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走出了一条新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关于大国外交的新定位、新理念和新思路。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要求对外工作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定位将大国外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融为一体，不仅更加突出了中国外交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内在联系，也勾勒出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贡献。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主要利用自身“块头大”的特性，通过改变战略平衡谋求国际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联美抗苏”之所以能够推进，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需要和苏联的威胁，而中国领导人洞察到这种形势并加以利用。但这种大国外交的成效往往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霸权国对地缘政治的研判，而中国主动构建的空间有限。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宣扬“历史终结论”，单边主义盛行，中国的大国外交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还不够大。但此后，随着世界各国关系的相对稳定，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路子。历史上的英美等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谋求对国际局势的绝对主导地位，并长期以军事实力为支撑获取经济垄断优势。东亚一些国家则通过与美国建立正式联盟关系，获取相对廉价的技术、资金和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中国则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融入开放性国际秩序，以谋求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力求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发展模式的差异，为中国创造性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开辟了新思路。

　　“中国力量”的上升为进一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开了通道。西方战略界人士认为，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最终将走向破裂。对于西方的这种历史经验，中国坚持批判地学习，并寻求突破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央视拍摄的12集《大国崛起》纪录片，其中明确指出，大国崛起是文化、制度和经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凭硬实力无法确保和平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因素将发挥积极作用。为此，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欧洲时提倡与欧洲建立“文明共荣之桥”，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探寻中华文明复兴的可接受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而针对美国对崛起国的担忧，习主席提出与美国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基础上，他还提议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探讨与美国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中国对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这又显著不同于美国的大国外交。众所周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国家之间在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却不平等。美国的大国外交具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总是认为其制度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贬低其他国家依据自身国情和历史寻求发展道路的合法性。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家之间的规模、发展阶段和制度等不应阻碍平等交往，各国应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网络。

　　2013年，全球有65个经济体的人均GDP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时，人均GDP水平可能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谋求霸权并非中国的目标。这可能也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根本用意，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新定位的一个缘由。

　　与英美传统大国相比，当代中国还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发展相对缓慢的资本市场。据世界银行数据，在14个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的储蓄占比超过50%，其余国家基本在30%以下，英美只有不到20%。而在上市公司市值占比上，英美都超过100%，中国不到50%。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为中国长期谋划利用国内金融资产服务于大国外交创造空间。近年来，中国通过金融资产运作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方式引人注目，比如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对西方世界长期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为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和发展方案提供了更多选择。特别是由中国倡仪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提升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水平。而这种基于共同发展理念推进的周边外交，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新型大国外交的有力支撑。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大国外交要根据自身与欧美社会的差异，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作出贡献。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国外交摆脱不了“均势论”的影响，担心非西方势力崛起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基于共同发展、谋求建立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源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