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杰）10月23—25日，2026全国社会翻译学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在青岛举行。本次会议以“数智时代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前沿与创新”为主题，设置主旨报告、主编论坛、专题论坛等多个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翻译伦理研究等多个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开幕式由青岛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卞建华主持。青岛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世珍，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韩伟，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洪涛分别致辞。本次会议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主办，青岛大学外语学院、青岛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联合承办。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实践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阶段主旨报告环节。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教授罗选民以于京君的大翻译音乐创作为案例，探讨音符互文之于文明互鉴的意义。他认为，于京君对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改编，传达出他通过音乐创作的互文效果来实现中西对话与文明互鉴的理念。对西方经典进行改写时，中国作曲家并非站在“外围”，而是在世界音乐传统内部进行再创造与对话。这种改编既是音乐创作，也可以看作一种跨文化的大翻译。通过对于京君的音乐创作的理论梳理，他强调，音乐可以像语言一样翻译文化，甚至可以比语言更直接地生成文明互鉴的共鸣，其深远意义在于：以作曲家的方式完成文化翻译，以声音为媒介巩固文化记忆，以音乐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蓝红军提出，既有的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原创性理论建设不足，需要整合中西方理论资源，以中国翻译实践和现实需求为导向，推动中国社会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他认为，AI正推动人类社会向人机共生社会转型，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已由“翻译—社会”拓展为“翻译—AI—社会”，学界应从翻译主体与人机信任、算法权力、文化生产机制与翻译伦理四个维度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坚持现实问题导向，重视人的创造性、语言文化多样性与翻译公正，在技术变革中探索中国社会翻译学原创性理论发展的可能路径。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传英比较了传统语言服务业与AI赋能后的价值链结构。他认为，传统模式以人工翻译为核心，形成“技术写作—本地化翻译—多语种同期发布”的线性流程；AI赋能模式则转向“数据加工与模型建构—系统部署与优化—多模态应用与交付”的新型流程，数据、算法和算力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译员角色也逐步由文本生产者转向质量判断、风险识别与策略性干预。围绕价值链重构后的行业发展态势，在他看来，AI带来的变革已超越翻译工具与工作流程的更新，深入产业价值创造与分配环节，推动语言服务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驱动、数据赋能和多元服务融合的新形态转型。

　　在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翻译应被视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实践，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青岛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卞建华以林语堂为个案提出，林语堂兼具古典英译、典籍编译、文化论著、英文小说及英文传记等出版实践，呈现出文本生产、文化阐释与跨文化传播相互融合的特点，为观察“大翻译”提供了具体个案。她认为，林语堂“著译一体”是依托本土文化重构形成的连续性社会实践，副文本作为重要阐释中介，是中西文化认知调适、出版场域博弈与跨文明对话的载体。此外，人工智能拓展了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空间，未来副文本研究可以从传统出版主体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作者、译者、算法与人工智能共同参与的社会翻译网络。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洪涛结合行业调研数据与学术前沿案例，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翻译学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他梳理了 AI 翻译引发的社会翻译新问题：在行动者层面表现为智能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认定、人类译者的身份焦虑与职业冲击、翻译人才培养及劳动纠纷等问题；翻译过程层面引发的新问题涵盖以译后编辑为核心的微观实践和全流程质量控制、人机决策分工、数据隐私与责权判定等；产品层面引发的新问题表现为人机协作译作的版权归属及其流通消费对知识创新、文化传承和语言资源分配的深层影响等。他强调，人机耦合翻译的健康发展必须尊重人类译者的主体地位、规制机器翻译的行为、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同时需要以社会翻译学原理为指导、社会伦理学为理论资源，构建责权清晰、交往有序、生态友好的人机耦合翻译发展新模式。

　　探索翻译主体在技术变革中的复杂转型路径

　　25日上午，论坛进入第二部分主旨报告环节。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傅敬民立足社会翻译学视角，深刻反思了当下将翻译矮化为工具性之“器”的认知偏差。他表示，翻译长期如同依附在其他学科上的“灯笼”，在照亮他者的同时忽视了自身的独立归属。社会翻译学必须跳出表层操作，挖掘底层规律，将翻译视作“社会事实”，从本体论、方法论、知识论与价值论四大哲学维度，推动翻译研究由“器”向“道”的跃升。面对AI时代的技术洪流，他强调必须廓清“翻译实践”与“翻译本身”的边界。AI作为工具延伸可覆盖常规实践，但绝无法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及翻译作为学科的价值。翻译既受制于社会系统，又反向参与社会建构与文化身份生成。他认为，社会翻译学旨在探析翻译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且前景广阔。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吕世生阐释了当前社会翻译学的转型使命：必须超越单纯借用社会学概念解释个案的阶段，迈向以翻译社会实践为核心的自主理论建构。他认为，传统“语言转换”观难以解释翻译背后的复杂社会动因，社会翻译学亟待依据范式思想，整合布迪厄社会学（宏观结构）、文化产品研究（中观流通）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微观互动）三大资源，明确各自的解释边界，并将其转化为可落地的研究链条。他提出，学科范式的成熟需具备本体论共识的合法性、分析程序的实用性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话的累积性。社会翻译学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翻译绝非被动受制于社会，而是主动参与历史与文化形态建构的文明推动力量，是一项面向文明交流的人类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任东升探讨了社会翻译学与国家翻译学的融合路径。他认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化翻译与市场化自然涌现的翻译长期并存，需两大范式互补协同以回应现实问题。社会翻译学以平等网络关系为底层预设，聚焦翻译作为社会事件的分布式互动过程，对市场化翻译的场域生成解释力强，但对国家主导的制度化翻译解释不足；国家翻译学则以国家为高阶关键行动者，形成自上而下的层级传导体系，通过翻译彰显国家主权自主性、主导对外文化传播。他表示，两大范式均摒弃纯语言文本主义立场，认定翻译是社会实践活动，承认翻译主体多元、能动性受外部约束。谈及 AI 介入，他认为 AI 翻译本质是人的行动延伸，不具备独立主体性，其产出需经人工训练以符合国家对外传播的立场要求。他强调，译学研究既要放眼国际前沿，更要立足本土实践，推动外来理论本土化、本土理论精细化并走向国际。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牧结合翻译行业 AI 应用经验，依托费孝通差序格局与布迪厄场域理论，建构“差序场域”分析框架，以此阐释数字技术冲击下翻译生态的结构性变迁。他认为，AI 在翻译行业已实现高渗透率，却呈现“渗透广、应用浅”的特征，技术拓宽了场域半径，也将原本流动的差序波纹固化为难以跨越的准入壁垒。胡牧以“形状未变，三者皆换”概括这场转型：差序格局的外在形态依旧保留，但场域圆心、评判依据与划分边界均已置换。圆心从文本转换能力转向模型与数据所有权，排序判据从交付能力转向治理权限与数字资产，圈层边界由工商登记转向关系距离。他强调，这种经过数字技术重构的差序秩序，是当下社会翻译学亟待回应的前沿议题。

　　天津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主任朱华立足社会翻译学，聚焦大语言模型知识增强技术，围绕翻译质量生成机制、人机协作范式与翻译教学改革展开论述。他主张融合外部政策检索的混合增强模式，以提升译文忠实度、术语精准度与话语适配性，改善大模型直译政策文本时概念偏移、内涵空洞的问题。他认为，AI 翻译质量是制度规范、知识资源、译者能动性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翻译规范划定政治翻译的质量标尺，专业政策知识筑牢译文内容根基，译者的专业判断则是调和技术输出与翻译规范的核心枢纽。在他看来，翻译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追求高分译文，而是走向对翻译质量生成机理的科学解释，树立“让知识有来处，让判断有依据”的智能翻译研究与教学理念。

　　推动数智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数智技术深刻改变着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运作模式，使其呈现新的特征并焕发新的活力。本次会议还设置了主编论坛，与会主编们围绕社会翻译学的学术生产、发表生态以及AI时代的文稿质量把关等议题展开对话。

　　Asia Pacific Intercultual Translation Studies和《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主编罗选民围绕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取向与国际学术传播，强调将翻译问题置于文化与社会的关联中加以考察。他认为，具有文化内涵和社会关切的研究，是跨学科翻译研究的重要方向，应通过不同学科的交流拓展研究议题。在学术发展路径上，中国本土学者应主动参与国际学术平台建设，增强研究成果的国际能见度。他主张推动学会、学术论坛与期刊联动，通过国际会议汇聚研究者、交流成果，并经学术遴选促进高质量发表。他同时强调，国际传播应以研究质量为基础，会议交流和主编协调不能替代规范投稿与审稿程序，应在开放合作与质量控制之间保持一致，促进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发展。

　　《山东外语教学》副主编杨彬认为，翻译研究与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及国别区域研究具有交流空间，期刊不应受地域名称或单一学科方向限制，而应持续关注新兴议题。他认为，学术期刊可以通过专题组织与学界合作，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提供交流平台。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问题上，他表示，语言流畅并不意味着文章具有思想深度，程式化表达、空泛论述及文献漏洞仍需警惕。其关注重点在于文章的实质内容与文献质量，而非仅凭语言表面的完整性判断学术价值。

　　《翻译与社会》主编王洪涛将人工智能翻译视为社会翻译现象，主张社会翻译学直接回应技术变革中涌现的现实翻译问题。他认为，社会翻译学研究应围绕行动者、翻译过程及伦理治理展开，考察人类译者的主体性危机与身份再定位、智能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人机协同及译后编辑模式，并关注翻译质量评价、责权分配和风险控制等问题。在理论路径上，他提出从场域、惯习与资本等概念切入，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后的翻译场域重构、译者惯习变化及技术的资本属性，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人机协作机制。他强调，人工智能认知过程等问题仍需审慎探索，不能轻率定论；只有持续面对新的社会翻译实践，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才能保持解释活力。

　　《外国语》副主编谭业升围绕社会翻译学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证基础，强调理论创新应以特定事实和社会实践为依据。他认为，理论不能包揽一切，而应明确适用范围，说明自身相较其他研究路径能够解释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研究创新也不能停留于更换理论标签，应拓展文学翻译之外的研究对象，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新问题。他主张加强高质量实证研究，通过揭示社会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使翻译研究回应现实并服务于社会发展。在概念层面，应辨明文化与社会的联系和区别，避免将文化问题直接等同于社会问题；对民俗文化翻译等议题，则应深化系统认识，以清晰的概念和充分的事实支撑理论探索。

　　《上海翻译》主编傅敬民围绕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与理论边界，强调其核心是翻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非将社会学理论机械移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这一关系并非社会学的专属领域，教育学等学科同样能够提供研究路径；翻译现象具有复杂性，不宜以单一理论统摄全部问题，更应警惕概念挪用与理论套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翻译认知研究应突破仅关注译者个体认知的范围，进一步考察社会认知、文化认知及其历史形成。他肯定“大翻译”概念的启发意义，同时主张厘清其内涵与理论依据。无论拓展研究领域还是提出新概念，都应先明确研究对象、概念边界与适用范围，再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阐释。

　　整体看来，本次研讨会立足数智时代背景，聚焦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前沿与创新，议题覆盖社会翻译学理论方法、产业变革、国际传播、翻译伦理等多个维度，集中呈现了当前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会议的顺利举办，深化了学界对人工智能与翻译之间关系的认识，推动了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翻译教育、翻译产业的贯通融合，也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翻译学知识体系凝聚了学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