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运用认知理论进行国际关系尤其是外交决策或国家行为的研究日益广泛。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197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杰维斯最先将认知心理学娴熟地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笔者不揣学识浅陋，拟主要借用杰维斯的相关认知理论对中东国际关系作一粗浅分析，以期抛砖引玉。需要指出的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只限于研究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结果，而与理性行为无关，杰维斯在他的著作中，便着力分析决策者行为中的错误知觉因素。

　　一、心理机制与错误知觉

　　杰维斯认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人制定和执行的，因而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而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1］12

　　通常来讲，国际冲突意味着冲突双方同时追求一种相对立的目标，这种目标上的对立时常由于误解和无知而被进一步复杂化。［2］185尽管冲突并非完全源于错误知觉，但冲突的确因人类认知的局限而得以强化。［2］186许多国际冲突的产生并非源自冲突的利益(如稀缺资源)，而是植根于相异的理解模式(如不同的认识论)。［2］187认知这一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在于其构成了所有政治行为的基础，而且还因为它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

　　(一)心理机制

　　杰维斯发现，心理学理论中的三种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这三种机制对中东国际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1．认知相符。根据心理学理论，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即认知相符。［1］13

　　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相矛盾，他们就可能对其视而不见，甚至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相一致。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阿以冲突时发现，阿以双方都把自己的军事行动说成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而把对方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侵略本性的暴露。长期以来，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分析对方行为和政策时，也无法突破原有敌对认识的局限，极力在与对方较量中占据上风。当然，人的这种原有认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些具有震撼性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这种原有认识，但如果想使原有认知模式获得彻底改变，则往往需要经历多次这种重大事件的洗刷。如1999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促使希土两国关系获得很大改善，原有的敌对认知模式得到一定调整。然而，两国之间的固有敌意和疑虑犹存，双方继续从威胁本国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审视对方的行动和政策。［3］

　　2．诱发定势。知觉不仅受到相对根深蒂固的预期的影响，也受到即时思考内容———“诱发定势”(evokedset)的影响。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1］14

　　当行为体过于关注一个问题时，便难免会产生一种隧道视觉(tunnelvision)，即认定其他人的关注点与自己相同，因而他不仅试图判定对方的行为对他关注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认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也是对方的目的所在。阿以、希土、两伊等之所以长期陷入安全困境尤其是阿以多次发生战争，一定程度上便归因于这种“诱发定势”。当双方发生争执或小规模冲突时，由于对安全的高度关注，因而常常过高地估计了来自对方的安全威胁，并采取了不适当的或过激的行为，结果导致矛盾的加深和冲突的升级。

　　3．历史包袱。历史既可以成为为我们提供宝贵经验和教训的一面镜子，也可以变成误导认知乃至延续仇恨的一种负担。从认知的视角讲，当今中东地区的阿以、阿波①、希土等争端均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形成的敌对认识的一种惯性，是彼此无法摆脱历史包袱的一种体现。就希土争端来讲，历史上希土两国长达几百年的交恶经历无疑已成为横亘在两个民族心中的一种历史包袱。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希土尤其是希腊何以对方赞成的自己就反对，何以同为北约成员却同室操戈，何以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相左、针锋相对。阿以冲突、阿波矛盾中的这种历史包袱更是显而易见，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错误知觉

　　杰维斯认为，由于存在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决策者很容易错误地认识客观事实。通常来讲，决策者较易发生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即统一性知觉、夸大性认知、愿望性思维和失调性认知。这四种错误知觉对中东国家领导者的外交决策以及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统一性知觉。国家决策者往往过高地估计对手掌握情况和权力的程度，常常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任何无意、巧合或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伪装欺诈的认知取向是很普遍的现象，在处于敌对或冲突状态下的行为体身上，这样的取向特别顽固。因为对手之间缺乏起码的沟通和交流，信息极度不畅，很难发现对方内部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更难弄清对方行为的真实意图。例如1996年，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在伊米亚小岛上竞相升起本国国旗的“旗帜战”便与这种统一性知觉有关。本来只是偶然的非政府行为却因两国领导人的统一性知觉而无形中被发酵放大，导致两国政府的高度卷入和军事上的严重对抗。这种统一性知觉因素在阿以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激进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恐怖暴力活动往往被阿以双方视为对方统一协调的国家行为，从而进一步恶化双方之间的关系或打断中东和平进程。

　　2．夸大性认知。行为体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在对方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当对方的行为与行为体的预期一致的时候，行为体就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影响所致；当对方行为与行为体的预期不一致时，行为体就会断定对方行动背后有着强烈的自生性动机，属于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政策无关。例如，当以色列的强权行为和军事打击政策制止或暂时制止来自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巴勒斯坦的激进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时，它便认为这是自己的政策影响所致；而当来自对方的这种暴力恐怖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猛烈时，它则认为这与自己的政策无关，如果不实行这种政策，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3．愿望性思维。人们有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受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维之中。长期以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在阿以问题上奉行的强硬路线似乎为以色列赢得了国家生存安全，但明显使民众的生命安全变得愈益脆弱。然而，该集团总是对这种强硬政策的“积极”后果情有独钟，而对其“消极”后果却往往视而不见，继续坚持原有认识立场，笃信强权真理和实力外交。

　　4．失调性认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倾向，但时常会出现与自己原有认识不相符的情景和信息，从而导致认知失调现象。一旦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人们就会试图减弱失调现象，从而启动弱化认知失调的机制，将自己的认知失调效应降至比最初没有接受这类信息时还要低的程度。如果矛盾信息没有严重到足以改变人们观点的地步，而仅是引发了弱化认知失调的机制，那么，作为弱化认知失调的一种后果，人们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1］427

　　结果就出现与学习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的行为，人们不是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新证据和新经历所反映的“明显”事实，而是加强了自己以前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回飞镖式的认知失调弱化”现象，即“回飞镖”效应。这种现象将有助于引发新的矛盾或加剧原有矛盾。就一定时期来讲，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在屡败于以色列或犹太教徒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一些极端组织虽不断受到以色列的重创，仍顽强反抗，且势头愈益凶猛，这便是典型的“回飞镖”现象。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的惨败，造成了广大穆斯林认知上的严重失调，作为减弱这种认知失调的一种结果，穆斯林转而高举伊斯兰大旗———泛阿拉伯主义对阿以冲突的影响逐渐式微，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转而上升。当然，如果矛盾信息严重到足以改变人们观点的地步，弱化认知失调机制已不能正常启动或根本无法消除人们内心中的巨大失衡感，人们的认知便会发生改变。如第三次中东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导致埃及和以色列在认知取向上发生改变，不再一味地坚持顽固的不和解立场。

　　二、典型案例分析

　　显然，杰维斯的认知理论对错综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无疑具有一定解释力，下面就以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阿以战争)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一)夸大性认知

　　根据认知理论，行为体具有夸大自我作用的一般性认知取向。第三次阿以战争便与这种认知导致1967年中东危机不断升级存有较大关联。这场危机正式始于1967年5月14日，即纳赛尔宣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并决定向西奈派遣军队。但此时“纳赛尔既不想仓促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也不急于寻求永久的和平解决，而只对以色列的彻底妥协感兴趣”。［4］

　　原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edHeikal)1964年9月25日曾指出，纳赛尔认为埃及与以色列交战应具备的条件包括“军事优势的获得；以色列的孤立；阿拉伯国家的联合”。［5］118这决定了纳赛尔在认为本国实力弱于以色列的情况下，会尽量保持克制，避免与以色列的对抗。例如，纳赛尔在1964～1965年的卡萨布兰卡峰会期间，坚决反对叙利亚关于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游击战的提议。

　　然而，当纳赛尔在1967年5月14日采取行动时，纳赛尔曾谈到的那些交战条件显然一个也不具备。而且，当时埃及约5万士兵包括一些训练极为有素的士兵在也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是埃及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反以呼声日高，为防止其因对以色列的不作为而导致声望进一步降低，所采取的一种欺骗性行为。纳赛尔企图通过对以色列作出强硬姿态，蒙蔽、威慑以色列，同时缓解来自国内外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不满情绪。不过，纳赛尔并不希望与以色列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更遑论发生战事·纳赛尔这种意图从以下两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首先，埃及军队被部署在西奈中心地带，而不是靠近埃以边界的地区。其次，埃及军队是在光天化日下大张旗鼓地行进。纳赛尔后来在1967年7月23日开罗大学礼堂的讲演中也谈道：“当我们调集部队时，我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只有20%。”［5］129

　　因此，尽管纳赛尔的行动被埃及等国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报道，甚至纳赛尔本人此前也声称将对以色列发动一场战争，但正如以色列前军情局负责人约和撒法特·哈卡比(YehoshafatHarkabi)所指出的那样，阿拉伯人的意识形态宣传“不能表明他们将要干什么，而只表示他们想要干什么”。［6］

　　以色列军方得出的结论是：纳赛尔是在虚张声势，他并不想发动战争。以政府主要是列维·艾希科尔(LeviEshkol)总理和阿巴·埃班(AbbaEban)外长也认为纳赛尔是在进行欺骗，其行动具有很大作秀色彩。针对埃及的行动，艾希科尔和埃班采取了双轨战略。一方面，以方决定让以色列正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另一方面，埃班通过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ＲalphBunche)转告埃及，以色列不打算入侵叙利亚。［5］131

　　以色列这种“语气轻柔，手持大棒”的反应，无疑显示出一定的虚弱和迟疑，从而导致纳赛尔倾向于认为，他的欺骗阴谋得逞，以色列似乎已被威慑，其对策完全是防御性的。这促使纳赛尔为取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进一步的冒险行动。5月18日，纳赛尔通知联合国，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完全撤离。5月19日，埃及把约3万埃及士兵从也门调到西奈。［7］

　　面对纳赛尔的举动，以色列政府的反应仍是采取先前较为温和的“混合”战略。以色列官方的基本结论仍是：纳赛尔在做样子，这也是其一贯姿态。纳赛尔的这一举动大大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期望值。伴随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撤离，要求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的压力不断增大。这种膨胀的期望，在开罗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播电台带有煽动性报道的刺激下，很快变成大众的歇斯底里。阿拉伯人这种高涨的情绪影响了纳赛尔的判断力，致使纳赛尔认为，他现在的军事实力足以用来挑战以色列。可见，纳赛尔威慑策略的最初奏效，改变了他对风险－收益关系的看法，即他已经获得了比预计要多的东西，因而他在取得更多收益之前不能退却。对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使纳赛尔相信危机中的收益大于风险，他愿意为了保住自己的外交成就而蒙受一些损失。当然，纳赛尔也认识到，如果他的挑战超过以色列的底线的话，必将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但以色列的温和反应使他对这一底线的估计变得更乐观了。纳赛尔估计，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仍可以采取几个更为强硬的行动。于是，纳赛尔于5月22日宣布关闭蒂朗海峡，封锁亚喀巴湾。接着，5月30日，纳赛尔采取了危机中的最后一个挑衅性行动，即与约旦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尽管在实现最直接的政治目标之后，纳赛尔便企图避免危机升级，乃至平息危机———这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例如，英国会下院议员安东尼·纳丁(AnthonyNutting)在危机最后一天与纳赛尔的谈话中，纳赛尔告诉他，他仍相信战争可以避免，只要没有进一步的挑衅行为。［8］

　　再如，在危机的最后几天里，纳赛尔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纳赛尔向约翰逊和戴高乐承诺，埃及不会首先发动进攻［9］；纳赛尔在6月2日向英国议员克里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Mayhew)表示，埃及没有攻击以色列的意图。［5］140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特别是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的行为，最终不仅使一向温和的艾希科尔逐渐改变了态度，而且直接导致埃班的反战阵线的瓦解。在以色列看来，埃约的军事联合除了攻击以色列外，没有其他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危机的最后一周里，虽然纳赛尔认为游戏会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进行，双方仍有望达成妥协，但以色列决策者对危机游戏的认识却发生改变。事实上，正是纳赛尔与约旦联合的决定消除了以色列主要决策者在率先发起战争问题上的最后分歧，使他们不再受骗于纳赛尔的和解信号。整个危机期间，在危机升级的每一轮，纳赛尔的期望都得到了满足，甚至超过预期。因此，如果行为体的历史学习需要存在期望与结果之间的反差现象，那么就1967年的纳赛尔来讲，他不会进行这样的学习，所以他也没有理由去改变自己的既定战略。同时，以色列决策者也没能使纳赛尔认识到，他的行为正使其一步步接近以色列的底线。埃泽尔·魏兹曼便曾指出：“我丝毫不怀疑正是我们政府的犹豫和疑惧，使得埃及的行动越来越具挑衅性。”［10］

　　以色列热衷发布的各种有分寸的警告和进行的有限军事部署，或者没有引起埃及的重视，或者仅仅被视为是软弱的证据。以色列的行为非但可能未使纳赛尔确信自己错了，反而也许使纳赛尔相信自己先前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总之，以色列在危机期间相对温和的表现，使纳赛尔对自己的欺骗或威慑战略的有效性、自身实力和以色列能够容忍的底线产生了夸大性认知，致使纳赛尔一再采取挑衅行为，导致危机逐步升级，以致最后以战争爆发而告终。

　　(二)历史包袱

　　尽管通常情况下，历史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很少表现为行为体进行具体的历史类比，但在阿以冲突中，这种历史类比并不鲜见。1967年和1973年阿以战争的爆发便与这种历史学习存有很大关联。在1967年六天战争前的中东危机(从5月14日开始)中，埃及和以色列是两个关键的参与者。但相比之下，纳赛尔是主要行为体，在危机中不断加大赌注，而以色列更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一个被动角色，直到采取先发制人战略。根据心理学理论，决策者通过历史学习，会倾向于实行过去曾起效的战略，甚至即使该战略不适合当前形势。这种悖论也可以存在于给定冲突中，但产生这种悖论的机制略有不同。这种悖论的产生不是通过将目前的情况与过去进行对比，而是将危机期间的期望与结果进行对照。如前所述，在这次危机中，纳赛尔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为，但以色列并未针锋相对，且保持了较大克制。纳赛尔的行为使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声望不断升高。通过将自己每次的期望与行为的后果进行对比，纳赛尔自然会认为以色列选择了退让，自己的战略是成功的，进而产生继续将先前成功的战略推行下去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但却看不到以色列对待危机的态度正在逐步发生变化。纳赛尔这种历史类比还表现在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上。在决定关闭蒂朗海峡的会议上，纳赛尔的顾问们推断，甚至鹰派人物本－古里安在埃及于1955年9月关闭蒂朗海峡时，也未立即采取行动。［5］142

　　因此，很难相信艾希科尔会因蒂朗海峡问题而不惜后果冒险发动战争。在1973年十月战争这个案例中，这种历史类比学习主要是就以色列来讲。战争发生前，以色列持有的一个基本信念是，阿拉伯人不会发动战争或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一信念基于很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此前的经验。例如，1967年之前阿拉伯国家虽进行军事动员，但之后他们并没有发动战争。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两国于1973年1月、5月、7月和9月，分别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军队调动集结活动［5］142，之后也没有战争爆发。这使以色列领导人自然而然地进行历史学习包括历史类比，并形成了一种“狼来了，狼来了”的认知模式。因而，1973年10月2日，当埃及发布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声明时，以色列军方并不以为然，认为此声明与埃及自第三次阿以战争以来发布的“戒备状态”、“最高戒备状态”等不计其数的声明并无不同。［5］151

　　这种先前存在的固有信念成了以色列领导人分析各种信息情报的棱镜，以致出现明显的战争迹象时，他们仍没有给予应有重视。例如，作为最明显的战争信号之一，1973年10月4日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及家属被空运出境。但是，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特拉维夫得出的结论却是，这属于苏阿关系本身的变化，而不是另一场阿以战争的前兆。［5］154甚至直到阿拉伯国家已发动实际攻击时，以色列领导层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坚信战争不会爆发。这种历史学习使以色列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并对阿以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像所有理论一样，杰维斯的理论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杰维斯这种局限于微观层次的研究会导致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的格局特征把握不足，且杰维斯的研究在强调作为个人的决策者的认知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和文化对决策者个人的塑造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国际政治研究时，应将个人认知心理与身份认同结合起来研究。尽管如此，杰维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显然对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