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的兴起是探寻古希腊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古典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关乎古希腊历史的重建，也关乎对西方文明起源的理解。希腊城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是在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宗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献祭与希腊城邦的兴起

　　古希腊人很早就拥有一套神祇信仰体系。在相似的多神崇拜框架内，因地理原因而相对隔绝的希腊各地区分别形成当地认可的主神崇拜传统，这一方面造就了地区性的共同体认同，另一方面又通过希腊人独特的宗教实践活动巩固并突出了这种认同感。

　　杀牲献祭是古希腊人表达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方式。生活在城邦兴起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曾以神话的形式描绘这种崇拜方式的起源。荷马也在史诗中多次记载迈锡尼的国王贵族们进行献祭的场景。由此看来，自前城邦时代，希腊人就已习惯于集体杀牲祭神。这种集体献祭活动规模庞大，花费远非个人能够承担。雅典日历中有一个月份就叫“百牛大祭月”，反映了该地区在每年的这一时间大规模杀牲献祭。古希腊人献祭仪式是公开与共享的。与其他大多数地区不同，希腊并没有形成封闭的、高高在上的祭司特权阶层。因此，共同体成员可以集体参与祭祀，并一同分配享用祭祀后的美食。

　　“杀牲—祭神—共享”是古希腊人宗教崇拜的重要模式，表现出他们宗教传统中集体性、公共性的特征，这对希腊城邦共同体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共同体成员通过参与杀牲献祭仪式，无形中将个人身份融入集体，实现了共同体的整合。而相对平等的胙肉分配，也有助于构筑城邦公民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对集体仪式的参与以及胙肉分享的权利也划分出共同体的边界，促成共同体成员在宗教和情感上的认同感与排他性。因此，古希腊人集体杀牲献祭的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更是城邦共同体的“象征性演练”，在宗教的外衣下塑造了希腊城邦的结构。

　　圣所与城邦领土的确立

　　古希腊的圣所是古希腊人献给某一位或多位神祇的神圣空间，如著名的雅典卫城。祭坛是希腊圣所的必要元素，大型圣所还可能包括神庙、宝库、剧场、运动场或其他附属建筑。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些圣所是神祇的居所，也是他们接受凡人崇拜的地点，因此他们在这里举办丰富的宗教活动，用以取悦神祇，求得庇护。古希腊圣所的集体性和共享性表明它们除了宗教功能以外，还兼具政治和文化空间的功能。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波利尼亚克将圣所与希腊城邦的兴起勾连起来，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

　　波利尼亚克强调宗教圣所的建立是希腊城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城邦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宗教空间成为一个共同体聚集的核心地点，共同体的凝聚力通过在此反复举办的祭祀、竞技等宗教活动而得到强化，成员的共同体身份逐步得到确认。波利尼亚克关注边界圣所的作用，这些位于城邦边缘的圣所有助于标定城邦的领土边界，使得城邦空间具有合法性与稳定性，推动了早期城邦的聚合进程。而位于城邦中心位置的圣所与边界圣所之间又通过节日巡游等宗教活动形成互动关系，标志着城邦的政治中心对整个共同体拥有控制权。由此，古希腊圣所对城邦的兴起发挥着重要作用，圣所是希腊城邦宗教空间、社会空间与政治空间的交汇点。

　　希腊城邦形成的过程总体上是区域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强大的中心区域以武力吞并周边地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反映在一些圣所的发展变化上，如位于雅典西北边缘区域的埃琉西斯德墨忒尔圣所。自迈锡尼时代起，埃琉西斯就是一个祭祀地母神德墨忒尔的重要地点。根据神话传说，当埃琉西斯还是独立王国时，地母神曾亲自在此指导当地人修建了她的圣所并创立了秘仪。到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人通过战争吞并了埃琉西斯，秘仪和圣所的控制权落入雅典人手中。根据古典时期的史料，雅典负责宗教事务的王者执政官参与秘仪和圣所的管理；每年埃琉西斯秘仪节举办前几个月还要在雅典举办一场小秘仪节，作为必备的预备仪式。节日举办期间，雅典的信众们还要护送“圣物”在埃琉西斯圣所和雅典卫城的德墨忒尔圣所之间巡游，这凸显了雅典城邦中心试图通过宗教明确与埃琉西斯之间的从属关系，从而强化了雅典城邦共同体的认同。

　　宗教与希腊殖民城邦的创建

　　自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开始，希腊世界经历了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大规模海外殖民运动。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在环地中海、黑海的广阔区域分布着1500个左右的希腊城邦，苏格拉底因此形容希腊人“好像池塘周围的蚂蚁和青蛙一样生活”。古希腊人的海外殖民是各个城邦出于本土人口、土地、贸易等限制，组织公民在海外建立独立自治的新城邦。殖民运动拓展了希腊人的生活范围，促进了希腊世界与外界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确立和巩固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留存至今的各种史料来看，希腊殖民城邦的创建离不开宗教的助力。

　　首先，德尔斐的神谕是希腊城邦组织海外殖民的合法性来源，殖民城邦的创建必须有阿波罗神的“背书”，而且选址等关键环节也要服从神意。其次，在新城邦一切准备就绪后，要用从母邦带来的赫斯提亚之火的火种引燃新城邦中心的灶火，这象征着城邦新生命力的开启以及新城邦对母邦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继承与延续。最后，希腊本土的母邦在启动创建一个新城邦之初，还要为其指定一位建城英雄，并构建出对这位英雄的宗教崇拜。于是，围绕这位英雄而形成的祭祀活动就成为新城邦公民共同体认同的核心。他们通过共同向城邦“奠基者”献祭，建立起对新家园的集体归属感。此外，新城邦还会仿效传统的希腊城邦，在城邦的公共空间建造神庙、祭坛等圣所。一方面，通过这些圣所以及圣所内举办的宗教仪式，新城邦完成新土地的神圣化，从而将陌生的土地转化成城邦的领土；另一方面，这些圣所也成为希腊殖民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帮助新共同体的成员们建构起新的权力认同以及与传统文化的承续。希腊殖民城邦的公民通过献祭等共享的宗教元素，认同自己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是推动创建殖民城邦的重要精神保障。

　　作为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希腊城邦兴起的宗教因素不可忽视。古希腊人独具特色的祭祀方式、大量分布于城邦中心和边缘区域的圣所以及宗教在希腊大规模殖民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都表明宗教为希腊城邦兴起提供了核心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