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作为生命体的根本特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的内在根据，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的坚持与发展，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当代中国，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树立文化主体性成为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者，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最为有力地体现了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树立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旗帜，全面擘画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蓝图，无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都最为有力地体现了新时代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 

　　对文化主体性的强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不断发展，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重要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通过文化自信，建立强大的文化自我，树立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文化主体性对于捍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诸领域所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作用，准确把握到文化主体性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括为一个实践总体的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阐明了“第二个结合”之于树立文化主体性的决定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昭示了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图景，向世界示范了一种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的深刻把握，最为有力地体现了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即多样问题中的总问题、多层问题中的元问题，构成了该时代的主题。换言之，真正的时代课题，不能停留在对一般的经验层面问题的认识上，而应被理解为表征着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的主要现象和重大事件乃至理论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树立文化主体性成为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这是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相交织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 

　　 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的蓬勃兴起等，使得国际力量对比又一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文化格局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入调整期。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呈现下降态势，文化霸权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后发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强烈批判与挑战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与西方发展模式的日渐式微相伴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它们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历史演进中，面对愈发明显的世界文明多样性趋势、人类文明重构的历史契机，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必须尊重自身和他者的文化独立性，确立并巩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不断丰富世界文化，建设各自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 

　　 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推动文化兴盛从而树立文化主体性是基础性的要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既谱写出“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开创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在经历了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之后，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自身文明生机受到遏制和西方文化侵蚀的双重作用下，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生命力，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取精用弘的激活再造，才能实现新陈代谢意义上的生机畅达。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既是树立政治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文化主体性的确证过程。政治主体性的确立必然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文化主体性的确证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坚实根基。“第一个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实事求是的精神本身就深刻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重新挖掘中华民族文化“养分”的基础上，通过新文化的创造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血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走向“富起来”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深刻体现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中，也深刻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及其重要举措中。文化主体性作为支撑实践探索的精神力量，始终内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是以文明全面复兴为标志，文化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自觉树立起文化主体性，将蕴含在伟大实践中的文化主体性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自觉地挺立起来。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有了支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诸领域成就的统一自我。实现了文化主体性高度自觉的中华民族，必然会意气风发、昂扬向上、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信心百倍实现伟大复兴。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与使命，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对“为什么要树立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怎么样建立的”“什么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对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深刻认识，以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对文化繁荣与文明进步的不懈求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找到了树立文化主体性最为根本的途径。“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两个结合”中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最为有力的体现。 

　　 从主体性的维度审视文化，其前提在于将文化作为生命体来看待。相应之下，文明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动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化作为一个生命体，需要通过不断生长、新陈代谢，去粗取精、取精用弘，吸收其他文化的“养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壮大。因此，文化生命体本身的存续与发展必然是其发挥主体性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树立了建设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的旗帜，就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对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实现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成长、造就新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实践。这一文明实践本身就是发挥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程。因此，如果说树立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那么，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是行动的总纲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文化主体性高度自觉的旗帜，能够召唤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能够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以理论形态存在于文化生命体之外，而是要进入文化生命体内部并转化为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并发挥文化主体性的结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充实了其文化生命力，而且用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中国融入现代世界，实现了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结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古老文明之间是文化生命体的不同阶段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标识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展开和充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以及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正是通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示范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对相互说明、彼此支撑的概念，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两个核心主题，关于两者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二、树立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一切划时代的理论皆为时代需要的产物。正确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就在于其始终没有脱离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实践，准确地反映时代的主题，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结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由于深刻反映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即树立文化主体性，使之成为贯穿这一思想始终的主题，而擘画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进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对文化的基础性意义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大鲜明特色。这一重要思想不仅用“灵魂”来界定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得出绝不能抛弃或背叛自己的文化历史的重要结论，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使之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强调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阐明其具有的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既是一个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如何使中国从文化大国成为文化强国，如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重大时代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将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和原则的高度，指出唯此方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就是树立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强大的文化自我、树立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坚定的文化自我则为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强大的文化自我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既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思想发展的进程。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之中。就此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不仅是历史的、民族的，更是当代的、世界的。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就在于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问题有着自身演进的思想谱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体性问题首先体现为“中国文化意识”，继而演变为“文化自觉”“文明自觉”问题。进入新时代，这个问题被进一步概括为“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更多地是在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到了新时代则明确指向文化的主体性。究其实质，文化的主体性就是类的主体性，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只有在类的意义上才能成立，鲁滨逊式的个体生存不具有文明的意义。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却把“鲁滨逊漂流记”视为一个象征性的原型，成为由个体构成的所谓“现代文明”的象征。作为个体的人与自然的交换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群体的人只有通过劳动同自然进行交换，才能对于个体成为人具有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没有绝对的完全的“个人的主体性”，个人主体性是在类的主体性中才具备的。文化主体性指的就是集体的、共同体的主体性。 

　　 树立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果说“站起来”“富起来”分别指代政治独立、经济独立，那么“强起来”所对应的就是文化独立。纵观整个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有一大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了民族解放。可是，在这些政治独立的国家中，至今仍没有多少真正地获得了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最为重要的内容。如若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无法带来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前提就是不合格的；倘若经济无法独立，政治独立也是表面的而非实际的独立，因为它们仍然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更有甚者，一个国家在实现了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之后，文化上仍旧不能独立，依然遭受着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我，它取得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无论多大，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强大。如果没有文化主权、文化主体性，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都难以真正得以维持。 

　　 历史虚无主义、价值普世主义等错误思潮，就是试图通过消除文化主权来瓦解政治主权的典型。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其目的在于消解主体与历史文化的关联性，把“主体”视为前提而非历史实践的结果，因而用所谓的“事实”和“真相”否定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现实性和整全性。价值普世主义的实质不过是将西方价值普遍化，这种价值普遍化的过程，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创造前提，为资本主义张目而已。“普世”价值是对文化自我的瓦解。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普世主义的关键，是将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有机结合起来。文化自信是在历史自信中形成的，文化自信不是对文化价值的抽象自信，历史自信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历史自信就是对历史成就的自信，历史成就是对文化自信的证明，离开历史自信的文化自信只能是空泛无物的自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遗址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从真正能证明我们的久远历史中来。 

　　所谓历史自信，是主体对于民族、国家、政党历史所取得的奋斗成就、所形成的奋斗精神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自信，特指对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由此扩展到对中华文明历史的自信。换言之，这种历史自信是对于我们所取得的历史功业的自信。这种历史自信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成就历史功业的标准在于是否造福人民、是否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功业来自做正确的事情、做对历史负责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正确的事情意味着其背后有价值，不过这种价值的确立方式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实践、来自“实践的正确”。价值不是一种观念形态，不是一种理论真理，而是用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发生且相互促进的奇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功业。这一功业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正是这一历史功业让我们深刻自觉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体现的主体性，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同时它也是中华文明主体性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体现。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文化主体性概括为三层含义，即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三者叠加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 

　　在历史功业之上形成的坚定的文化自信，也成为巩固我们的历史成就的重要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性，用文化主体性来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功业。因此，树立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个文化主体性是我们精神独立的来源，是让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来源，是让我们能够继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保障。 

　　三、深刻认识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深刻认识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首先要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之间的关系作出准确把握。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时，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原理作了进一步概括和阐释：“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对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的强调，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即深化了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对于树立文化主体性重要意义的认识，首先表现为对于精神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其高度重视精神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带来中华民族精神独立的效果。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果是在实现物质繁荣的同时造成精神空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同时实现物质繁荣和精神充实。因此，对精神文明的强调，就是在物质文明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发展对于调节物质文明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揭示了现代化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 

　　一般而言，文化、精神文明都被理解为上层建筑的内容，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经济基础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反过来，生产关系既能推动生产力的变革，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为强调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文化或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的再生产作用，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保障经济基础发挥作用的力量。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是社会再生产、现实再生产、政治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树立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就建立在对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的认识上。按照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一个各领域分化发展的过程，现代社会是通过系统整合的社会。所谓系统整合，实质上就是经济整合社会或资本整合社会，这种通过资本抽象整合起来的社会，内部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分化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把经济仅仅视为经世济民的手段，并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领导来统合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根据。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关系，不能通过文化或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正确的价值观来稳定社会，而放任资本及其所代表的商品拜物教来统合社会，必然会出现一个分化的社会。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拓展和推进，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道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自觉，对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的政治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化或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有着某种基础性意义，发挥着将社会统合为一个实践总体的中介性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不再重要，而是强调文化的作用是让经济基础持续发挥作用的条件。文化建设不是代替经济建设，而是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需要进行进一步建设的领域。经济与文化之间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的实质就是用文化主体性来支撑起经济建设的主体性。 

　　树立文化主体性对于捍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诸领域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作为支撑，过去取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的成就将会由于缺乏强大的自我，而无法凝聚成一种统一的政治和历史效果。将会由于文化主体性的缺乏，而导致诸领域之间彼此冲突无法协调的结果，甚至也会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而反噬诸领域取得的成就。文化建设的核心主题就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就是用文化主体性来统合社会诸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经由文化建设建立起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统一的文化主体性，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支撑起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既要避免“文化决定论”，也要避免“经济决定论”。这样的决定论的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历来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关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问题，是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区别。新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实践。实践具有物质性，是可以改造世界的。文化能够将经济的、政治的实践链接起来，成为贯穿其间的因素，从根本上发挥改造人、改造世界的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强调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深刻说明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关键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文化建设，实际上发挥着统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诸领域建设的基础性或中介性的作用。文化建设使得“五位”真正成为“一体”，并使这个整体可以继续再生产下去。换言之，文化主体性具有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括为一个实践总体的重要意义。这正是树立文化主体性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深刻认识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还要进一步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于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性意义。“第二个结合”是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建设的主题。将文化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深刻认识文化主体性重要意义的结果。“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同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道路一气贯通；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把保持对中华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信心，把坚守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支撑。因此，“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二个结合”作为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实现的。大历史观是对“接续奋斗”的历史观的进一步深化运用，它把党史和中华文明一气打通，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立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根基之上，用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支撑起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新文明观则是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提出，使我们获得一种面对历史的内在视野，用文化生命体来支撑起文化主体性，理顺了过去对传统的否定与今天对文明的肯定之间的关系，区分出了基于文化生命体内在视野的内在批判与立足于文化生命体之外的外部否定，从而解决了反传统和弘扬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在文化生命体中的有机衔接，真正让文化主体性建立在深厚的中华文明“肌体”之上。 

　　树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示范性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总纲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综合创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起了当代中国最大的认同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史意义，它昭示了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示范了一条建设现代文明的道路。西方普世主义的现代文明就是没有主体性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示范性意义就在于，现代文明必须是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而所谓“普世”的现代文明是取消了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定是具有各自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所构筑的人类文明百花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