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当下全球文明深度碰撞交融，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激活传统经典当代价值，成为人文社科领域重要时代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其泰教授深耕《史记》《汉书》研究数十年，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步推出其姊妹专著《〈史记〉精华十五讲》《〈汉书〉十二讲》，以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重释两大史学元典，挖掘其中蕴藏的民族精神、制度智慧与共同体意识。围绕两部新书的写作缘起、核心创见、史汉二者传承与创新关系、经典史学的当代意义，陈其泰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创作缘起与学术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记》与《汉书》堪称汉代的两大史学元典。您同时推出《〈史记〉精华十五讲》与《〈汉书〉十二讲》两部著作，能否先谈谈您写作这两部姊妹著作的初衷？ 

　　陈其泰：我们今天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文明都在回溯自身传统、确立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史学经典正是支撑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核心载体。《史记》与《汉书》作为传统史学由初创走向成熟的两座高峰，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记忆、制度经验与精神内核。这是我决意同时完成两部解读著作最直接的动因。 

　　从学术脉络看，《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首创纪传体断代史，二者成书背景高度相似：司马迁生于西汉武帝盛世，班固则成书于东汉明章治世；《史记》凝聚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心血，《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三代接续完成的家学结晶，二者天然构成完整学术链条，单独解读任何一部，都无法完整把握两汉史学的完整脉络。过往很多读本要么只讲《史记》，要么孤立解读《汉书》，未能建立二者对照互证的阐释框架。我以“十五讲”“十二讲”分册成书，就是要构建一套对照阅读体系，互为补充、彼此印证，还原马班双峰并峙的真实史学地位。 

　　更深层的使命，是完成传统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史记》《汉书》不只是史料汇编，更是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塑造共同体意识的源头典籍。但普通读者面对浩繁原文，很难自主提炼其中蕴含的大一统理念、民族交融智慧、民生关怀精神。我以专题讲稿的通俗化体例，平衡严谨学术考辨与大众阅读需求，雅俗共赏，一方面纠正学界旧有偏颇，另一方面让普通读者读懂两部元典里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让古老史学经典服务于当下文化自信建设，这是两部书共同的写作初心。 

　　彰显《史记》的开创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记〉精华十五讲》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核心线索，书中提出“多维历史视野”这一核心概念，您能否具体阐释这一观点，以及它何以彰显《史记》不可替代的开创性？ 

　　陈其泰：先秦史书以编年体为主，叙事只有单一时间线索，只能按年份罗列事件，历史图景扁平单薄。司马迁突破这种局限，构建起时间、人物、典章制度三重交织的立体叙事体系，也就是我书中提出的“多维历史视野”，并以此创设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的纪传体例，实现全景式、宏大叙事的著史范式，这是《史记》最核心的学术创造。 

　　第一重维度是时间维度，十二本纪梳理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三千余年王朝兴衰主线，搭建起完整历史时序；第二重维度是人物维度，世家、列传以人为核心展开叙事，打破上古史书重事件、轻人物的传统，明确“人创造历史”的核心史观。在汉代鬼神天命观念盛行的背景下，司马迁将平民、游侠、商贾、边疆部族领袖纳入正史，证明历史进程由人的活动推动，而非神意主宰，这种人文史观极具进步意义；第三重维度是典章制度维度，八书系统记载礼乐、天文、河渠、经济制度，跳出政治史单一框架，完整呈现古代社会运行全貌。三重维度纵横交错，共同构筑立体完整的上古至西汉历史画卷。 

　　除此之外，我在书中重点发掘《史记》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奠基作用。司马迁专门设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六篇边疆民族专传，详细记载各民族源流、生产生活，梳理中原与边疆持续交往融合的历史脉络，清晰证明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凸显大一统格局下各民族的向心力。这种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叙事格局，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包容统一的文化基因，也是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古代思想资源。 

　　在写作结构上，全书十五讲循序渐进，先拆解五体体例的内在逻辑，再分析人物叙事艺术，继而挖掘民族史观、治世智慧，最后落脚于《史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价值。这也是本书在学界首次系统论证《史记》锻造民族文化基因的独特贡献，把经典解读与当代理论建设紧密结合，避免古籍研究脱离现实。 

　　充分肯定《汉书》的史学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汉书〉十二讲》中明确提出《史记》《汉书》双峰并峙，能否谈谈您如何重新定位《汉书》的史学价值？ 

　　陈其泰：学术史上曾出现将《史记》《汉书》简单对立、刻意扬马抑班的做法，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节先生曾有一段精准评述：“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与班固，真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且用光华灿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从此以后，纪传体的所谓正史，就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体制。不只是国内，就是东亚各国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这些日本、朝鲜、越南各国的正史，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的。这功劳不能不说是很巨大的！纪传体的创立是司马迁父子之功，断代为史的创例，是班固之功。”我们必须承认，《汉书》继承发扬了《史记》诸多优良传统，又根据新的史料和新的时代智慧加以补充发展并实现超越，同样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首先，班固首创“断汉为史”，实现史学编纂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史记》问世后，褚少孙、班彪等人持续续补，却始终依附《史记》框架，属于零散增补，难以独立传世。班固提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跳出通史续写的局限，专门为西汉一代修完整史书。这一体例创新完美契合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特征，后世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全部沿用断代史范式，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完整历史记忆，正是依靠这套断代体系才得以系统留存，这是班固无可替代的史学贡献。同时，东汉学界盛行厚古薄今风气，普遍认为只有夏商周三代具备典范价值，班固独立修汉史，本身就是对汉代文化自信的有力彰显。 

　　其次，《汉书》十志完善典志体，是全书精华所在，范文澜先生直言“《汉书》的精华在十志”，白寿彝先生也评价十志将书志体裁推向成熟。班固在《史记》八书基础上整合、扩充、新设篇目：合并礼、乐为《礼乐志》，合并律、历为《律历志》，调整原有篇目名称，更开创性增设《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其中《刑法志》系统梳理上古至汉代法制演变，开创中国法制史书写先河；《艺文志》完整梳理先秦至西汉学术源流，是最早的官方目录学文献；《地理志》记录各地行政区划、风俗物产，奠定古代边疆与地域治理研究基础。后世十五部正史设立典志，篇目框架均不出十志范围，后世《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制体通史，源头也在《汉书》十志。 

　　最后，班固继承司马迁秉笔直书、心系民生的良史品格，书中大量揭露西汉吏治弊端、民生疾苦，客观记述藩王之乱、边疆治理得失，绝非以往所说一味粉饰王朝。全书依托班氏家学，补充大量武帝之后西汉史料，完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记载，丰富西汉历史细节，和《史记》形成互补。马班二人所处时代不同、治史侧重不同，应当平等看待、互补研读，而非强行分出高下，这也是《〈汉书〉十二讲》全书贯穿的核心立场。 

　　打通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壁垒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记〉精华十五讲》《〈汉书〉十二讲》兼顾学术严谨与通俗普及，您在撰写专题讲稿体例时，有怎样的考量？对于普通读者、青年学子阅读两部古籍，您有什么建议？ 

　　陈其泰：当下古籍解读存在两种极端：一类纯学术专著，考据繁复，门槛极高，普通读者难以读懂；另一类通俗读物过度戏说，丢失文献原貌与史学内核。我采用“专题讲”体例，就是要打通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壁垒，做到严谨不晦涩、通俗不浅薄。 

　　体例设计上，全书层层递进、专题化拆解，避开原文晦涩字句的堆砌。以《史记》十五讲为例，先讲体例架构，再讲人物叙事，后论民族、制度、思想价值，由浅入深；《汉书》十二讲则顺着成书背景、班氏家学、断代体例、十志制度、王朝兴衰、边疆治理、史学范式的顺序展开，逻辑清晰，每一讲独立成篇，读者可碎片化阅读，也可完整通读。文字上摒弃艰深考据术语，同时保留扎实文献依据，所有观点均依托原文史料，兼顾阅读流畅度与学术准确性，兼顾典藏价值与普及价值。 

　　长远来看，经典重读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以当代眼光完成创造性转化。我们重读《史记》《汉书》，不只是复原古代历史场景，更是追溯中华民族精神来路，从绵延两千年的史学元典中，汲取支撑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