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是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中国化），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治史路径，创立了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侯外庐学派。他的学术成就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崇高的价值，他的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笔者仅就侯外庐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讲几点认识。 

　　一、终生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学派 

　　侯外庐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视野恢阔，思想精湛，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张岂之先生在《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总序》中写道： 

　　侯外庐先生治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正如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白先生又说：“这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张岂之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一生学术业绩的概括，尤其是引用白寿彝先生在《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一文中的两段话，可以说切中了侯外庐先生毕生治学的宗旨。清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凡例》中反复申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依黄宗羲所言，张岂之先生所论以及他引用白寿彝先生对侯外庐先生学术成就的评论，对于我们认识侯外庐先生的治学宗旨和学习侯外庐先生的治学精神，有着重要的参考。 

　　 侯外庐先生的治史宗旨，即“研究中国历史总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在他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中，已有鲜明的反映。侯外庐先生在第一章《绪论》中写道：“历来对于老子的认识，五花八门，极尽奇观。从前人的论断且不管，单就西洋学术输入中国之后而言，亦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着色眼镜之下没有真理了。”针对这一研究上的混乱，侯外庐先生明确地道出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根据老子时代背景的物质条件，以及其一贯的学说，断定老子的思想系统是‘原始村落公社’之理论化，所以这本小册子，委实在‘《老子》还诸老子’，想把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泥沟里掘发出来，以供‘老学’研究者的参考。”这部著作撰写、出版于侯外庐先生翻译《资本论》的艰苦年代，也是侯外庐先生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峥嵘岁月。作者基于《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定思想观念与历史进程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等论述，通过具体研究来判定老子思想的社会属性，进而揭示出“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显然，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深的造诣，对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有深刻的理解，并使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老子思想及其社会属性作出如此判断和评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是氏族公社的社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学者，才可能提出这些重要问题并作出阐述。诚如刘大年先生所说，侯外庐先生研究历史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基础与社会思想的‘完整平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那本最初的历史小书，就注意到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彼此联结。”许多年后，侯外庐先生在追述他撰写此书前的工作和心境时，有这样一段回忆： 

　　早在1932年，我在北平任教时，读到郭沫若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我由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当时，只因为心手羁于翻译而无暇顾及。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侯外庐先生当时激动和矛盾的心情：因翻译《资本论》受到启发而产生研究中国古史的激情，也因翻译《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而“心手”受“羁”，这是多么复杂的“纠结”。但这种“纠结”本是一种科学事业上的结合，故而侯外庐先生终究还是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撰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迈出了作为“古史研究的开端”之有意义的一步。此后，《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四易其稿，但其宗旨始终没有改变。与此相关联的是，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还谈到“和李约瑟博士谈《老子》”。文中就《老子》第十一章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有”与“无”怎样理解进行讨论。这是此前中外学者都未能阐释清楚的一个难题。侯外庐先生表达了自己的认识： 

　　我对他说，我研究老子时，也十分注意老子的这一概念。历来一般人的解释，“有”是指实物，“无”是指空虚，都是就生产物的物理属性而论的。这样的解释是不通的。我自己是翻译《资本论》以后，才豁然开朗读懂这段文字的。 

　　…… 

　　我认为，“当其无”表示的是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所具备的条件。“有”和“无”在此处应该理解为时间概念。 

　　李约瑟博士对侯外庐先生的有关解释，“表现出热烈而浓厚的兴趣”，并把它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中。对于这一“插曲”，侯外庐先生感慨地说：“从这一解答的获得，我意识到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可见窥见老子思想背后的隐秘。”又说：“用《资本论》诠释《老子》，并不是靠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警言，而是靠方法论。” 

　　侯外庐先生极其重视他致力于翻译《资本论》的十年生涯（1928—1938），并在《韧的追求》一书中多次论及相关问题。他在《韧的追求》中第一次谈到有关翻译《资本论》的愿望是在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不久，他这样写道： 

　　李大钊同志过去曾常常谈到《资本论》，他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强调《资本论》是促进广大劳动阶级觉醒的理论武器。当我读到它的时候，更体会到这部巨著的伟大和大钊同志见解的正确。从此我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我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在天之灵。 

　　由此可见，李大钊在革命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对侯外庐的深刻影响。 

　　当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第二次谈到翻译《资本论》的艰难历程及对其人生道路的意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的渴望和追求并使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产生出多么巨大的力量，进而实现自己所设定的宏伟目标。侯外庐先生回忆说： 

　　当时，试译的工作开始得十分艰难。首先在语言方面，我这几门外语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其次，在理论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也还需要从头学起。就以那样一点基础，而敢做如此艰巨而神圣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自不量力。这是一副难以胜任的重担子。它并非任何人强加于我，而是我自己硬找来挑的。凭着初生之犊的雄心，凭着肯下功夫、肯吃苦的精神，我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了，并坚持了整整十年。我一生事业的起点，恰恰就是始于在万难之中挑起这副重担。 

　　 然而，挑起这副重担，其艰难的程度远不止于此，还在于对译者有多方面知识的要求。这些知识“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那样广泛的内容，我在学习中自然不得不有所粗细详略之分。文学和数理，只能浅尝，以达到字面翻译无误为目的，而哲学和经济学，我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为了弥补知识不足，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蒂（第）、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为翻译《资本论》所承受到的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也未必会有同样强大的动力，去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今天，当我们读着侯外庐先生写下的这些话，尤其是真正读懂了他说的“压力”和“动力”所包含的真实的情景，我们所感受到的，即使用“钦佩”和“震撼”这样的字眼亦不足以表达对一位真诚而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敬意。这十年，成就了侯外庐先生“一生事业的起点”；这十年，也见证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攀登理论高峰的峥嵘岁月。 

　　侯外庐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着高深造诣，故而能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丰富而珍贵的思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作出敏锐的、明确的判断，进而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名作，就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的。正如侯外庐先生1946年2月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所说： 

　　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个原则，是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到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从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到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正是侯外庐先生所做的“结合”工作。其中，“结合”的难点何在，而“中国化”的具体情况如何，书中都作了明确的论述。1946年8月，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列举近四五年来关于中国思想史著作如郭沫若《十批判书》、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等书后，进而写道：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联系上文所引《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所言，这里是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成就，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温侯外庐先生这些话所含的深意，我们自会感受到一种震撼：在建构中国思想史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乃至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侯外庐先生确是一位先行者，他留给后学的理论认识和治学方法上的遗产，至为宝贵。诚如研究者所总结的，从《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到《宋明理学史》，再到《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侯外庐先生对上下三千年的祖国历史和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写出了约八百万字的科学论著，始终坚持以社会史为基础的研究方向和融社会史与思想史为一体的学术风格。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侯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先生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经历与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说。其中，关于“民族化”问题，他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历史的宝库。 

　　按照前引白寿彝先生的概括和评论，这段话的主旨和本质，就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至此，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侯外庐先生的治学原则和方法，加上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术群体的丰硕学术成果及广泛的学术影响，再加上侯外庐先生对青年学术工作者的培养并使之成为各具专长的优秀人才，合而观之，可称为“侯外庐学派”，也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那么，今天怎样看待“侯外庐学派”的理论启示和学术价值呢？回顾历史，从1924年李大钊发表《史学要论》算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处在产生、建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是发展时期，八九十年代是反思与进取即拨乱反正走上新的坦途时期；那么，21世纪初，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步入新时代史学发展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中国化）的趋势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尽管如此，侯外庐先生所倡导的这一学术宗旨及其治史理路，从理论指导和历史逻辑两个方面提高了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为发展新时代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强调“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强调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侯外庐先生史学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所谓“严格的要求”，主要是指“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不仅包含下面的几点，而且还有研究者对自己“定型化”的研究习惯的自我批判、视野更新等问题，“这就需要依据新情况新材料的特殊要求，相应地再锻炼自己的新技巧，如此反复不休止地韧性钻研，我们研究工作就能永远具有青春的活力而不致僵化”。这一点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侯外庐先生在思考史学理论发展和推进史学发展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述，如《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坐集千古之智》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关于材料和结论的关系 

　　 侯外庐先生指出：“对待科学工作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说，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概括了材料和结论的正确关系。一般说来，大凡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懂得材料的重要性，但真正做到从诸多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侯外庐先生根据自己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接触到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举出两种情况来说明如何选择和运用材料。第一种情况：“一个历史实例的研究，必须联系到本问题相关的若干方面，有时甚至联系到较远的方面。因此，除了掌握本问题的直接材料，还要旁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他举列宁在研究俄国国内市场问题时，引用了多方面的其他材料；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研究了数学，进而可知马克思数学知识之渊博。第二种情况：“一个历史实例的材料十分丰富，那末，我们就不能对于一切材料等量齐观，无所选择，而必须在考察之中把握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进行重点分析。”他举马克思研究近代经济史，重点掌握英国的材料；研究近代革命史，重点掌握法国的材料，说明“重点”材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侯外庐先生综合他的论说，写道：“自然，在大量材料中选择重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全面地有重点地掌握材料，和那种任意挑选片断材料的方法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不是随意抽取个别事实来证实一种意见，而要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事实的全部总和。” 

　　侯外庐先生如此仔细地论述如何对待材料问题，并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典范事例，从而加强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使人深受教益和启迪，我们应当遵循这种科学方法对待材料和历史研究工作。 

　　（二）关于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和自身研究所得的关系 

　　侯外庐先生在讲有关材料和结论问题时，还涉及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要对材料做出缜密而正确的批判审查，还必须善于从文献资料中发掘和继承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概括能力。”他列举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充分利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在关于希腊和罗马的章节中，恩格斯又补充了他手中所有的材料。这样，既突出了《古代社会》一书的价值，也反映出恩格斯本人研究的贡献，使读者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前文谈到，侯外庐先生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时，是把当时及此前老子研究的各种观点作了综合才落笔的。同时，侯外庐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方面是得益于《资本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受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 

　　我在20世纪30年代，自关心社会史的论战而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史。这项研究工作，理论上得益于《资本论》的研读，同时又受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1934年我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思想史。我的这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确的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为此，我的确跋涉奔走了半个多世纪。 

　　这些话，既凸显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对自身的影响，也表明了自身的研究所得，显示出严谨的学风和诚实的科学态度，这是任何时候都值得提倡和学习的。 

　　（三）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 

　　 侯外庐认为，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都要提高到原则上来看。什么是原则呢？就是历史主义的灵魂，即阶级分析。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如果是超阶级的话，那就是挡了历史的根基。我们知道，批判地继承传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应当强调指出，这里说的“历史主义的灵魂，即阶级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论断。在20世纪后半叶，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是两种不同（至少是侧重点不同）的史学方法，似乎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就忽视了历史主义；而强调历史主义方法就轻视了阶级分析。这两种观点，在史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在侯外庐先生看来，既然讲历史主义，那么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讲历史主义就必须讲阶级分析，而且这是历史主义的“灵魂”；同时，讲阶级分析时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应作具体分析，作历史地看待，而不应否定历史主义。这样看来，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本不应成为对立面，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遗憾的是，当时论争双方没有充分注意到侯外庐先生的上述论述，或者说虽然注意到了，但未引起格外重视，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笔者之所以重提这桩“学术公案”，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来，这两种方法，在当前和今后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中经常都要运用，侯外庐先生的论述，值得大家思考、借鉴。 

　　为了具体地说明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侯外庐先生结合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他举出当时史学界有一种倾向是： 

　　对历史评价常常有这种情况：要肯定一个好人，就把好的部分夸大到无底洞的程度。比如，在讨论孔子的会上，有的人认为孔子有爱国主义思想，因为他“内中华，外夷狄”，即认为华夏族是内，是好民族，夷狄是外，是不成体统的人。孔子站在华夏族的立场，说没有管仲这个人，我们便要“披发左衽”了，就是说要披着头发，衣服大襟向左开。这里有一些狭隘的民族情感。说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有一些爱国思想，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孔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都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就不对了。对孔子的爱国主义要批判地继承，指出他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的一面。他说夷狄有问题，华夏族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态度就不对，要批判。不能把内中华、外夷狄的说法夸大为爱国主义思想。 

　　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在春秋末年那个时代，孔子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是持有比较开明观点的人物，他甚至想到“九夷”地区去居住。但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内诸夏，外夷狄”的思想也是不应当忽略的。这样全面地、批判地看问题，才是历史主义方法所要求的。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思想通史》对历史上各种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从古代先王、孔子到孙中山、鲁迅，皆有所论列。”由此可见其作者理论修养之高、学术功底之深。 

　　又如，怎样评价历史上重大事件中人的主观动机与社会效果的关系？这是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评价中时常会碰到的问题。侯外庐先生针对这一类问题，举例说： 

　　最近，听说在一个讨论会上，有人说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动机并不好，而效果非常好，应该从效果上评价他的功劳，于是，会上大肆讨论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例如，认为秦始皇抓了很多人修道路，死了不少的人，但客观上，对发展交通、统一中国有好处，因而应该从客观上把秦始皇估计得高一些，肯定他对中国的统一有贡献，而不应该批判他拉民伕，加重人民的徭役负担。又如，隋炀帝开运河，役使了多少万人，搞得天下大乱，但开了运河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即打通了南北的交通，因而认为看问题应该从效果上考虑，不能从动机上考虑。会上讨论的结果是效果论者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于这一类问题，侯外庐先生结合具体实例，作了这样的阐述：“十字军东征绝不是好事情，应该加以否定。至于它在客观上开辟了东西交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定要研究历史本身。若把历史本身的评价去掉而单纯看效果，那全可以说是好的。毛主席说：肯尼迪的军事基地网遍布全世界，这是一条绞索，他自己套上了绞索，动员了全世界的人民来反对他。你能不能说它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呢？不能，我们不能说他是进步的，只能说他好战、反动、进行原子讹诈、奴役全世界人民。我们要把事情本身的性质弄清楚。至于事后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提出来，但不要纠缠在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上，否则就成为玩弄名词了。”显然，侯外庐先生提出来的“要把事情本身的性质弄清楚”的原则，是抓住了历史事件的根本，脱离了这一根本，就可能模糊甚至颠倒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可见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凡遇到历史评价一类的问题，“把事情本身的性质弄清楚”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 

　　再如，关于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历史学界，这方面的分歧意见很多，侯外庐先生举其中有代表性的看法，指出： 

　　又有人说：中国农民战争只反对一个封建王朝，而不反对封建制度；所谓“制度”是指整个封建专制制度而言的，如果说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的话，那末他们做皇帝以后为什么还是封建君主？朱元璋是在农民战争中起家的，他作了皇帝后仍旧保留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得出结论：农民战争反对一个王朝，但不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这种看法，在当时讨论农民战争问题中，是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看法，其主要根据是，农民阶级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等等。针对这种看法，侯外庐先生作了这样的分析：“这种提法很奇怪！难道王朝不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集中代表吗？不反对封建制度，又反对什么王朝呢？把具体的东西抽去了，还有什么可反呢？” 

　　侯外庐先生剖析的这一现象，跟上文所论动机与效果辩难的现象颇有相似之处。前者是抽去了农民战争所反对的事物的具体本质，而把评价的落脚点放在农民战争的结果之上；后者是淡化了甚至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动机，而把事情的效果作为评价事物的重心。应当指出，类似的问题，在以往的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确使人们感到困惑，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侯外庐先生论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时，强调一定要研究历史本身。若把历史本身的评价去掉而评价历史事件，就会走向错误的评价。 

　　以上论述表明：讲历史主义不应脱离阶级分析；强调阶级分析，正是突出了历史主义的要求，突出了历史主义的“灵魂”，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侯外庐先生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持历史评价的原则，“就是历史主义的灵魂，即阶级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侯外庐先生在回顾自己一生治史生涯时，认为从《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开始，便“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为此，我的确跋涉奔走了半个多世纪”。这几句话，饱含着难以描述的艰辛和矢志不移的信念。他在讲到《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说：“这部书特别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这就是把思想史的难题作为特别关心的重点。……自信这些解答是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有确实的材料作依据，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不是草率的漫然的自由其说。”他还说：“这部书的另一个特征是力求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论述，不凭虚幻的想象与无根据的推断。……论必有据，有据才立论，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历史问题。实事求是，不仅要求从材料实际出发，也要求对材料作科学的审查与考订，去伪存真，去芜存菁。而这种审查与考订功夫，在研究工作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小的。”读了侯外庐先生所讲这些道理，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调“在严格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个问题。当今的史学工作者，面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要求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格外需要严谨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侯外庐先生史学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三、 关注史学新的“生长点” 推动历史科学全面发展 

　　侯外庐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是把尊重过往、把握当下、关注未来三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思想体系。这是侯外庐先生史学思想又一个特点。他在《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一文中，在史学界首次提出“关于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生长点”是近年来人们使用的一个较“新”的词汇，但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使用了，可谓思之所至，自然如此。 

　　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先生反复申说：“经典作家是在与反面教员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写出理论著作的。如果说生长点的话，我看这就是生长点。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理论，提高理论。这就是生长点。”又指出：“没有批评斗争就不能够发展科学。如果要说生长点，我看这就是生长点。不与有错误倾向的或认识上片面的东西斗争，不参加学术界的争论，那么科学水平就提高不了。”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历、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今天，学术商榷、学术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生长点，发挥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 

　　同时，侯外庐先生对“历史科学的生长点”还作了这样的概括： 

　　所谓历史科学的生长点，就是说在研究历史科学时，应从哪方面着手才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像很多科学的发展都是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一样。这是科学界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问题。 

　　这段话中的“从哪方面着手才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是问题的核心。历史是发展的、变动的，因此，每个时代的史学和史学工作者，都会面临着历史和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如何在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着力于“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以推进历史学的发展，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实践的要求。这是上述侯外庐先生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史学在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向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是带有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的，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是“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史学工作者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下大力气、用大功夫，刻苦钻研，取得成果，带动整个历史科学的发展，以适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需要。 

　　时代告诉我们，这个“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就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总任务总目标之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讲话，是指导、带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应根据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在学科体系的认识上，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阐述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进程、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社会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在不同阶段形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人们了解、学习历史知识，可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有利于服务当前的历史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说，在学科体系方面，“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充分表明，历史科学对于社会的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学遗产。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我们对待历史学学科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学术体系方面，重在围绕学科研究的对象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这包含历史理论体系，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尤其是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作用；史学理论体系，如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话语体系是在学科体系范围内，由相应的范畴、概念、术语组成的历史论述或理论论述的著作或论文，是史学前沿的动态反映及其价值所在。应当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史学具有连续性发展和丰富的史学遗产的优势，因而在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重大学术工程中，必将带动整个历史科学的全面发展。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开展的“三大体系”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科对于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学科使命的认识，提高了学科的自觉性、自信心。如何把这种自觉性、自信心贯彻到具体的史学工作中去，真正体现出中国史学固有的特色和风格，则还要作进一步努力。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将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实际内容结合起来，他强调说：“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路径和目标、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言之切，意之深，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极大的鼓舞。 

　　从“三大体系”建设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历史学来看，这是真正“能带动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动力和契机。由于中国史学具有连续性发展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学遗产与优良的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史学遗产优秀成果相结合，必将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将促使中国优秀史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体现出它的现代性，成为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新时代史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在“三大体系”建设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总格局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带动各有关学科全面发展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跟史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成为带动史学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怎样看待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何在；怎样把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汇聚成一部新的民族关系史；怎样看待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创造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历史价值及其世界意义；如何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智慧、政治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如何展示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促进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上述问题的研究，已在史学界和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积极展开，其影响已不限于学科本身的发展，而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史学工作的变化、发展，是对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侯外庐史学思想的最重要、最本质之处，在于他始终倡导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即中国化，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而取得丰硕成果，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创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侯外庐学派。同时，他强调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对待“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前人研究成果和自身研究所得之间的关系，都再三致意；而他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之辩证统一的史学方法论的阐释，则使人豁然开朗，不仅了结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使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得以提高理论修养。他提出要关注史学发展中新的生长点问题，更是反映了一位不懈追求的学者与智者的卓见。这些是侯外庐先生秉持的史学思想和治史原则，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和业绩，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理论遗产。 

　　这份沉甸甸的理论遗产向社会昭示：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中国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本质特色。其次，“历史研究，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辩证统一，做到理论与方法的一致性。最后，要“活用自己的语言（包含范畴和概念）”来讲解祖国的“历史与思潮”及文明进程，这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活力的体现。我们继承这份珍贵的史学理论遗产，必将对推动“三大体系”建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史学发挥积极作用。 

　　30年前，笔者在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之一。他的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著述，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遗产中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珍贵品的重要部分，它们引导了两三代人的学术道路的发展，而这种引导作用还会继续延伸下去。”笔者相信，先贤的学术魅力、理论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定将长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