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

　　【关键词】乡村精英；乡村精英转换；乡村治理

　　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上是一个乡村精英治理的社会，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变迁，乡村精英不断通过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在改革开放不断向乡村社会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乡村精英主要是农村社区中最有能力人群的代表，他们能够承担整合社区农民的历史使命，并且能够引导农民顺利化解市场经济的冲击，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迁，乡村精英群体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乡村精英转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变化所引发的乡村利益群体的变化，从而导致在既有乡村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的变更。“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由乡村精英治理的社会”［2］，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乡村精英转换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一、乡村精英转换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现状

　　“国内外关于精英转换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3］：一种观点认为精英转换是通过精英循环来实现。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新的社会规则下，旧精英体系以外的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成长为新的精英，新的精英通过对新的社会规则的利用和维护实现对旧精英体系的替代，从而完成精英循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转换是通过精英再生实现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精英转换只能由精英体系自身的更新和发展来完成，新的精英体系是旧的精英体系的发展和变革。

　　精英循环论(circulation of elite)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学者帕累托，他认为“历史是贵族的墓地”，“人类的历史是精英不断被取代的历史：当一个精英上升时，另一个精英衰落了”(许欣欣，2001)。精英循环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匈牙利的撒列尼(Ivan Szelenyi)。他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现：在60 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 40 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解释说，改革是40 年代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中产阶级的恢复，因此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

　　精英再生论最早是由匈牙利学者汉吉斯(Elemer Hankiss)提出的。汉吉斯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成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精英再生论。他认为，在东欧社会变动过程中，原有政治职务已经成为谋求私人财富的手段。Jadwiga Staniszkis 的“技术专家革命理论”认为1989 年的东欧剧变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专家反对科层制的成功革命，社会精英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专家、管理精英成了新的有产阶级。Ｒona －Tas 的权力转换理论则通过对匈牙利的调查资料分析认为再分配权力通过两次转换，即再分配权力社会网络私有财产的转换过程，使旧的政治精英转化为新的经济精英。

　　国外学者关于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转化的基础之上，这种精英转换具有单向流动的特性，相对比较简单。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转换是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转换，这种转换包含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多种类型的精英转换，这种转换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而且这种转换往往契合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同时又推动着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王鹏(2010)正式提出了精英转换的概念，他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系三次大的精英转换的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精英转换必然会发生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既有制度框架之内；黄军甫(2004)关注国外精英转换的具体案例，他通过对俄罗斯精英转换的案例分析提出精英转换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张长立(2010) 通过对我国乡村精英研究范式的研究得出精英转换是各方合力作用结果的结论；秦琴(2005)侧重精英转换的理论研究，她通过梳理精英转换问题的理论脉络，指出国内外有关精英转换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非正式制度的缺陷；二是嵌入性的把握不足；三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忽视；胡杨(2009)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特定村落的乡村精英研究，从资本转化与精英产生的角度，提出乡村精英都是依靠基本资本积累而成长起来的，并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把基本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以维持、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精英地位。

　　国内外的学者研究乡村精英转换问题主要侧重宏观层面的分析，注重政治精英转换的研究视角。关于乡村精英变迁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概述乡村精英变迁的历史过程，没有将乡村精英变迁与特定时期乡村社会的制度框架相结合，缺乏将乡村精英变迁上升到乡村精英转换角度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分析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乡村精英研究的原子化问题比较显著，缺乏定量研究的相关成果，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成果不足。

　　二、乡村精英转换的历史脉络

　　在“皇权不下县”的历史传统下，中国乡村社会历经几千年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精英治理的特色。自封建社会以来，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乡村精英治理的模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基本得以延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精英治理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大抵是因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有所不同。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这种乡村精英治理的“草根”政治，在维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事，保持着同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甚至会受到来自中央政权的直接干预。

　　(一)传统乡村精英治理时期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士绅是国家通过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的核心。士绅主要是指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以及其他政权体系之外有势力的乡村社会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乡村精英阶层，士绅成为传统乡村社会国家权力体系与乡村自治之间的沟通媒介。这一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此期间，士绅在乡村社会的统治地位也曾经有过动荡的时期，但基本保持了稳定和延续。

　　萧公权在《中国农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一书中“从乡村社会控制体系入手，分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国统治是经由士绅阶层对传统乡村社会实施统治和管理的，强调了传统中国乡村士绅统治的性质”；［4］费孝通等人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皇权—绅权的二元权力结构性质，明确提出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代表地方上的一种长老权力，对地方的风俗习惯负有指导的责任”；［5］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明确提出士绅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者。

　　(二)政治精英治理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第一次大的乡村精英转换，即由传统的士绅精英治理向中国共产党体系下的政治精英治理的转换。这一转换基本上是通过精英循环实现的，旧的士绅精英阶层被彻底清除出乡村社会的治理团体。这一乡村精英转换无疑对当时中国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瓦解了传统乡村精英治理的基础，并依据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标准挑选出乡村干部作为新的政治阶层代替士绅阶层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乡村政治精英在政治运动中不断被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直接控制力的增强。

　　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中生动地展现了一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政治精英的形象。黄教授详述了林村中最重要的一名农村干部的生活经历。他以记述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并用的方式，呈现并分析了这一政治精英的成长和变化历程。通过林村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乡村政治精英变迁相关度的对比，可以看出政治精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精英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怀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社会治理的坚强基石”

　　(三)多元精英治理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乡村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组成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乡村社会又一次面临乡村精英转换，即由政治精英治理向多元精英治理时期的过渡。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多元精英治理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精英在原有乡村政治精英的基础上衍生出新时期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等群体。这种精英群体的衍生不再是单一的精英循环或者是精英再生，而是体现出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并存的特点。在新的精英原则基础上，不同精英主体通过政治途径、经济途径和社会其他途径均可能成为乡村精英群体的组成部分，从而进入乡村治理的决策过程，发挥不同精英群体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2． 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政治精英治理时期，乡村政治精英的价值诉求主要是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意识，把集体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带有朴素的理想主义特征。随着乡村经济精英、社会精英等新精英类型的出现，乡村精英群体的价值诉求也呈现出多样性。各种乡村精英类型在不断的互动与博弈中呈现出价值诉求的多样性，即各种精英的价值诉求并不是由精英本身的类型决定的，也不是单一的。

　　3． 精英土壤的多元化。在新的乡村社会背景下，促使乡村精英产生的精英土壤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在乡村社会的经济领域，也体现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甚至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政治领域。这种乡村精英土壤的多样性决定了乡村精英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面对的对象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三、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格局变化的体现，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考察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入手。

　　(一)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转换意味着新的乡村精英群体替代旧的乡村精英群体担当乡村治理的主体。从宏观层面说，新的乡村精英能够更好的代表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代表乡村社会民众的价值取向，因而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是乡村精英转换也可能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乡村精英转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新的乡村精英群体没有得到乡村社区民众的认同。乡村精英转换过程中，政治精英向其他精英类型转换的可能性最大。政治精英因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本，比普通民众更能够获得成为其他类型精英的条件，比如获得成为经济精英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成为社会精英的社区影响力。在村民自治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认为村民自治会影响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的控制力，因而极力主张依托乡镇党委和乡镇人民政府传统上形成的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干预乡村精英转换的过程，达到控制广大农村地区的目的。这种人为的干预往往不利于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会增加政府运作的成本，使乡村民众增加对政府以及乡村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度，从而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

　　2． 乡村精英转换受贿选、宗族、黑恶势力等因素的影响，新的乡村精英群体出现精英异化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当前中国乡村精英转换的过程中也比较普遍。贿选问题主要是乡村经济精英为了实现自身的权利诉求，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加速乡村社会精英转换的过程，改变乡村社会精英转换的方向；宗族势力的兴起则具有比较复杂的原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认同需求的增长等等都可能导致宗族势力的复兴。宗族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网络，在维系与改造农村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中，宗族势力往往影响着村民选票的流向，进而干预乡村精英转换的过程；在个别乡村地区还存在黑恶势力等对乡村精英转换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的过程如果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新的乡村精英群体就难以真正获得乡村社会民众的认同，从而也就不能使乡村治理向着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向改进。

　　3． 乡村精英转换的实现具有表面性，乡村精英转换过程中没有新的乡村精英类型产生并主导乡村治理。在相对落后和封闭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精英转换并不是在不同乡村精英类型中实现的，新旧乡村精英就有同源性。这种乡村精英转换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精英转换的范畴，是一种乡村精英个体之间的相互替代，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就比较小，而且具有一定的短期性。新的精英群体延续着原有的乡村权威，对乡村的治理也往往沿用原有的秩序体系，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甚微。

　　(二)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稳定影响

　　一方面，乡村精英转换的过程是新的乡村精英群体代替旧的乡村精英群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造成乡村社会原有治理格局的改变，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乡村精英转换完成以后，新的乡村精英群体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乡村民众认同，并代表着乡村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使乡村社会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稳定。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可以从两种主要的乡村精英转换途径来考察。

　　1． 乡村精英转换通过乡村精英再生实现。这种乡村精英转换不存在新旧乡村精英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乡村精英在旧的乡村精英体系下产生，比较有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在乡村精英群体日益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单纯的乡村精英再生并不足以满足乡村治理的要求，而且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精英转换体现出多样性，往往是乡村精英再生与乡村精英循环并存，因而我们只能分析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却不能奢求通过乡村精英再生全部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2． 乡村精英转换通过乡村精英循环实现。这种乡村精英转换是新的乡村精英群体对旧的乡村精英群体的替代。基于社会发展的惯性和旧有乡村精英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种类型的乡村精英转换往往会带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冲突与混乱。因此，乡村精英循环的过程中，如何使新的精英群体获得旧的乡村精英群体的认同，并逐渐取代其乡村治理的地位关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3． 乡村精英转换通过乡村精英循环和乡村精英再生两种途径实现。这是现实乡村社会中存在最多的乡村精英转换类型，也是我们研究乡村社会精英转换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的稳定取决于新旧乡村精英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博弈。陈潭(2004)在《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中提供了村庄精英博弈矩阵演绎的几种类型，并给出了一个乡村治理精英内部博弈的矩阵，以沙村为例分析了乡村社会精英博弈并最终导致乡村治理瘫痪的过程。

　　四、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社会格局必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乡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分化，加速了不同类型乡村精英的出现。这些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为了实现在身的价值诉求，必将积极的投身乡村治理的博弈。研究乡村精英转换问题，增加对乡村精英转换的认识，理性分析乡村精英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才能避免乡村社会因新旧乡村精英博弈而出现的治理瘫痪状态，更好地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研究乡村精英转换只是基于乡村精英转换的视角，试图发现乡村社会自身具有的发展力量，调整乡村社会现有的治理关系，改造目前略显不足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对于乡村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乡村精英主导下的乡村社会更有可能为我国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奠定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前途，寻找一些有可能唤起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力量，愿意让乡村社会的人们响应党和国家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号召，重视乡村精英的作用，加强引导乡村精英转换无疑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