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等因素长期孕育的极端情绪释放，激化成新形式的暴力对中亚各国及中国西北部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中亚各国安全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以及与中国西部安全的密切联系，把中国西部安全同中亚各国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目标与维护地区稳定的总体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的国际合作都属于最积极、最活跃的领域，有必要具体探讨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禁毒合作、网络安全、联合救灾、金融合作等。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加强政策沟通，协调经济援助、巩固共同边防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亚地区 安全形势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 安全合作

　　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亚地区安全格局中原有的威胁因素被激活、发酵的同时，一些新的因素在中亚地区出现。作为中国西北重要的周边地区，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对中国国内安全（特别是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作用的重要外部条件。截止2013年9 月，中国已经与中亚五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水平达到了历史上最高阶段。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已是中国与中亚各国间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理念已为各成员国广泛接受。针对地区安全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因素，情报共享、技术交流、司法协助等机制建设逐渐形成。在地区安全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今天，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安全合作也需要探索新的方式和开辟新的领域。

　　一、防范新一轮极端主义思潮的地区性威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均衡发展，世界各经济体和各族群正经受着经济生活的剧变和社会心理的冲击。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期中的中亚各国，目前也已进入关键阶段。信息时代发达的资讯传播手段，使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孤立事件极可能即时激活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广大次区域空间里的社会冲突，使一些全球性问题完全不受阻碍地转化为地区性的安全威胁。中东“阿拉伯之春”在西亚北非各国引发的持续震荡，搅动欧亚大陆，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长期孕育的极端主义情绪得以释放，激化成一系列新形式的暴力行为，对中亚各国以及中国西北部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在中亚各国出现的极端主义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外来特征和中东色彩。据2013 年6 月俄罗斯媒体报道，有30 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成员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参加反政府“圣战”。[1]2013 年7 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炫耀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中亚、俄罗斯及欧美等各国极端主义分子跟帖响应，也引起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震惊。 又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的资料，同年9 月经驻叙利亚有关部门调查，在叙利亚参与反政府军事行动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有上百人之多，而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已经有20 多个自我标榜为“萨拉菲教派”的极端主义组织在活动。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于2013 年9 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强力部门在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分支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 名在叙利亚参加过与政府军作战的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和哈萨克斯坦公民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企图对9 月举行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会议采取行动。 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峰会主办国经历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同年9 月，塔吉克斯坦内务部抓获了10 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主义行动训练，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企图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来破坏11 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 2013 年10 月，哈萨克斯坦媒体引用BBC 发自巴基斯坦的消息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武装极端主义分子正在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参加“圣战”。哈萨克斯坦分析人士为此感到震惊，因为这是在地缘上远离阿富汗的哈萨克斯坦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外高加索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合流，乃至“高加索酋长国”（Эмир Кавказа）等恐怖主义组织的出现，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尤其是南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索契冬季奥运会的平安举行都构成了严重威胁。[2]2014 年1 月，一股来自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流窜至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边境，进入吉伊塞克湖州行凶杀害吉尔吉斯斯坦猎人后被全部击毙。 这一股新近兴起的极端主义浪潮在“萨拉菲全球圣战”口号的鼓动下，已经形成一股跨国、跨地区性响应网络，并分别以各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方式对各地世俗政权和执法部门采取“象征意义高于战术意义的恐怖主义行动”， 对地区各国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造成强烈冲击。这些不断爆出的信息给欧亚地区各国及国际社会提出强烈警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正在更加广泛的国际背景下，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不同以往的活动方式出现在中亚各国和中国政府职能部门面前。

　　针对欧亚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对地区安全威胁的变化与升级，中国与中亚各国多年建立起来的安全协作水平和能力面临新的挑战。而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基本思路，是在对世界及地区主要安全威胁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多边和双边安全合作。在巩固原有合作成果的前提下，发掘更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空间，切实提高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的有效性。首先要形成高度政治共识。来自中东的极端主义渗透使中亚各国、中国西北宗教极端主义因素被快速激活，并遥相呼应、彼此效仿，形成多点同时爆发、网状传播蔓延的地区态势，使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亚地区各国面临重大安全风险。对此，各国领导层和执法安全部门必须形成共识，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定政治意志，为更深入和广泛地开展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坚强政治基础。其次要继续加强情报交流。对国际宗教极端主义背景下的暴力恐怖活动实施有效防范。加强预警情报的有效搜集、精确研判和快速反应是重要前提。尽管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多边和双边安全合作框架下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情报交流机制，但在当前共同安全威胁加剧的态势下仍有继续提升级别和扩大共享范围的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统一建立反恐数据库的前提下，继续加强相关各国安全执法部门的双边合作，完善有效的反恐情报预警机制。第三，要加强重大活动安保工作。2014 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索契冬奥会、在中国举行的“亚信会议”上海峰会和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天津会议以及APEC 北京峰会、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重大国际和国内活动，都应成为各国安全工作的重点。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安全部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就大型国事活动安全保卫工作有过成功合作实践，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安全风险和任务要求面前，无论对中国还是中亚各国，强化这一领域更加有效的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探讨执法安全跨国合作进一步深入的领域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地区人文地理和地缘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亚各国国内安全面临共性问题，也决定了影响欧亚地区安全诸要素传播和影响的跨国性和区域性。中国与中亚各国保障各自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国家目标与维护地区稳定的整体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内，还是在双边合作关系的条件下，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安全国际合作都属于最积极、最活跃的领域。2006年签订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规定，“缔约各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其他缔约方的联盟或集团，不支持任何敌视其他缔约方的行动”。 这一重要文件为欧亚地区的长期稳定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政治前提。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和科技信息化的快速普及，使欧亚地区安全形势在原有的基本特性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系列新产生的要素。如存在多年的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等活动继续活跃，网络信息犯罪和金融安全威胁等，都对原有的国际安全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亟需发掘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入的程度和更新颖的形式，否则难以有效应对近年地区安全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形成可靠的地区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稳定共同体。从中国与中亚各国现已形成的国家关系和已开展的执法安全合作水平考量，可以具体探讨和实践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入的领域包括：

　　（一）禁毒合作。由于中亚地区比邻的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走私势头持续失控，大量毒品经中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流入俄罗斯乃至欧洲地区。与2001 年美国及北约发动“反恐战争”前相比，阿富汗现有鸦片种植面积增加了20 多倍，而干鸦片的产量也比同期增长了40 倍。 目前，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已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 而且，据估计经中亚地区走私流向欧洲及全世界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然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毒品仅占流出量的2%左右。 毒品泛滥对中亚各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刑事犯罪、官员腐败等，毒品贸易及其非法收入已成为恐怖主义的资金支持，一系列与毒品共生的问题构成对各国及地区的复合性安全威胁。对此，中国与中亚各国上层和执法部门均予以高度关注。早在2012年4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中国国务委员孟建柱提出加快研究赋予上海合作组织下属常设机构禁毒职能的建议。 2013 年4 月，上海合作组织禁毒部门领导人第四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禁毒务实合作，并积极为相关国家提供人员培训、技术设备等支持，共同提高执法能力。这次会议批准的《〈2011—2016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落实行动计划〉2013—2014 年措施计划》，将成为各国禁毒合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在这些重要成果基础上，中国公安、海关、民政等部门可在禁毒执法、缉毒技术、戒毒恢复等方面进行交流，并可提供技术设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协助。同时，要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兼顾禁毒工作，结合监视欧亚地区恐怖主义资金流向，逐步建立缉毒情报交换共享平台。

　　（二）网络安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欧亚地区内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频繁利用国际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手段进行“圣战”意识传播和非法组织勾联。这一新出现苗头的发展蔓延极为迅速，已引起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2011 年4 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骨干分子努尔麦麦提·麦麦提敏以“东伊运”指挥官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发表文字和视频声明，扬言“东伊运”将在今后中国境内所有的恐怖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2013 年7 月，在叙利亚参加反政府军事行动的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的视频，引起哈安全和内务部门高度关注。 2013 年9 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主席张新枫指出，利用互联网进行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和组织招募活动，是近期“三股势力”活动的新特点。在新形势下，上合地区反恐机构将积极拓展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网络安全部门打击网上“三股势力”的犯罪活动。 目前，中国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利用监控技术与IT 技术间的时间差以及法律空白猖獗活动，对我境内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已构成威胁。中国安全执法部门可与中亚各国在信息安全合作方面开辟新领域，在立法执法、监控技术、防范攻击等方面进行交流，并探索信息安全情报和网上联合执法的可行方式。

　　（三）联合救灾。中国和中亚地区幅员辽阔，涵盖多种地质地貌和气候区域，其中包括许多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地震、雪灾、旱灾、水灾、虫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往往会在地区各国造成局部危害，并由此构成冲击社会稳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且，中国与中亚各国、中亚各国之间交界地区往往地形复杂、设施老化、交通不便，使救援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影响。在紧急救灾领域中加强跨国合作，实现预警数据共享和救灾技术交流以及紧急国际援助，是弥补上述困难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初步形成了紧急救灾合作机制，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紧急救灾互助协定》为法律基础，中国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与中亚各国紧急状态部均已建立起积极合作关系。2013 年6 月，中国民政部、公安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在杭州举行的“援救协作———2013”联合救灾演练，再一次检验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在紧急救灾领域中的多国协调能力和战术、技术配合，并为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积累了经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紧急救灾合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除紧急救灾技术外，国家救灾立法、专业队伍建设、紧急动员体系、公民灾难教育等项目，均可通过交流实现共同提高。针对中国与中亚各国间及中亚各国之间距本国紧急救灾网点较远（或邻国境内交通条件明显优于本国）的边境地区，可探讨建立跨国援救网络和申请紧急越境施救程序的可能性。

　　（四）金融安全。自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各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程度的加深和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应对金融安全威胁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跨国安全合作的新领域。面对这一新领域的安全威胁，中国与中亚各国亟需在继续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和地区金融风险基金的同时，探索更加有效、更加务实的合作方式。如在银联体成立前建立某种形式的各国金融行业沟通和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和不定期举行由各国央行领导和专家参加的世界金融形势分析交流会、组织各国金融证券业内人士巡回考察等，通过交流与协作确立信任关系，并逐渐形成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地区合力。

　　三、预警国际安全部队撤离后阿富汗局势变化影响

　　2014 年，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基本完成撤军。失去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的全面支撑后，阿富汗总统选举、政治和解、民族和解等标志性政治进程前景不明朗。全国内战、局部动荡、毒品泛滥、恐怖主义外溢等可能发生的前景均成为将对中亚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因素，中亚国家以及中国西北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2013 年11 月，美国与阿富汗在签署《双边安全协定》的过程中，双方在留驻美军数量和美人员法律地位问题上达成初步妥协， 美军将以10，000—15，000 人的数量留驻阿富汗。 虽然他们的任务将由作战转为安全保障和培训阿富汗军警，但“塔利班”对这一《协定》反应强烈，表示将继续战斗 。这给美国和阿富汗当局试图与“塔利班”开始的谈判蒙上阴影，到2014 年底以前北约驻军撤出后的阿富汗安全形势会面临更多变数。

　　各国分析人士对2014 年后的阿富汗国内局势变化已出现多种预测，总体评估均不乐观。国际社会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阿富汗尚不具备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按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 年初将组建26 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8、9 万警察部队。2013 年底这支军队已经拥有15 万兵员，加上警察、保安等数量高达35 万人。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的合同制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少数是在战斗中伤亡外，大部分是因开小差引起的非战斗减员。 已有分析家表示担心，一旦美军全部撤离，这支杂牌军很难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阿富汗“塔利班”很有可能成为阿东部和南部的实际控制者。 如果出现这种军事上的对峙或失控，对中亚各国社会稳定将产生的安全冲击是可以想见的。

　　二是政治和解和民族和解进程艰难。长期以来，民族认同甚至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已是阿富汗国家历史形成的政治传统，是目前阿富汗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组织的谈判举步维艰，政治和民族因素交织的羁绊难以厘清。阿富汗“塔利班”一向奉行绝不出卖朋友的“部族法则”，继续与“基地”组织保持盟友关系，而这一点无论对于华盛顿还是喀布尔恰恰都是无法退让的底线。 然而，如果喀布尔当局为争取主动向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塔利班”示好，这一局面却又是阿富汗其他少数民族不愿看到的前景，政治和解前景阻碍重重。尽管有学者认为，西方夸大了“塔利班”的能量，但2013 上半年以“阿塔”为主发动的恐怖袭击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0%之多。 政治和解前景不乐观已经成为公认的现实，甚至内战的发生也被看作只是时间和规模的问题。届时以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之间的特殊地缘关系，内战带来的难民潮、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等问题，将因局部失控而成为中亚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

　　三是藏匿于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势力渗透中亚。2001 年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曾同时遭北约联军打击。10 多年后，这些恐怖主义势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本土的极端主义势力相结合，经过重新组合后派生出形形色色的新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圣战联盟”、“安拉使者”、“伊斯兰军”、“真主战士”等大小十多个。 北约联军撤离和“塔利班”势力抬头，以及中亚籍极端主义分子在后撤军时代阿富汗国内势力范围划分中将被边缘化，这些因素极有可能促使他们返回国内继续从事反对世俗政权的活动。2013 年6 月，出现在叙利亚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即是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地中接受的训练。 同年9 月，塔吉克斯坦内务部曾抓获了10 余名恐怖分子，其骨干分子均在巴基斯坦属于“乌伊运”的营地受训后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的。 就未来中亚地区安全而言，原本来自中亚国家的极端主义势力，在经历了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流和长期战乱的“熏陶”后重返中亚，将比致力于阿富汗国内权力争夺的“塔利班”更具危险性。

　　面对未来阿富汗形势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中亚各国领导人均予以高度关注，并将上述主要威胁视为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 因此，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合作领域中具有更大的空间。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军计划的展开和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以下诸领域开展合作将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加强政策沟通。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抬头，支持各政治派别和部族势力全面和解，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政权成熟，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政治愿望。2013 年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理事会上提出的四点主张中，特别就阿富汗问题指出，“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近期的重要工作。其后，习近平又向访问中国的卡尔扎伊总统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 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 中亚各国也分别依据各自的地缘优势，对2014 年的阿富汗问题表示高度关注。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多边和双边渠道就阿富汗问题协调政治立场和基本原则，积极影响“伊斯坦布尔进程”（尤其是在2014 年中国于天津承办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阿富汗问题外长会上），形成共同声音和一致步调，向国际社会展示政治意志和坚定国家决心。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呼吁阿富汗各派实现政治和解，为实现阿富汗和平发展和中亚地区安全稳定造势。

　　二是协调经济援助。阿富汗经历了长年战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阿富汗社会经济的恢复，对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铲除毒品危害具有直接重大意义。“反恐战争”10 多年来，仅阿富汗鸦片贸易的收入就已占本国GDP 总量的8.2%，这一状态严重地妨碍着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发展。[1]对阿富汗开展全面经济援助，已是国际社会有关组织和国家进行了多年的工作。对此，中国与中亚各国也是积极推动者和参与方。尽管中亚各国目前国内经济正面临转轨的不同关键阶段和不同程度的困难，但由于各自具有的人文和地理优势，各国在援助阿富汗经济重建方面有着不同的关注角度和传统领域，如能源、电力、交通等。中国与中亚各国加强在对阿富汗经济援助上的协调与合作，将有助于提高援助工作效率，促进阿富汗国民经济早日复苏和并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三是巩固共同边防。在2012 年4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七次会议上，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强调了加强边防合作对防范“三股势力”和其他犯罪向本地区渗透的重要性。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中亚各国之间不仅地理形势复杂，而且许多民族跨界而居。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现实影响，使边境地区的有效管控存在难度。尤其是中亚各国与阿富汗之间有着2，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 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 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 公里），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等威胁通过各国边境向中亚地区及中国渗透。而且，近年欧亚地区极端主义势力活动呈现出跨界流窜躲避所在国执法部门打击并与同类势力合流的趋势。2014 年初，中国新疆10 多名极端主义分子窜入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再次对地区边境安全问题提出警示。加强各国边防部门间的合作，除机制性会晤和信息通报外，开展边境监控和边检技术交流，提供边境管理和边防技术培训将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又一重要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各国对地区共同安全水平的需求也将逐步提高。而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国内及本地区安全大环境的欧亚地区，也在一系列全球性思潮影响下不断滋生出各种新的安全威胁因素。与此同时，原有的若干因素也在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着不同矢量的变异，同样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最佳途径，也只能是各国间推动地区性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建设。中亚各国独立23 年来，与中国在空前广泛的领域里建立起了高水平的互信、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面对急剧变化的地区安全形势，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务实的合作，应是今后长时期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