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中国文化及其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学也是同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学科性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这些都是“学科观念”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求“融通”。费孝通在20年前，提出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其实，扩展传统界限根源在于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他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个“学科观念”的论断，当然不是完全否定但却明显针对并高于常见的所谓社会学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之类的说法，相较之下，可以显见通常说法的褊狭性。

　　社会学追求实证性是理所当然的

　　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引发了自然科学的大变革，一系列自然科学成就和科学巨匠的爆发式涌现，让社会科学家羡慕至极，如能将在自然科学中大获成功的实证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仅前景令人着迷，而且具有合理性——既然同为科学研究，追求实证性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到19世纪前期，先是生物进化论大举进入社会科学众多学科，接着是物理学上的“力”“加速度”“静力学”“动力学”等概念也广被社会科学所接受。在此思潮下，孔德最理想的学科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只是因为此名被他人抢先使用，退而求其次才提出“社会学”之名。应该说，这不仅是合理的，在当时也是先进的。

　　社会学追求“客观性”之前，“主观性”就已经预先隐藏在研究的设计之中了

　　对自然物的研究一般可以独立进行，但是，对整体的“流动”的社会却难以孤立地、重复地研究。因此，中国古人坚持认为“天、地、人”三才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孤立起来。然而，对社会的“客观”研究，就只有一部分是实在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实在的；只有一部分是经验性的，但这只是在描述社会现象的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经验性的。追求实证性、经验性是合理的，所谓科学研究一定是要追求客观性。但是，也许早在可以追求“客观性”之前，“主观性”就已经预先隐藏在研究的设计之中了。

　　以上所谈的还只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描述性研究，麻烦的是，自然现象背后没有什么主观意义可言，而社会现象是人为的，人的行动背后必有主观意义——目的、动机、想象、假设、梦想、幻想、虚拟等，社会学研究不仅要描述现象，还必须理解和解释主观意义。所以，只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就不够，还要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解释社会事实。

　　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只抓住“生态”，丢了“心态”。他“醒悟到自己过去的缺点是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拾了基层（利害关系或称物质关系——引者注），丢了上层（道义关系或称精神关系——引者注），这是不可原谅的。”自责之深，超乎想象。费先生积一生学术经验所做的深刻反思，借用孔子的说法是“其言也善”。

　　在科学性与人文性趋于实现结合的21世纪，社会学仍然偏执地以“实证科学”自居就是不合时宜的了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学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的局限性就难以避免了。“经验科学”原指18世纪以前搜集材料阶段的科学，是科学的初级阶段，因为科学应该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形成了概念、命题和理论后才成为科学。“实证科学”则是“经验科学”在19世纪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期以前，哪怕是采用还原论而能够在社会科学中增强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性，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在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在更高水平上重回整体性，各门科学技术走向交叉融合、科学性与人文性趋于实现结合的21世纪，社会学仍然偏执地以“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自居就是不合时宜的了，特别是不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需要。社会学要在学科观念尤其是方法论上大胆探索和创新，走到其他社会科学前列。当此之时，还有些西方社会学家热衷于宣称社会学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由于西方社会学五花八门，人家愿意如何自我归类，我们无意置评；但从群学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学，我们如果还自称“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就有从原本的多少带点儿自诩转变为自贬的意味了。还是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更与时俱进，也更为准确。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他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领军人物，为什么在反思这一学科恢复重建20多年发展历程的时候，专门定义学科性质，这是针对什么？

　　在历史上产生“实证科学”“经验科学”之类的说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而且与其产生时所针对的“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其诞生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直至今天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把“实证性”“经验性”绝对化，从重视经验、强调实证到把它们当作科学的全部内容和不二标准；把学科边界封闭化，当作不可逾越的界限，甚至作为“规范”和“质量”的评价标准，那就难免束缚学科的发展。尤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而言，“中国特色”不啻难以凸显，甚至难以出现。因为中国先贤从不以什么“实证性”“经验性”自限，不是缺乏“实证性”“经验性”，而是坚持实证与非实证、经验与理论的合一和融通。如果不把这一点看作中国学术包括群学的优长，那么又能到哪里去找寻“中国特色”呢？

　　可以说，如果不是融通“生态”与“心态”，却用部分取代了整体，用局部取代了全局，用要素取代了系统，用还原论取代了整体论，用界限阻隔了融通，那在学科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就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目标背道而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