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曾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自由时间总是表现为一种短缺状态，原因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运用愈发强硬、全面的手段对自由时间进行剥削和占有。马克思、居伊·德波、鲍德里亚对自由时间的考察就描述了这种变化，他们的思考对于解决当今的自由时间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劳动时间占有自由时间 

　　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面临着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出发，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立足生产领域，分析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被剥夺和自由时间丧失的过程，开辟了时间维度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表露了对自由时间的基本设想。从用途来看，自由时间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闲暇时间”，即无意义的用以休息和放松的时间，另一种是“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即用以实现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自由时间被资本家集中占有。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由于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人生产的价值量超过预付资本，尽可能多地获得剩余价值，就要延长工人的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的效率。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使从计量时间的角度计量劳动成为可能。从根本上说，一定时间内凝结的劳动是价值的来源，资本家要实现商品增殖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其手段就在于窃取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于可计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具有这种内在关联，所以对象化劳动时间成为衡量剩余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时间的作用就在人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被逐渐强化。由于人的劳动乃至人的存在本身都成为“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基本尺度。由此，资本家就展开了在工人的身体限度和道德限度内无限延长劳动时间的行动，延长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便成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永恒主题。从时间维度看，在商品交换规律的前提下，资本家作为买者，想方设法延长工作日，而工人作为卖者，想要将工作日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由于买卖双方的权利都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所以马克思往前迈进了一步，指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资本家和工人关于工作日的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工人自由时间的丧失，实际上是资本通过时间进行的权力统治的结果。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中介，马克思找到了剩余价值和自由时间之间的隐秘关联，揭示了自由时间何以消失的谜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产生的问题也从生产领域全面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成为后来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

　　景观时间侵入自由时间 

　　居伊·德波是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的创始人。在情境主义国际的实践下，德波完成了《景观社会》，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物化阶段发展到景观阶段，指出景观侵入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中，包括对时间的支配。

　　德波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是“静态的社会”，由于原始的劳作模式和活动空间的局限，时间和自然的高度结合表现为“循环时间”，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阶级的出现带来了“不可逆时间”，建立在循环时间社会之上的权力占有了时间剩余价值，从封建王权到资产阶级，现代工业生产出真正的不可逆时间，这是一种伴随着物的大规模生产形成的物化的历史时间。循环时间和不可逆时间是“伪循环时间”的理论前奏。伪循环时间是“生产的商品时间的可消费伪装”，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着早先自然状态下生产劳动的循环作息时间，但是此时的劳动是为了制造消费商品，从而形成了消费—生产—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链条，资本家为了保证循环的接续性，促使消费活动的实现和新一轮生产的开启，制造出种种虚幻的景观，通过泛滥的影像潜移默化侵入人们的生活，不断激起新的欲望，诱使人们陷入商品消费的圈套中。

　　同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德波所处时代已经制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这些闲暇时间外在表现为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实际上却被由影像支配的异化消费所填充。在消费过程中，消费品主导人们的选择，死劳动控制着活劳动，过去的时间支配着现在的时间。作为历史环节的个人生活在虚幻的时间体验中度过，个人真正的生活被消费产品充斥，从而使真正的体验缺席日常生活，个人的历史也成为虚假的景观记忆。德波对于景观时间的论述具有非常尖锐和超前的现实性目光，他看到了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但其理论缺陷在于仅仅看到了消费领域的问题。在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中，德波以社会学的思路切入问题，从而导致对问题的分析难以直击要害，仅对社会表层展现的景观幻象进行批判，忽略了生产领域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以致于陷入景观拜物教。所以，德波对景观社会的解放策略也仅局限在心理学和文艺层面，缺乏实际性，最终走向了理论的悲观。

　　休闲时间掩盖自由时间 

　　鲍德里亚是德波的学生，年轻时期的鲍德里亚除了受到列斐伏尔的影响，情境主义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启发。鲍德里亚更进一步地用“符号政治经济学”代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形而上学层面对现代社会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独特分析。

　　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以休闲的不可能性为切入点，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休闲支配了人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已然成为异化的休闲活动中用以交换的“自由时间”。首先，自由时间实际上是服从于交换价值规律的可用于消费的物品。自由时间之所以成为消费物品，是因为人给自由时间注入了可用于交换的价值，从而使时间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其次，自由时间具有价值生产功能，是划分个体、范畴、阶级的标准。鲍德里亚指出，一方面，人在时间面前本是人人平等的状态，但是经过生产过程，时间被赋予了财产的法则、占有的法则，被这种法则支配的客体则会生产出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物化抽象，从而时间就有了交换价值。另一方面，自由时间是劳动时间之外的非生产性时间，在经历了异化的劳动和奴役后，自由时间成为人们在休闲中竞相追逐的产品，占有自由时间的多少体现了人的地位、阶级。最后，自由时间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鲍德里亚将自由时间引入他的符号系统，时间的无用性代表着时间的富余，个体拥有的自由时间越多，代表他拥有的财富越多。休闲时间具有了社会区分价值，区分着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自由时间就在休闲中成为具有“名誉游戏价值”的符号。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沿用了马克思分析商品社会的思路，从生产行为出发，将消费行为看作生产行为的结果。不过，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物品的真实功用让位给符号，在符号体系下，自由时间也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物品，不仅能用于交换，还具有价值生产功能。但是，鲍德里亚认为的自由时间是劳动时间的对立状态，所以在自由时间的使用上也是从劳动时间的对立面提出的。就现代社会来看，这种想法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研究视野对鲍德里亚的思考形成的阻碍，使他对自由时间的进一步思考没有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上。

　　从马克思到德波、鲍德里亚，他们对自由时间问题的剖析体现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虽然德波和鲍德里亚以超前的眼光看到了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从而没有找到合理的方案来面对现实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研究”（24&ZD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