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23是二战后最不安宁的年度，持续了600多天的俄乌冲突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巴以冲突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非洲中亚南亚等地带冲突不断。与此同时，2023也见证了诸如金砖扩容、中美元首会谈、GPT快速升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这些，都是我2011年在《国际经济评论》论文里所预判的国际大变局的一部分。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我的观点一直都是“首先把家庭作业做好”。2006年5月在复旦首次提出，所谓的家庭作业就是城镇化，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靠发展初级产业而成为世界强国。离开联合国之前，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收入分配与减贫的会议，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我再次强调了，解决中国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城镇化。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做这个“家庭作业”，而且我们所特有的“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镇化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们的城镇化能够走到今天，显然与第三轮全球化紧密相关。没有全球化，“世界工厂”就不会出现，我们的城镇也就不可能容纳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全球化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就业，而且提供了新的软硬技术、资金、外汇、市场、分工协作机会、产业链的构建等等。

　　遗憾的是，逆全球化早已发生。我个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逆全球化问题，并于2016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学院（ADBI）的会议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就此议题展开交流。2018年回到国内，我在“鸿儒论道”所作的演讲题目便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接着，在2018年世界经济学会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我作出了本轮全球化将被重塑的预判。

　　不得不说，我们对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对增长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探究。在我看来，“改革和开放”是跑出中国奇迹的“两条腿”，所以，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会严重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世界格局在中期甚至更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甚至有可能恶化。

　　与以往的国际大变局一样，本轮变局的根源在于经济实力的全球分布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二战后众多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亚洲崛起，对现有国际秩序形成了冲击。今天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与对前苏联的打击，同出一辙。曾几何时，“日本买下美国”的言论触动了多少专家和政治家的神经，催生了大量关于亚洲奇迹的成果和报告。数十年后，印度恐怕也难免成为被围困的对象。

　　国际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经济实力的变化，百年变局何时以及如何收官，仍然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做好家庭作业”，保证相对实力持续上升。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只看中美实力的变化。所以，这里的“相对”，既包括主要竞争者，也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越南，尤其要关注中印之间的“龟兔赛跑”。

　　当然，在中短期，中美的经济增长率最为关键。2022年美国的增长率为2.1%。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而2022年底GPT的横空出世预期会助力制造业回归美国，在中期甚至短期推高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不低于5%的经济增长率，才能逐步成为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强国。低于5%但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意味着追赶，但马拉松竞赛总是比短跑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需要说明的是，与任何经济体一样，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供求均衡，但流淌在东亚人血液里的儒家文化基因注定了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摆脱短缺经济后，储蓄投资会偏高，同时国内消费会偏低，其后果是不断积累的过剩产能，即供大于求。所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东亚增长模式，需要外部需求作为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资本短缺变为资本剩余，其回报率降低，高投资无以为继，这时对外投资和出口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是，随着经济结构变迁，出口开放度本来就会逐步降低，同时逆全球化和国际变局严重限制着中国的外部需求。为平衡供求、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提升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中国的居民消费将是我在2024年及后续若干年的研究重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二级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