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次深刻的文明改造，是文明形成后最伟大的变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更加壮大，通过吸取外来文明精华，使古老文明更丰富、更有活力。现代化过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它比前几次融合规模更庞大、内容更深刻。借助现代化，中华文明融合了世界、也融入了世界。文明互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文明载体和中华文明“内核”的问题、中华文明的融合本性即“外融”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 

　　第一，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明的两个载体相辅相成，完美对接，保证了文明的主体性始终坚固。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的学说，这是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这是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两个载体的关系决定了文明的强弱和延续：如果相互支撑、彼此衔接，文明就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倘若有一无一或搭配不当，文明就发育不全、难以为继。中华文明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统一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自那时以后，两个载体始终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内核，跨越两千年而不变，由此保证了文明的主体性始终坚固。 

　　 相比之下，世界其他主要文明都不是这种情况。西欧一直没有形成两大载体的有机搭配：古希腊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尽管古希腊哲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作为欧洲最早的文明，它却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罗马时期的欧洲形成了庞大帝国，其国家力量强大，却长期未出现统一的意识形态；待这种意识形态（基督教）终于出现时，罗马国家却行将就木。中世纪的西欧维持了基督教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使文明的精神特征十分明显；但“国家”却被抛弃，封建领地解构了国家，也解构了社会，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才改变这种状况。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雅利安人到印度之后，确立了以种姓制为基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印度教），建构了强大的精神载体；但在政治方面却长时间小国林立，征战不已，始终缺乏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支持。这种情况造成长时期的政治分裂，为外族的不断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最终冲击了印度教的独尊地位。西亚—北非的特点是文明出现早，文明的形态却定型很晚。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出现在两河流域，但历经几千年，这个地方都未能凝结出特定的文明形态，众多国家和众多宗教此生彼长，直到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强大国家和统一的意识形态才同时出现，并精准对接。从那时开始，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文明形态才在西亚、北非形成，并一直影响世界。 

　　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华文明经历几千年时代变迁而延续至今，其基本特征始终不变。究其原因，是文明的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任岁月变异却始终相互依存，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社会一旦动乱，生灵必遭涂炭。孔子学说提倡天人秩序，主张社会安宁；统一国家力量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文明这两个载体牢固对接，就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第二，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有能力并且有意愿融合一切外来文化。中华文明从起源的时候起，融合就是它的特征，并且因融合而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在中国历史尚没有文字记载的萌生时期，就有黄帝族和炎帝族融合的传说，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源头。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华夏与百越、九黎等文明的融合，形成东亚大地的文明主流。再往后，关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说法，体现着中原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互动，而互动的结果，则是夏商周三代的变化和秦汉统一国家的出现，中华文明奠基时代的完成。这以后，“中国”和中国以外“异域”的交融互动就成为融合的主题，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可以说，没有融合，就不会有中华民族。许多人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属性时指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血缘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化的民族，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血缘上看，中华民族是诸多种群在历史上形成的集合体，呈现出生理方面的多样性；然而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显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体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而共同的文化特征正是在几千年文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融合造就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融合，第一次是在汉亡、唐兴之间的几百年，即历史上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那个时期，出现了东西文化交融、南北互通有无的局面。尽管在社会、政治层面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乱局，然而从文明的角度看却是一次大融合。南亚、中亚甚至北亚的文明因素成批涌入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其结果就是“盛唐”的出现，思想方面儒释道渐趋合一，生活、技艺等方面则多方渗透，使文明的成果愈显辉煌。第二次大融合出现在宋、辽、金、元时代，政治上的政权分立反而凸显了文化方面的交融深度，而文明间的交流则突破了东亚的地理限制，扩展到亚欧大陆。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元素进入中国，中华文明于是开始面对“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天下”。作为这个过程的必然延续，是明代中国向西方的探索（“郑和下西洋”）和西方向中国的探索（耶稣会士来华），其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主动接触域外，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宗教等渐次进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华文明所吸收。第三次大融合是在清朝建立以后，作为北方游牧文化的继承者，清王朝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延续了汉唐宋元明的强大国家体制，而且意味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深度融合，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同时又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即以孔子学说为特征的精神载体和以强大国家为特征的政治载体的相互配合。与西方某些人杜撰的“内亚”之说恰恰相反，清王朝又一次说明：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壮大都是在融合中完成的，“内核”和“外融”同时起作用。 

　　综上所述，在几千年时间里，中华文明依靠强大的融合力，兼收并取，有容乃大，不仅在重大危机的冲击下转危为机，并且通过吸取外来文明而使自己更有活力，更能适应时代变化。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诸多文明中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绝的重要原因。愿意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之一，中华文明正是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并代代相传的。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更具包容性，而最少排他性，这与它在文明生成的早期就摆脱单一神宇宙观，提倡用非神学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观察和认识社会与自然密切相关。可见，在古代中华文明中，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在现代化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面对新的危机，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危机的背景是16世纪以后西方在新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推动下开始扩张，在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一开始，扩张基本在文明边缘地区进行，沿着海岸线建立殖民地。18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新阶段，英国开启工业革命；之后，扩张就成为工业生产力对农业生产力冲击的性质了，一种新的文明“工业文明”渐次在世界展开。19世纪中叶，英国人借助大工业的力量，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他西方列强蜂拥而上，试图瓜分中国。中西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生产力不敌工业生产力，整个世界由此发生巨大变化，众多古老文明纷纷面临生存危机，中华文明也不例外。 

　　从危机的性质看，这场危机不仅是国家层面政治性的危机，也是一次文明危机，它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决定着文明的延续。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艰苦探索，中国人最终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坚守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坚持核心价值观，坚持精神力量和国家力量的通力合作，保证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各守其责；另一方面，我们以最开放的态度对待世界各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毕竟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也留下教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可借鉴之处。我们也以最谦逊的态度对待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经历，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和各国共同探讨现代化成功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也是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其规模之巨大，内容之深刻，前所未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建设起来，它既是传承，也是拓新，其产生的世界影响，一定与历史同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