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基本上厘定了中国哲学形上形下之思的基本框架。但与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不同的是，中国哲学的形上形下两个世界并不是隔绝的，而是“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关系，这使得中国哲学关于“术”“器”“技”的形下之思始终与“道”“礼”“禅”的形上之思相联系。换言之，中国哲学对技术的思考不仅仅是就技术而技术，而是不离“道”去思考“器”，因而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在这种超越性思维之下，形上之“道”成为统领、规约形下之“器”的主宰，而形下之“器”成为通往形上之“道”的中介和途径，“以道驭术”“藏礼于器”“引弓入禅”“技进乎道”“制器尚象”“道以成器”“器以载道”“朴散为器”都是这种超越性的体现。本文仅以道家的“以道驭术”、儒家的“藏礼于器”和禅宗的“引弓入禅”为例，尝试分析中国技术哲学形下之思的超越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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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向深度发展的今天，技术化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作为反思时代精神的哲学，技术成为其关注的焦点问题。甚至有学者发出“哲学的技术转向”的口号，认为技术哲学是“具有伟大未来的学科”。按照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的划分，西方技术哲学从诞生之初就有两个传统、两种使命，一种是从技术进入哲学的工程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这种技术哲学倾向于为技术进行辩护，因而有乐观主义倾向；另一种是从哲学走向技术的人文主义传统，这种技术哲学倾向于对技术进行反思，带有悲观主义倾向。与西方技术哲学二元分立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技术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本土化”路径，中国传统工匠活动中蕴含的技术思想给予了中国技术哲学丰富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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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上看，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现实之间的可能互动。夏农·维拉在其著作Technology and the Virtues: A Philosophical Guide to a Future Worth Wanting中，将儒家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了对照，认为儒家思想将为我们提供一组必要的技术美德。西方学界已认识到，在高度科技化的时代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重要性，维拉的视角便深受儒家技术哲学学者黄柏恒的影响。2021年新版的《劳特里奇工程哲学手册》中，也已经有专门章节讨论工程哲学的东方进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2023年，利维·切基茨和本尼迪克特·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会议内容将汇编成第一本从东西比较视角讨论人工智能治理的图书，中国内地学者王天恩也参与了会议撰稿，这本书不久将和大家见面。正如荷兰技术哲学家保罗·维贝克所观察到的，技术哲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元文化的转向，中国自主技术哲学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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