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政治学
论“五维中国”:解释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一种学术框架
2020年06月28日 09:01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作者:韩庆祥 张 健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张健,哲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组织处处长。

  内容提要:“五维中国”,即“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根源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溢出效应”,是对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一种学术性解释框架;“五维中国”,发端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四个自信”的科学论断,是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理念概括和话语框架。

  关键词:五维中国  四个自信  解释框架  历史语境

  无论是从经验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一般来说,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成功经验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把这些经验及其效应进行学理总结,就能向世界贡献带有中国智慧的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学术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是蕴含其中的一种解释框架,值得关注和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五维中国”之理念

  “五维中国”,即“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缘起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中国发展的理论自觉、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的话语表达等基本问题的自觉解释。“五维中国”,发端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四个自信”的科学论断,因由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成就而被世界所关注。从本质上说,它是迎来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理念概括和话语框架。

  (一)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的重大论断蕴含着“五维中国”之理念

  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提,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紧接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深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内涵及其关系。为深入把握“四个自信”之间的逻辑关联,我们拟对其进行语言学分析。

  其一,从语义上看,自信,即“自觉+相信”,反映的是主体对事物本质的能动性认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四个自信”,就是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理论指导、制度建构、文化建设四个基本问题的深刻认知和科学实践。在这里,“四个自信”所指涉的对象,即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与“五维中国”中的“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之间,具有逻辑和语义指称上的对应关系。其中,“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直接对应,在语用意义上,基本指涉相同。可以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所自信的对象,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其二,虽然“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与“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直接对应,但是,从语义指称上看,则本质上又对应。因为,中国方案的本质是对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实践在制度上的规范化,是一种规则体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制度就是已经完成规则化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背后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同样地,关于中国话语,其本质是一种表达体系和传播体系,指称文化领域的事物和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分别成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指涉对象和基础来源。

  其三,关于“中国奇迹”,表面看,它和“四个自信”无关,但深入分析,自信源于什么?自信又何以能持续?显然,答案不可避免就是“中国奇迹”。也就是说,“四个自信”的来源与支撑是“中国奇迹”,没有“中国奇迹”的客观事实,也就没有“四个自信”的主体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在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支撑起了“四个自信”。

  总体而言,“五维中国”之理念,通过直接对应、本质对应以及深层逻辑支撑之方式,深深嵌置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断之中,构成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重大论断的理念基础。

  (二)“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贯穿着“五维中国”的核心架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八个明确”的理论内涵、“十四个坚持”的实践方略等丰富内容。“八个明确”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十四个坚持”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做”的问题。深入分析,无论是“是什么”还是“怎么做”,二者的背后都贯穿着“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这五大核心架构。

  首先,关于“八个明确”及其背后的“五维中国”之框架。“八个明确”的内在逻辑:一是根本主题和奋斗目标;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三是推进“两大布局”和坚定“四个自信”;四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五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六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七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八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这八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分别是从主题目标、价值导向、总体方略、根本路径、法治保障、军事保障、国际环境、政治保证来讲的。从逻辑布局来看: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明确党的领导,这些都指向发展主题、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方略和发展的领导力量,在本质和本源上,属于道路选择上的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定力问题;“八个明确”本质上就是中国理论的理论内涵,属于理论自觉问题;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舞台上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中国蓝图,在性质上,这是中国面向世界、针对全球现代化所提供的中国方案;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以人民为中心、明确实现共同富裕、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等,这些特殊概念和范畴,构成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话语的民族性表达要素,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明确实现现代化、明确建设法治国家、明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明确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这些共性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构成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话语的普适性表达内容。在这里,民族性表达+普适性表达,二者形成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达模式,在性质上,这是中国话语的表达问题。总而言之,“八个明确”背后所展示出的逻辑理路,是“道路选择”“理论自觉”“方案提供”“话语表达”之运行脉络,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四维框架,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这是“五维中国”的核心所在,本质上是一种逻辑架构。而理论上,一个逻辑体系能否有效支配现实,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取决于其能否有经验性因素作底层支撑。如前文所述,“中国奇迹”,正好是这样一种因素。由此,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基础上,“中国奇迹”嵌入,构成“五维中国”之完整架构。

  其次,关于“十四个坚持”及其背后的“五维中国”之框架。总的说,“十四个坚持”从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理论阐述和政策指导。这些阐述和指导的背后,同样也贯穿了“五维中国”之逻辑脉络。例如,关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三条,从总体上规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政治立场和依靠力量问题,归属于“中国道路”范畴。例如,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三条,从发展理念、价值体系、安全观等观念层面,规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观念问题,归属于“中国理论”范畴。又例如,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八条,从各个领域规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政策和方略性问题,归属于“中国方案”范畴。再例如,在全球语境上,关于发展问题,关于民主问题,关于法治问题,关于生态问题,这些都是共性问题,都是当代世界的共同话语,在“十四个坚持”中不乏体现;在中国语境中,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一国两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民军队,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印记的话语元素,展示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特性,但共性中不乏个性,个性中承载着共性,这构成了“十四个坚持”中的“中国话语”之特色。最后,“十四个坚持”之所以能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并持久生长,关键在于它有“中国奇迹”的强大支持。

  综而言之,无论是“八个明确”,旨在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还是“十四个坚持”,旨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二者都在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这样的逻辑理路。这一理路,以中国奇迹为缘起点,以中国发展成就的“溢出效应”为支撑,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为核心框架,形成一个以“4+1”为基准格局的“五维中国”系统。我们认为,“五维中国”应该成为解释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学术框架。

  逻辑意蕴与解释框架: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

  从逻辑上说,“五维中国”理念,根源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溢出效应”,在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被逐渐认同。它针对道路选择、理论自觉、全球现代化、话语表达四个核心问题,以迥异并优异于西方现代化成就的中国成就为支撑,形成一个“4核心要素+1事实支撑”的“4+1”基本架构。在此架构中,4个核心要素,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其逻辑层次递进,构成实然和应然相统一的复合性要件;1个事实支撑,即“中国奇迹”,其以事实为据,以成果论实力,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实然性要件。总体上看,该解释框架意蕴丰厚。

  (一)“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

  在4核心要素中,“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是对此本源的延展,它们分别从理论建构、世界意义和话语表达三个维度,对“中国道路”的本源根据于中国理论的实践源泉、中国方案的现实基础、中国话语的实践基础以及主体能动性、外部关联性进行时代阐释。从本质上说,“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以“中国道路”为本源,形成一个“一源三维”结构(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该结构是“五维中国”解释框架的核心和本质所在。

  首先,“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它对所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具有源头性、根本性、核心性和归根结底之解释意蕴。该意蕴根源于“中国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即历史规定性和现实规定性。一是历史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究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核心归根结底就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中国改革的道路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和发展这些主题而不断展开的。从逻辑上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深层次体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脉络,本质上,这是中国道路问题,是中国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路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在所有关涉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都是源头,都是核心,都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必选项。二是现实规定性。事实胜于雄辩!从经验上看,要回答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中国道路中去寻找事实和根本答案。因为道路是被事实验证过的探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最终意义上,都要归结为能否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就此而言,中国道路是回答好这三个问题的总开关,是回应所有关涉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终极性评价指向。

  其次,在“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的基础上,“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对“中国道路”体现出拓展性解释效应,这是由其三者各自的逻辑内涵决定的。

  从逻辑上说,“中国理论”是源于中国道路实践的,同时又因为其自身作为理论观念的特性,反过来又对中国道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自觉为中国道路的实践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为其未来进行前瞻性理念建构。从生成论角度看,“中国理论”以“中国道路”为源头,并对其进行观念性解释和建构,本质上,是“中国道路”在理论上的延展。从存在论角度看,对“中国道路”的阐释需要“中国理论”。对“中国理论”的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切入,但是它的生长点、发源地、立足点,应该聚焦于“中国道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

  “中国方案”,从逻辑上看,缘起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是“中国道路”面向世界舞台的指称。它植根于“中国道路”,以“中国道路”为核心内涵和经验支撑,面向世界,侧重“中国道路”的普遍适用性,旨在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现代化路径选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的本质是“中国道路”的普适性拓展,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是全球现代化路径的中国选项。如果说,“中国理论”是从理论上对“中国道路”的阐述,是一种“‘物质—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视界,那么,“中国方案”则是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普遍适用性层面对“中国道路”的展开阐释,体现的是一种“‘个性—共性’‘中国—世界’”之视野。当然,中国方案也以中国理论为支撑,它是中国方案之中的“道”。

  “中国话语”,从内涵上说,是一种诉求表达。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表达?逻辑上,是因为“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具有主体性。再深入说,“中国道路”又为什么具有主体性,则是因为它与世界其他现代化模式、尤其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具有异质性。在实践上,这种异质性,不仅迥异于世界和西方,更主要的是优异于西方。因为这种优异性,世界需要理解中国、认识中国、学习中国,这是外部需求;因为这种异质性,中国需要回应、需要思考、需要负起大国责任,这是内在供给。可以说,“中国话语”应运而生,正是“需求—供给”的逻辑使然。可见,“中国道路”的优异性和异质性→“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世界需求中国及中国思考自身→话语表达→“中国话语”,这是“中国话语”的基本生成路径。该路径预示着,“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道路”的异质性和优异性。该路径意味着,如何表达好这一核心内容,取决于中国对自身的思考质量,即“中国理论”的水平。因此,“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又具有紧密的关联。一方面,“中国理论”需要用“中国话语”表达;另一方面,“中国话语”的功能及其实质,就是解释、表达“中国理论”。当然,中国话语也要对“中国方案”进行表达。

  (二)“中国奇迹”具有缘起意义和支撑价值

  中国奇迹,主要指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历史地看,“中国奇迹”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的历史过程,内涵极具生长性。最初,它因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异质,引发了世界对“中国道路”的关注。在这一阶段,“中国奇迹”本质上是一种西方对中国的事实描述。一定意义上,这种描述甚至还流露出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无意识的质疑。后来,随着世界对“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语境、制度背景的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开始思考“中国道路”背后的支撑因素。由此,“中国奇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中国的一种文本。当前,随着国内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深入,东西方学界都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历史影响、话语传播力,等等。可以预见,“中国奇迹”将成为世界研究中国、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契入点。若仅就此而言,在“五维中国”解释框架中,“中国奇迹”体现的是一种缘起价值。

  如果横向观察,把中国放在当前全球现代化的大舞台上看,对中西现代化进程及道路进行系统衡量、全方位比较,那么,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现代化困境与后发现代化优势,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局限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的优越,等等,综合而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中国现代化成就的优异,则又成为“中国奇迹”的当代指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这一“一源三维”结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具有支撑价值。就是说,没有“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都缺乏事实支撑!

  总之,“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和“中国奇迹”五者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奇迹”引发世界对中国的强烈关注,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道路”得以出场的缘起;对世界来说,“中国奇迹”的密码要到“中国道路”之中去寻求,“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根源所在。在此前提下,以“中国道路”为本源,“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四者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系统。在该系统中,“中国道路”是本源,同时也是核心,“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普适性表达,二者是“主体性—普适性”关系。对“中国道路”的阐释需要“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是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解释,体现的是“‘主体性—普适性’—自觉能动性”之关联。中国理论属于“道”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中国方案属于“术”意义上的实践性操作。“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都需要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话语”的功能就是解释、表达、把控,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性—普适性’—自觉能动性]—话语表达性”之逻辑脉络。可以说,这五者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非常严密。

  “五维中国”解释框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

  历史来看,“五维中国”应该也必将会成为解释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学术框架。这是由“五维中国”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客观定位决定的。

  (一)理论价值:阐释“五维中国”的其中一个,一定要结合其他四个,不要忘记其他四个

  “五维中国”具有严密的逻辑,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应彼此理解。然而,在今天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可以看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在阐释“五维中国”的其中一个时,不去结合其他四个,而把其他四个忘记了。比如:有人讲“中国奇迹”,不结合“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显得浮泛;有人讲中国道路,不结合“中国奇迹”“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显得肤浅;有人讲“中国理论”,不结合“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显得视野不宽;有人讲“中国方案”,不结合“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显得不深刻;有人谈“中国话语”,不结合“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显得不透彻,缺乏“柱”“根”和“道”。我们讲“五维中国”,其理论价值就在于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因而在谈论和阐释“五维中国”的其中一个,一定要结合其他四个,不要忘记其他四个。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五维中国”的其中一个。

  (二)实践意义:“五维中国”能为观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提供有效的总体性框架

  西方人看当代中国,怎么看?中国人看当代中国,怎么看?看当代中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什么?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总体框架是什么?中国的总问题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都可以从“五维中国”中寻求答案。

  首先,从总体来说,观察当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奇迹”,这让世人震惊,也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奇迹”?最真实、最根本的答案,只能到“中国道路”之中去寻找。中国道路蕴含“性”“位”“道”“术”“行”五个基本层面:性,就是中国道路的性质本质维度;位,就是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维度;道,就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维度;术,就是中国道路的总体方略维度;行,就是中国道路的实践维度,包括行动规则和行动能力。从这五个维度或层面,完全可以揭示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即找到道路密码。甚至,“中国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最根本成就。当然,对这种发生逻辑和道路密码,需要从理论上给以阐释和论证,这就需要“中国理论”。我们需要进一步从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中寻求“中国方案”,也需要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转化为“中国方案”,只有这样,才会对实践发挥有效作用,否则,再好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也难以与具体实践发生接触,其作用也发挥不出来。“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都需要用“中国话语”来表达,否则,要么难以传播,要么难以理解和把握。尤其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逐渐强大的中国也需要向世人表达“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所以,这“五维中国”表达的是当代中国的总问题,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框架。

  其次,从语境来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需要研究两个历史语境,即“中国—世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区间”。在“五维中国”解释框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区间”的语境约束。该约束决定了,若对“中国道路”进行探索,对“中国理论”进行建构,对“中国方案”进行推介,对“中国话语”进行传播,乃至对“中国奇迹”进行思考,都必须紧紧把握“资本—劳动”“有产者—无产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语境脉络,都必须通过这一脉络去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就前者来说,中国实践是在全球现代化舞台上展开的,世界是中国实践的全球平台。该平台意味着,首先,中国实践具有迥异于他国的独特性,这是个性,归属于内因;其次,中国实践具有与他国一样的共同点,这是共性,归属于外因。在实践上,共性寓于个性,内因决定外因。这就要求中国实践既要牢牢立足自身独特性,同时也要积极考虑其外部平台,自觉关注、回应世界诉求,主动学习、借鉴他国有益经验,辩证处理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冲突与碰撞。那么,如何才能满足这一要求呢?“五维中国”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可提供思路。这是因为,在“中国—世界”语境中,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即是“中国道路”之含义;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即是“中国方案”之含义。要言之,在“中国—世界”语境中,“五维中国”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之框架,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实践在世界舞台上的基本境遇。

  就后者来说,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区间”这一历史语境,它是对中国实践的根源之理论抽象,决定和规定了中国实践的方向、路径及总体走势。具体说,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其为何选择社会主义,需要从根源意义上去理解。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立足于人类发展的“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上的。存在决定意识,“商品经济历史区间”应成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交换的角度,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逻辑上分为三个阶段,即:基于人与自然交换的“自然经济历史时期”(体现为传统农业社会)——基于人与人交换的“商品经济历史时期”(体现为现代工业社会)——基于人与社会直接交换的“产品经济历史时期”(体现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逐次递进,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整个人类社会处于第二个阶段。在该阶段,社会架构以“商品交换”为底层支撑,人的生存境遇有三:(1)活着必须通过交换,而一旦进行交换,具体的个人只面临两种情形,或者用“身外之物”与人交换,或者没有“身外之物”而只能用“身内之物”交换。(2)由此,在逻辑上,人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分化为两个人:一个是有“身外之物”(生产资料、资本),称之为有产者;一个是没有“身外之物”,只能交换“身内之物”(体力、脑力),称之为无产者。(3)在发展趋势上,整个社会分化出资本力量(资产阶级)和劳动力量(无产阶级)两种力量体系,二者之间,因为异质性而产生对立,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而产生斗争。上述架构和境遇,构成了当今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宏观历史态势。那么,该态势如何发展,其内在规律又是什么,就成为我们研究“商品经济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对资本运行逻辑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马克思认为:第一,在商品交换中,有产者一定会用“身外之物”(生产资料、资本)进行交换;无产者一定只能用“身内之物”(体力、脑力)进行交换。第二,在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上,人或者是有产者,或者是无产者,这是一种“非A即B”的逻辑关系,不存在其他选项,由此,两个阶级之间,对立是主要的且不可调和。第三,在资源既定条件下,有产者可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因为其主导国家政权;无产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因为其不主导国家政权;因此,对立的焦点是国家政权,斗争的核心是争夺国家政权。第四,斗争演进的逻辑是:有产者依据其优势(有钱可使鬼推磨)掌握国家政权,一般采用“国家权力分置+资本控制精英+资本控制话语权+军队国家化”方式实现自身意志,其本质是“资本是老大”,在宏观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无产者的优势是“有组织化”,通过集体行动实现阶级意志,一般框架是“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党管媒体+党管统战”,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模式。

  (三)历史意义:“五维中国”能为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提供逻辑路向,进而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两个历史境遇,一个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另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全球现代化”。就第一个境遇来看,基于地理分界的文明分野,也是构成影响各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西文明异质的背景下,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体系存在着碰撞、冲突之异质对立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总体上遵循文明互鉴、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对上述异质对立一面,也需要科学应对。总的说,“五维中国”的解释框架,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这一问题提供宏观指导。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在“五维中国”的框架中,“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本身就是文化要素,前者的核心是表达,后者的核心是建构。如何表达,如何建构,我们认为,这就需要对中西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

  一般说,生存决定意识,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源于各自文化发端的不同。中华文化开端于陆地,以种地为基本的生存方式;西方文化发端于海洋,以渔猎为基本生存方式。种地,因为地是死的,所以人不能随意流动,因而稳定性强、重秩序维护,并进而由此产生以“熟人”为底层关系的熟人社会结构,三者也构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渔猎,因为鱼是活的,所以人的生存围绕着鱼群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流动性强、重契约签订,并进而形成以“陌生人”为底层关系的陌生人社会结构,三者也构成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两种特质,分别对应各自的社会结构,并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观念体系。应该说,两种文化,只有特色不同,没有优劣之分。基于这种共识,我们认为,如何建构中国理论,如何表达中国话语,基本的逻辑理路就是:立足中华文化的特质,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依据这种趋势,拓展相应内涵。一般地说,当代中国的发展,从历史大势来看,随着市场交换规模逐渐扩大,随着人们基于这一交换而产生的现代生活方式的逐渐普遍化,中国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正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阶段逐渐进入到现代陌生人社会阶段。这预示着,此次变革,中华文化将面临的是一场质的革命。我们需要立足传统社会结构的既有需要,着眼现代社会结构的新增诉求,继往开来,奋力书写中华文化新时代之新篇章。这意味着,在与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交流、碰撞的历史境遇中,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需要守正创新,需要担当作为,需要奋勇争先,需要让中华文化再创新辉煌。

  就第二个历史境遇看,即“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全球现代化”。这是当前我们要深入认识中国、深层次表达中国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在历史发展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大链条上,我们居于第二个环节(商品经济历史区间),这是我们的时代定位;但是在这个定位上,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什么,还无法得知。我们需要研究,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其逻辑是什么?从商品经济走向产品经济,其逻辑又是什么?从前者看,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两个核心要素发生变化,一个是生产方式从“种地为主”转换为“商品交换为主”(宏观上体现为“农业为主”);另一个是人的发展从“农民”转换为“市民”(宏观上体现为“农村村民→城镇居民”)。二者合一,标志着社会基本架构发生变化,社会出现转型,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该过程,即是现代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其逻辑是现代化逻辑,核心是生产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从后者(从商品经济走向产品经济)看,从商品经济走向产品经济,核心也是两个:一个是“商品交换→产品供给”(宏观上体现为,商品消失,按需分配);另一个是“市民→自由人”(宏观上体现为,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二者构成的社会变革是:“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第一需要”+“国家、阶级消亡”+“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前提”。由此,社会发展表现为“现代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逻辑可概括为“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在第二个历史语境中,立足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全球现代化”所涵盖的基本逻辑可概括为两个:一个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内含“农业主导→工商业主导”“农民→市民”两个历史走向;另一个是,从商品经济走向产品经济,内含“商品消失+国家消亡+按需分配”“市民→自由人”两个必然性归宿。

  基于此,如何评估“五维中国”解释框架的历史意义,我们认为,需要遵循以下关键原则:(1)“中国道路”需以全面实现“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为当前目标,需以推进“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进程为长远目标,前者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后者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历史使命。(2)“中国理论”的建构,应遵循以下几个核心逻辑路向:现代化逻辑(农民→市民),社会主义逻辑(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公有制主导),共产主义逻辑(商品消失+国家消亡+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3)“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应该以中国独特性为主体,辅之以其普遍性,在实践上,实现“中国特色主导+普遍价值支持”为基准框架的运行模式。(4)“中国话语”的主要元素,应该涵盖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华文化;其中,现代化是普适性元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特质性元素,中华文化是底层支撑元素。(5)“中国奇迹”内涵概括与外部表达,应该逐渐从其“当下的影响性”维度转向“未来的可借鉴性”维度,侧重它何以产生,有何可鉴,充分发挥其在全球平台上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四)世界意义:向世界更有效地解释、表达中国

  中国人了解西方,要比西方人了解中国相对客观、精准、深刻、透彻,西方国家对中国误读、误解、曲解太多太深。我们到了需要世界正视中国的时候了!要让西方正视中国,首先需要我们中国向世界作出有效的解释和表达。

  当然,我们需要全面全方位地解释、表达中国,但更要聚焦,更要抓住根本,更要抓住核心和重点,更要有主题和主线。这一根本、核心、重点与主题、主线,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来展开。向世界解释中国奇迹是出发点,要客观辩证,既不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向世界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是根本、核心,要讲清楚世界多样、文明互鉴、包容发展的道理,讲清楚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讲清楚各国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必然性,讲清楚中国理论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向世界解释中国方案是落脚点,要讲清楚这是中国对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借鉴意义,但不是向世界输出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向世界讲中国话语是路径和手段,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内容和形式、真理和道义、通识和特点、民族和世界的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

姓名:韩庆祥 张 健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