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突出特征，亦是美利坚世界秩序之核心要素。作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力周期，两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美国承袭自英国、具有明显制度化、规则化烙印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世界秩序走向历史舞台中央。战后美国依靠政策计划、外交努力、综合实力主导并建立了国际安全制度、多边贸易制度、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国际海洋制度、国际海运制度、国际民用航空制度、国际原子能制度等体系，通过在世界秩序安排中铺就一张“密织的制度之网”促使战后世界发展为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冷战中经历了起源、危机与转型，逐步扩展到第三世界，并在20世纪末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与冷战胜利余威席卷全球。

　　基于制度视角，战后国际秩序演进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演进及其缔造者因应之过程。新近出版的十卷本专著《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其中的第二卷，即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舒建中撰写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下称“舒著”），即试图全面探讨这一历史进程。该书“全景式”考察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着眼于国际安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国际海洋、国际海运、国际民用航空等领域，通过考察历史、厘清脉络，揭示了战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根源、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关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其全球秩序之现状与未来，久为学界争议，南京大学石斌教授认为“21世纪将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调整的时代”，伴随着新兴大国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重新分配，大国间协调建立更为合理、公正之国际秩序为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政府也愈发坚定未来的国际政治将回归大国竞争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石斌教授组织数十位作者共同撰写了由10个分卷构成的大部头著作《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旨在就国际秩序的历史、现状及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跨学科的系统探讨。《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分卷既为相关各卷的分析和论述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亦是对前述时代之问、现实关切进行回应的重要作品。

　　一、自由主义秩序的当代危机、历史学路径与本书缘起

　　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世界与传统地缘冲突沉渣泛起，逆全球化浪潮勃兴。曾被美国战略界引以为豪的“冷战遗产”“世界新秩序”黯然失色，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事实上破产。2016年6月英国通过脱欧公投，使长久以来被视作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典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冲击，经济停滞、难民潮、右翼极端民族势力等因素同时困扰着这一“整合度最高”地区组织。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后戏剧性推动了这一浪潮：自战后以来，首位美国总统系统性“败坏”美国领导下建立的战后秩序，在贸易、联盟、多边主义、人权、移民、法治和维护开放的全球体系方面实行反动，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秩序面临深刻危机。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所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不是由那些通常的嫌疑人，而是由其主要设计者和担保者。” 

　　对冲突与秩序的反思是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鲜明特征与主要面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自由主义秩序的当代危机与我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判断共同表明了“新一轮围绕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竞争正在迅速展开”。这一全球性、历史性进程无疑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重新审视自身战略定位并思考国际秩序演进路径，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一书正是在前述背景下对时代关切进行回应的重要作品，旨在总结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经验教训，凸显新兴大国在“大变局”时期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为学界研究、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依据、历史借鉴。

　　就方法而言，作者采取了基于经验性判断（Common Sense）的历史学路径而非假设、论证式审视分析阐释。由于“制度化”在战后秩序构建中的核心地位，作者首先回顾了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等人对理解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之基本内涵及逻辑的分析。前述学者的分析为观察战后国际秩序演进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视角框架，但相关贡献并非“舒著”论述的全部起点。正如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与贝丝•西蒙斯（Beth A. Simmons）所指出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博弈论（Game theory）、功能理论（Functional theory）、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ies）在阐释国家行为、国际机制的兴起、演变方面各有其说服力，但其或在解释结构与意图、平衡理论简约性与有效性方面差强人意，或在区分原因与影响的逻辑性方面存在缺陷，使其价值打了折扣。 

　　本书的研究对象——国际秩序——其过去具有高度复杂性，其未来则难以复现并伴随着诸多未知。正如战略史大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所敏锐指出的，在任何大战略方面“历史是比理论更好的指南”，而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作者吸收了学界观察战后秩序演进的“制度视角”而以其历史学人的方法，对美国主导下不同领域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之建立、国家间力量变化带来的制度体系变革与调整进行考察，进而分析了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秩序建立、20世纪60年代秩序改革的缘起和发展、自由市场转向与“次贷危机”后新时期的国际秩序变革。

　　二、大战胜利之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危机与转型

　　学界多以秩序的建立与崩坏作为世界政治时代划分之标志，而秩序变革多出现在“大战之后”，大国冲突的解决之日也正是新秩序的到来之时。如何将战争带来的“权力资产”转换为“重建的世界秩序”，成为战后各国战略精英的当务之急。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未以总体性单一和平协定结尾的大战，二战后安排实质上表现为含有对抗性质的二元格局：美苏及其盟友间以冷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两极对抗，以及局限于大西洋地区的西方发达国家间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安全、经济、政治合作制度的建立。 

　　战后初期的制度构建无不在这一蕴含对抗性质的二元格局下进行。“舒著”回顾了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的战后国际安全制度之创设、以多边自由贸易为主要原则的国际贸易制度之创设、以“美元—黄金”“认缴—表决”制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之创设。相关制度建设在危机协调与安全合作、削减贸易壁垒与取消歧视待遇、确保金融稳定与经济复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受制于大国冲突、服务于大国对抗，制度创建及其效果是战后安排之二元格局的深刻反映。

　　美国战后缔造并统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种华盛顿提供公共产品、合作框架、各项“服务”的以美利坚为中心的规则体系，但美国既是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提供者，又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传统现实主义大国。当美国自身实力相对衰微时，其维持承诺履行与实现自我利益之间即会产生长期纠葛和持久冲撞。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欧共体国家兴起，美国同其盟友在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国际协调等方面龌龊不断，即是其承诺与利益间抵牾之明证。

　　“舒著”分析了这一“危机时期”的国际秩序演变。在贸易领域，美国相继发起“肯尼迪回合”（1964—1967）、“东京回合”（1973—1979），力促实现工业品关税减让、农业贸易政策调整，并将促进民用航空设备自由贸易，但在工农业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却进展不一，挑战日甚，贸易领域关贸总协定制度转向美欧共同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下的美元霸权因其内在矛盾走向衰亡，美国政府被迫寻求“石油—美元”机制弥补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损失；而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兴起与“七十七国集团”建立，“第三世界”国家深度参与到国际秩序之中是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变化。相关国家在初级产品、发展融资、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自然资源主权等问题上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合理化发展，同时在国际海洋、海运领域达成了国际海运体系改革、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与自然资源主权确权。

　　“舒著”对60年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变迁进行了总结：随着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变迁，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多边贸易体系的演进在关贸总协定总体框架下进行制度调整和规则改革。而国际货币金融的演进则经历了革命性变革，实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巨大转变。国际经济制度以国际权力结构为基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出现了相应调整。 

　　三、“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与冷战后国际秩序转型

　　冷战结束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不弱于“大战胜利之后”。“舒著”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基于国际格局变迁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机遇。事实上正是冷战结束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由“国际秩序”走向“世界秩序”的可能。美国对新秩序的谋划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业已展开。1989年5月，布什政府在绝对实力优势下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强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将苏联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克林顿政府大体继承了布什的策略，利用多边机制将更多国家纳入现有国际体系。

　　20世纪最后十年是自由主义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与扩张”的十年，舒建中教授称之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由市场转向”。具体而言，经历长达七年的“乌拉圭回合”后世界贸易组织得以建立；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原则的“华盛顿共识”被推向拉美、东亚国家；以“开放天空”机制为代表的国际民用航空自由化变革取得初步进展；基于规则与开放的“欧洲联合”进一步深化与扩张。

　　但国际格局由两极向单极转变的过程本身孕育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舒著”谈到，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的核心意涵是美国继续承担“世界领袖”责任，并按照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世界。进入新世纪后，以小布什政府成员为代表的“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并未妥善使用美国“单极时刻”的无上权力，其将战略野心美化为所谓“世界新秩序”。后冷战时代美国地区安全影响相对下降与布什政府盲目将美国秩序推向全球相结合导致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对美国霸权的焦虑、不安与国际秩序的持续动荡。

　　“舒著”谈到，在安全方面，美国在科索沃、伊拉克的行动绕开联合国，对战后国际多边安全机制产生了深刻冲击；在贸易方面，为应对贸易保护挑战、促进多边贸易发展而开启的“多哈回合”历经二十年未达成有效协议；在金融方面，“华盛顿共识”主导下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虽部分缓解发展中国家“滞涨”难题，但金融监管缺位相继造成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而“石油—美元”机制深化与“粮食—美元”机制形成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失衡难题。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舒著”注意到了美国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安全合作，但其在经济领域的多边出口管制政策同样值得深思。美国基于开放、共享、制度化的原则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建设，但其“开放”“共享”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作者指出，美国依靠自身政策计划、外交努力、综合实力推动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战后多边贸易规则，但多边贸易规则仍是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全球战略的工具。事实上，在建立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美国通过几乎同样的手段主导建立了多边出口管制体系（Export Control System）。“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在近半个世纪中充当着美国对共产党国家贸易禁运、技术转让限制的工具，其继承组织“瓦森纳协定”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持续发挥影响，成为美国对华打压、技术封锁的重要抓手。

　　四、战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反思与新兴大国崛起

　　“舒著”在论述战后国际秩序演进中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时谈到，准确把握国际重大问题以及时代脉络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基本前提，但同时发达国家的权力优势也是制约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伴随美国日益盛行的“单边主义”“全球霸权”出现的，是“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近年来，全球发展南北鸿沟扩大、合作动能减弱；全球安全单边主义、和平赤字频发，“大国竞争”死灰复燃，国际社会分裂、对抗加剧。发展、安全、文明的动荡集中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困境所在。2021年9月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的“三大全球倡议”，正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缺憾进行纠正之尝试。

　　笔者认为，大国的权力观念是影响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因素。“舒著”谈到卓越的实力地位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基础与坚强后盾，美国的权力优势既是秩序缔造的基础，也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动荡的滥觞。一方面，美国国内主导的政治文化在于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多边主义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不可抗拒的原因即在于其同构成美国国家身份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产生共鸣”，此即推动美国构建自由主义秩序的内部哲学基础； 另一方面，当华府笃信美国权力的无上与持久时，便不愿将本国政策自主权嵌入规则与制度之中，此即后冷战时代“单边主义”的逻辑内核。明晰这一点将为理解战后国际秩序演进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定位。

　　“舒著”在回顾战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启示时，主要着眼于美国主导下国际秩序建设的经验与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其核心要义包含对时代趋势与国家利益的准确界定、对实力原则与政策创新的倚重以及在前述因素作用下国际秩序变迁所表现出的渐进性特征。上述论断从历史学的角度精简总结了战后国际秩序发展与变革的主要特征，对在全球冲突不断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推动国际秩序进一步朝着公正、合理变革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在理解“大战略”方面，历史往往是比理论更好的指南。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长期以历史学路径躬耕国际战略研究，本书无疑在国际风云复杂变幻的当下对新兴大国保持战略定力、弘扬政治智慧、纵横外交技巧，坚持和平、发展、改革以推动建立基于合理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