构拟的重要方法与路径。汪荣宝尝试古音构拟的思路很明显受到了高本汉、钢和泰等人的启发。但是，将方法和思路落实到具体的中国音韵学实证研究上，过去不仅中国学者没有，外国学者也很少。或许正是这一缘故，罗常培多次提到汪荣宝此文对他的影响。在他看来，汪荣宝此文“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如果说上述三点都是汪荣宝文章自身价值的话，那么该文能够引起广泛重视也与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的时代浪潮有关。魏建功与罗常培两位“古音辨”亲历者的论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音韵训诂本是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内核之一，在清代发展至传统研究范式的顶峰。自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后，经学研究衍生的音韵训诂，让学者们锐意进取，“成绩为诸学之冠”。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清代一流学者在此领域均取得显著成绩。到了清末民初，他们仍是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代表着音韵学研究的正统。不仅章太炎“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在乾嘉诸老开辟的道路上“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而且沈曾植、王国维等人也以他们为榜样。 

　　 在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导向和“科学地整理国故”任务面前，如何突破顾炎武、戴震等“古权威”和章太炎等“今权威”，建立以科学方法为导向的现代研究范式，成为中国文史研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也是能否“再造文明”的重要基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等研究虽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但对以音韵训诂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范式还未能造成根本冲击。现代学术研究的倡导者们对此也有所认识，所以在1921—1923年越来越清晰地将批判方向指向了古今权威。代表国学门同仁集体意见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整个清代学术进行了评估，判定“古学要沦亡了”，“三五个老辈”虽然还在支撑门面，但也不能挽回“旧式学者破产”。其中就包括了“新学术”提倡者对中国传统音韵学成绩相对较低的评估和对“权威”相对含蓄的否定。但是，这篇宣言仍然是思想大于内容，缺少足以击中乾嘉汉学传统范式不足的实质内容。不过，这种实质内容终于出现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和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两文中。 

　　直接批评音韵学古今权威是汪荣宝此文引发论战的重要原因。他选取的歌戈鱼虞模古读问题，是从顾炎武到章太炎、黄侃等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能特别凸显传统音韵学研究范式不足和现代实证研究范式优点的枢纽问题。汪荣宝不仅指出了问题，还进一步认为造成其不可解的原因是“权威束缚”： 

　　鱼虞模之读u音ü音，乃宋齐以后之变迁，观“新卢”宋时曰“新罗”，可以推见。此盖江左之音，非中原之旧。（今麻韵诸字，吴音亦多转o，即其类例。）而其同部之字犹有若干未改旧读，作韵书者乃取而杂入麻部以与歌戈相次；考古者见其音之不类也，于是毅然为之说曰……亭林倡之，江段以下诸君子和之，三百年以来，此说遂如金科玉律之不可动矣。由今考之，乃知古人——读“姑”如“家”……与亭林诸人所想象者正相反也。 

　　汪荣宝的批评，字不多，力道却不小。在科学研究的帮助下，发现了顾炎武等人以“想象”强行解释不可解的音韵学问题，后来学者不能或不敢挑战权威，导致一直没有发现古音的真相。这一发现，既是“新文化运动”和“科学地整理国故”提倡打破一切权威的实质性进展，也是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确立的大好机会。 

　　胡适对汪荣宝观点的及时呼应也助推了论战的爆发。胡适的呼应比较巧妙。他借为李汝珍《镜花缘》一书写“引论”的机会，通过肯定李汝珍的音韵学成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胡适认为，在“音韵学偏于考证古韵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类”的清代，李汝珍的音韵学研究有“特别长处”：（1）注重实用；（2）注重今音；（3）敢于变古。他又说：“要知道实用的音韵学本和考古的音韵学不同道，谁也不必骂谁。考古派尽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实用派自不能不特别今音的微细分别。”接着，他又引许桂林《音鉴后序》“顾宁人言古无麻韵，半自歌戈韵误入，半自鱼模韵误入”一句，写按语如下：“此说实不能成立，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荣宝先生所著长文，及钱玄同先生跋语。” 

　　这几句话可谓“一箭三雕”：表达了他的音韵学观点，支持了汪荣宝，引起更多人注意古音问题。《镜花缘》由汪原放、章希吕标点，于1923年5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彼时《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刚刚出版。这篇文章客观上对论辩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1923年7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音韵学专号”。在11篇论文中，8篇是音韵学方面的内容，多篇又与汪荣宝此文有关。其中，推动论辩进一步发展的是林语堂的《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一文。林语堂将讨论上升到现代文史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概念——“科学准绳”。 

　　“科学准绳”：一个学术研究者都应遵守的规则 

　　汪荣宝对《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甚为自信，称“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文末附录钱玄同的跋文，对汪文的方法、思路和部分结论予以充分肯定。钱玄同认为汪文“证据确凿，我极相信”，并进一步细化补充，重新解读《吕氏春秋·重言篇》中不可解的一段材料。钱玄同认为由某个时代人的文章中考得训诂声音的材料，只可认为是那个时代语言中所用的训诂声音，不可过分推论。他进一步总结了《广韵》中“鱼虞模歌戈麻”六韵的字从周代至现代的读音变迁。钱玄同是当时语言学领域公认的知名学者。他对汪文的肯定和引申，对论辩的发生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但汪荣宝很快就受到质疑和挑战。1923年7月，林语堂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发表《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认为：“所谓‘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的结论，例之以科学准绳，于引证上不敢谓已成定案（festgestellt），于发音上也不敢谓既详且尽。”林语堂只承认汪荣宝提出的讨论“是极好的一个发端”，但是结论并不完全站得住。他认为鱼部读“ɑ”音不能成立，但是歌部读“ɑ”音不仅成立，且还可以细分。 

　　对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而言，林语堂此文结论不重要，但提出的讨论思路和学术标准倾向却有可深究处。 

　　第一，他清晰地阐述了“科学准绳”的含义。在林语堂看来，学术结论能否站得住，是否经得起验证，是有客观、科学的标准的。他认为音韵学的“科学准绳”主要有三个含义：证据引用是否缜密规范，发音拟测是否准确详尽，是否符合“语言学公例与自然科学公例”。这个“科学准绳”是此后“古音辨”论辩参与者都努力探求并遵守的。 

　　第二，他分析了中西音韵学研究的差异。他认为“清代古音家有一大毛病，就是专讲分部，不问方音；专求规则，不注意例外”，段玉裁、钱大昕等人连顾炎武“方音”之说的价值都认识不到。西方学者对音韵训诂的重视不亚于中国人，而且方法上“条理缜密则过之”。 

　　第三，他指出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音韵学研究要被世界学术界承认，就需要认真改正“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的问题，积极吸纳西方学者的科学方法，才能取得“实在的进步及发明”，“把我们固有的古音学变成了西欧所承认的一种科学”。这也反映出，即使是在音韵学这样的领域，以西方学术为榜样、为竞争目标的观念也深入人心。 

　　林语堂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批判与汪荣宝、胡适一脉相承，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加精准。上述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音韵学研究的“科学准绳”。在“科学”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科学准绳”才是学术评判最权威的标尺。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来说，是认识论上的一大突破。但是也应注意到，不同学人对于“科学准绳”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需要在论辩中逐渐明晰含义，形成共识。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创刊。该刊由章太炎任社长，汪东任编辑。汪东字旭初，是章太炎的学生，也是汪荣宝之弟。该年10月和11月，《华国》月刊第2、3期重刊了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1924年1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5期发表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该文虽是写给汪东，实则是回应汪荣宝。章太炎认为汪荣宝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二。第一是“内典译音，自隋以上，皆略取相似，不求谐切”，玄奘之后“译音渐密，然亦尚有疏”，宋明人书“译金元音不能正确”，因此用梵音考据古音的方法不足为凭。第二是古今音变化甚大，以“今音证古”反证较多，由于日本学英语者“发声尚不能谐切”，故以日本古代吴音和汉音证中国音也不能准确，因此“于音理自有不可立异者”，研究古音不能强词夺理。另外，他还否定了钱玄同关于东郭牙“呿而不唫”的见解，认为“鱼模部音纯为闭口，此古今无异者也”。章太炎的批驳意见，一是着眼于研究材料选取问题，二是着眼于论证方法问题，三是着眼于发音。在他看来，汪文选取的材料不精确，“今音证古”的方法也不缜密，这都是因为汪荣宝“未探音理”。也就是说，汪荣宝、钱玄同二人的“科学研究”并不那么“科学”。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论证时运用了域外证据（“吾曾亲从印度学者受之，其阿字本有短长二韵”“西音有阿字长音，无阿字短音”）、“今音证古”方法（“六代正声”尚存于“吴越之域”），以及用口腔发音情形来讨论古音问题。 

　　 章太炎的回应不仅未能驳倒汪荣宝，反而引来了其他学者的批评。该文发表仅一个月，李思纯就在《学衡》上发文，高度评价汪荣宝此文“实为中国音韵学上一大翻案”“铁案如山，可谓纯美”。李思纯的理由是：“（一）本于世界人类发音之通则通例，故其结论真。（二）就古代译音以与原音对勘，故其证据确。”但是，李思纯认为汪荣宝对“世界人类原始发音多a”这一“基本律”没有很好的论证，他进一步“本于言语学之原理，更以全世界古今语音相对勘，征集此基本律之一切例证”，对基本律进行假设论证。如果说李思纯点出自己“实验发音学”的学术背景是希望从侧面突出科学性的话，那么他对“世界人类原始发音多a”这一“基本律”旁征博引世界语言学知识的论证，毫无疑问是“科学准绳”的产物。基于科学观念，他在文中多次批评“旧时音韵学家笃守前传师说”的缺点，甚至指出：“惟吾国音韵学家，恐尚不免有囿于成见，拘于师说，而对此一基本律加以怀疑者，苟其信心不深，则恐不能于汪君之主张虚心以听。”李思纯认为“基本律”一定是科学的，否定“基本律”就是否定科学。本来章太炎批评汪荣宝“未探音理”，却反被李思纯批评不懂“基本律”，又不虚心接受。 

　　 从“科学准绳”角度出发与章太炎进行直接辩论的还有林语堂和汪荣宝。林语堂曾在莱比锡大学接受了比较语言学的训练。在他看来，章太炎“歌”韵读“短a”的主张，“似乎平淡无奇，而由古音学方面观看，实是骇人听闻”。对于章太炎论证的理由，林语堂“深加以怀疑，以学理所关，不敢不陈述己见”。林语堂也从讨论《吕氏春秋》中东郭牙“呿而不唫”入手，指出“要得这句的真义，惟有实验法子；或者看自己镜中的影子，或者请一位朋友在远中说话给我们看”，就可知“莒”字是圆唇音，且发音时开口。对于章太炎认为梵文、日语等材料不可信的问题，林语堂认为如果“日译高译，梵译及安南音歌韵俱读a，证据相符，我们总不能不承认a音为歌韵正读，非出于传讹的了”。从这些材料可知，林语堂已有将实验引入“古音”研究的倾向，他对史料可信度的辩护则是对归纳法的认可。换言之，在林语堂的认识中，章太炎对汪荣宝、钱玄同之批驳，以“科学准绳”来判断，并不能成立。 

　　汪荣宝撰写《论阿字长短音答太炎》，对章太炎一文的论证和观点进行商榷。他认为章氏以“译音不正确”为由否定域外材料的主张是“武断之尤”，古今音异同现象“正可据以考见历代声韵流变之迹”。至于泰夬等部反证，他认为一切义法有原则者亦有例外，根据一两个例外否定原则是“尤蔽之蔽”。除了这种理论理解上的辩驳，他还采用统计的方法论证，指出译音“取之歌麻者什之六七，取之曷末药铎者什之二三，其取之泰夬者乃百之一耳”，另外他还引用“自然之声”（羊、鹅等叫声）论证“支之当近a”，所以“古歌支通用之例甚多”。 

　　对于章太炎的观点，并非全是批判者。徐震就认为汪荣宝的观点有两处可质疑。第一，“声音之变，不独随时代而殊，亦复因方域而异”，面对不整齐划一的声音，仅仅根据古人文辞进行论证，是不符合语言发展实际情况的。第二，“西人文字虽以声为主，亦决无经久不变之理”，西人古音读已不可证明，且“声音至于重译，势难毫厘不爽”，因此用域外语言材料进行论证，未必能“密合无间”。所以，他虽然承认“声音自然之理，由开口而变为合口，其理实不可易”，但从总体上倾向于否定汪荣宝的结论。从论证角度看，他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但列举证据并不充分，削弱了质疑力度。至于“原始之音，久经变化，尚论古音，似未可以斯为言也”等观点，实不足以动人。徐震是章太炎弟子，为师辩护也在情理之中。 

　　在辩论中，“科学准绳”并不仅仅用来批驳章太炎之文，而是适用于整个讨论。这种倾向在唐钺《歌戈鱼虞模古读的管见》一文中有清晰的体现。此文开篇就指出：汪氏所用的例证数量有限，但结论竟说“唐宋以上”“魏晋以上”，未免过于笼统含糊；就现在所能够利用的材料来看汪氏所用的方法——“从他国之记音文字中求其与中国古语有关者，而取为旁证”——适用的范围只能及于东汉以后，再严格地说，只能及于魏晋以后；因为东汉以上，这种可供旁证的材料太不充分，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唐钺从现代实证研究规范出发对汪荣宝之文进行审查，指出不够坚实的材料不能完全支撑其观点。对于汪荣宝的研究思路，他并不反对。因此他搜集了从汉末到唐末的材料，运用统计等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将歌戈韵读a的时段精确到汉末至唐末。对于章太炎和徐震文章的反驳证据，唐钺也尽可能地从科学角度进行审查，认为二人对汪荣宝等人观点的异议“理由都不充足”。比如针对章太炎“吾曾亲从印度学者受之，其阿字本有短长二韵”这个看来很有力量的证据，唐钺却指出印度人关于a的读音各地不一致：“章氏所从受学的印度的读音，也不过一种方音，不能以他概论古典的梵文。” 

　　检视辩论文章，“科学准绳”不仅是林语堂等现代学术研究者寻找材料、审查证据、开展论证的基础，也是章太炎等传统学术研究者试图遵守的规则。“科学准绳”不仅运用于审查汪荣宝等人的论文，也用于审查章太炎等人的反驳和质疑。 

　　经过这场辩论，以“科学准绳”为基础的现代音韵学研究范式基本确立，中国现代语言学得以成立并迅速发展。魏建功在《古音学上的大辩论》一文中说：“总结来讲：我们考证研究现在以前的声音，应该从今音中找实例，从古书里找假设，从他种语言内求旁证。简单的说，古音学的研究方法在以古今死活语言相印证，决不能忽略了历史上的事实，尤不可存了古今不变万音全赅的画方格填空白的观念，更不应有拒绝‘蛮言夷语’的参考。”这一论断虽然没有完全精确地概括出现代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范式特点，但大概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章太炎对于这次辩论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也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部分接受的过程。他在1929年给马宗霍《音学通论》题辞中说：“今之人固不欲求古训，浅者且取异域侏离之语以求古音，前者废弃以自荒，后者傅会以滋谬，学校虽以音韵列科，徒文具耳。”章太炎在《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后再未回应相关讨论，但从此文可知他对汪荣宝等人的研究方法仍以批评为主。 

　　到了1935年，章太炎态度有所改变。他在“音韵学丛书”序中说：“今之以声势拟仪者，诚不必确然无闲，要之得其近似，谓之假定则可矣。”这显示出章太炎对古音构拟的认识转变。这种转变既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对新事物的接纳，也体现了音韵学研究现代化的进展。此时，李方桂、林语堂等中国学者和高本汉等西方学者的论辩已经接近尾声。李方桂等人“大大深化了汪荣宝《古读考》中的提问”，为上古元音的构拟“提供了一个范本”，为此后汉语普通话“主元音的构拟奠定了基础”。 

　　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中的登场 

　　中国文史之学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是一代代学人继承发展的结果，是一个个领域现代观念与实践结合的产物。换言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史研究整体现代化的产物，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中国学术整体现代化的产物。在这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年份显得格外突出。1923年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哲学领域爆发了“科玄论战”（起于1923年2月），语言学领域爆发了“古音辨”（起于1923年4月），历史学领域爆发“古史辨”（起于1923年5月）。三场大论辩虽然主题不一，但在核心问题上都指向了现代学术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随着论辩的深入，不仅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实证研究范式显露雏形，唯物史观也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也就是说，“古音辨”“古史辨”“科玄论战”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登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连接四者的纽带是“科学”，而起点在“科学地整理国故”。“科学地整理国故”理念提出后，被很多人接受。可是，“科学”是什么呢？如何开展具体研究呢？很多人都不清楚。“科学研究”看起来巍峨高耸，中国学人难以得其门径而入。经过几年的积累，“古音辨”“古史辨”和“科玄论战”在同一年密集爆发，不仅提高了对“科学”的认知水平，提出了“科学准绳”，并将其简约为四个字——“拿证据来”！这四个字，今日只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彼时却是观念的革命，古今权威的打破，学术研究范式的更新，打开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大门的钥匙。 

　　 “科玄论战”的核心议题是“科学”适用性的问题。什么才是“科学”的？“科学”是万能的吗？“科学”适用的边界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既是“科学”地位确立必须回答的认识论问题，也是现代文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科玄论战”起于张君劢1923年2月关于“人生观”的一场演讲。他认为以演绎和归纳为方法的“科学”适用于研究客观世界，但是对于主观的、自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则无能为力。丁文江认为张君劢的观点危害颇大，率先驳论。在丁文江看来，“是非真伪”是人生观的标准，而求“是非真伪”只能用科学方法，因此“科学”适用于“人生观”问题。“科学的方法”就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单简明了的话来概括他。”随后，他进一步凝练了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突出了对“证据”的强调：“无论遇见什么论断，什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这一阐述可以说是当时学者对“科学方法”最清晰明了的一个概括，也是“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这4个字，也打通了“科学地整理国故”的“任督二脉”。一个月后，林语堂在“古音辨”讨论中，提出了“科学准绳”。其实质就是语言学领域的“拿证据来”！ 

　　 在丁文江提出“拿证据来”前1个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引发了“古史辨”。“古史辨”的核心议题是历史知识的真伪问题。论辩初步明确了古史研究的科学路径：目的是求真，标准是证据。胡适认为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核心在于“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种方法不仅重视证据，而且重视证据链，因此是“颠扑不破”的。对于刘掞黎“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论述，他认为“断之以证”没有问题，但是“情”与“理”含义模糊，可能还是“成见”，因此不符合“科学的史家的标准”。所谓“科学的史家的标准”至少要包括这三条：（1）现代史学研究的唯一目标是求真，只要是“去伪存真”，就不必担心“有害于人心”；（2）现代史学研究的唯一标准是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据可以破除“主观的意见”；（3）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认真审查证据，任何证据都要被“严格的评判”。不难发现，这与“科玄论战”中丁文江提出的“拿证据来”和“古音辨”中林语堂提出的“科学准绳”，含义基本一致且更清晰。 

　　以“科学”为纽带，以“拿证据来”为工具，“古音辨”“古史辨”“科玄论战”互为奥援，清晰展现了现代实证研究范式之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路径。从此，中国现代文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证研究的高速发展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一些勇于探索的学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意识到，“拿证据来”的实证研究在解决“是什么”层面，威力巨大，但是在解释“为什么”层面，力有不逮。尤其是需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全局上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线索，揭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变迁嬗替的深层动因”时，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足，成为唯物史观登上中国学术界的阶梯。 

　　对于以“拿证据来”为核心工具的实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或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认可和接受的。在三大论战还没有爆发的1923年1月，郑振铎就表示：“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年底，成仿吾又指出，“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素养最紧要的命脉，而且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有价值的国学研究要做到“取科学的方法为真切的研究”。1924年1月，郭沫若呼应了成仿吾的观点。他认为要先以“合乎科学的精神”之方法研究国学，“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什么会认可科学的实证研究？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逻辑思维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要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超越实证研究。在李大钊等人看来，以“证据”为基础的事实层面的“真实”，并不是全部的真实。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1923年底，李大钊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认识：“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观点近似。当胡适在1923年为亚东图书馆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大谈“科学准绳”时，同样撰写序言的陈独秀与之论争，明确指出“科学求真”有其使用限度，真正“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的是“唯物的历史观”。 

　　由此，一个新的学术认识论问题浮现：学术研究从事实层面推进到解释层面，“拿证据来”是否还能完全适用？也就是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学术认识论层面又向前走了一步：“拿证据来”研究的重心是“是什么”，对于“是什么”之后的“为什么”，该怎么办呢？ 

　　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给出的答案是：“求真”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求是”才是“求真”的归宿；求人类之“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不能脱离整体历史进程；能做到在“求真”基础上“求是”，能做到在物质世界和整体历史进程中回答“为什么”的理论是唯物史观；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明白“为什么”，最终还要确定“干什么”！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认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迅速投身到学术研究与现实斗争中去，并在之后的“社会史论战”中发展壮大。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认识论，“是什么”层面的探索才得以进入实践。郭沫若1930年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者学术自信的展现。 

　　1923年的“古音辨”“古史辨”与“科学论战”，基本确立了研究“是什么”层面的“科学准绳”——“拿证据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又将“科学研究”引领到“为什么”层面，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学术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此，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在“是什么”和“为什么”两个维度渐次展开。 

　　结语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开篇即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此语不仅阐述了学术思想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提示我们学术史研究要有整体意识。学术发展是一个整体过程，有其不能违背的内在机制。一是任何学术发展都是历史的产物，不会孤立出现，一定有其源与流。二是学科和领域之间是互通联系的，单个学科领域的突破一定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引发整体变革。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就符合这个内在机制。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质变，是“古音辨”与“古史辨”“科玄论战”一起完成的。三场论战爆发一百年后，中国学术界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使命凸显了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对学术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检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学科史繁荣而整体视角研究相对贫乏，二是个案研究众多而理论总结相对不足。毋庸置疑，解决这两个问题是高质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解决之道，在于保证学科史和个案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努力倡导从整体视角研究学术史。从整体视角研究学术史，关键在“两个打通”。 

　　一是要努力打通学科之间的隔膜。学科划分日趋细密，学科边界意识束缚了研究者，遮蔽了问题。研究者追求“专精”而忽略“横通”，注重个案而无视整体，遮蔽了很多重要问题。举例而言，提到1923年，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一定会立即想到“古史辨”，很少有人能想到“科玄论战”，更不会有人想到“古音辨”。如此，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为何在这一时期成长为史学大家。同样，一个中国音韵学史研究者一定知道1923年的“古音辨”，却很可能不会想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文学革命”。只有打通了学科之间的隔膜，我们才豁然意识到，1923年的中国学术界，在短短几个月内相继爆发了三场论战。三场论战在学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相通的，一起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质变，并为唯物史观的登场搭建了阶梯。 

　　二是要努力打破时段之间的隔膜。为了将研究落到实处，学术史研究者不得不划分时段。于是，不仅有了“古”“今”的区分，而且“古”“今”之下又被各种时间概念细分为一个个段落。学术史的个案研究由此繁荣，却忽视了对整体进程的准确把握和认识论、方法论的概括。学术发展是一个缓慢、不匀速的整体进程。学术史研究也应追求“通古今之变”。只有打破了时段之间的隔膜，才能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是在爆破了“古音”与“古史”这两个传统学术“堡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才能注意到1923年的三场论战是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递进发展的结果，才能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在1902年“新史学”“新小说”运动中已经播了种。 

　　只有努力打通学科之间的隔膜，打通时段之间的隔膜，学术史研究才能完成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立体”的逐级升华。这样的学术史研究能够让我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积累知识又能凝聚理论。如此，中国几千年学术发展之精华，将悉数转化为今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