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李志明 姚家欣 杨延平）10月24日—25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金石学会主办的“汉魏石刻与古代中国”高端学术论坛在济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安工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年学子60余人参加会议。论坛设置开幕式、主旨发言、分组讨论等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汉魏时期的石窟、碑志、摩崖刻经、石佛造像、碑额书法以及画像石图像等主题展开研讨，挖掘汉魏石刻的历史内涵与学术价值。

　　论坛开幕式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党委书记颜春杰主持，山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高景海、山东金石学会会长赖非、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先后致辞。高景海介绍了山东师范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办学成就与齐鲁文化研究院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希望与会专家借助论坛平台开展交流，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赖非提出，石刻史料在中国遗存丰富，金石学研究应借鉴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关注石刻存在的客观情况及其各种现象、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提炼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吕文明表示，齐鲁文化研究院将持续致力于石刻的整理与研究，石刻研究应兼顾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山东作为石刻资源大省，相关研究仍有拓展空间，希望与会学者为石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推动中国古史研究。

　　佛教石刻的地方形态与断代研究

　　主旨发言环节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杨子墨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以《济南北魏黄石崖石窟小议》为题，围绕山东现存最早的小型石窟——济南黄石崖石窟进行报告。他结合实地调查、题记与实物指出，黄石崖石窟存有北魏正光四年（523）至东魏兴和二年（540）共7则民间题记，题记有助于梳理“石窟”概念从中原向山东的传播；与云冈、龙门耗费人力“斩山”营建不同，黄石崖属民间工程，直接利用天然崖洞，是石窟理念因地制宜的变通；参与造像的群体既有民间佛教义社信众，也有乞伏锐等地方官员，呈现出多阶层共同参与的特征。将黄石崖与龙洞等遗址互证，可见泰山周边利用天然岩洞造像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中原石窟文化传入后的地方转译。

　　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赖非以《僧安道壹刻经顺序及其分期》为题，探究了僧安道壹刻经的断代与分期。他介绍，僧安道壹历时约二十年，在山东、河北邺都周边26座山体留下124件刻经作品，其中仅10件存有完整或残损汉历年号。他以有纪年的刻经为坐标，对僧安道壹的活动轨迹进行梳理，并结合僧安道壹书法风格的研究，以及刊刻内容、经主群体、规模、落款等多重证据，将无纪年作品嵌入时间序列：早期作品风格以隶书为主调，多为佛名，规模较小，合作对象多为寺院僧人；晚期以楷书为主调，专刻佛经，并与世家大族合作，因而出现巨型刻经，落款也固定为“僧安道壹”。据此，赖非认为北南响堂寺作品泰山经石峪虽没有年号，但仍可根据僧安书风的变化规律和其他证据，确定其刊刻年代。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李清泉教授聚焦山东临淄、博兴五尊单体丈八佛，从尺度与年代考辨、安置形制复原、空间分布意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他先考释了这些丈八佛的尺度问题，指出佛典仅有“丈六”而无“丈八”之说，实测诸像按北朝尺度折算浮动于丈六至丈八之间，“丈八”其实只是身量高大的泛称。接着他根据丈八佛分体榫卯、面方颈长、体势平正、八字内收裙摆等风格特征，判定这五尊皆为东魏造像。在讨论安置形制时，他引隋智顗“当堂佛”与“行动佛”之辨及永宁寺丈八金像之例，结合造像平背、莲花座平背的形制与兴国寺十三层夯土佛台遗址，论证立佛本设于佛殿；又辨双丈八碑实为隋末唐初碑，原像本为一佛二菩萨一铺三尊，并非释迦、多宝双佛并立，另一尊大佛系后世移入。最后，他结合《魏书・释老志》僧尼寺院激增的记载、六镇起义后河北流民渡黄河入青州的背景及侨置郡县沿革，指出石质大像乃州县寺院财力所限的产物，造像的河北风格源于流民工匠传入的北方传统，丈八佛实为时代苦难、寺院膨胀与流民迁徙历史的见证。

　　碑刻书迹的文献与书法价值

　　如果说石窟、刻经与造像呈现的是信仰空间的地方形态，那么碑志与碑刻书迹则展示了石刻作为历史文献与书法遗存的另一重价值：如何借助碑志开展有依据的历史想象，如何从刻石追溯书风源流，以及如何以碑额勾勒隶书演进的脉络。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原院长、王强教授以《北朝碑志与历史想象》为题，探讨如何实现富有诗意的历史还原。他通过对“历史想象”概念的理论溯源指出，传统史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在部分情况下可能消弭历史人物的鲜活感、使历史叙事趋于单薄；正史多侧重国家制度宏大叙事，而碑志留存个体生平、家族谱系、社会交往与基层社会信息，为历史想象提供了丰富细节。他着重划定了历史想象的边界：它不等于文学虚构与主观臆断，下限需恪守史料根基，上限则坚持合乎逻辑的推演。在他看来，历史想象是连接史料与历史理解的桥梁，借助碑志开展有依据的历史想象，有助于体察古人处境与情感，使历史叙事更为丰满，让历史人物重新鲜活起来。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以《天柱山对云峰刻石的影响和意义》为题，从刊刻缘起、刻石主体、肇始地位、思想内涵等方面展开论述。他指出，天柱山刻石数量虽少，却是郑道昭云峰刻石诸多“第一”的发源地，兼具地理考察、史实考证与书法史溯源的三重价值。他梳理北魏皇兴四年分置光州、长广郡治移于平度的沿革，考证郑道昭巡视属县途经天柱山、见山险石秀而选石刊刻；辨析程天赐领衔倡议与郑道昭假托故吏为父立碑两说，论证《郑文公上碑》为云峰刻石的第一件作品，因上碑石质不佳方有重刻《郑文公下碑》之举；指出“此天柱之山”是云峰刻石的第一件山名题刻，并以山势高低与游踪先后解释“上游天柱，下游云峰”的含义；还以《东堪石室铭》“九仙仪彩”“登之长生”等语，揭示郑道昭由儒入道的转折发端于天柱山石室，并考述东汉“中平三年弟子”刻石未竟一事与黄巾战乱中刻工避乱逃散相关。

　　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院长于唯德教授以《磨石焕彩——汉代隶书碑额整理与研究》为题，从研究价值、整理概况、书体多样性与后世影响四个方面展开。他指出，碑额研究兼具文化学、文字学与书法学三重价值，是解读汉代隶书递进演变的重要材料。他梳理了从秦至东汉末年的碑额发展脉络，统计约54方碑额主要分布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并归纳出单列、两列、三列、横列等章法布局类型；通过篆隶杂糅、早期古隶与成熟汉隶等形态，揭示了碑额与汉隶演进一脉相承的关系，并对《黄君碑》《衡方碑》《肥致碑》等碑额隶书的形态特征作了细致剖析。他强调，碑额对伊秉绶、翁同龢、钱泳等后世书家影响深远，对当代书法创作取法多样性亦具有借鉴意义。

　　图像与思想史视野下的石刻研究

　　从个体石刻走向整体图像，与会学者进一步将石刻置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脉络中加以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凝聚起以石证史、以石察史的研究共识。

　　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杨爱国以《汉代艺术品中孔子形象的两个系统》为题，依据汉代图像与文献，将孔子形象划分为官方与民间两个系统。民间系统以“孔子见老子”图像为代表，广泛见于山东、江苏、河南南阳、陕西榆林、内蒙古、四川等地画像石与壁画墓，其意义在于希望死者能“与圣贤在一起”；官方系统则以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为代表，只刻画孔子及其弟子，不见老子，体现朝廷尊孔、塑造圣人形象的正统取向。他结合《汉书》《后汉书》及孔庙汉碑等文献，说明汉武帝以后官方不断抬升孔子地位，而民间则相信孔子问礼于老子等传说，孔融亦引以为据。他认为，两系统在尊孔观念上殊途同归。民间系统的来源尚待进一步讨论，且其受汉末丧葬礼俗变迁的影响，在魏晋以后绝迹。

　　主旨报告之外，论坛设置分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汉魏石刻政治与礼制社会、石刻书写与金石研究、石刻图像与思想世界等主题展开讨论。讨论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石刻政治与礼制社会”以碑刻、刻经、造像记为据，讨论地方祭祀与圣域塑造、益州地方政治、北魏羊祉形象建构、曹魏禅代之际的正统阐释、北魏东北边疆治理及基层社会等议题。二是“石刻书写与金石研究”聚焦刻制技术、书风成因、碑拓鉴定与书体演进，涉及泰山《金刚经》、巩义石窟题记、汉魏篆书融合、《夏承碑》原石考辨、石门汉隶及朝鲜王朝对汉魏碑刻笔法的接受。三是“石刻图像与思想世界”围绕画像石与造像碑，考察石刻功能转化、图像装饰与媒介互动、胡汉战争图组合、摩崖刻经刊刻次序、礼制下沉与信仰重塑等问题。三个分论坛的论文从碑刻、造像记到摩崖刻经、画像石，兼有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书法学与金石学的研究路径，与开幕式上赖非倡导借鉴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吕文明提出的兼顾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的倡议形成呼应。

　　与会专家认为，本次论坛主题鲜明、内容充实、交流充分，有助于增进对汉魏石刻艺术、石刻文化与石刻思想的理解。大家表示，要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展开以石证史、以石察史的古代中国历史研究，挖掘与阐释古代石刻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培育石刻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