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40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不仅对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称赞有加，还不遗余力地带动他的学生和研究同仁来到中国，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真实客观的结论。沃马克教授的中国研究起始于区域国别视角，渐进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在对“中国—世界”长期互动过程的观察和解释中，他用“多节世界（multinodal world）”定义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非对称关注”是与“非对称实力”同样不容忽视的国际关系变量。他一方面谨慎地将自己的理论定义为属于“辩证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对“全球国际关系”时代的到来持积极的开放态度。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声音越来越屈从于政策实用主义的今天，沃马克教授的中国研究尤其凸显出难能可贵的学术独立性。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受访者/供图

　　国情和历史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李晓燕：时至今日，您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依然是受到中国学术界认可的“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经典作品之一。您能谈一谈自己是如何从最初研究毛泽东思想转变为研究中国政治的吗？是什么吸引您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沃马克：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幸投师邹谠教授门下，是他指导我建立起了对20世纪中国政治机制的研究兴趣。1986年，邹谠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名誉教授，并引荐我到芝加哥大学执教。我和我的导师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是中国摆脱20世纪上半叶全面危机的关键。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现实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又一次政治实践转向，改革开放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挑战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同样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农村革命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变革，改革开放则离不开与包括全球强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日益密切的互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复杂互动。深圳特区的设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逐步过渡到面向亚太地区邻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现了直接面向全世界的开放与国际合作。中国的发展实践深深吸引了我，也塑造了我40多年来连续不断的研究轨迹。我的中国政治研究始终是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变革展开的。变革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发展，变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开放原则，不断吸取新知识和新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发展的活力和魅力所在，带给我源源不断的研究动力。

　　李晓燕：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起点观察中国，可以说您的研究始终离不开一个主题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

　　沃马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由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决定的。我比较认同历史学家王庚武的观点，两条平行的水系——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幅员辽阔使中国的人口和生产力都高于邻国，文化的稳定又让中国发展出了基于历史记忆的政治文明。中国人口总是占东亚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工业化之前，中国的丝绸、茶叶和陶瓷生产也有相当大的规模，深受国外市场欢迎。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中心大国而不是统治大国，与帝国扩张相比，中国更追求关系的稳定性。朝贡体系的核心就是邻国通过表达对中国中心地位的顺从来换取中国对其自主权的承认。近代史上，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中国不幸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全球等级秩序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要重建国内秩序，还要突破冷战两极格局的束缚。20世纪以来中国冲破枷锁、重回地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吸引了我的研究兴趣。在半个世纪里，中国凭借人口规模和工业产量等再次成为地区的中心。中国取得了双赢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是互惠基础上的自愿合作，而不是依靠霸权。现在的亚太地区不仅与中国而且与世界实现了融合，中国既是地区的中心，也是全球大国。

　　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李晓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亚洲。从加入“东盟10+3”机制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说，中国始终是在与亚洲伙伴国家的积极交流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的。请您谈一谈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繁荣之间的关系。

　　沃马克：的确，亚太地区在中国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韩国和新加坡都不是帝国主义大国，却凭借生产力成功跻身全球经济强国之列。如果其他国家能成功，那么中国当然也能成功。后来，日本成为区域合作生产的“领头雁”，中国也加入了区域网络。同样重要的是，东盟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开放态度也鼓励了政府间合作，2002年启动建设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功又推动了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创建，达成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所以说，中国的发展与亚太的繁荣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李晓燕：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提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亚太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并呼吁各国共同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请问您对此如何解读？关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您认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沃马克：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论述。亚太地区应当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发挥核心作用。该地区拥有可观的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已经共同努力建设了一个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多元、交互作用的高产经济区域。我理解的亚太主要是指环太平洋的亚洲地区。诚然，部分出于美国的压力，亚太正在成为一个协调后的经济区域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关注焦点。“关注”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意义是我近些年的研究重点之一，这一点我在后面可以详细解释。亚太地区现在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一体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亚太地区的增长有赖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亚太地区。中国已经是全球大国，亚太地区关系到中国国际实力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无担忧地注意到，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政治经济包括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形势的破坏。这是在通往下一个“黄金三十年”的过程中，亚太地区不得不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非对称与“多节世界”

　　李晓燕：您的理论专著《非对称与国际关系》2016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感慨理论研究进入暗淡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读者对您的理论观点非常感兴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提出系统的非对称理论？

　　沃马克：您说得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基本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和亚太地区的发展演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集中解释的是大国和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邹谠教授就建议我不要拘泥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因为这不适用于中国。从1985年起，我开始研究历史上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我确信，亚太地区管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文化与以大国竞争为主导的西方范式有着根本不同，于是就写了《中国与越南：非对称政治学》那本书。但当我进一步思考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时，我发现，非对称的国际关系是另一种普遍范式。这就是我写《非对称与国际关系》这本关于理论的书的原因。

　　李晓燕：也就是说，非对称理论转变了认识国际关系的方式。除了非对称概念，我注意到，“多节世界”是您使用的另一个术语，不同于我们常说的“多极化”。能请您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多节世界”吗？

　　沃马克：虽然多极世界秩序的想法比两极或者单极体系好，但也是有缺陷的，多极意味着一些国家是“极”而其他国家不是。今天的世界非常复杂，每个国家都在其国际关系中持有自己的观点，作出自己的决定。全球化使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紧张。此外，尽管相对权力仍然重要，但在密集的国际关系网中，胁迫手段更难被使用了。“多节世界”体系的概念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节点”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每个“节点”的视角都是由实力和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各方都试图降低其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各个国家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全球网络中的行为体，而不是旁观者。

　　李晓燕：您认为“非对称关注”与“非对称实力”是同等重要的国际关系因素。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您否定的其实不是权力决定论，而是结构决定论，您主要回答的是如果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都要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沃马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它假定国家间的权力差异只是不平衡，但权力是起主导作用的。很显然，美国在古巴、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不适用于这样的解释。权力是真实的——上述国家都遭受了苦难，但是权力并不能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国一方面临的是重大危险，而大国一方只是被卷入了一场原以为能轻松获胜的“小型战争”。非对称关系的基本实际是，小国一方受关系的影响更大，因此其对关系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对双方来说，明智的做法都应该是和平地管控关系，而不是去施压。然而即使战争不成功，美国也难以调整自己去适应权力的相对衰落以及认真管控非对称关系的必要性。美国的冷战思维在全球舞台上尤显狭隘。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尊重不同观点的地域性，但是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共同关切。

　　从阅读典籍中了解深层思维

　　李晓燕：我们都认可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能再用旧的理论解释国际关系，也不能再按照旧的规则处理国际关系了。那么，在您看来，国际关系未来预计会向着更加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的方向发展，还是会迈向一种新型的全球主义呢？

　　沃马克：21世纪的国际关系确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需要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进行思考。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亚太地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域，而且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也是后霸权的世界。相对实力仍然重要，但各国都处在一个非对称关系的矩阵中，而不是权力的垂直等级秩序中。各国都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各国的首要战略目标都是减少不确定性和追求各自的福祉。成功的关键是谨慎地行动，并且与合作伙伴发展稳定、相互尊重的关系，以确保不论未来面临何种不确定性，合作伙伴总是会在。

　　李晓燕：是的，我们相信，坚持国际合作才能看到共同发展的未来。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您想给年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们提出什么研究建议？特别是作为资深的中国研究专家，您认为我们两国的学界同行在加强中美人文交流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努力？

　　沃马克：对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现在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同时，这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因为很难维持平衡、审慎的战略前景。我的建议是要对新事物保持敏感，但是更要把新事物放在恰当的位置。青年学者应该从阅读典籍中去了解深层思维，比如管子、老子，因为深层思维是历久弥新的。关于中美关系，我想双方是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目前的美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陷入了日益严峻的困局，而美国倾向于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然而，中国的形势很稳定，美国几乎不会对中国造成真正的威胁，其做法更可能孤立自己而不是中国。所以，中国不必对美国的敌意过度反应，而要鼓励双方关系的改善。当然，中国更要专注于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的多边主义与世界秩序研究”（21BGJ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