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平衡不断摇摆逐步后退

　　台湾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日东海争端的政策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以2012年8月抛出“东海和平倡议”为标志，反应高调，抢先发声。

　　2012年3月起，日本在我国钓鱼岛上演了“命名”、“购岛”和“国有化”等闹剧，试图强化其所谓的“主权”宣示和控守态势。马英九对此多次宣示“对钓鱼岛主权绝对不会让步”，一时间获得了岛内主流民意的肯定，并使主张“弃钓”的“台独”势力明显失分。2012年8月，马英九抛出“东海和平倡议”，称从历史、地理、地质、国际法等角度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的属岛，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且“现行的行政区划属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台处理钓鱼岛争议的原则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试图强化台湾在东海区域议题上的话语权和能见度。

　　以2013年4月签署“台日渔业协定”为标志，台湾当局开始变调，寻机退场。台湾当局既不敢违背“保钓”的主流民意，又不愿放弃在台日关系上患得患失的立场，给日本利诱台湾、离间两岸提供了契机。2012年11月，日台开始第17轮渔业谈判。2013年4月，台日签署“渔业协定”，划定北纬27度以南，冲绳县石垣岛、宫古岛以北为“协议使用海域”，台湾渔民在此区域可自由作业，但不得进入钓鱼岛12海里以内作业。日本政府以损失少量“渔权”，变相宣示了对钓鱼岛的“主权”，阻止两岸联合保钓的目的基本实现。而台湾当局相关“主权”宣示明显减少甚至趋于沉寂。

　　以2013年11月回应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为标志，态度低调，避免选边。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台湾当局总体比较低调和克制。马英九称，“大陆防空识别区不涉领空问题，更与领土等主权无关”，呼吁“依照东海和平倡议架构，以自我克制、不升高对立，以及搁置争议、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来解决问题”；两岸防空识别区有2.3万平方公里的重叠，“这个将来也不能排除是两岸要协商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当局不具备介入东海冲突的实力，也没有涉足复杂棘手问题的精力，不愿卷入纷争，不愿选边站队。

　　综观近两年来台湾当局对中日东海争端的政策态度，可以看出其在政策上寻求平衡、不断摇摆、逐步后退的特点。

　　一是从主动宣示转向被动式回应：抛出“东海和平倡议”时信心满满，签署“台日渔业协定”时甘愿上钩，对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则明显地不情愿表态。二是从明确主张转向模糊化论述：“东海和平倡议”提出“主权在我”，台日渔业谈判变成“搁置主权”，对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则干脆说“不涉主权”。三是从固守立场转向选择性发声：为了迎合美日、大陆及岛内的不同期待，不敢过度地向某一方倾斜，而是面对特定对象有多套说辞。

　　幻想左右逢源

　　在大陆与美日战略竞争态势明显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在中日东海争端中越来越“失位”和“失语”，甚至过多虑及美日需求。

　　由于政治互信不足，台湾当局不愿两岸联手保钓。台湾当局想要提振岛内经济、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借重和依靠大陆，处理东海事务时也尽量避免冲击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大局。但是，两岸存在根本性矛盾分歧，台湾当局担心与大陆走得过近会丧失所谓“台湾主体性”，不愿在敏感和热点问题上进行实质性合作，甚至刻意与大陆划清界线。马英九抛出“东海和平倡议”，既对日本控岛行动产生一定牵制，又夹杂所谓“中华民国”法律地位的难题。签署“台日渔业协定”，更是将“渔权”置于“主权”之上，将一岛小利置于民族大义之上。

　　基于安全威胁判断，台湾当局防范大陆多于防范日本。台军认为，随着东海、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愈演愈烈，区域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出现了由单一聚焦大陆威胁转为全面关注亚太安全环境的迹象。台军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尝试推动当局放弃以大陆为“唯一假想敌”。但是，台军始终把大陆视为“头号威胁”和“首要挑战”，建军规划、作战计划、重要演训一直以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背景。2013年3月“四年期防务总检讨”和10月“防务白皮书”都固守这一主轴，维护自身安全重于维护海洋权益，防范大陆多于防范日本。

　　迫于美日看管压制，台湾当局不愿轻易得罪靠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向明显，大陆对台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台湾当局在“亲美”和“和中”的双重平衡里往往陷入两难境地。马英九尽可能采取骑墙战术，政治安全依靠美国，经济发展依靠大陆，当两者出现矛盾难以平衡时，则选择按照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定位自身角色。中日东海争端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必然产物，台湾是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重要支点。美国多次告诫台湾当局，不得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大陆联手。日本最怕两岸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台湾当局也不想与日本交恶，签署“渔业协议”就是一拍即合的利益交换。

　　大陆对策：推动台湾发挥正面作用

　　在中日东海争端中，日本站在一线，美国站在幕后，台湾站在边缘。我方的基本对策是：对日针锋相对，奉陪到底；对美以新型大国关系对冲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台要推动其发挥正面作用。

　　大力为两岸同胞共御外侮营造氛围。2012年8月，台湾旺旺中时民调中心调查显示，41%的台湾民众支持采取军事手段保钓，51.5%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当局联合保钓，表明支持“保钓”的人已经明显超过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以及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影响和争取台湾民心，可将“安内必先攘外”作为一个切入点，放大正面声音，对要求两岸共同维护“祖产”、“祖权”的呼声，积极回应，充分肯定。对岛内民众担忧局势紧张可能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应采取必要措施，主动解释，消除疑虑。对“联合美日围堵中国”等丧失民族气节的“台独”言论，要迅速定性，一棍打死。

　　着力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在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的背景下，台湾当局靠的是美日，不可企望在维护民族大义上与大陆同调同步。但台湾当局基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经济发展依赖大陆的现实，也不敢过于拂逆民意和冲撞大陆，而会尽可能寻求“等距平衡”。能否从更靠近美日转向更靠近大陆，关键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层次。两岸经济融合、文化交流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但政治关系明显滞后，“只经不政”不可持续，“由经转政”不可回避。应以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作为新的起点，以更大胆识和更富创意的安排，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两岸才能真正在海洋安全事务中携手对外。

　　努力构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一是从学术研讨向实务操作拓展。两岸学术界作了大量积极有益的理论准备，应推动理论和学术成果进入两岸职能部门，特别是台湾当局的决策中。二是从双边向“多边”拓展。先在不涉及第三方的台湾海峡做起，积累经验和互信。三是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两岸可先从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互信试点，从人道救援、护航护渔、能源开发等非敏感领域，审慎引向海上联合执法、联合军演等敏感议题。四是从非军事力量向军事力量拓展。由大陆海警、海事及台湾海巡等部门打头阵，海军作后手。聚合两岸正面能量，分阶段、分层次、分步骤地稳妥推进，逐渐形成体现一中意涵、具有台海特色、顾及现实可能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