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研究历史相对较短。1877年德国学者卡普（E. Kapp）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被认为是以技术作为专门的哲学研究对象的第一本书。中国学术界在引入和追踪西方相关研究方面，展现了极高的积极性和敏锐性。1978年，《哲学译丛》杂志就分别介绍了东德举办的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讨论会以及美洲的技术哲学研究情况。

　　1983年，陈昌曙在《东北工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的论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技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观点。1986年，陈昌曙再次发表论文《技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进一步阐释了技术哲学对哲学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同年，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全国大会上作了题为《要开展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的主旨报告，标志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正式开启。1987年，孟庆时在《哲学译丛》上翻译了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的著作《什么是技术哲学》，为中国学者深入理解和探讨技术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同年，《技术伦理学研究十题》在《道德与文明》杂志上发表，技术伦理问题正式成为国内学术界讨论的议题。1991年，方朝晖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中国首篇技术哲学文献综述《技术哲学的新体系——技术哲学研究现状综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之“芯”（芯片电路与中国传统景观之AI生成图）作者/供图

　　截至目前，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已收录了4071篇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涵盖技术的本质、技术伦理、技术认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回顾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向。

　　一是深入介绍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系统地介绍和评析东德和美国的技术哲学思想。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在1992年被正式介绍进来，莫伟民和高亮华分别在《探索与争鸣》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分析文章，很快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此后，埃吕尔的自主技术论以及伊德的技术后现象学也相继被引入中国。21世纪初，伯格曼和芬伯格的技术哲学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2006年，研究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论文首次在中国发表。2008年以来，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逐渐在中国学界引起讨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关注“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近来，荷兰学派“道德物化”的设计伦理思路开始在传媒、教育和工业设计领域产生跨学科影响。

　　除了介绍西方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研究技术哲学的工作不断开展。1984年，全国马列主义、哲学、宗教学科规划小组会议在“七五”规划初步设想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哲学的应用研究。1985年，洪啸涛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呼吁学界重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这一呼声在随后几十年得到了积极响应，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马克思在科技方面的讨论进行系统整理，还涉及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推广。刘大椿的《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都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外，一些学者还致力于探讨马克思对当代技术哲学家，例如芬伯格和斯蒂格勒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当下中国的技术现实，如数字劳动等讨论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在中国的深化和发展。

　　相比前两条研究路径，调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建构中国自主技术哲学的努力相对较少，但发展很快。2005年，王前在《哲学研究》发表了《“由技至道”——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理念》一文，2009年进一步出版了《“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从老庄文化中提炼出了“道技关系”的范畴，指出“道”与“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构成了技术哲学的基本框架。这种“道”不同于西方逻辑推理中的“logos”，无法通过逻辑规则来充分澄清，中国的道是涉身性、实践性、功夫性的，可以通过对“技”的精纯掌握与高超领悟来体现。在道技关系中，还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谐。万物皆源于“道”，“道”必然要求万物的各个要素以和谐的方式组织。这种和谐不仅是技术操作者与技术工具之间的和谐，还包括技术操作者身心活动的和谐、技术应用中的人际关系和谐、技术活动与社会的和谐等多个方面。以道技关系为核心的技术哲学，与现代性中将人视为主体、技术仅作为工具的观念存在根本性差异。

　　2008年，李三虎出版了《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研究》，他回归中国传统神话中的技术观念，将“内圣外王”视为中国古代技术人（劳动人）的原初映像。他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先贤如伏羲、黄帝、炎帝等圣人形象，指出这些圣人都是通过技术行为展现其形象和影响力的。例如，伏羲通过“化八卦”通达神明、创造万物，而黄帝、炎帝等也在历史记载中有许多创制新事物的记录。李三虎在儒家“器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体用不分，道器合一”的技术哲学框架，构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还原论和现代工具论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系。

　　王前和李三虎的工作直接影响了许煜，他在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宇宙技术”主张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技术性”（technicity），即技术得以成立的存在论条件，这些条件深深植根于该文化的宇宙观之中。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和古希腊人有很大差距，因此也有针对技术本质不尽相同的理解：西方的技术哲学通常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技术视为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技术被视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手段，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

　　2021年，我与黄柏恒合编了Harmonious Technology: A Confucian Ethics of Technology一书，汇集了来自儒家视角探讨技术哲学的海内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从后现象学、工程哲学、科技史和技术伦理等角度对儒家技术哲学进行了系统讨论，提出了“礼技”（ritual technicity）的概念，强调了中国思想资源中的“圣王制器”传统，认为技术的本质不仅在于它的工具性，也在于它是礼的现实化。在儒家传统中，人与人工物的第一关系不是“用物”，而是“体物”，这意味着人工物需要在公共场所朝向他人进行“表演”，通过这种表演不断完成自我的道德人格。工具的效用只是完成礼仪的构成要素之一，礼的维度渗透到君子的日常物质生活中。

　　近年来，国内科技哲学青年学者也陆续从“藏礼于器”与“工匠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可能性，推动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吕明烜最近发表的《礼乐化制作：从三皇叙事看儒家的制作观念》一文，也可以看作是儒家技术哲学工作的初步尝试。

　　整体上看，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现实之间的可能互动。夏农·维拉在其著作Technology and the Virtues: A Philosophical Guide to a Future Worth Wanting中，将儒家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了对照，认为儒家思想将为我们提供一组必要的技术美德。西方学界已认识到，在高度科技化的时代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重要性，维拉的视角便深受儒家技术哲学学者黄柏恒的影响。2021年新版的《劳特里奇工程哲学手册》中，也已经有专门章节讨论工程哲学的东方进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2023年，利维·切基茨和本尼迪克特·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会议内容将汇编成第一本从东西比较视角讨论人工智能治理的图书，中国内地学者王天恩也参与了会议撰稿，这本书不久将和大家见面。正如荷兰技术哲学家保罗·维贝克所观察到的，技术哲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元文化的转向，中国自主技术哲学研究方兴未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