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不难发现,唐以前北方草原政权兴起和经营的核心区在阴山南北，而唐以后兴起和经营的重点区域则在蒙古高原的东缘及东北地区。学术界有关中原农耕王朝都城东移问题已有充分探讨，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的东移问题，则尚未见专题研究。毛汉光、黄永年较早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毛汉光在1979年发表的《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中指出，唐末五代“国家重心移至关东，契丹成为中国最具威胁的外患，河北成为国防重心，魏博地区乃是汴梁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此与隋唐之际首号外患来自正北，以长安为政治中心者以关中为国防重心的形势，已不复相同”。该文的讨论范围，尚仅限于唐末五代政局和政治空间的变化。黄永年于1982年发表的《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表述更为完整，他指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原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的威胁即所谓‘边患’，前期多来自北方、西方，后期则多来自东北方。其转折一般都认为开始于五代时契丹阿保机、德光父子的南侵”。但该文重点讨论唐代河北藩镇兴亡原因，故而未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陈寅恪“关陇集团”、毛汉光“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及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核心区、中间区和边缘区“三层分区”理论基础上，鲁西奇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分别予以阐释。他认为，秦汉时期的核心区是从关中转移向“三河”，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在关陇、河东与河洛，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在汴洛与河北，而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则从草原转移至燕地。但其观点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集团组合、财富与经济资源集聚而成的“核心区”。李鸿宾也指出，唐宋王朝转替之际，是中国王朝空间地缘布局呈现出燕山南北取代“关中—阴山”成为王朝重心的变化。不过，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原地区，而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和二者形成的地缘空间特征，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历代王朝“大一统”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则未作深入揭示。 

　　 托马斯·巴菲尔德是较早对唐以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衰落、东北地区游牧力量兴起进行阐述的海外学者。他认为，维持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完整性所需的资源，只有中原地区才能够提供。唐以后西北地区距离中原核心区过于遥远，辽河流域及东北地区紧邻华北平原，更有利于从农耕区获取生存资源。这一观点缺少精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一方面，游牧族群获取农耕资源的途径并不具有唯一性，也非中原核心区才能提供。汉唐时期游牧社会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农耕经营，而草原政权中心东移后，其政权性质已非单一行国体制。辽金时期对农耕资源的依赖已退居次要地位，农牧区南北整合和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已上升为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另一方面，巴菲尔德的观点也存在一个逻辑悖论。中原王朝政治中心是农耕资源富集区，但其外围防御也最为坚固，非和平状态下游牧政权从中原地区获取农耕资源的成本远高于远离农耕王朝政治中心的地区。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围绕阴山南北展开的争夺，以及宋辽时期在燕云地区的激烈对抗，均让双方付出了极大代价。尽管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通常是对彼此政治中心的争夺，但并不意味着一方的政治中心会随着另一方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如东汉、北魏都城都曾东迁洛阳，阴山南北作为游牧政权政治中心的地位却并未因此发生改变。 

　　此外，西方学术界习惯于将北方草原政权统称为“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但是唐以前的草原政权是游牧行国体制，而辽金时期农耕经济所占比重已远超游牧经济，政权性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然，单纯以“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来定性北方草原政权并不准确，且易导致陷入与农耕王朝“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因此，将唐以前的草原政权称为“游牧政权”，而将辽金西夏及元朝定性为“农牧复合政权”更为准确，也有助于澄清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厘清北方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移原因的基础上，分析农牧政权地缘格局转变与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演进的内在逻辑。 

　　阴山中心的衰落 

　　对游牧民族来说，游牧政权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广阔草场资源的支持。对于中原农耕王朝而言，同样需要依靠优质畜牧资源区维持马匹供应，以保障其在疆域内具备远距离的军事调度能力，从而巩固国家安全及稳固边防。农牧政权围绕阴山南北优质畜牧资源的争夺，导致汉唐时期该地区农牧业地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农耕区北推对畜牧业空间的挤压 

　　战国末年，匈奴将蒙古草原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单于王庭“直代、云中”，阴山南北成为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秦统一后曾短暂控制过阴山地区，但匈奴仍掌控河西走廊。秦二世时，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重新占据阴山南北。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收复“河南地”，在其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以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随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此后，河西走廊成为农耕王朝统治区域，游牧政权畜牧资源空间大幅缩减。 

　　 汉朝将阴山南北及河西走廊纳入管辖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农垦活动。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元狩四年，又将“七十二万五千口”关东贫民徙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汉武帝先后迁徙近百万人口至北部边疆戍边屯垦。至西汉末期，河套地区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这一人口规模已超匈奴人口总数。除移民开垦外，汉朝还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同时汉朝在西北地区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定襄郡开凿有“白渠”，朔方郡“东径沃野县故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银川平原灌溉面积达50万亩左右。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农垦经营直到东汉中后期才衰落，而河套平原、宁夏平原等农垦区则基本成为永久性农耕区，深刻改变了阴山南北农牧业地理格局。 

　　汉宣帝时，汉匈关系缓和。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款五原塞”；次年，呼韩邪单于来长安朝见汉宣帝，并自请“留居光禄塞下（五原郡北）”。然而，此时阴山南北地区聚集了众多农耕和游牧人口，其中不仅有自汉武帝以来被安置的匈奴“降侯”部众，还有大量中原移民在此定居生活。这种情况导致畜牧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缓解匈奴经济困难，甘露三年，宣帝令“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即位初，呼韩邪“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不过，这依然未能解决匈奴生存资源匮乏问题。永光元年（前43），匈奴呼韩邪所部“民众益盛”，游牧射猎困难，于是又北归漠北王庭。由此可见，农牧业地理格局的变化，已经对游牧族群生存构成严重挑战。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阴山南北畜牧业得到较大程度恢复。东汉初年南匈奴内附，汉朝“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后又诏命“听南单于入居云中”。东汉中后期，西北边塞守军不断内撤，大批匈奴、羌人、乌桓及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涌入陇右陕北一带。据谭其骧估计，内迁的游牧部族人口有百万之众。游牧人口的南迁并未使汉代农垦区全部恢复为牧区。农牧文化的交融，已使游牧民族充分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河西武威王秃发利鹿孤安国将军鍮勿仑曾说：“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他认为，行国体制难以确保政权稳固，主张“处晋民于城郭”，融合农牧文化方是长久立国之策。 

　　源出东北的拓跋鲜卑，在西迁到阴山南北后已经开始利用农耕，逐渐由游牧迁徙向农耕邑居转型。北魏立国后，道武帝拓跋珪就曾“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鼓励农耕经营；登国六年（391）九月，拓跋珪突袭五原直力鞮时曾“收其积谷”，说明匈奴铁弗部仍在五原地区进行农耕经营；登国九年春三月，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太元二十年（395）七月，“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均表明五原郡农垦规模依然相当可观。 

　　北魏迁都平城后，向平城周边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以充京师”；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拓跋珪给迁徙而来的农耕移民分配耕牛，“计口受田”，农耕经济得到快速恢复，阴山南北的农耕区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隋唐时期，农耕区再次大幅北扩。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隋炀帝时，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武则天时，郭元振屯田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娄师德屯田于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唐宪宗元和年间，河套地区屯田面积达8800余顷。唐代农耕区的北界在西汉基础上大幅往北推移，畜牧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二）农牧业经营及沙漠面积扩大 

　　两汉时期在西北地区高强度的农垦活动，使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东汉以后，边民内迁，导致阴山南北垦区废弃。这些荒废农田的表土受干旱气候和强烈风蚀的影响，遂成流沙。黄银洲等人通过野外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及运用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对鄂尔多斯高原 168 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秦汉遗址的密集分布区主要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 

　　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农耕人口内迁，农牧分界线大体与战国后期一致，次生灌木丛和草原又替代了栽培植物。生态环境改善，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赫连勃勃即因无定河上游“临广泽而带清流”而建都统万城。然而，畜牧业生存环境并未得到持续改善。据赵淑贞等人对北魏攻克大夏国都统万城时俘获的牲畜数量估算，今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每平方千米载畜量达125.5头（只），而1981年陕北经济区每平方千米130.0头（只）的载畜量已导致草场长期超载。艾冲也指出，毛乌素沙地初期成因是从唐贞观至天宝年间长期过度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所致。 

　　 北朝以后阴山南北土地沙漠化趋势并未因畜牧业恢复发生根本性逆转。北魏时期，毛乌素沙地已有风成沙丘，鄂尔多斯高原上呈现沙草并存的荒漠—荒漠草原景观，牧民和载畜量由北向南增多，东南缘最为集中。原朔方郡北部沙漠也在不断扩大，“南河、北河（当时黄河流经朔方郡治临戎县城北，分为南北两支）及安阳县（西汉置，属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南）以南，悉沙阜耳”，朔方郡北部至五原郡安阳县以南地区已经变成了沙丘，因此有“朔方郡北移沙七所”的说法。唐中后期，陕北榆林无定河上游“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自然景观早已不见。中唐诗人李益诗中有“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中晚唐文学家沈亚之《夏平》：“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晚唐诗人许裳也说“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至此，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及陕北榆林之间的毛乌素沙地已基本形成。 

　　北朝时期，库布齐沙漠也在不断扩张。位于今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中北部弱水下游的居延地区，在汉代是重要的农垦区，但到了公元 5—6 世纪时，古居延城以东的地区已经全部沙漠化。到唐末，库布齐沙漠分布范围已扩展至“西限黄河、北临黄河南支河道、东达今杭锦旗北部的毛布拉格孔兑沟之西侧、南缘在今杭锦旗巴彦乌素镇乌顶布拉村、门根村至摩仁河下游之北”，表明库布齐沙漠此时也已大致形成。 

　　综上所述，汉代以后阴山南北出现大量永久性农区，同时沙漠景观不断扩大，导致该地区优质草原牧场大幅减少。由于畜牧业生存空间减少和草地生产力下降，阴山南北已难以支撑强大游牧力量的兴起，游牧政权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必然。 

　　燕山中心的兴起 

　　唐末五代，契丹部落联盟在西辽河流域崛起，并向南掌控“燕云”地区。燕山南北成为辽朝经营发展的重点区域。此后，燕山南北取代阴山南北，成为农牧复合政权发展的地理枢纽。然而，汉唐时期燕山以北地区人口数量稀少，且气候严寒、植被茂密、开发程度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并非主要游牧政权经营的核心区域。源出东北地区的鲜卑、柔然等也都选择西迁至蒙古高原，并最终成为北方草原权力格局的主导者。那么，燕山南北是如何取代阴山南北成为北方草原政权核心区的？ 

　　（一）外部环境与契丹内部权力整合 

　　从契丹崛起的外部环境来看，自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前期基本实现了对包括契丹在内的北方草原族群的有效管辖。至8世纪中叶，回鹘汗国成为继突厥之后在草原地区兴起的又一个游牧政权，其政治中心也迁至漠北草原，契丹部族在唐与回鹘之间摇摆不定。唐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攻破回鹘牙帐城，回鹘政权灭亡，其部众大部分西迁至河西走廊及天山南北。回鹘政权的灭亡，是草原地区权力格局演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回鹘灭亡到耶律阿保机称帝，草原地区经历了76年的权力“真空”期，这为契丹部族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与此同时，唐朝也已陷入藩镇割据的权力纷争局面，无暇顾及草原地区。这一时期“阴山—关中”轴心所对应的农耕王朝和游牧政权的双双衰落，为地处燕山北部契丹的凝聚壮大提供了长期宽松的外部环境。神册元年（916）契丹立国之时，中原农耕区仍处在五代十国乱局中。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灭亡，中原农耕区才基本完成整合。从公元840年到979年，共计139年，中原农耕王朝的权力纷争，也为契丹部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这139年间，契丹部族联盟充分利用宽松的外部环境，积极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吸收农耕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为其社会进步和政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10世纪初，契丹联盟逐渐成为主导草原地区政治格局的核心力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落联盟与集权体制的矛盾成为制约契丹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遥辇氏后期，耶律阿保机通过多次平定内部叛乱，成功解决可汗与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权力纷争，为契丹部族体制向皇权体制转变清除了障碍。契丹立国后，耶律阿保机及其继任者，借鉴中原王朝的集权制度，并结合游牧民族的实际情况，持续推动以皇权体制为核心的农牧复合体政权建设。 

　　辽朝的农牧复合体制也为农牧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皇权作为最高权力中心，能够统一调配国家的资源和力量，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种集权体制不仅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使得各项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同时，集权体制的建立也促进了契丹社会的文化繁荣和国家认同。北方各民族得以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观念，进而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农牧复合体制下，辽朝得以充分吸收农牧文化的优势。农牧文化的互补共进，使契丹政权能够包容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北宋完成对中原的整合时，辽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之长期对抗的农牧复合制国家。辽朝的农牧复合体制，也为后来北方草原政权国家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借鉴和发展思路，改变了以往游牧政权松散的部族体制。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成为辽以后农牧王朝的基本政治体制。 

　　（二）农牧交融与契丹崛起 

　　辽朝能够实现从部落体制向集权体制的转型，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稳步推动农耕经济的发展，确立了农牧并重的思想，持续推动农牧文化的交融。契丹部族与中原社会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对农耕的认识和接纳度要远高于其他游牧民族。早在北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契丹及其周边族群就开始与农耕社会不断接触。北魏太和三年（479），契丹首领“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北魏孝文帝时，契丹发生饥荒，“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除契丹外，此时东北地区还生活着库莫奚、乌洛侯、失韦（室韦）、豆莫娄、勿吉、地豆于等众多渔猎族群。 

　　乌洛侯生活在大兴安岭迆东，“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乌洛侯东边又有失韦，“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再往东则是豆莫娄，“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地宜五谷”；豆莫娄之东又有勿吉，“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以上生活在蒙古高原以东、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东区域内的众多族群，其经济结构中都包含农耕成分，但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 

　　隋唐时期，地豆于被东迁的霫所取代。室韦则向南发展占据了乌洛侯所在地区，并与契丹相接。豆莫娄、勿吉的生活区域则被靺鞨所占领。室韦，“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奚人，“稼多穄，已获，窖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黑水靺鞨，“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唐代渤海靺鞨农耕化程度很高，全盛时期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有“编户十余万”。唐代东北冶铁业也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位城之铁”在当时最负盛名。唐代忽汗城遗址出土的铁铧，其形制长31厘米，上口宽27.5厘米，厚0.8厘米，高5.9厘米，重8.6斤，尖部锋利，表明当时农具制造水平已相当发达。 

　　唐朝对契丹诸部的管辖，主要包括部落羁縻州和入内侨置羁縻州两种形式。唐太宗时有契丹内稽部、松漠部、乙失革（活）部、曲据部等降附部落归营州都督府管辖；纥便部、达稽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等八部归松漠都督府管辖。唐朝的羁縻统治，推动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内附的契丹部落贵族甚至演变为官僚地主。同时，契丹社会对唐朝国家治理体系也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 

　　唐末五代，耶律阿保机祖父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到耶律阿保机伯父耶律释鲁时，“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契丹实力不断增强。为躲避战乱，大量中原农耕人口此时也向北进入草原地区，他们为西辽河流域及东北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中原迁徙而来的冶铁、筑城工匠及仕人群体等，也为契丹崛起注入强大动力。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联盟可汗，逐步吞并了周围的奚、室韦等族群。在契丹崛起过程中，耶律阿保机大量吸纳因战乱北逃的中原农耕人口。唐末五代，“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耶律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耶律阿保机收纳北逃农耕人口，为其发展农耕提供了现实基础。公元915年，耶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请求“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得到契丹其他部族准许。通过“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耶律阿保机稳定了所管辖地区的农耕人口，这些举措使耶律阿保机部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他能够在契丹内部权力斗争中反败为胜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契丹立国后，逐步统一了东北诸部并向南拓展势力。神册六年十一月，耶律阿保机“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同年十二月，迁晋新州防御使王郁降众“于潢水之南”，“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天赞三年（924）夏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天赞三年七月至天显元年（926）正月，耶律阿保机率军攻破忽汗城，并将其人口大量迁居辽东、中京、上京等地置县安置。据统计，仅上京临潢府因安置中原、粟末靺鞨人口所设置的州县就达25个之多。太宗会同元年（938），又因援立石敬瑭而得“燕云十六州”，农耕区进一步扩大。 

　　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已经全面接受了农耕文化，契丹内部也有部分部众转牧为耕。会同二年，太宗“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会同三年又“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石烈是契丹游牧部落基层组织，太宗屡次赐予其土地以事农耕，表明辽朝统治者也支持转牧为耕。 

　　契丹在大量安置农业人口的同时，已经具备建立固定都城的条件。神册元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称帝之后便开始营建都城；神册三年二月，“城皇都”；同年五月，耶律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神册四年，修辽阳故城，并“以汉民、渤海户实之”；天显元年，“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天显三年十二月，又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升东平郡为南京（后改为东京）”；统和二十五年（1007），以奚王牙帐故地，“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有辽一代，“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大量城郭的兴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契丹的游牧行国体制，也使其比以往的游牧政权更具实力。 

　　实际上，辽朝凝聚的农耕人口已经远超契丹部族的人口规模。农耕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社会治理思想、儒释道文化、语言、艺术、先进技术等全面融入草原社会。经过长期的农牧交融和各民族的共同开发，燕山南北已经具备了农牧复合政权崛起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基础，游牧行国体制转向了农牧复合体制。蒙古高原东缘及以东地区，取代阴山南北，成为北方草原政权兴起和发展的核心区域。 

　　“阴山—关中”地缘特征及南北整合的困境 

　　汉唐时期，游牧政权与农耕王朝并立共存，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以“阴山—关中”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在这一地缘格局下，双方为实现南北整合、互动交融的历史进程，构成汉唐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轨迹中的重要线索。 

　　（一）“阴山—关中”地缘特征及演变 

　　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地缘格局总体呈现出以“阴山—关中”为轴心的特征。不过，这一地缘格局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逻辑内涵并不相同。 

　　 秦汉时期，“阴山—关中”农牧政权地缘格局的形成，是资源富集区在地域上自然耦合的结果。这一时期，阴山南北拥有丰富的畜牧资源，同时其位于蒙古高原中南部的地理位置，为该地区掌控蒙古高原东西两翼及河西走廊提供了地缘优势。战国末年，匈奴将蒙古高原“诸引弓之民”合并一家后，确立阴山南北为其政权的政治中心，汉唐时期游牧政权以阴山为政治中心的格局也随之形成。同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是农耕资源富集区，关中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西汉中期，都城长安“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朝廷“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此外，关中地区还有山河之险作为保障都城安全的天然屏障。长安成为秦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具有必然性。因此，秦汉时期农牧政权“阴山—关中”地缘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农牧社会资源富集区在地域上耦合而成的结果。 

　　东汉以后，“阴山—关中”地缘格局存续的逻辑内涵发生显著变化。关中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已难以满足都城的物资供给需求，而河北平原逐渐成为国家倚重的核心经济区。如光武帝刘秀曾说，冀州是“天下之重资也”；东汉末年，冀州“民人殷盛，兵粮尤足”，“冀州户口最多……国家征求之府”；《晋书·地理志》引《春秋元命包》云：冀州“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北魏时，“国之资储，唯藉河北”。 

　　 隋初，关中地区更加难以保障京师大兴城的粮食需求。开皇三年，诏令伊、洛、郑、怀、汴等关东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同时规定，“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此后，“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为缓解粮食运输困难，朝廷还下令疏通漕运，“东发潼关，西引渭水”，以通漕渠。尽管朝廷采取了大规模的物资调配以及“免征戍”“开漕渠”等措施，仍然未能彻底解决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问题。开皇五年，因关中连年大旱，朝廷“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开皇十四年，关中再次发生旱灾，“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随着黄河下游成为中原农耕区的经济重心，东汉、北魏相继定都或迁都洛阳，隋朝则在大兴城之外又营建东都洛阳城。 

　　然而，东汉以后阴山南北作为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其资源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意味着游牧政权对农耕政权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未解除。农耕政权都城一旦东移，就难以确保西北边疆防御安全和畜牧资源的稳定供应。东汉、北魏迁都洛阳后，维持西北地区行政管辖的财政负担不断增加，导致朝廷逐步失去对西北地区的掌控。古代中国，农耕是国家经济的主体，而政治经济中心的位置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西分离，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仍然能够继续作为农耕王朝的政治中心，无疑是隋唐王朝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时，维持农牧政权“阴山—关中”地缘格局的内在逻辑，已从资源互补层面转化为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 

　　唐中期以后，蒙古高原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阴山南北已无法满足游牧政权资源的供给，失去了作为游牧政权政治中心的地位。回鹘在漠北草原崛起，游牧政权中心转向漠北草原，标志着北方草原地区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随着回鹘迁往漠北以及阴山南北生态环境的恶化，“阴山—关中”地缘格局得以成立的安全需求和资源基础已不复存在，农耕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成为必然。 

　　（二）汉唐农牧政权南北整合的困境 

　　从农牧政权互动交融的视角来看，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均有整合南北的强烈意愿。然而，在以“阴山—关中”为轴心的地缘格局下，农牧区的整合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政治方面，汉唐时期农牧政权的政治制度，对于南北整合均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对于中原农耕王朝而言，要实现农牧区整合，在国家治理中就需要兼顾游牧区的特殊性。为了实现对农牧区的有效管辖，中原农耕王朝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持续推动“和亲”政策和藩属体制的构建，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不断接纳归附的游牧部众，并给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如元狩二年，浑邪王率众4万余人附汉，汉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五属国”。所谓“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取故君长以为君长”，即按照匈奴习俗安置归附匈奴部众。对于游牧政权而言，其生计方式以游牧经济为主，游牧行国的制度体系也不具备管辖农耕区的治理经验。 

　　在地缘空间方面，汉唐时期农牧政权中心的地理位置，难以实现超远距离的跨区域治理。对游牧政权而言，阴山以南至关中地区山河险固，要突破农耕王朝防御体系绝非易事。如汉初承秦末大乱之后，国力羸弱，但匈奴“控弦三十万”也未能突破至汉朝的政治中心。两汉魏晋时期，南下的游牧族群基本是以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方式融入农耕社会的。 

　　北方民族政权中，为农牧区南北整合作出了重要探索的是拓跋鲜卑。4世纪后期，拓跋鲜卑以“漠南晋北”作为政治中心逐渐崛起。天兴元年七月，北魏定都平城，随后统一北方。然而，以平城为政治中心来整合南北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一方面，平城在军事安全方面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平城位于与北方游牧力量对抗的前沿地带，且周围并无“山川包络”，不利于防御。另一方面，平城周边“自然富源”较差，又无广阔农耕区作为腹地。北魏时期，西北草原地带已经出现明显的生态退化，而平城向南又多山区，缺乏大面积核心农业区作为支撑。蒙古高原西部沙漠化，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制约畜牧业发展。由于平城以南缺少大面积的核心农业区，其粮食供应面临巨大压力，都城所需物资供给也就缺乏有力保障。 

　　 从北魏政权建设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早期“离散部落”，还是后来由游牧行国向农耕邑居转型，北魏所奉行的是一条持续走向农耕化、华夏化的道路。正如侯旭东所论，北魏立国后对于境内其他游牧民族的统治策略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相机逐步推行“离散部落”，将部民编户化；二是沿用魏晋十六国旧制，在游牧民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创立镇戍制，驻军设官加以镇抚，同时保留游牧社会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北魏入主中原后，逐渐转向农耕化，特别是孝文帝推行了全面的汉化改革。松下宪一也认为，以鲜卑贵族为中心的草原体制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华夏传统体制转变，是北魏前期百年历史的基本走向。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十六年进行的官爵制和祭祀制改革，都是为了将草原体制改造成符合中原传统的华夏体制。为了推进汉化改革，北魏政治中心也由长城地带的平城迁移至中原地区的洛阳。迁都洛阳后，新兴的柔然不断冲击北魏北方的防御体系，这使得北魏和其他中原农耕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应对游牧族群南下的难题。正光四年（523）“六镇起义”爆发，北魏逐渐失去对草原地区的控制。 

　　对于农耕王朝来说，草原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过于遥远，管辖成本过高，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汉唐王朝为了解决边地物资供应，在阴山南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和农垦活动。然而，阴山南北生态基础脆弱，且多山区，资源供给难以支持远距离的行政管辖。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汉中期以后采取更为柔性的羁縻政策，以“欲朝者不距（拒），不欲者不强”的原则，构建了以朝觐、质子、封贡、和亲、援助等为主要内容的朝觐羁縻体系。唐朝前期在汉代经验基础上，对北方草原地区采取羁縻府州和都护统治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基本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有效统辖。唐朝中后期，羁縻统治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唐朝对北方草原地区的有效管辖也仅维持了半个世纪。 

　　四 

　　“燕山—中原”地缘特征及南北整合的完成 

　　唐末五代，农牧政权的政治中心都完成了西东转换，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以“燕山—中原”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辽金以后，燕山南北的优势不断凸显，并终结了农耕王朝的中原中心，农牧政权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上趋向一致，并逐渐完成了农牧区南北整合。 

　　（一）“燕山—中原”地缘特征及内涵 

　　唐末五代，关中地区失去了中原王朝传统政治中心的地位，洛阳、开封一带的中原地区成为农耕政权的政治中心。北宋完成对农耕区的重新整合后，始终未能恢复对燕云地区的控制。契丹政权虽有效统辖燕云地区，但也未能突破北宋的边防体系。辽宋双方因此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以“燕山—中原”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也随之形成。尽管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在地理上依然呈现出南北并立的格局，但是游牧政权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认同等方面与唐以前相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经济基础来看，辽朝统治区域内农耕人口规模已占据主导地位，既有以畜牧、畋渔为生的契丹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从事耕种、桑麻纺织、宫室建造和城郭而居的汉人。建立在农牧兼容经济基础上的辽朝，农耕资源自我供给能力大大加强，对中原地区物资依赖降低，较以往的游牧政权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辽朝以后的金、元、清等朝代也都继承了农牧兼容的发展模式，为其政权的长期存续和实现农牧区南北整合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国家体制方面看，辽朝以后的草原政权已由单一游牧行国体制转向了农牧兼容的复合体国家。这种体制能够同时汲取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优势，从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政权的稳定性。宋神宗就曾和辅臣谈到“本朝无前世离宫别馆、游豫奢侈之事……然二敌（辽、西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比之汉、唐尤强盛也”。可见宋神宗已经清醒意识到，北宋之所以在与辽和西夏的博弈中处于弱势，核心原因是唐以后草原政权改变了之前单一行国体制，转变为兼有城国、行国的农牧复合体制。 

　　在政治制度方面，耶律阿保机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蕃汉分治”的基本原则。神册六年耶律阿保机“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唐）令》”，在保留草原民族传统法的同时，还吸收唐律治理汉人。辽以后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松散的游牧部族体制，成为金、元时期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力推动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 

　　在文化方面，辽朝也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儒释道文化得以全面融入草原社会，并被契丹、女真和蒙古不断继承发展。契丹贵族对于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完成中国化的佛教也极受欢迎，道教在北方草原地区非常盛行。辽金以后儒释道文化和价值观念得到有效传承，成为草原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草原社会的精神世界，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辽朝之后的女真、蒙古和满人等，在燕山南北已成功完成中国认同。为了实现建立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目标，辽金与两宋的博弈焦点，已由资源竞争关系转变为对中国“正统”地位的争夺。 

　　（二）农牧区南北整合及“一体化”进程 

　　 辽金以后，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也将农牧区整合的重点放在了长城地带，并长期将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将农牧交错带作为政治中心，进行农牧区南北整合的探索，始于北魏平城时代。与平城相比，北京具有更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充足的物资供给和深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基础。首先，北京在地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使北京不仅便于获取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优良畜牧资源和自然物产，同时向南拥有面积广阔的河北平原、黄淮海平原作为腹地，还可通过京杭大运河与江南地区相连，为北京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其次，在都城安全方面，北京环山临海，又可通过居庸关和山海关有效牵制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最后，辽金以后的北京，农牧文化交融深度已超越平城时代，为南北整合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这就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期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历代王朝持续推动农牧区南北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农牧族群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最终探索出了以农牧交错带为轴心、整合南北、消除分歧的“大一统”国家实践模式。 

　　金朝在完成对中原农耕区的整合后，又持续推动农牧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从金太祖开始，至太宗、熙宗、世宗，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金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持续推行“实内”政策，将数十万中原农耕人口迁往金源肇兴之地。据韩茂莉研究，与辽代相比，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有了显著变化：（1）农业垦殖区域有较大幅度的扩展；（2）农耕技术有比较明显的提高；（3）农业生产已不仅限于汉人、渤海人，女真、契丹、奚等民族也相继投入农耕生产的行列中。这表明，金代草原地带农耕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蒙古兴起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转耕为牧”的现象。然而，忽必烈很快就意识到游牧生产方式无序扩展所带来的危害。宪宗元年（1251），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始尝试“以汉法治汉地”。忽必烈即位后，曾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牧地。中统二年（1261）七月，“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三年正月辛未，“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四年七月乙酉，“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至元元年（1264）四月“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跸凉楼并广牧地，诏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同时规定，凡“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踏践田禾”，违犯者要被治罪处罚，“并勒验所损田禾桑果分数陪偿”。此外，元朝统治者还热心水利建设，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中统四年，在宁夏平原修复疏浚“唐来、汉延二渠，溉田十万余顷”。元朝的农桑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有元一代北方经济恢复发展缓慢。不过，元代长城南北由“边疆”变为“内地”。南北一体的格局，为解决草原和农耕区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从而为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朝统治结束后，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明朝不仅继承了元代疆域版图，还持续推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整合。通过羁縻都司卫所和藩属体制，将蒙古高原的鞑靼部、瓦剌部等8部族及辽东女真诸部纳入管辖。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立马市，加强农牧区交往交流交融。以辽东为例，永乐初年创立马市，弘治年间马市由官市转变为民市，并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到嘉靖、万历年间，辽东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有明一代，农牧区间的一体交融趋势日益明显，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清朝在完成农牧区疆域一统后，继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层面全面推动农牧区“一体化”进程。首先，满蒙之间建立联姻和同盟关系，共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成功解决了游牧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增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国家向心力，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期稳定；其次，在地方行政体制上，逐步裁撤长城南北卫所，实行州县—蒙旗管理，推动农牧区行政“一体化”，不仅提高了地方行政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对边疆地区管辖；再次，耕垦政策由封禁到逐步开放，消除了农牧区之间的人为阻隔，推动了农牧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最后，在文化方面，清朝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将佛教活动纳入朝廷直接管辖范围，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通过以上措施，清朝统治者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农牧问题，这标志着农牧族群之间长期的矛盾冲突从此得以彻底消除。至清前中期，兼跨农牧区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 

　　结语 

　　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对优质畜牧资源的争夺，导致阴山南北农牧业反复更替。农耕区不断向北推移和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使得唐中期以后阴山南北难以再支撑强大游牧力量的兴起。唐朝中期以后，经过各民族一百多年的共同经营，燕山南北最终取代阴山南北，成为唐以后草原政权兴起和经营的核心区域。辽金等政权由单一游牧行国体制转变为农牧复合体国家，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进入新的阶段。 

　　以唐末五代为界，农牧政权之间形成了“阴山—关中”“燕山—中原”两个前后相继的南北互动交融轴心。不过，前后两个阶段农牧政权地缘格局形成的逻辑基础及内涵却完全不同。秦汉时期，“阴山—关中”的地缘格局，是农牧资源富集区在地域上的耦合。东汉以后，“阴山—关中”格局得以延续的逻辑基础已经转变为中原农耕王朝出于国家安全和畜牧资源需求的考虑。以“燕山—中原”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形成的主因则是农牧双方对于中国“正统”地位的争夺，而资源争夺则退居次要地位。在不同农牧地缘格局之下，农牧政权为实现南北整合进行了长期探索，最终燕山南北成为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演进的关键区域。当然，中国历代农牧政权的空间结构和政权建构方式是多样的，在本文主旨外尚有诸多课题需要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古代中国农牧政权南北地缘格局的论述，并非强调农牧“二元”对立，也不是要讨论不同文明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是唐以前“阴山—关中”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还是唐以后“燕山—中原”格局，均是农牧政权推动“大一统”国家实践的外在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政权均有机会获得中国“正统”，均存在对中华文明的一致认同和对中国“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正是在共同的政治追求和对中华文明的一致认同下，才会出现农牧政权对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的持续追求。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徐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