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是“欧风美雨”，它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这是中国的国家属性、文化传统和近百年来的历史经历所决定的。

　　首先，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国际舞台上“我是谁”的身份问题。而身份背后的规范性结构决定着国家行为的适当性，它决定着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国家应该做什么。那么，中国是什么身份？首先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大国。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这个“情形”中，“应该做什么”就自然地找到了“存在理性”。这构成了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大国外交，也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它的外交实践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国际舞台上，不坚持、不维护这些东西就违背了中国国家身份内在的规范要求，也就违反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外交应该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的公平正义。在实践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最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的发展本质上要求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实践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欧美以殖民和掠夺弱小民族的发展老路。这些“坚持”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体现的国际主义义务。当然，中国外交在尽这些义务的同时，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切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前提，也是保障中国尽国际义务的基础。

　　其次，中国外交的风格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争勇斗狠”、“勒索暴戾”的民族，而是一个谦逊礼让、包容兼蓄的民族。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淫下，中国人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独特风格。中国历代王朝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征服和强掠为特征，而是具有“待以客礼、让而不臣”的特性。虽然这种体制有着天下中心的自大，但鲜有殖民式的征服，少有剥削式的掠夺，更不惹事生非，更多的是不干涉内政的宽容，没有西方对异教的讨伐和为了财富的海外殖民。另外，历史上中国在遭受外部强敌攻击与侵略时，中国人太极式的抗争，韧性般的反抗，也反映了这个民族性格上“温”的特质、“柔”的特性。这种性格上的特质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上的非攻击性、非掠夺性。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身上没有征伐掠夺的基因，更多地养成了对外处事“和平、共生、礼让、共荣”的风格。

　　最后，中国外交还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历有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遭受了百年的民族屈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以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根本目标。为此，中国人民特别珍惜自己的根本权益，渴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也为中国对外交往增添了新的元素，即推动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干涉内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中国人民把推动国际公平民主作为本国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把它视为实现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条件。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遭受重重封锁和绞杀的环境下，中国的外交实践尤为明显。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持世界和平，到支持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甚至激进到一度把世界革命、变革国际秩序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无不体现这一特点。虽然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是不能否认，在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中，争取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意识与实践从无到有、逐步积累，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与后来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相重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中，但面对西方国家的种种强权政治、霸权作风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公平规则，中国人民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公正化的意识和努力从来不曾消失。

　　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近百年来的历史经历，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实践，成为了中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之源。因此，在构建中国的外交理论中，应该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立足于由身份决定的规范，立足于由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处事态度，立足于近百年经历形成的外交风格，总结出特点，丰富其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自己的外交，形成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气派。正是在这种实践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国外交，才必然不同于服务于狭隘民族利益的大国外交，才能把民族利益与国际公平正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互利共赢的战略。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