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边际投资回报的逐步降低以及国际关系变动导致的出口市场的变化，中国以往所倚重的“高投资—高出口”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显得难以为继。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我国居民消费的绝对量一直在增加，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相对量却在减少。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GDP与我们相近的时期，也低于当下经济发展水平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此外，有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存在消费意愿低于消费能力的情况，表现为把一部分本可以用于消费支出的额度转化为储蓄。 

　　 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与西方消费者不同的情况。首先，中国居民并不会单纯因为银行存款利息率下降就减少储蓄或扩大消费，他们有着刚性储蓄的动机。其次，较高的储蓄目标导致其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中国居民在消费行为上，一方面很节俭，体现为较强的储蓄意愿，另一方面又在某些礼仪事件上很阔绰。而平常的节俭或储蓄常常是为了在礼仪性消费上显得体面。这种矛盾统一的消费心理导致中国居民的消费呈现出多个阶段性的消费高峰：中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是把消费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包括储蓄准备期和到期支付期。所以，要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不能简单照搬“永久收入假说”或“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如此，中国居民矛盾统一的消费心理还导致他们形成了“过度储蓄”的习惯。始终拥有一笔余钱，甚至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必需。 

　　现有消费研究的文献大多是从结构角度（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有效供给问题、流动性约束问题）分析中国的消费不振，同时把消费行为和劳动供给分开处理。但结构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受到文化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使得相同的结构因素对消费行为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需要得到文化的解释。同时，由于消费和劳动存在相互影响，对消费行为的分析要与对劳动供给的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居民既坚持节俭又追求体面的消费习惯，以及既节俭又勤劳的特质，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待揭示。文化的视角可以有效解释中国居民既节俭又阔绰以及“俭”“勤”有机结合的特征。 

　　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的消费构成了深度抑制。不过，学者们多是借鉴国外“习惯形成”或“习惯构成”（habit formation）范式，研究消费习惯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些学者认为，“习惯形成”解释了何以中国居民消费偏谨慎和保守，以至于平均消费倾向偏弱，以及何以进行预防性储蓄。而节俭的消费习惯的形成，与中国居民的几个阶段性“消费高峰”（储蓄目标）或“大额刚性支出”有着内在联系——人们会出于“大额刚性支出”的需要而抑制日常消费支出。此外，有学者指出，在住房等“受约束消费”（commitment consumption）具有刚性、不易调整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减少“不受约束消费”，从而导致储蓄率偏高。 

　　但鉴于学科技术性规范（建模）对概念内涵扩展的约束，相关学科就传统文化对消费行为影响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在分析消费行为时，不但有必要引入“习惯”或“习惯形成”的变量，而且也有必要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这个变量上的变量值差异及其根源。而要揭示其变量值差异以及差异的根源，就必须探讨传统文化的源流以及具体内容。正是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消费者才形成了不同的消费习惯。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消费经济学“习惯形成”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和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即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角度揭示中国消费密码——“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一、现代化中的劳动供给：从韦伯问题、坎贝尔问题到费孝通问题 

　　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资源的投入。它不但包括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投入（投资），而且包括劳动供给。不论是投资还是劳动供给，都不完全由客观因素决定（如是否具备足够的生产资源、是否具备足够的劳动力人口），而是受文化因素形塑（如是否愿意投资、是否愿意供给劳动）。就劳动因素来说，存在一个供给是否充足的问题。 

　　（一）韦伯问题 

　　 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为此，需要让现代经济主体（劳动者和企业家）分别在劳动供给和投资上具备与之匹配的经济态度。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条件是经济传统主义让位于现代经济态度。以计件工资为例，在受传统主义影响的劳动者那里，雇主提高单件工资并不会让雇工增加劳动时间来挣更多的钱，因为单件工资的提高可以让雇工在更短时间内赚到相同的钱。他们会减少劳动时间供给，因为对他们来说，相比赚更多钱，减少劳动时间而过闲适生活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什么条件让西方劳动者摆脱经济传统主义影响，从而增加劳动供给（“韦伯问题”）？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超越经济传统主义的条件来源于超越性宗教，新教伦理使劳动成为宗教性使命。这是一种把劳动或工作本身看作目的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为工作而工作的劳动态度。正是这种劳动态度，促进了劳动力的最大化供给，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韦伯的同辈学者桑巴特不同意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源于新教伦理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宫廷的奢侈消费需求。正是宫廷贵族的奢侈消费示范，导致越来越多新贵追逐奢侈品。消费端的奢侈消费需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和围绕奢侈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显然，桑巴特认为，对现代化的分析不能只从生产端入手，而必须从消费端入手。但是，奢侈消费是贵族的消费，它是一种“客户经济”（client economy），而客户经济存在规模限制。要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让客户经济转变成大众型市场经济，为此，需要一场大众消费需求的革命。那么，大众消费需求革命如何发生？桑巴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二）坎贝尔问题 

　　坎贝尔认为，在讨论如何超越经济传统主义时，韦伯忽略了消费的途径。近代消费革命是否也是一种克服劳动者经济传统主义的方式（“坎贝尔问题”）？换言之，除了新教伦理可以促进劳动供给，消费是否也是促进劳动供给的因素？坎贝尔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由于消费欲望的提高和需求的增加，劳动者选择更努力工作，以便增加收入，满足提高了的消费标准。坎贝尔指出，英国的消费革命起源于18世纪，体现为消费行为不再受制于传统节俭伦理，而是服从于浪漫伦理。这种新的消费伦理不但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需求市场扩大的文化条件，而且构成劳动者摆脱经济传统主义（如劳动供给不足）以及传统节俭习惯（它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文化动力。 

　　坎贝尔认为，要从消费变迁的角度分析工业革命，就必须对传统和现代的消费行为进行区分。在传统社会，由于物品短缺、经济增速慢，人们的消费欲望偏低。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不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且对社会构成威胁。现代消费者对待消费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的发展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新产品，基于对不断增加的产品的期待，人们认为试图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是不道德的。相反，不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不道德的。因此，人们有义务不断追求消费欲望的满足。 

　　在坎贝尔看来，现代经济是“没有限制”（without limits）的经济，这意味着消费者的欲望也必须与此对应。为此，消费者必须习得一种永不满足的心理状态。现代消费者角色的关键特征在于他或她在任何情境和任何时间都具有“要去要”（want to want）的义务。这种抽象的欲望形成能力并不植根于人天生的心理，而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他从1750—1850年发生在西欧的浪漫主义运动来解释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形成。浪漫主义通过自我概念的兴起导向消费主义。消费成为自我的表达，追求体验性、想象性和情感性。 

　　现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与新的自我形象相联系的欲望模式，有助于克服经济传统主义。如果说，现代生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那么，新教伦理显然不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先决条件；恰恰相反，它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对立面。在坎贝尔看来，促成消费主义精神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通过为新型欲望提供合法性和文化素材的方式，促成消费主义的发生。而浪漫主义在消费领域的体现，就是不断追求新奇消费品，从而导致产品更新换代频率的加快。 

　　在《浪漫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中，坎贝尔进一步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分析的加尔文教派大约只到1700年。它随后继续进化，朝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即更加强调情感。如果说，早期加尔文教强调现世的成功以便在来世被救赎，那么，晚期加尔文教更加强调优良的品味。优良的品味体现在美以及与善相联系的美上。因此，显示出优良品味也就是展现出善。于是，显示出优良品味成为一种时尚，新教徒开始追求时尚。其结果是，晚期加尔文教导致了消费主义精神，即自主的、自我陶醉或精神性享乐主义。这同早期加尔文教（新教伦理）所显示出的禁欲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让英格兰的消费者走向了体验型消费。其中，最核心的体验是创新产品带来的新奇性、对创新产品的憧憬以及随之而来的愉悦体验。由于新奇有时效，因此，这种体验消费往往是即时消费（如时尚），而不是滞后消费。消费市场的这种特征促使企业家不断追求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以迎合消费者追求新奇的浪漫主义精神。很显然，浪漫主义消费伦理驱动英格兰的劳动力供给，但并不鼓励劳动量的过度供给（劳动时间的过度延长），因为必要的闲暇时间是实施浪漫主义消费实践的条件。如果说，在西欧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工作时间被迫延长，那么，随着“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开展，工人有更多闲暇时间从事浪漫伦理支配下的消费。 

　　（三）费孝通问题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摆脱经济传统主义的问题。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所描述的“消遣经济”，从一个局部折射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经济传统主义。费孝通指出，种田的体力劳动是痛苦的。禄村有农田的农户更愿意通过雇工来免除自己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会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有部分下降。当然，虽然生活水平因雇工需要支付成本而有所降低，但也还算过得去，不然就不会雇工。因而，这些农户会牺牲部分生活水平以换取不劳动的闲暇生活。由此可见，有农田的农户宁可减少消费，从而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他们从物的享乐转变为时间的享乐。减少劳动和减少消费就产生了闲暇，这就是“消遣经济”。蕴含在费孝通《禄村农田》中的问题是，这种消遣经济在什么条件下会式微？什么条件会让中国居民减少休闲而扩大劳动供给（“费孝通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蕴含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上述劳动供给上的经济传统主义早已被克服。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农村劳动者投身于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农民工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们进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增加收入、摆脱贫困，以满足提升了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可以说，进城农民工告别了消遣经济。许多人甚至把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都用来从事加班工作，以进一步增加收入，满足自己或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包括未来的投资需求）。而这种加班现象不仅存在于农民工群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诸多其他职业群体。消费欲望的扩大，促进了劳动供给。 

　　但是，中国的劳动者存在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劳动量供给不同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指的是有劳动能力的潜在劳动者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劳动量供给，是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长或工作量，如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每周工作多少天、每年工作多少周。虽然劳动量供给受国家制度性规定的约束，但依然不乏超时劳动现象。日常生活中流行的“996”（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的说法，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坎贝尔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追求新奇产品的欲望和需求）可以解释以英格兰为首的西方劳动供给现象，却无法解释中国劳动者的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事实上，浪漫主义精神恰恰是与劳动量过度供给相矛盾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鼓励人们为了扩大的消费欲望去劳动（劳动力供给），但不会支持人们的劳动量过度供给（如果出现过度供给，多半是被外部因素强制的）。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人们如何能从事体现浪漫主义精神的体验性消费？中国劳动者的劳动量过度供给显然不能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来解释。对此，学者们已从结构角度作出分析，如劳资关系的调控性制度供给不足等。但除了结构性解释，也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作补充性解释。 

　　嵌入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消费者具有一些特征，如闲暇不足（表现为劳动量过度供给）和局部节俭有余（它与礼仪消费的相对高标准有关）。可以说，中国消费者的这些特征与坎贝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浪漫主义消费伦理会导致劳动力的正常供给，但通常不会鼓励劳动量过度供给，因为浪漫主义消费伦理需要特定的闲暇时间来保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消费伦理也不会导致节俭有余的现象。相反，节俭伦理恰恰是浪漫主义消费伦理所要克服的；而中国的局部节俭消费来源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传统主义经济态度或新教伦理的节俭生活都不一样。 

　　二、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下的消费与劳动供给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有待解决的问题是：除了结构因素，驱动中国劳动者劳动量过度供给的消费伦理究竟是什么？传统消费伦理如何导致劳动量过度供给和局部节俭有余并存的现象？  

　　（一）费孝通论江村村民消费的两面性 

　　与浪漫主义消费伦理驱动的西方劳动供给不同，中国的劳动供给有其独特的文化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消费者没有走向即时体验型、享受型消费，而是走向了滞后享受或为某些大型项目而做储蓄准备的消费。这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中国传统消费伦理。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总结村民的消费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在日常消费中秉持传统的节俭伦理，其核心要素在于避免浪费，如碗里的饭要吃干净，不可遗漏饭粒。但节俭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按照社会所建构的平均消费标准来进行消费。超过这个标准的消费，就是挥霍和浪费。人们把超过社会标准的消费资源节约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相应地，江村村民不会进行炫耀性消费，因为炫富不会给人带来好名声，反而可能遭到歹徒的绑架。另一方面，在礼仪消费方面则不可节俭，因为礼仪消费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遵从社会规范。费孝通认为：“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而礼仪消费的标准，也是社会建构的。 

　　费孝通所描述的江村村民在日常消费领域和礼仪消费领域分别奉行的节俭原则和体面原则，可以被概括为“儒家二元消费伦理”。费孝通虽然没有使用“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概念，但已经表达了与“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相对应的基本特征：在日常消费领域奉行节俭原则，在礼仪消费领域奉行体面原则。换言之，中国人分别在两个不同领域形成了两套不同的消费伦理：在日常生活领域，社会共享的消费伦理是节俭。而在礼仪领域，社会共享的消费伦理是体面。日常消费中的节俭伦理与短缺约束有关，而礼仪消费中的体面伦理则与礼或制度的激励有关。 

　　（二）农业文明下的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儒家社会何以形成这种二元消费标准？儒家伦理源于农业文明，可以说，儒家社会的二元消费标准源于农业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农业社会形成了礼仪消费的相对高标准，讲求体面、面子、排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节俭，但在礼仪消费中，则允许按照“奢侈”的原则来进行消费资源的投入。它是儒家价值（如孝顺）在家庭消费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农业社会资源短缺，人们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礼仪节庆的相对“高”标准消费。为此，就需要提早进行资源的积累和储蓄——在日常的消费生活中，尽可能节俭和节约，从而积累资源，为礼仪节庆的消费做物质资源的储备。由此可见，节俭恰恰是礼仪节庆的相对“高”消费标准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日常的节俭，就没有礼仪节庆消费的“奢侈”。一方面的“节俭”是为了另一方面的“奢侈”，在不同领域遵从不同的生存法则。日常领域的节俭和礼仪节庆领域的“奢侈”的组合，可以称为“两栖消费”。除了节俭，如果还存在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人们就会扩大劳动量供给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或资源。 

　　 在日常生活中节俭，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消费欲望形成了自我抑制力或约束力。在消费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让有限的消费资源尽可能使用更长时间，从而使消费资源短缺所造成的痛苦（如饥饿）减少，是农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就要尽可能延长单位消费资源的使用时间。相应地，单次消费资源的使用就必须节俭。这种理性选择被规范化，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价值观或伦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家，都秉持节俭原则。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论语·述而》）可以说，强调精神和道德生活、节制物质生活是整部《论语》的基调之一。而要习得节俭，需要人们在初期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严格的规训。例如，清中叶以后流行的儿童道德和行为规范训诫读物《弟子规》中，就提倡“节俭”消费规范：“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与之不同，与礼仪相连的“奢侈”，则意味着人们放松了对消费欲望的自我抑制，转而遵从儒家另一类型的伦理规范，如父慈子孝、敬畏神灵等礼的规范。所以，在这个领域，就不能沿用日常生活领域对欲望进行自我抑制的节俭做法。相反，要尽可能按照礼所规定的标准来进行消费，以彰显自己对儒家规范的认同。否则，就会显得对儒家规范有抵触。相对于日常消费来说，礼所规定的礼仪领域的消费标准，常常是“奢侈”的。 

　　尽管按照孔子的本意， “礼，与其奢，宁俭”（《论语·八佾》），但对礼的作用的一再强调，客观上蕴含了人们在实践中提高与礼相关的消费的可能性。文本中表达的礼往往导致实际中两种不同类型的遵礼行为：一种是避罚性的遵从礼。遵礼是为了避免因违背礼而遭社会惩罚（如谴责、排斥等）。另一种是竞争性的遵从礼。由于积极地遵从礼会带来社会奖赏（如声誉、机会），这可能导致人们拔高礼的标准，其中包括与礼相关的消费标准。由于儒家高度强调礼的作用，且遵从礼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回报，难免在实际生活中促使人们竞争性地遵从礼，并因此拔高礼以及与礼相关的消费标准。 

　　（三）消费的项目化和日常化的分化 

　　如前所述，儒家消费伦理的一个特征是在礼的遵从实践中“拔高”了礼仪消费的标准。这与儒家对礼的看重有关，而礼要具体化为礼仪。消费活动嵌入礼的程序、成为礼仪组成部分的过程，可以称为消费的礼仪化。与之相对，那些没有纳入礼仪程序的消费活动，则依然属于日常生活领域，服从资源约束逻辑。礼仪化消费也可以被看作从日常消费领域中分化出来的消费领域。由于礼仪消费的相对高标准，人们不得不为此提早进行准备，这就让礼仪消费带有“规划”的性质。而规划往往是项目的同义词：人们执行某种规划，其实就是在落实某种项目。这与日常消费明显不同。后者大多不需要规划，只要遵从习惯即可。 

　　在礼仪化的消费中，消费资源的使用要超越资源短缺约束。即使资源短缺，符合规范的礼仪消费标准不可降低。为此，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节俭，以省出资源，用于礼所规定的礼仪化消费（如婚礼、寿礼、丧礼、祭礼等）。可以说，嵌入在礼仪中的消费资源使用，是刚性消费。其刚性的根源，在于礼的严格和不可松懈。与之相比，日常消费则属于弹性消费。其消费的多寡，取决于消费资源的约束状况。如果消费资源约束性较强，人们就不得不节俭。 

　　在资源短缺的农业社会，我们不难理解日常消费中的节俭行为，但较难理解礼仪消费的“高”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儒家社会中的节俭不但源于古代农业社会的资源短缺，而且也与礼仪化消费的相对高标准有关。要解释儒家传统社会中消费伦理二元化，关键在于理解礼仪化消费的相对高标准。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如果礼仪化的消费标准较高，那么，在礼仪场合中满足这些“高”标准就势必挤占日常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这种情形，就是“消费挤占”。 

　　礼仪化消费标准不但相对较高，而且具有刚性，其刚性来源于礼在儒家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在儒家社会，礼被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在儒家看来，礼是每个家庭都要遵守的。礼打通了“家规”与“国法”，在家与国之间形成了一体化秩序。儒家之所以高度重视家庭生活中的礼，是因为儒家传统中的家国一体观念。所以，礼不是私人领域的事务，而是涉及国家治理和社会和谐。 

　　 礼之所以与治国理政相关联，是因为其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具有调节功能。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因此，必须用礼来对人进行教化。《礼记》写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由于礼是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为此，必须让人们依照礼来进行修养，培养德行。《礼记》有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 

　　在儒家看来，既然礼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领域就要遵从不同类型的礼。如果哪一个领域的礼得不到遵守，这个领域的社会秩序就会遭到破坏而崩溃。礼的教化作用虽然无形且不显著，但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如果人们顺从礼的教化，他们就能向善而远离罪恶。否则，社会秩序的维持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礼的规范决定了物质资源在消费生活中的配置。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表达礼的消费资源必须优先得到保障，而日常消费生活领域则需为礼的践行作出必要的让步，即节省或节俭。以婚礼为例。它是礼之本，所以在儒家传统中得到高度重视。《礼记》详细描述了婚礼的程序和细节。婚礼不但包括仪式，而且包括消费活动；婚宴作为消费，乃是婚礼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礼的仪式和符合礼标准的消费相结合，才算合乎礼的婚礼。《礼记》中写道：“昏礼……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礼记·昏义》）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婚礼除了仪式，还包括宴席等消费活动。除了作为“礼之本”的婚礼，儒家所看重的礼仪还包括冠礼、丧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等。它们均是体现儒家之礼的礼仪领域，其中，消费活动也构成践行礼的必要组成部分。以祭祀礼为例。《诗经》就描述了祭祀礼中的物质消费方面的内容（如稻米和羊肉的消费）：“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诗经·生民》）《尚书》也描述了周公视察洛邑期间的两次祭祀礼中分别用了牛、羊和猪：“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尚书·召诰》）在农业社会中，家畜是短缺而珍贵的肉类食品来源。家畜或肉类食品大多只能在礼仪场合使用。而祭礼仪式不可以没有家畜。既然礼仪消费标准如此之高，那么，人们在日常消费中只能减少相应的肉类消费。 

　　礼仪化消费的实质是，基于儒家的政治和人文情怀，赋予家庭在某些领域的消费以“礼”的意义。随后，这种儒家传统中的礼仪化消费被扩展为“人生意义赋予”消费机制。既然礼是伴随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节点而展开，就可以把礼仪中的消费看成赋予“人生关键节点”以意义（如成人礼、婚礼、寿礼、丧礼、祭祀礼等）。同样，各种节庆（如春节、元宵节等）也是人生中的重要节点，被赋予重要的人生意义，并构成日常“苦”日子的“盼头”，甚至有时还带有几分神圣的意味。这种日常消费的“节俭”与礼仪节庆消费的“奢侈”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从这种矛盾统一体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泛化的滞后享受的心理结构，即日常消费欲望的自我抑制与周期性消费欲望的充分满足之组合的心理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滞后享受的对象，也从前面所说的礼仪节庆消费，扩展到其他重要消费项目上。作为一种赋予人生重要节点的消费以“礼”的意义的礼仪化消费，逐步泛化为赋予所有重要消费项目以“重要人生意义”的消费。由于这些重要的消费（如住房）通常需要耗费相对较多的资源，因此需要提早为之进行规划和准备。 

　　于是，“人生意义赋予”从原来围绕礼仪化的“时间节点”展开，扩展到依据消费项目展开。例如，住房对于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也被归入“人生意义赋予”的机制中，构成被赋予重要人生意义的消费项目。有鉴于此，依据消费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消费区分为“高意义关联”的消费（项目化消费）和“低意义关联”的消费（日常化消费）。于是，不同的消费活动和事件，就在文化上形成了不同分类，而消费的物品成为无形文化分类的可视部分。 

　　儒家的二元消费伦理意味着资源匮乏对不同领域的消费的约束是不均衡的。因此，我们对消费行为的解释，不能仅仅依据物质资源的多寡。事实上，物质短缺的约束作用本身受到文化的调节。物质短缺可能限制总的消费水平，但不能决定物质资源在不同领域的分配逻辑。在总量物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如何把有限的物质资源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分配，服从于文化的逻辑。正是由于文化的调节作用，在物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礼仪化消费呈现出对物质短缺的反约束（“奢侈”、面子或排场）。作为其代价，物质短缺对其他领域的消费约束程度则相应提高了。可见，物质短缺对礼仪消费领域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约束，而对日常消费则体现出相对较高的约束。 

　　三、消费张力下的项目化消费、储蓄偏好与劳动量供给 

　　（一）项目化消费促进储蓄和劳动量供给 

　　儒家社会的这种二元消费伦理导致家庭消费分化为日常消费领域和礼仪消费领域。由于礼仪消费属于较大的消费事件或活动，需要提早规划和准备，也可以称为项目化消费。所谓项目化消费，指在儒家社会中，人们提早为未来要发生的消费目标制定规划并进行准备的消费。婚宴、寿礼、葬礼、祭礼等消费，均是儒家社会中家庭看重的项目化消费。不过，随着儒家消费伦理的演化，项目化消费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传统礼仪节庆消费项目，也包括其他重要消费项目（如建房或购房、子女教育等）。这些消费项目都在践行儒家伦理观。例如，建房或买房可以看作儒家注重家庭价值的消费实践。由于这些消费项目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但农业社会中的普通家庭通常无法在短期内凑齐这些资源，因此需要提早进行资源准备。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领域的节俭，构成项目化消费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依据人们为之准备时间的长短，可以把家庭消费项目区分成三种类型：长期项目、中期项目和短期项目。长期项目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资源准备的家庭消费规划，如建房、婚礼、寿礼、葬礼等。短期项目是只需花费较短时间进行资源准备的家庭消费规划。中期项目则居于二者之间。家庭项目化消费是物质消费生活和儒家伦理生活的结合。它是通过消费项目来践行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如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以及父母对子女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重视等。 

　　可以说，在具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家庭消费项目构成人生目标和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据儒家观点，人活着就是为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老有所养、死后安葬（善终）。这些伦理价值观会体现为一系列的家庭消费项目。以“成家”为例，成家就要找到合适的配偶，要缔结婚姻，其中，婚礼是成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仪式性消费项目。而住房是成家所不可缺少的物质空间，属于成家过程中的物质性消费项目。 

　　人们如何为家庭的项目化消费做资源的准备？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节俭，即节省存量资源（即经济学所说的“向内融资”）；另一种是增收，通过扩大劳动供给来实现。人们常说的“开源节流”，描述的就是这两种方式的组合。“开源”指的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增加收入，“节流”指的是节省资源的使用。在农业社会，“开源”往往是在种植农业之外，从事养殖、商贸或家庭手工业，这就意味着扩大劳动量供给。“节流”就是减少日常生活中的资源消耗量，从而省出资源。 

　　正是儒家注重项目化消费的传统，促成了中国人重储蓄的习惯。为了让这些消费项目得以实现，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往往要通过日常的节俭省出资源，并储备起来。而项目化消费的实现，既是延迟了的满足，也是对之前节俭生活的奖赏。 

　　 当代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延续。“矛盾统一”的消费心理结构，让中国居民形成了二元消费伦理——借助日常消费的节俭来实现项目化消费目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居民最看重的项目化消费是买房和子女教育。前者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传统注重“成家立业”的价值观，后者践行的是儒家文化传统中“望子成龙”的价值观。而这两个项目化消费，都需要较高成本。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许多中国居民沿用传统延续下来的节俭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奉行节俭原则，以省出资源，用于购房和子女教育。就住房来说，尽管购房者可以用向银行贷款、随后分期付款偿还贷款的方式来购买住房，但购房者需要支付首付。多数人要通过平常的节俭，并把省下的钱储蓄起来，才能攒够首付。而随后偿还贷款的压力也意味着日常消费中要“省着花”。就子女教育来说，考上大学，尤其名牌大学，是确保子女前程的一个途径。父母需要尽早为子女的教育做好规划，并连续不断地投入资源，以确保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 

　　 以住房为例。据测算，在2000—2015年间中国房价收入比介于5.9—7.8之间，均值为6.9。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国际公认的4—6的正常范围，高于2009年的英国（5.14）、2010年的美国（4.49）和2012年的日本（5.53）。其中，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81,超过发达国家主要城市9.4的水平。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或私有率也同样超过西方国家。早在2005年，中国城镇住宅私有率已达80.64%，高于美国的65.8%、加拿大的62.4%、日本的59.8%、中国香港的43.6%以及欧洲平均45%的水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达93.77%，其中，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91.30%，乡村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7.26%。同年，在拥有住房的居民家庭中，二套及以上的住房拥有比例达到20.50%。 

　　在超过西方国家房价收入比的条件下，中国城镇居民如何能拥有超过西方国家居民的住房自有率？答案比较复杂，包括父母在购房上给子女资助、公房购买和农村自建房成本相对较低等。但不论哪种情况，儒家二元消费伦理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很显然，如果离开了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城镇居民何以能在高房价收入比的情况下达到如此之高的住房自有率。 

　　除了日常消费中的节俭，中国居民落实项目化消费的另一个途径是增收。改革开放为城乡居民创造了新的增收机会结构。一方面，大量劳动者通过创业实现了致富目标，顺利推进了家庭的项目化消费，如购房、购车、让子女上名校读书、送子女出国留学等。另一方面，许多人通过增加劳动量供给来增加收入。如已获得满意工作，在企业要求加班的情况下，为保住工作，多数职员会参与加班（增加劳动量供给）。就一部分人来说，贷款买房等超前消费制造了还贷压力，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支付按揭，因此必须保住工作。在这里，项目化消费构成增量劳动供给的原因之一。 

　　（二）消费张力的化解之途 

　　从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引申出的问题是，既然传统中国早就形成了二元消费伦理，且当代中国有许多消费者延续了这一传统，那么，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有何区别？已有研究指出，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既包括社会结构，也包括文化。文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机会结构不同，儒家二元消费伦理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限定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适用范围。即使在古代社会，也有不受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的情况。例如，帝王、朝廷高官和各地的达官贵人并不存在资源短缺问题，可以按照相对连贯的“奢侈”逻辑来进行消费，无须以其他领域的“节俭”来满足特定领域的“奢侈”。但他们只占人口非常小的比例。我们所说的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主要作用于主流人口。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描述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消费时，区分了围绕饮食、住房、家具和服装上的奢侈消费和大众消费。只有富人或特权阶层可以一以贯之地实行奢侈消费，而普通大众则按照资源约束的逻辑来进行消费。 

　　当代中国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许多通过创业致富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在消费生活上克服了资源短缺的约束。他们可以按照一以贯之的“奢侈”逻辑进行消费。即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保持节俭，也并非出于资源短缺的约束，而是出于传统文化习惯。但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人群也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 

　　当代中国消费者的二元消费并非古代中国二元消费的简单延续，而是面临更强的消费张力。所谓消费张力，指礼仪或项目化消费的高标准与日常消费之节俭标准间的张力。在当代社会，消费张力变强的原因在于被赋予重要人生意义的家庭项目化消费标准不断动态提升，而人们的收入增速并未与之保持同步。 

　　在传统社会，项目化消费标准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即使有变，其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因此，为之进行提早准备，在日常消费生活中需要节省的资源量，是可计算、可明确预期的。人们可以依据满足项目化消费标准所需要的资源总量，把它分配到准备期的每一天，从而知道每一天所需要节省出来的资源量。但在当代社会，项目化消费的标准发生了动态变化。例如，随着属于项目化消费的城市住房价格不断提升，购房者为买房所准备的资源（如首付）总量也在提升，相应地，准备期的每个短周期所要节省出来的资源量也处于动态提升之中。这就导致动态提升的项目化消费标准与需要保持节俭的日常消费之间张力变强。 

　　如果人们不愿只是通过节俭来为其标准处于动态提升的项目化消费做准备，就必须增加收入，为此就要扩大劳动量供给。此外，由于消费张力变强，当代中国居民有更强的劳动量供给动机，因为这是增加收入（或至少是保住收入来源）、减少消费张力的一种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张力是扩大劳动量供给的一种动力机制。 

　　但是，要扩大劳动量供给以克服消费张力需要机会。在赚钱机会难觅、边际劳动量供给所带来的物质回报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未必愿意扩大劳动量供给，反而选择降低物质生活水平，而走向消遣经济。为什么在禄村，有田农户愿意降低生活水平来雇佣他人替代自己劳动，而江村的农户则尽可能增加劳动量供给，从事多种经营以增加物质和货币收入？原因就在于二者所面临的机会结构存在差异。 

　　对于禄村的村民来说，种植业以外的机会结构是缺乏的。种植业的投入产出比低，使得增量劳动量供给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很小。而增量劳动所带来的辛苦，却是边际收入不可抵消的。所以，与其自己投入农业劳动，不如雇佣他人来替代自己劳动。这种理性选择与当时的农业社会所提供的机会结构是对应的。 

　　 工业社会提供了比参与农业劳动带来更多物质回报的途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改变，让人们的生活机遇发生了变化。生活机遇的改变意味着，扩大劳动量的边际收入较高，如果不扩大劳动量供给，人们就会付出机会成本。江村农户之所以愿意在种田之外，扩大劳动量供给，是因为出现了不同于禄村的机会结构。江村所代表的近代江南农村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辐射范围，这为江村农户提供了桑蚕养殖等新的赚钱机会。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推动着人们更好地实现传统家庭消费项目，并更好地应对项目化消费标准的动态提高。尽管消费项目标准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张力的增强，但在有着更好机会结构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扩大劳动量供给，从而赚更多的钱来减轻消费张力。当然，人们依然会继续保持节俭，但边际劳动供给带来的收入，缓解了节俭行为所承担的重负（即需省出的资源量所造成的负担），从而减轻了消费张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居民只能在规定好的机会结构中生存和发展。当时城镇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与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有几分类似：人们准点下班，在完成了必要的家务劳动后，便参与闲暇活动。他们在制度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劳动量供给，但无法通过扩大劳动量供给来赚更多的钱，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这样的机会结构。反过来，如果人们违背制度规定，如从事长途贩运，就会被视为“投机倒把”来处理和惩罚。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获得了新的机会结构。例如，长途贩运得到了制度允许；创业开公司获得了合法性；职工“跳槽”的制度成本也大大下降。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不选择回报更高的工作，或不进行增量劳动供给，便有了机会成本。于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工厂就业，获得了比从事农业劳动更高的收入。城镇职工也通过创业做生意，或进入更好的行业或工种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同时，有一些人身兼多份职业，从多渠道扩大劳动量供给来增加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不但使得传统的家庭消费项目更容易实现，而且使家庭项目化消费标准动态提高。而项目化消费标准的提高，意味着节俭依然还有“用武之地”。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源于农业文明，为什么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没有因工业化而消失，反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人口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聚集，而人口的聚集必然导致城市中某些项目化消费成本的提高（如住房成本）。作为赶超型国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本来就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约束，而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导致一些劳动者群体的消费张力扩大。在这种情形下，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对许多中国人依然具有重要功能：它促使中国人既保持节俭、又扩大劳动量供给来克服消费张力。 

　　（三）消费张力与青年的回应 

　　不过，受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的大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消费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一代青年还奉行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吗？据观察，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在青年群体中的延续出现了分化。部分青年摆脱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而进入消费主义阵营。但也有众多青年依然秉承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与长辈相似，他们需要借助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来应对日益扩大的项目化消费和日常支出之间的消费张力。为了克服消费张力，他们一方面秉持节俭的消费伦理，另一方面采取扩大劳动量供给（兼职或加班）的方式。 

　　 还有一部分青年则以“躺平”的方式摆脱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在这里，“躺平”可以理解为“目标放弃”，即对项目化消费目标的放弃。这一部分青年的“躺平”与消费张力突破阈限有关（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只在项目化消费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够得着”的阈限内发挥作用）。当消费张力大到一定程度，依靠节俭和扩大劳动量供给都无法消除消费张力时（如一线城市的高价房，让青年人无论如何节俭和加班都买不起），他们可能暂时放弃或延迟实现项目化消费，或者选择到消费张力低的地方生活。可以说，在城市，尤其大城市，面对日益扩大的消费张力，部分青年试图绕开儒家二元消费伦理，通过生活方式转型来逃避消费张力扩大造成的压力。例如，一些青年延迟或拒绝结婚，避开“成家”所连带的项目化消费压力（买房、彩礼、子女教育等）。因此，他们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降低消费欲望，从而不但消解消费张力，减少生活压力，而且消除了扩大劳动量供给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部分青年的“躺平”并非个例。青年“躺平”在东亚早有先例。例如，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中描述了日本青年的低欲望状态，具体表现为不婚不育，以及放弃相应的项目化消费，如不买房，不买车，也没有子女教育支出的问题，在消费上呈现出低欲望或“草食化”特征。同时，他们从30岁就开始为养老存钱，这导致他们的即期消费支出减少。造成日本青年低欲望的一个原因，在于项目化消费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消费张力过大。这导致他们放弃了前辈所看重的项目化消费。 

　　但与日本青年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部分“躺平”青年甚至不为自己的养老存钱。在放弃了与婚育和自己的养老相关的项目化消费后，他们也就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摆脱了消费张力，从而得以放弃“滞后享受”的传统习惯，转而追求及时享受、及时行乐，不愿为长期性的项目化消费进行准备。 

　　当代中国部分青年的“躺平”是否意味着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不再对青年群体起作用了？这不可一概而论。就部分青年来说，这种“躺平”体现了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力的暂时中止。随着这些青年步入中年，他们可能会重新接纳某些项目化消费标准，并为之进行准备（包括储蓄和扩大劳动量供给）。更重要的是，部分青年在当下的“躺平”是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暂时性反应。随着经济在未来进入另外一个周期，尤其是项目化消费标准重新回到经过努力可以“够得着”的范围，原先选择“躺平”的一些青年就会重新振作起来。但不可否认，也的确有一些青年的“躺平”是基于其价值观的改变而对生活方式做出了异于传统的选择，永久性地“告别”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四、项目化消费标准动态提升的社会结构因素 

　　促使当代消费张力变强的社会结构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社会总流动率引致的身份彰显需求、项目化消费的制度捆绑与解绑以及数字示范效应与升级模仿。 

　　（一）身份彰显需求 

　　 当代项目性消费标准的动态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开放后社会总流动率提高所引致的身份认同的“重新洗牌”以及身份彰显需求。有学者认为，位于或接近于资源配置中心位置的群体属于“中心群体”，而处于这种中心外围或离之较远的群体属于“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引致的社会总流动率提高，原有的一些边缘群体的经济地位上升。为了获得主流群体对其社会地位的承认，他们通过把家庭消费项目标准提高到超越“中心群体”的标准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社会声望（社会承认）提升与经济地位提升不同步的问题。边缘群体在改革开放前期率先提高项目化消费标准，以消除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之间的不一致问题，从而建构自己的社会形象。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各个群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身份彰显、获取社会承认的需要。而身份彰显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住房、汽车、奢侈品、子女教育、婚礼档次等具有社会显示度的项目化消费标准。正是不同群体的身份彰显需求，导致家庭项目化消费标准处于动态提升中。 

　　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缺乏某种反向约束机制，项目化消费标准的动态提升有可能陷入失控状态。以农村为例，婚丧嫁娶的成本急剧上升，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农村项目化消费标准从失控转向合理化，最终还需要借助农村内生力量（即村民自治及村规民约）来落实。这意味着，只有形成新的身份认同机制，农村这种项目化消费标准的动态提升机制才会被解构。 

　　（二）制度捆绑与解绑 

　　某些项目化消费标准的动态提升与制度捆绑有关。以当代城市住房为例。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启动的住房体制改革，城镇住房成为家庭最大的项目化消费，住房开支由此被土地财政制度捆绑。受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居民不论房价多高都要买房，住房成为“大额刚性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土地财政制度”对住房的捆绑嵌入在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文化背景中，才得以顺利实施。而土地财政则成为住房这一项目化消费标准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持续上升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在国家施行“房住不炒”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后，房价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 

　　与制度捆绑不同，一些项目性消费标准的提升则与局部制度解绑有关。例如，尽管医改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大病医疗依然成为当下居民较大的家庭项目化消费。居民必须为此进行较长时间的预防性储蓄准备。由于医疗成本的局部性制度解绑，家庭不得不承担一部分责任。就大病治疗费用来说，患者自付的绝对额，也是一个沉重的家庭财务负担。制度解绑与制度捆绑一样，都通过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着百姓生活。 

　　（三）数字示范效应与升级模仿 

　　 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在家庭项目化消费标准的提升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詹姆斯·杜森贝里认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常常由习惯所支配。消费者偏好旧产品的习惯，会妨碍他们选择更好的新产品。仅仅让他们知道有更好的产品存在，并不足以让他们改变习惯。要改变习惯，需要借助他人的“示范效应”。对消费者而言，他人的消费示范不但让消费者得知何以他人使用的产品比自己的更高级（如汽车），而且让消费者得以对他人和自己的生活水准进行比较。示范者使用的更高级产品代表着更高级的生活水准，后者会给其带来更高的声望和地位。出于自尊和对声望以及地位的追求，消费者可能改变习惯，追求更高级的产品。随着数字技术革命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示范效应”从杜森贝里所说的邻里、同事或朋友之间的有限互动范围扩大到整个互联网。这种扩大到全网的示范效应，可以称为“数字示范效应”。它导致“升级模仿”（upscale emulation）现象。因此，当今社会，人们在消费生活上不再仅仅跟邻里、同事或朋友比较，而是借助网络直接跟网络红人（俗称“网红”）、明星或偶像比较。过去，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消费水平有多高。今天，借助互联网，他们的生活水平常常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并成为许多人的模仿对象。这意味着，数字示范效应在更大范围让众多的人以同步的方式拔高了某些项目化消费标准。　　

　　 结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内容，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影响下的劳动者的“勤”和“俭”的有机结合。一旦纳入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中国人的节俭传统可以通过高储蓄率为现代化进程提供金融资源或资金积累，而勤劳传统则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最大化的劳动供给。可见，除了结构因素，“勤”“俭”结合的文化传统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文化动力。这一文化动力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所立足其上的新教伦理及浪漫主义消费传统，也不同于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文化传统。 

　　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现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可见，研究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能只研究现代化中一般的结构转型，而且也必须研究传统文化如何形塑现代化。因此，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在结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的领域，不但需要借助文化视角来进行补充性解释，而且文化反思本身也有助于重新“发现”历史和现实。 

　　理解中国消费密码（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有助于为当下扩大消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政策调节思路。当下，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从结构的角度入手以外，也要顺应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客观现实来发挥政策的积极调节作用。既然居民有为了项目化消费而在日常消费采取节俭策略的习惯，那么消费政策要着眼于降低那些长期性项目化消费的成本，以降低对日常消费的挤占效应，从而增加消费的平滑性。例如，通过完善保障房体系而降低部分居民的购房压力，就可以释放出居民一部分即期消费能力。此外，完善医疗保障体制、降低居民的子女教育成本，会有同样的功效。 

　　同时，由于居民在日常消费上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可以把某些日常化消费转变为中、小型项目化消费。例如，日常的零散休闲活动可以转化为集中式的旅游活动。为此，需要落实和完善职工的带薪休假制度，同时，为了避开人流过于集中在“国庆黄金周”和“小长假”等几个旅游高峰期而降低旅游质量（它会阻止部分居民出游），或许可以在中小学的寒、暑假基础上，再分别增加一周春假和一周秋假，以促进更多的父母携带子女避峰出游消费。把日常消费进行项目化组装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如“风格化消费”）。它们均可构成“美好生活”的各种中、小型项目的组合。 

　　此外，青年的消费观念与长辈相比，已发生较大转变，他们更愿意投入资源进行即时体验性消费，因此，扩大即时消费可以从青年消费入手。而扩大青年消费的一个重要障碍，是青年收入不足和就业不足问题。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青年就业和增加收入。同时，针对青年的消费品供给，也需要符合青年的消费偏好和兴趣。 

　　当然，扩大消费是建立在可持续消费理念基础上的。如何让消费变得可持续，是另外一个宏大而重要的课题。 

　　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家庭消费上的体现。中国居民看重家庭，结婚生子后会更注重承担家庭责任，以培育子女、孝敬父母为己任。这与盛行个体主义文化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消费者明显不同。中国人因为看重礼仪性和家庭项目化消费，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往往会在日常消费中节省或节俭，以储备资源来履行其道德责任。同时，只要有更多赚钱机会，中国居民也会通过扩大劳动供给来增加收入。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与中国的家庭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联系。“家”不但构成儒家社会中家国一体秩序的伦理底色，形塑居民“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是中国居民消费密码的发源地。 

　　不过，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面的，既有积极的面向，也有消极的面向。在认识到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的同时，也必须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