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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自觉与价值超越:党的政治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
2019年03月29日 08:17 来源:《探索》2019年第2期 作者:邹庆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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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视域中,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目标统一、主题一致、要素兼容、机理相通。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展开,既体现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自我反思和本土自觉,又展示出对于西方政治范式的观念突破和价值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判断,标识出党的政治建设的三个创新维度,规定着政治发展的原创空间与行动逻辑。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核心支撑,是基于中国实践的价值判断和理性体验;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是中国政治体系运作的根本原则,是历史逻辑与政治逻辑双重演进的结果;摆脱权威与民主二元对立的迷思,正确认知政党权威、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观念基础。

  [关键词] 政治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全面领导;政治权威;政治公正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17BDJ030),项目负责人:邹庆国。

  【作者简介】邹庆国,男,山东聊城人,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党的政治建设。

  电子邮箱:zqg0917@163.com;

  党的政治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倍受关注的新范畴、新命题。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视域中,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目标统一、主题一致、要素兼容、机理相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沉淀,中国已经拥有保持政治持续、良性发展的实践基础与可能空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之下,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样本比较之中,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展开与逻辑建构,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视野和创新维度。它从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与社会公正等诸多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党的建设学说、政党政治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蕴含着基于中国实践的价值判断和理性体验,既体现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自我反思和本土自觉,又展示出对西方政治范式的观念突破和价值超越。

  1  政治发展的本土自觉:新时代历史方位与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创新品格。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1],既体现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使命担当与理论自觉,又彰显出时代观、理论观和政治观相统一的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判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命运、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观。可以说,每一个维度又都与党的政治建设存在着紧密关联,内含着对时代问题的政治立场、政治方案与行动路径,决定着本土反思与理论创新的基本维度,增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高度、理论厚度、理论深度和理论纯度,从整体上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规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创空间与行动逻辑。

  1.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善于在优秀思想因子的吸纳和理论养分的汲取中推陈出新,彰显中华古典政治文明的恒久性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为一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运动,展示出自强不息,改写民族命运的宏大社会历史景观。在这场历史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主导性、统御性的政治领导力量,发挥着理念引领、方案策划、路径设定、社会动员等主要功能。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着自主性创造、历史性承续、普遍性认同的主要特质,以及中国现象和世界现象、中国价值与世界意义相统一的文明发展逻辑。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绝不是简单以世界经济总量的伯仲之分来决定,而是中华民族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实践体验,所创造出的具有高度原创性和强大影响力,在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发展形态等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的新的文明辉煌景象。再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精神标识,成为党的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衔接,使得我们的理想信念体系更为厚重饱满,更具有时空拓展力和现实解释力。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和实践导向。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抽离了历史文化基因的政治建设,要么沦为政治浪漫主义或乌托邦主义,要么沦为失去自我的依附主义,消极等待其他政治思潮的洗礼,成为其他政治模式的试验品或装饰品,带来的从不是福祉而只会是灾难。我们今天讨论国家、政党的政治建设问题,不能脱离传统政治理论的沃壤。那种动辄就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运作贴上专制、集权、人治等标签的偏颇态度,是对历史的误读甚至无知。在中华5000多年的绵远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大国治理”的历史辉煌,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创造出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中华古典政治文明形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发掘和彰显中华古典政治文明的恒久性价值。其一,实现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自觉的有机结合。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中,政治层面的变革趋向,一方面是对西方制度的模仿或移植,包括学习日本模式的维度变法和效仿英美模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彻底性批判和撕裂性解构。其结局则是内忧外患的加剧,政治社会体系的崩解,酿造出更为严重的“恶治”苦果。中国共产党在比较和反思的基础之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高度重视本土化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3]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没有止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类政治思潮涌动交融,各种政治观点交锋碰撞,保持高度的本土自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其二,达成古典与现代政治形态的逻辑联结。从发生学视角来看,中国古典政治形态是内生型的,而现代政治形态的萌生基础则是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场景:帝国解体、危机交织、权威崩溃、社会分裂、信仰坍塌、机体贫弱,救亡图存是首要使命。在此背景下,人们在建构现代政治制度时,曾经不惜用激进观念和极端方式来否定历史与传统,“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要素来看,中国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成分来自西方所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由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现代政治形态不是从自己的文明中长出来的,而是学来的。“这使得中国现代政治缺乏有效的自我认同,无法明晰地告诉世人:我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何如此。”[4]23缺乏足够的本土自觉与理论自信,也正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创新中需要破解和应答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要对古代政治发展重大成就进行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的学理反思,厘清中国传统政治管理中是如何展开关于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的,实现古典与现代的义理交融,打通古典政治形态与现代政治形态、党内政治形态的逻辑联结通道。其三,吸纳和汲取传统政治理论的积极思想因子和理论养分。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中华古代文明具有高度原创性和深远影响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笔下的“轴心时代”,即是此的权威性认同。在他看来,其深邃的理论穿透力一直存在,“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5]14作为“轴心时代”主角之一的中国所创造的历史成就,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文化自信的资本,更是在从“轴心时代”到“新时代”的宏大视野中续写辉煌、推进创新的源泉。我们要在对古代政治遗产的系统整理基础之上,围绕古代与当代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政治命题,从大一统政治的观念体系与经验范式、厉行德治的政治传统、法制权威与伦理权威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独具特色的政治修养体系等方面,把握传统政治建设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核及语义变迁,积极吸纳优秀思想因子,充分汲取理论养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推进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理论创新。

  1. 2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的维度:勇于在治乱对比中提出政治建设新范式,焕发马克思主义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自20世纪初期开始,随着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作为政治运动、政治理论、政治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了20世纪人类历史画卷中最为亮丽的政治景观,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作为与资本主义并存对立的思想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论争就从未止歇过。20世纪末期,“苏东剧变”事件使科学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危机和风险考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有力驳斥了西方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命运的种种质疑和诘难,从政治理论、政治理想、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证明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既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下,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创新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社会变革实践中创新政治理论,增强政治自信,焕发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其一,要在冶乱比较中坚定政治信仰。对于社会制度优劣的评价,不能依靠基于特定国家实践经验抽象出来的观念和准则来作为唯一标准,要义在于制度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当代国家治理比较视域中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实质上反映的是政治模式和治理制度的质量差异。“苏东剧变”之后,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过社会主义国家部分民众甚至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事实胜于雄辩。曾被断称为“历史终结者”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正在逐渐丧失其固有“光环”,其运行效果也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还是当年那个福山,近年来又对美国政治建设状况作出“政治衰败”的诊评。“从政党政治中的‘否决型’体制,到法治政治中的法条主义、律师治国,再到民主政治中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强势碾压,均折射出西方传统政治建设的基本要素在不同程度地蚀化、钝化。”[6]这些均是西方政治建设质量下降,政治制度效能严重弱化的典型表征。“西方之乱”的本质是政治建设之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不断验证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应当强调的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绝不是狂热的盲信,更不是肤浅的轻信,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信仰。170年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之所以没有湮灭在各种“主义”交织、各种“思潮”混杂的理论汪洋之中,沦为其他文明的“被征服者”,关键即在于它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始终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趋向,具有深邃的历史穿透力和恒久的理论生命力。其二,要在理论创新中增强政治自信。政治建设最忌迷失自我,缺乏基本的反思力和辨识力,成为某种理论或模式的装饰品、试验品。我们要认清西方政治衰败的实质,走出西方“国家-社会”二元权力结构和社会中心主义政治范式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路径锁定误区,建构起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实践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确立起“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权力空间和解释框架,实现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要素衔接、逻辑贯通,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国家政治建设的宰制和引领作用。

  1. 3  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维度:敢于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国家属于“早发内生型”,是在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主权完整的情境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绝不独属于西方。“现代化表征着一场人类逐渐摆脱异化状态和减少依附性,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多侧面、全方位重构的历史发展运动,凝结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6]不同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通过什么的途径实现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他们独占着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国家利用这一先机,在市场经济的逐利逻辑和资本扩张力量的推动下,奉行“丛林法则”,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度成本,籍以缓解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掠夺式、霸权式的现代化模式。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后发外生型”。中国经验的典型和独特之处在于,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首要使命的政治革命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绑定、并行推进的。国家政治建设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和保障机制,国家现代化也为政治建设范畴的拓展和新元素的注入提供了运行空间和实践基础。正是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化化模式,展示出以先进政党凝聚权威,以武装斗争方式完成政治革命,国家建构与现代化进程互相依托、同步推进的历史逻辑。在中国现代化逻辑的演绎过程中,贯穿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权威性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表明,对于国家主权不完整,缺失民族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政党的权威主导和组织动员,既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引擎。综言之,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对照,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执政党权威主导下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基于中国治理经验,围绕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普遍问题——发展困境和生存困境,所形成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质上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全新文明样态的再造,是中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2  政治发展的价值超越:“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社会发展”的三元结构范式

  政治发展与国家成长是如影相随的关系。国家成长的路径抉择不是观念运动的偶然,而是现实活动的必然,是特定时代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所决定的。“时代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人们的知识场景和思想界域。”[7]36不同时代条件下国家的成长路径不同,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普遍经历过神权与政权、教权与君权的政治角力,教权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要素。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历史体验。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形态是中央集权制。这一制度模式源起于春秋末期,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制度化推进,以秦制的确立为标志,演进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独特景观:大一统的政治形态、观念体系与文明空间。西方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治传统。正是政治要素及联动逻辑的差别,演绎出各式各样的政治发展范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成长路径和发展方式,在否定传统国家湮灭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的一元结构基础之上,抽象出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框架和权力博弈空间,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平台。但这种二元结构绝不是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终结。在马克思的思考视野中,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可以孕育民主,也可能导致专制。国家也可能“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8]91,成为追求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桎梏。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政治建设非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内在冲突,反而步入“政治衰败”的泥潭不能自拔。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中国国家建立、成长的独特路径,运用西方国家的“国家-社会”理论范式来检视中国政治,以至于常常会遮蔽掉政治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造成对中国政治逻辑的违背甚至反动。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基于自己的特殊国情和实践经验,中国最终建构起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展范式,确立起“政党-国家-社会”三元权力结构和解释框架。其中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政治核心和发展中轴作用。它在政治发展中的功能,根本区别自由民主语境中的政党。它不是单纯为民主运行而生的,更不是程式化的选举工具,而是首先作为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最广泛利益的代表者,动员并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建构国家。然后,又作为唯一长期执政的政党,通过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有效防范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确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由此,中国政治发展的三元结构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社会发展”。即是说,三元结构中的政党,以其政治领导核心功能的发挥,成为中国政治范式中最为关键、最具动力、最富活力的政治元素。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支点和运行中轴,“政党-国家-社会”三元结构良性运作的深层价值在于,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发展范式的超越,从运动、理论、制度等方面,整体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样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最大制度优势,是对这种实践样式的经验总结和价值省思,也是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和特质揭示。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救亡图存,引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是历史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比较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品格的始终保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成功转变,以及其在改变民族命运、实现社会制度变迁和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卓越作为,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内生要素。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之间的关系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发展主体力量中的地位确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生之年,由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程度有限,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主要实践依据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批判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对于未来国家建设中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如何获得、如何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等很多命题没有条件去展开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长期性和排他性,坚持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排序中的最高层次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特质,是在超大型国家中实现高效治理,走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中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奇迹”“中国奥秘”的钥匙。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视野中,共产党领导是统揽国家机器、制约国家权力、凝聚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利的关键政治元素。这种政治逻辑的价值在于,实现了对西方二元结构形态的超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语境中,中国的国家政治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体现出要素的一致性和逻辑的贯通性。

  3  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主题: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

  党是最高政治力量的政治地位,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贯彻来体现和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主题。

  “党领导一切”作为一个重要政治范畴,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为有效克服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非组织化倾向,以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9]427环境越是恶劣、任务越是繁重、形势越是严峻,越要强调政治权威的唯一性、政治权力的集中性、政治行动的统一性,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应对恶劣政治生活环境的一条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方面,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新生政权的巩固、集中资源实现国家发展的赶超、权力诱惑和“糖衣炮弹”对党员干部的袭扰等等,使得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环境条件依然存在,必须坚持而不是削弱这一原则。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10]264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1]305另一方面,历史上对国民党“党国体制”危害的批判检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思考,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训汲取,又促使党内对党领导一切原则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进而形成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12]6201962年3月,他在《论知识分子》中进一步作出精辟阐述:“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13]364-365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大前提下,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政治领导与业务管理、组织领导与个人领导等核心范畴的内涵界分方面,初步形成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50年代末以后“左”倾思想逐渐从苗头倾向到占居主导,直至文革悲剧的发生,这一进程也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开启了对党的领导问题的新探索。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彻底否定,这是极大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早就明确指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4]6。邓小平的讲话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与深化,是从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个人专断,党领导一切异化为党管一切,而不是对党领导一切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放弃。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从历史逻辑的演进来看,这一表述是对党的政治传统的坚持和政治原则的重申。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提出,是在经历了深刻的历史体认、理论反思和制度检讨基础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得以明确的,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价值。其一,党的领导是一元领导而不是多元领导,全面领导而不是部分领导。我国社会结构中,没有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抗,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党的一元领导的坚实政治基础。尽管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角度来说,力量主体是多元化的。但是在政治建设的逻辑视界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资格和政治核心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力量所覆盖的领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部分覆盖。它主要依赖于规范的组织建制、完善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关系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在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中的组织覆盖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其二,党的领导是合法领导而不是主观领导,实质领导而不是形式领导。党的领导不是主观推断和自我认定,体现为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同的统一,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的统一,人民群众意愿与党的使命自觉的统一,具有法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合法性。党的领导还是一种实质性领导。林尚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宪法至上,一元领导,双重结构”的布局。“依据‘宪法至上’与‘一元领导’关系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体系不能替代国家政权体系,但要对接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保证国家政权体系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运作。”[4]313即是说,党对政权体系的领导,不能演化为一种抽象化的原则设定、形式化的精神传达、空泛化的口头强调,而要通过健全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最忌被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而得不到切实执行,沦为形式主义的领导,必须坚决杜绝任何领域中的任何形式的虚化、弱化、淡化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现象。其三,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权威领导而不是强力领导。历史的教训表明,党领导一切原则被滥用、被异化的最大风险是党包揽一切、党管一切。因此,必须要明确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属性定位。这种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是定方向、控全局、议大事、出政策、用干部。政治领导的作用空间必须严格限定在党纪国法的约束范围之内,体制机制的运作必须沿着依法执政、依法领导的法治轨道前行。党的领导是一种权威性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所无法挑战的强大政治权威,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本依托,主要体现为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社会号召、先锋示范等方式,而不是依靠强制性、威慑性力量来推行。

  4  摆脱二元对立的政治迷思:正确理解政治权威与社会民主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指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5]事实上,当前一些人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最主要的认知误区就是:强调权威就意味着削弱甚至放弃民主,二者之间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其实,从政治文明发展的视野中来看,表征着个体分散意志的凝结、作为整体性力量存在的权威,与表达个人意愿、自由和权利的民主,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需要结合新实践对权威、民主的内涵,以及二者的关系作出新考察。这是正确理解维护政治权威与发展社会民主的关系,顺利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观念基础。

  4.1  民主本质的唯一性与形式的多样性

  当今世界所接受的民主理论,受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影响最大。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6]280,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都不过是民主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是一种多样性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本质才具有唯一性——人的自我解放。民主形式是多样性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只是为解决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与空间。自由民主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历史与社会发展逻辑而生成的,并不是民主的唯一存在形式。我们当然不能用西方民主原理来裁定中国政治事实,成为西方观念的囚徒。20世纪后半期,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理论可谓风靡一时,但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只关注民主在地域上的拓展,而对其运行质量却采取了选择性遗忘甚至是无视的态度。一个不争事实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顺从地融入了第三波,国家却处于长期的动荡失序状态之中,陷入抽象民主、低效民主、无效民主甚至是负效民主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在人民获得解放、民族争取独立和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契合中国政治逻辑的民主形态。它既坚持政治、法律上的自主,又以所有制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根基,实现劳动自主和经济解放、保障个体自由和实现人民统治相统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有效组织和广泛动员,是人民民主的鲜明政治特性。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更接近于民主的“元形态”,是更广泛、更真实、更彻底、更有效的民主形态。

  4.2  理性认识政治权威和政党权威

  权威是任何形态的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人类社会中的权威和服从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英国哲学家罗素曾从权威与个人关系的视角,解析了希腊文明衰落的原因:“希腊人在个人成就上的伟大是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political incompetence)紧密相连的,因为个人激情的力量既是个人成就的根源,也是希腊无法保证团结的根源。希腊因此先是陷于马其顿,然后又陷于罗马的统治之下。”[17]29-30现代政党是凝聚政治权威的主要组织。当代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党民粹化倾向严重,政治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因素不断增加。一些政党在政治主张及活动方式上日益民粹化。它们通过裹挟、煽动民意,助长反传统、反权威情绪,对抗传统精英政治,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权威缺席、分化严重的无序化状态。应当看到,由于政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不足,一些西方国家无法对日益分散化、多元化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引发了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政治权威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是民主的题中之义而不是民主的对立力量。民主的根本诉求在于对利益的争取和维护,是更富有公平正义价值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创造。解决政治建设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离不开公正的政治权威力量对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公正主持。纵观20世纪的西方理论界,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到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各类宏篇巨论中关于自由、正义、公平的讨论不绝于耳,看似振振有词、正义凛然,且又能自圆其说。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在于,其根本立基点均是承认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约翰·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自己正在从事贩卖奴隶的活动。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兴起,各类旗帜上写满了自由平等的豪言壮语,但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都是指“有财产的人”。这就使得罗尔斯精心设计的“无知之幕”背后的正义原则,诺齐克深信不疑的持有正义对“第一桶金”的合法性追溯,都显得抽象空泛、苍白无力。更关键的是,分配正义也好,矫正正义也好,都离不开公权力对利益调整框架的理性设计与权威实施。然而,当这种公共权力被代表“有财产的人”的资本力量所把持和操纵时,正义就会缺席,公平的真实性必然难以保证。

  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逻辑中,政党权威与国家政治权威是高度一致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对此,习近平曾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跨越战略的成功实施、区域发展的协调平衡、复杂利益格局的顺利调整、各类自然灾害的有效应对、精准脱贫的攻坚克难等一系列“中国奇迹”的创造,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的根本保障。这一点,连西方学者也表示认同。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18]。中国的排序正是把执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置于首位,在理论范式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政治要素排序的超越,成为当代政治发展中一种替代性经验样本和实践方案。

  4.3  坚持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的统一

  与西方政党相比较,我们党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这是有效凝聚党内政治权威的保障。党内政治权威是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的有机统一,组织权威是基础和依托,领袖权威是核心和关键。在党的组织权威中,党中央权威具有根本性、至上性和唯一性,体现为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强化党的组织体系的层级节制关系,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中央权威的根本保障。党中央权威是一种组织化的集体权威,制度化为个人分工负责制运行中的具象的个体权威。个体权威凝结、集聚为集体权威,必须有一个核心作为纽带和支点,发挥引擎、黏合和支撑作用。这个核心就是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对领袖权威的维护。马克思认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时代也要把这样的人物创造出来。列宁也曾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荐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9]344党的奋斗实践中磨砺产生的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领袖,必然是全党的政治核心。在当代中国,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中央权威的根本着力点,是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和军队统帅上,突出对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强化对领袖权威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释:

  [1]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邹庆国. 党的政治建设:历史逻辑、范式创新与体系架构[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1):4—12.

  [7] 陈兆芬. 列宁文化自觉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 人民日报,2018-07-01.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7] [英]伯特兰•罗素. 权威与个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8] 环球时报社评. 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N]. 环球时报,2014-10-14.

  [19] 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姓名:邹庆国 工作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17BDJ03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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