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意味着，投资的内涵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本与项目建设，而是要更加重视人的因素与制度性支撑，以提升投资转化效率和中长期回报。在这一总体要求下，投资于人并非对投资于物的替代，而是把能力提升、风险保障与预期稳定纳入“扩大内需—供给升级”的统一框架，从而更好地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只在于扩大需求总量，更在于稳预期、提能力、增效率，把更多资源投向人的能力建设与预期改善。

　　投资于人的必要性

　　投资于人，既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也是夯实国内市场根基的必由之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一个关于收入与就业是否稳定、公共服务是否可及、未来预期能否托底、需求升级能否被高质量供给有效承接的系统工程。强调物人结合，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对人的投入增强内需韧性与转化效率。立足我国现实国情，至少有两种趋势共同提升了投资于人的必要性。

　　第一，人口老龄化加快，医疗、养老、康复与照护等需求呈现规模性、长期性与刚性特征。这一方面直接拓展了服务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也对相关产业的服务供给能力与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若供给体系、服务网络与专业人才建设滞后，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增量就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扩容，反而可能加剧供需错配。因此，这要求把服务供给能力与人才供给作为投资重点，而不只是扩张需求规模。

　　第二，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传统产业转型提速，使技术迭代与组织方式变化对技能结构、职业能力与人力资本质量提出新的约束。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设备更新、数字化改造与技术扩散的成效，越来越依赖劳动者技能结构与健康状况的匹配程度。如果教育培训、技能提升与健康保障等投入不足，技术改造就难以充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可持续回报。这就要求把技能形成与健康保障作为技术改造的必要配套措施。

　　投资于人的内涵与机制

　　要把投资于人从理念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政策抓手，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概念要清晰，避免泛化为口号；二是机制应形成闭环，能够把能力提升、预期稳定与内需扩容贯通为一条可持续链条。

　　就内涵而言，投资于人可以概括为对人的能力形成、健康保障、发展机会与风险分担体系的长期投入。为便于把握，可按功能划分为三类：其一是能力类投入，主要包括教育与技能提升、就业与培训体系建设，着眼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与技能匹配度；其二是托底类投入，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与健康管理、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着眼于降低风险暴露、稳定预期；其三是服务类投入，主要包括养老托育与照护体系建设，着眼于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与可及性，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上述三类投入分别对应能力形成、预期托底与服务供给三个关键环节，从而为三条重要传导机制提供基础支撑。

　　第一条，“能力—生产率—收入”链条，强调把技术进步更有效地转化为就业质量与收入增长。投资于人通过教育、培训与技能体系建设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劳动者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就业质量。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过程中，技能结构越适配、学习能力越强，技术扩散越快、组织效率越高，企业越能够将创新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同时，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与收入增长，将为中长期消费扩容提供基础。其落脚点体现为就业质量改善、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技能匹配度提高，对应的政策抓手主要是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再培训与终身学习体系的完善。

　　第二条，“保障—预期—消费倾向”链条，强调将不确定性约束转化为更稳定的消费倾向，并推动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强大国内市场不仅需要收入增长，更需要预期稳定。当医疗、养老、失业、托育等风险分担体系更健全，居民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下降，过度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减弱，边际消费倾向更可能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更可能向服务消费与品质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扩容提质，形成更厚实、更有韧性的内需结构。其落脚点体现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服务消费扩张与消费结构升级，对应的政策抓手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

　　第三条，“需求升级—供给升级—循环增强”链条，强调把需求扩容与结构升级转化为供给体系提质与创新扩散加速，形成更强的正向反馈。当投资于人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服务需求扩容，并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强化创新能力与生产率，这将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一方面，更强的国内市场有助于稳定企业中长期预期并扩大有效需求空间，从而提升研发投入意愿与持续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供给体系更能满足需求结构升级，国内市场就更可能从规模优势走向质量优势。其落脚点体现为创新扩散加快、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与企业投资预期改善，对应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完善规则预期与治理能力，并持续稳定市场预期。

　　投资于人的举措与保障

　　第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牵引，夯实预期稳定的制度基础。应以教育、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并同步提升公共投入效率，使投入更充分转化为居民的安全感与稳定预期。可重点从公共服务覆盖面与可及性、群众获得感，以及支出效率等维度评估成效。同时，应注意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避免将投资于人简单等同于普遍性加码，防止形成新的刚性支出压力。

　　第二，以就业质量为中心完善技能形成体系，提高技术改造的转化效率。应依托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再培训与终身学习体系，推动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提高劳动者技能结构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度，增强转型期就业的稳定性与适应性，进而提升设备更新、数字化改造的综合回报。可重点从就业质量改善、技能匹配度提升、培训转化率等方面观察政策效果。需要把握的是坚持需求导向与培训转化评估（以就业去向、岗位适配与技能提升成效为重点），防止培训泛化和形式化，避免重规模、轻能力的低效投入。

　　第三，以健康与照护服务能力建设为抓手，提升服务供给承接能力。应面向老龄化趋势，强化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康复、护理、长期照护等服务网络与人才队伍，同时健全质量标准与监管治理，提升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规范化与可持续性，使新增需求能够被高质量供给有效承接。可重点从基层服务能力、护理与照护人才供给、服务质量标准化等方面检验进展。这一路径侧重供给能力与人才体系建设，须坚持质量与人才先行，避免同质化扩张与重复建设，防止供给能力建设滞后于需求增长。

　　第四，以风险分担机制完善为重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并优化消费结构。应围绕医疗、养老、失业等关键风险完善制度性保障与风险分担安排，降低家庭面对未来冲击的不确定性，减轻过度预防性储蓄动机，并通过提高服务可得性与信息透明度改善消费预期与消费环境，促进服务消费扩容与结构升级。可重点从预防性储蓄动机变化、服务消费占比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观察效果。必须避免将投资于人理解为一次性刺激手段，强调制度建设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而非短期冲量式政策。

　　第五，以绩效评估与财政可持续性为约束，固化投资于人的长期回报并强化统筹协调。应推动投资项目从立项、实施到运营的全链条绩效评估，将对就业、收入、服务供给能力、消费结构升级与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纳入评价体系，强化运营导向与长期回报导向；同时，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与激励机制，增强政策协同与责任约束，避免重项目建设、轻运营服务的倾向。可重点从全周期绩效结果、运营效率改善与财政可持续性约束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估。必须坚守财政可持续性底线，防止超越财力的运动式加码与低效重复投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统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理论、实证和政策体系研究”（24&ZD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