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菲中关系对抗，菲律宾政府长期奉行排华政策，华侨华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造成了菲华族际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冷战时期，菲华侨华人涉及菲律宾政府的两个核心利益问题，即华人的政治效忠和华人可能充当共产主义输入的工具［1］。在冷战体系之下，华侨华人对菲律宾国家安全具有独特意义［2］。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把极左的做法贯穿到海外华人社会，非常不利于中国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邻国关系的改善，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3］。华侨华人不仅涉及菲律宾族群关系，还交织着国际局势的变动、菲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及国家关系的演变。在菲中邦交前夕，为了清除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马科斯政府推行宽松的华人同化政策，菲律宾华人社会形态随之发生转型与嬗变。

　　一、中菲邦交前菲律宾华人问题

　　战后，由于菲中两国关系的恶化，华校教育的认同、华人双重国籍、逾期游客问题和当地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与偏见等诸多因素使菲律宾华人问题更加复杂化。菲律宾国内的反华势力借华侨华人阻挠菲中两国关系和解，华侨华人问题成为马科斯政府处理菲中关系棘手的问题，横亘在菲律宾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在一段时期直接影响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推进。

　　(一)华文学校问题

　　虽然华侨华人占菲律宾人口不到2%，但菲华社会重视教育之风尤盛，在“二战”结束后，随着菲华侨华人人数的增加，华文学校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在50年代中叶，如果以华侨华人人数比例，南洋各地华侨教育，当以菲律宾最为发达，共有一百四十多所华侨小学，三十多所初中，一所专科学校，还有几所妇女职业学校，学生总数为四万八千余人［4］。华校课程的设置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控制，课程和教材都与台湾使用的一致［5］。台湾当局把华校作为拉拢和培植亲台华人势力的重要阵地，通过向华校学校输入师资、教科书和反共意识，控制华人的政治效忠，将菲华社会纳入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战略体系。台湾控制菲律宾华校时间之久、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十分罕见。

　　台湾当局长期把持侨校触及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与公民社会的建构，为了削弱中国政治与中华文化对华人社会的影响，菲律宾政府提出督查和监管侨校的要求，与台湾当局争夺侨校的主权。在1955年，菲律宾当地报纸报道有共产党渗入华校，菲律宾众议院反共活动委员会乘机煽风点火称，“宿务的华侨学校有共产党分子潜伏，传播共产主义思想”。［6］

　　菲律宾公众舆论支持菲律宾政府督察侨校，加强对侨校的监管。“台湾驻菲大使馆”拒绝把华校的管理权让渡给菲律宾政府，以1947年签订《中菲友好条约》规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对方境内自由建立学校为由据理力争，反对菲律宾政府染指侨校［7］。马尼拉当局只好通过外交手段向台湾施压，迫使台湾做出适当地让步。1956年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加西亚与“中华民国驻菲大使”陈之迈签署《菲中督察侨校协议》，菲政府开始全面督察侨校，规定侨校除了讲授菲律宾教育部规定最低标准课程外，依据《菲中友好条约》规定可以自由教授中华民国政府规定的课程。双方代表成立联合技术委员会，协商侨校课程设置和师资，以供菲律宾教育部采纳［8］。菲政府开始全面实施督察侨校，但侨校所受的冲击并不大，除了课程设置略有调整外，中国语的文史地教授完整地保留下来，检定师资完全由“中华民国大使馆决定”［4］。“台湾驻菲大使馆”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强了对侨校的控制，敦促各区侨校成立校联会。1957年4月“台湾驻菲大使馆”召集第一届全菲校联总会，研讨侨校教育，要求侨校教师及学生表明反共立场，强迫菲华教育界宣读反共宣言。“台湾侨务委员会”将大批台湾教师派遣到菲律宾华校，鼓动华校学生入台湾高等院校深造学习，另外还对菲华校教师进行短期培训［8］。

　　20世纪70年代，随着菲中关系的缓和，两国邦交提上议程，侨校的主权之争再度成为菲律宾政府关注的问题。按照惯例，菲中两国一旦实现邦交，菲台就必须断交。马尼拉当局担心两国建交后，中国驻菲外交机构取代台湾成为华人社会的实际掌控者，利用华校向菲律宾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与岛内反政府的菲共遥相呼应，相互支持，助长菲共反政府力量。为了不使侨校与菲律宾国家利益相抵触及对菲律宾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菲律宾教育部官员提出侨校菲化的主张，在华校普及公民教育，向菲华青年灌输菲律宾民主国家的公民意识，培养他们的菲律宾国家情感与认同。在70年代初，菲律宾教育部呈交马科斯总统报告指出，“‘新社会’政府的政策应该将外侨学校置于国家教育体系之下。目前，虽然同化外侨存在许多困难，但只有侨校菲化，才能达到我们建设公民国家的目的”。［9］

　　(二)逾期游客案

　　1948年至1949年间，因中国大陆时局动荡，政权更替，2700余名中国人持旅游签证，经香港抵达菲律宾，并长期在菲岛居住。马尼拉当局妄加猜度这些滞留游客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批准他们在菲律宾的永久居住权［10］。因与新中国无邦交，菲律宾政府与香港英殖民当局交涉，欲将遣返游客经香港遣送中国大陆，香港拒绝接纳这些人。菲政府不得不与台北方面协商，提出遵循“外交途径”将全部逾期游客遣送至台湾。台湾方面则称，“旅菲逾期游客多数在台湾无亲戚，他们需要在菲律宾亲属的资助；台湾人口太多，再增加将影响台湾岛内的经济与安全”，表示不愿意接受［8］。经过台湾当局与菲政府反复交涉，菲方同意逾期游客每年向移民局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准许在菲律宾暂时居留。由于合法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批逾期游客在菲律宾的生活异常艰难。菲华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他们的窘迫，“这里还有游客三千，徘徊在饥饿失业线上，徘徊在犯罪法律边缘，徘徊在恐慌不安的情景中”。［11］

　　菲台双方为“逾期游客案”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时断时续的谈判，滞留华人游客像一个外交政治的足球，在谈判桌上双方进行拉锯式的较量［7］。菲政府拒绝给滞留的逾期游客签发长期居住证，每年从他们身上搜刮一笔可观的收入，滋生了政府的腐败。华人逾期游客成了菲律宾官员长期榨取收入的对象，少则几十比索，多则上千比索［12］。鉴于此，华侨华人和当地菲律宾人大多主张在中菲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一并解决长期以来无法妥善处理的菲华逾期游客案。菲报社论和专栏文章报道，“菲中建交应该结束多年来这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要带来华人问题的正常化”［13］。

　　(三)菲律宾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的歧视与偏见

　　由于战后菲中关系的僵持与对抗，菲律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反华思潮。加之，华侨华人在菲律宾突出的经济地位成为菲律宾极端民族主义者排斥或打压的对象。马尼拉当局又大肆渲染菲共与中共之间的党际关系，公开叫嚣菲华侨华人是中共的第五纵队，污蔑华侨华人援助菲共，华人成为国家关系恶化下的替罪羊。但实际上，加入虎克运动的华侨华人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菲政府所谓的华侨华人普遍性地支持菲共［14］，且经过50年代菲政府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菲律宾支部惨遭瓦解，菲华共人员纷纷撤离菲岛，菲华社会的左翼势力严重削弱，菲共与中共的两党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此外，菲华社会良莠不齐，少数不法分子参与走私、逃避税收等非法经济活动，扰乱菲律宾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马尼拉当局统统都扣上红帽子，蔑称华侨华人是中共渗透的走卒，破坏菲律宾经济，夸大华侨华人给菲律宾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9］。

　　台湾的侨务政策实行双重国籍身份，控制华文学校，掌管华人教育，培养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及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治效忠，造成了华侨华人游离于菲律宾政治和文化生活之外，与菲政府强调公民教育、文化同化、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经济的整合背道而驰。但碍于50年代与台湾在安全与军事防御上的同盟互助需要，菲政府只能借着华侨与共产主义有染的幌子，掀起排华风潮，给菲台关系制造了诸多麻烦和政治纠纷。这些事件虽然是外交层面上的冲突，但反映了菲律宾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持有极深的隔阂、偏见与歧视，甚至怀疑与质疑华人的政治效忠。因此，菲律宾政府在经济上提出“菲律宾人第一”的口号，采取打压的方式，把华人从主导的传统经济部门或行业排挤出去，扶持菲律宾当地人的经济势力，提升主体民族的经济地位。然而，华人在菲律宾社会扎根已久，华人经济是菲律宾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打压华人经济，不仅给华侨华人带来了灾难，恶化了菲华族群间关系，激化了民族矛盾，搅乱了菲律宾国民经济的流通环节，还严重阻碍了菲律宾国内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

　　(四)菲律宾华侨入籍问题

　　早在50年代中叶，中国政府希望以解决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为突破口改善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有意脱离与海外华人的政治联系，敦促海外华侨华人融入所在国，加入当地国籍，接受当地教育，不再鼓励华人返回中国［15］。由于菲律宾政府追随美国反华战略，不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有外交接触，拒绝与中国政府谈判处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在菲律宾国内，因民族主义情绪作祟，菲政府在华人入籍问题上设置诸多障碍，要求入籍申请者的资格不仅有“可以获利”的收入，而且在外国出生的在菲律宾至少居住十年以上。菲政府制定的归化律过于严苛，取得菲律宾国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使很多申请人心灰意冷，更不要提到在法庭中进行冗长乏味且需费浩大的程序了［10］。此外，法庭还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使若干想要申请归化者望而却步。只有少数华人通过入籍申请取得国籍，即便取得菲律宾籍，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仍被视为菲律宾的二等公民，长期被排斥在主体民族之外。

　　70年代，菲中国家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推进，外侨的国籍问题引发菲华社会的大讨论、菲律宾朝野上下的争议。马科斯总统认识到，如果仍沿袭传统的华人政策，菲中建交，菲律宾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不论按照菲律宾的血统主义原则，还是双重国籍原则，华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违背菲律宾的国家利益。马科斯总统希望通过放宽外侨入籍的限制，将外侨归化为菲律宾国家公民，进而解决华人的根本问题。华人社会的一些开明之士提出“集体入籍”建议，只有少数华侨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发展，将继续站在效忠“中华民国”的立场上，另有极少数华侨持墙头草的态度，有些华侨保持缄默［17］。菲律宾人并不看好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认为外侨集体入籍取得公民身份后，华人的经济实力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进而将菲律宾人从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排挤出去。1975年菲律宾公共管理学院就华人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792份问卷中，只有36.4%的菲律宾人持肯定的态度，39%的人持消极的立场，其余的人没有明确表态；在华人集体入籍问题上，大约有50%的人表示反对，只有24.3%的人支持，其他的态度不明确”。［9］

　　可见，为了维护当地主体民族的利益，菲律宾国内仍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政府授予华侨公民权。

　　二、马科斯政府的华人同化政策

　　经过五六十年代排华风潮之后，大多数菲律宾华侨华人逐渐认识到生于斯，长于斯，日常生活跟菲律宾紧密相关，只有融入主流社会，才有在菲律宾立足与发展的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著名侨领、办报人于长庚公开倡导菲华族群融合。他提出，首先设立一个委员会，研究促进少数民族族裔同化的办法与策略。其次，争取本地文教界华侨人士，包括报人、学者与宗教领袖合作，授予那些合格的华侨华人公民权。主张申请归化入籍的华人华裔把优秀的中华文化美德融入菲律宾，贡献菲律宾，产生融合东西文化的独特文化，华裔不仅增添菲律宾人才队伍，而且丰富菲律宾文化内涵。再次，在政府或民间公益社团领袖指导下，制定促进融合的教育方案，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导致不信任的行动或政策。最后，仿照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的立法，允许外侨集体转籍，或采纳出生地决定国籍原则［18］。族群融合逐渐为广大菲律宾华侨华人所接受。在70年代，提倡华人融合的各种社团相继成立，影响较大的是一群以学者为主的晋江华裔青年成立的“合一协进会”［19］。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美大国关系实现解冻，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马来西亚先于菲律宾在1974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马科斯总统认为如果菲律宾还不对中国采取行动、脱离美国的外交轨道，其上台后一直倡导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导致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的孤立，华人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必须采取新措施，放宽限制，解决外侨入籍，实现侨校菲化，消除中菲建交后华人社会可能出现的亲华倾向及对中国的情感归属，结束华人对菲律宾的游离心态。应赶在菲中建交之前解决华人问题，避免给邦交后菲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20］。

　　1971年菲律宾国会召开制宪会议，就是否授予华人公民权问题写入宪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华人入籍者则认为，“假定我们不及时修改入籍法，中国将来利用此间居住的华人对菲律宾施加影响，但只要国会颁布一项法令，经总统签署，就可以迅速消除中国方面的影响。菲中邦交将有利于华侨问题的解决，加速华侨与菲律宾人民的结合，这又是中菲邦交应完成的另一项历史任务”。［21］

　　1974年10月菲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与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马科斯总统指示移民局和外交部共同研究华侨入籍的解决方案［22］。在放宽外侨入籍的政策上，菲华商联总会向政府提交了侨社的意见，表示支持马科斯政府的同化政策。1975年初，马科斯接见菲华商联总会名誉会长高祖儒、会长姚乃昆等人，以“强调语气”要求华侨尽快做出入籍选择。马科斯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吸取菲台关系中处理华侨华人问题的历史教训，广泛采纳侨社的建议，出台放宽华人入籍限制、解决逾期华人游客问题和采取华校菲化等诸多措施，在两国建交前，迅速有效地将华侨华人转变为国家公民，使菲律宾华人社会与中国内政脱钩，割断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或台湾之间的政治联系，菲律宾华人社会完成了整合。

　　(一)简化华人入籍程序

　　首先，成立“归化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简化华侨入籍的程序工作，减少入籍申请费用。1975年4月11日，马科斯总统颁布270号训令，宣布修改入籍法，放宽华侨入菲律宾国籍的条件，简化入籍程序，加快处理华侨归化。入籍法将公民权的颁发从司法部移交到政府行政机构，绕开烦琐的司法程序，直接由行政部门处理［9］。在入籍程序上，华侨只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交申请书、证明及法律规定的相关资料；官员的提问较为合理简单，少有刁难的现象；除了缩短了华侨取得菲律宾国籍的时间外，还省去了申请者花费不下五千比索的登报公布及领取清单的额外费用。

　　其次，延长申请入籍的时间。根据第207号总统法令规定申请归化入籍的期限，1975年5月15日是外侨呈交申请入籍表的最后一天。但照顾到华侨的难处，确保更多的华侨提交入籍申请表，1975年6月10日，归化特别委员会宣布呈交申请入籍表日期展延至6月15日，后又从6月15日延长到6月30日。截至6月10日，已有三万两千名华侨领取了入籍申请表。

　　再次，降低入籍的门槛。新入籍法规定，华侨只需在菲律宾居住五年，有一定的收入即可入籍，其子女只要进入教授菲律宾历史、政治及公民教育科目的学校即可申请公民权。同时，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外侨一旦获得菲籍，其家人亦将同时成为菲公民；还规定归化后被取消菲籍的外侨，准予恢复菲籍。

　　最后，针对偏远地区华侨的实际情况，政府优先处理他们的入籍申请。在马科斯颁布入籍法以后，归化特别委员会官员多次出席华人社团聚会，鼓励华侨提交入籍申请表，并一再表示，只要符合入籍法，尽管存在某些困难，当局在具体处理时予以放宽。考虑到马尼拉地区以外的华侨提交入籍申请的成本和交通不便，归化特别委员会优先处理偏远地区华侨的申请表。归化特别委员会还特地组织人员，派遣工作小组赴纳卯、宿务、怡朗和南部其他城市，为华侨办理入籍手续。为了推动外侨入籍，当地报纸增加了宣传，引导华侨以实务的态度申请菲律宾国籍。在1975年8月，大约有80%，约50万华人取得了菲律宾国籍［9］。经过集体转籍后，保留中国籍的华侨已为数甚少。马科斯总统出台外侨集体入籍政策，简化华人归化程序，借助行政手段急速地将华侨华人转变为菲律宾的合法公民，解决了菲律宾华侨的双重身份问题。同时，通过审核华侨入籍申请书，菲政府对华人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甄别菲华人社会的成分，完成了对华人社会的行政监管和有效控制，从根本上消除了菲中关系步入正常化后因华人的国籍问题引发外交事端的可能性。

　　(二)推行侨校菲化政策

　　1973年1月，菲律宾国会通过新宪法，规定教育机构应由菲律宾公民控制或管理，不准建立完全由外侨拥有的教育机构。同年4月，马科斯总统颁布第176号《关于外侨学校全面实行菲化法令》，对侨校所有权、管理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经过三年的过渡期，到1976年所有侨校必须完成菲化［23］。马科斯的侨校菲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从1976年到1977年为止，所有学校应为菲律宾人所有，其资本投资的百分之六十属于此等公民。二是管理权。从1976年到1977年为止，所有侨校的管理权与控制权应属于菲律宾国家公民。三是课程与教材。从1973年到1974年开始生效，所有华文学校只能设置菲律宾文化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侨校采取新的教材必须放弃所有台湾编印课本，纠正华裔学生的中国观念。四是注册学生。从1976年至1977年，外侨学生注册报名的数目不能超过该年度全部报名额的三分之一［24］。1975年6月7日，两国政府签署《菲中联合公报》，菲律宾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75年6月11日、12日菲教育部接连向华校又下达了三道命令：(1)禁止使用台湾当局编写的课本、课程设置和参考教材，华校一律采用菲律宾出版的教材和菲律宾学校的课程设置，并向五十多所华校发出最后通知，要求这些学校一律使用菲律宾教育部规定的课本。(2)严禁华校组织庆祝国民党台湾法定节日的活动。菲政府下令不准华校庆祝“国民党中国”的五个法定节日，禁令立马在该学年生效①。(3)重申华校在一年内必须完全菲化，侨校学生、校长、教职员全部均须菲律宾公民，学校60%的所有权为菲律宾公民持有，须有70%的学生为菲律宾籍［25］。6月19日，罗慕洛强调菲政府已经与“中华民国”废除友好条约，所有华校必须关闭或菲化，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26］。华校取消了有关台湾代表中国政府的教科书和教材，国民党控制下的菲律宾华校校联总会宣布解散。在大马尼拉地区的华校教室取下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画像，取而代之的是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的画像，华校不再升中华民国的国旗，单独升菲律宾国旗。1976年马尼拉当局又规定华文学校学制实行小学六年，中学四年，中文课只能作为外国语课程教授，每天不超过100分钟，中文教师只能在当地聘请，凡“中华”、“中国”字样的中小学校必须改名［23］。经商总与菲律宾当局协商，中文课延长至120分钟。通过颁布诸多侨校菲化法案，菲律宾教育部接管了侨校，唯有少数几所侨校申请法律允许之外的外侨学校待遇外，大部分华校完成了菲化，侨校教育纳入菲律宾国家教育体制。在菲化后的侨校，华语只作为一门外语课来讲授，传承中华文化的华文教育转变为菲律宾的公民教育。在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上，加快了菲华族群融合的进程及华人对菲律宾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而不再对中华文化持守旧式的迷恋与向往。

　　(三)解决逾期游客案

　　在1975年6月6日，即马科斯总统访华的前一天，马科斯宣布批准最早抵菲的逾期华人游客在菲岛的永久居留权，免去他们向移民出入境委员会递交签证的手续。对于其他滞留的逾期游客，马科斯总统强调经移民局调查之后，将尽快予以解决。1787名逾期游客从此获得在菲律宾的居住权，身份改变后的逾期游客不但可以永久居住，而且获得合法的身份和权利［27］。在1977年2月，马科斯政府又批准了119名逾期游客的居留权［28］。长期以来无合法身份而滞留菲岛的逾期游客问题随着菲中两国关系的改善最终得以解决，彻底结束了菲律宾华人长期处于风声鹤唳的排华的政治环境，华人身处的社会环境趋于开放性和包容性。菲律宾华侨华人不再被当局视为红色中国推翻菲政府的“第五纵队”，其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维护与保障。

　　马科斯在菲中关系改善之即，打破菲律宾历年来奉行的族群歧视政策，解决遗留下来的华人逾期游客问题、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完成侨校的菲化。马科斯推行华人同化政策，一改过去排斥、限制华人的措施，转为利用华人的政策，避免建交后中国政府取代台湾继续控制菲律宾华人社会，将华人的中国政治文化认同转为菲律宾国家认同，借助华人经济服务于马科斯的“新社会”建设。在马科斯同化政策推动下，菲律宾华人的经济活动空间、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激发了华人的菲律宾公民意识。同时，菲律宾政府利用华人特殊的身份开展公共外交，沟通两国政治、经贸关系，随着菲中关系全面开展，菲律宾华人社会发展迎来了新时期。

　　三、菲律宾华人与菲中关系的发展

　　在菲中外交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充当两国政府的桥梁，跟随菲律宾领导人出访中国，为增进两国关系及时献言献策，组建菲律宾对华友好社团，开展公共外交，还在华人报纸和当地媒体宣扬菲中传统友好关系；侨领以个人或社团的名义接待中国出访菲的官员和团体，发起宗亲会、同乡会等华人社团赴中国侨乡考察，沟通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联系；

　　有些华商还直接来华投资，开展双边贸易，加强双边经贸关系。可以说，菲律宾华侨华人在促进菲中两国邦交及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而突出的贡献。

　　首先，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组建对华友好民间社团，促成菲律宾政府官员访华，支持两国确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74年9月马科斯夫人第一次访华后，在侨界，菲华联谊会、菲中了解协会、东方体育会、洪门进步党、洪门联合会侨团纷纷成立，或开始公开活动，向菲律宾公众传达菲中关系和解的信号，消融菲律宾国内弥漫着的反华政治气候。在1975年7月6日，马科斯总统与周恩来总理签署《菲中联合公报》，菲律宾华人社区挂起了毛主席画像和中国国旗，庆祝菲中两国邦交。支持国民党的华人不得不正视菲政府外交的转变，许多菲华人及华人社团包括商总，公开表示支持马科斯访华［29］。商总还一致决定由正副理事长率全体常务理事前往机场欢迎马科斯总统访华归来。1975年6月16日，菲华各界四十多个团体共一千五百余名华人举行盛大晚宴，庆祝菲中建交［21］。1975年7月12日至27日，菲中了解协会在马尼拉举办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展览，向菲律宾人民展示中国民间文化［30］。10月1日，马尼拉华人社团邀请菲律宾政界、军界及民间人士齐聚一堂，共渡晚会，庆祝菲中建交后的第一个中国国庆日［31］。

　　其次，侨领以个人或社团的名义接待出访菲律宾的中国官员和团体。菲碧瑶侨领稀南在菲中建交前夕发动当地华人成立菲中了解协会碧瑶分会，菲中建交后，菲中了解协会碧瑶分会接待中国驻菲大使馆人员。在1977年和1979年分别接待了中国驻菲大使柯华和陈辛仁访问碧瑶，稀南作为《世界时报》、《商报》和《菲华时报》特邀记者，撰写了有关碧瑶市与菲中友好的百余篇文章［32］。1975年12月菲律宾宿务联合会主席吴敬声在宿务市迎接中国首任驻菲大使柯华，组织菲华联合会赶制五星红旗，分发到机场、街道及华侨工厂、商店，让五星红旗在宿务市飘扬［19］。华人社团五谷商同业公会先后出面接待中国农业部历任部长杨立功、林乎加及何康等人对菲律宾的外交访问。

　　再次，华人随菲律宾领导人出访中国，为菲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及时建言献计，发挥沟通双边关系的桥梁作用。马科斯聘请姚祖烈为经济顾问，参与研订国策，1985年陪同马科斯夫人率领菲律宾政府代表团来华，商讨扩大两国贸易。访问期间，姚祖烈主持同中国政府签订菲律宾购买中国石油的协定［33］。五谷商同业公会积极促进菲律宾与中国大陆开展经济合作与发展双边贸易。1978年，五谷商同业公会同菲律宾米麦商公会组团访问中国，1985年公会理事长吴国森领队到中国大陆进行商务考察，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商谈粮食、大豆贸易。在华侨华人的多方活动下，从1982年到1986年，菲中两国缔结友好城市就有：碧瑶—杭州，宿务—厦门，马尼拉—广州，大岷区—上海，里巴市—辽宁抚顺市，这些友好城市安排互访活动和建立友好合作的互助关系［34］。1982年8月，经菲中了解协会碧瑶分会牵线，碧瑶市长梅诺与杭州市长周峰假签订两市友好协定，增进两市间的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的友好合作［35］。中国作家协会先后组织代表团与菲律宾华文文学创作者进行交流，从1981年至1987年，中国大陆作家及学者访菲的有白刃、严文井、杜埃、蔡其矫和庄钟庆等。菲律宾作家协会(UMPIL)组团访问中国，自1981年先后派出三批十九位作家来华，菲律宾作家以个人身份访华则更为频繁［36］。

　　另外，菲中邦交打开了菲律宾与中国大陆间人员往来的大门，菲律宾华人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祖籍地中断多年的联系。两国建交后，双方政府达成协议，从1975年8、9月份开始，菲华人可以申请签证回大陆探望［37］。菲政府允许前往菲岛探亲的中国大陆人在菲岛居住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解除了战后以来菲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人员往来与物流的解禁开启华侨华人回乡探亲、投资的大门。宿务省中华商会会长薄松桥说，“向华人关闭的大门现在打开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菲律宾华人能同长期失去联系的亲人团聚了”。［38］

　　菲律宾华侨华人发起宗亲会、同乡会等社团赴侨乡考察，加强中国侨乡与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联系。菲华同乡会、宗亲会会员及家属返回祖籍地走亲访友或旅游观光。他们回到祖籍地后，热心侨乡基础设施建设，捐款修建公路、桥梁和水利等公共设施，捐助学校、医院、农场等公益事业。杰出的侨领陈永裁在马科斯执政时曾数次访华和返乡，热心家乡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资助福建省选派留学生出国进修，帮助菲华青年学生回祖国学习民族传统文化，并捐助残疾人福利基金等等［39］。

　　最后，菲律宾华商直接来华投资与贸易，还借助社团组织之间固有的社会联系加强菲律宾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随着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放开、政治环境的稳定及投资带来的高额回报吸引着菲律宾华商，他们利用与中国侨乡的血缘、宗亲、地缘关系和语言相通的优势，投资中国大陆。马尼拉唐人街的华人组织与福建宗亲会建立密切关系，唐人街的企业界同福建商人建立业务上的联系［40］。

　　菲华商有一半资金投资于福建省，在上海、北京、天津和云南等省也有，分布于金融、银行、工业和旅馆等各个领域［41］。1984年菲律宾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项目只有4项，到1988年增为22项，在1989年降为12项，1990年又增为18项，1992年则成倍增加，达到了153项。投资额从1984年的两百万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一千五百五十三万美元，在1992年则达到了两亿七千六百一十一万美元［42］。

　　四、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变迁

　　马科斯的华人同化政策使华人获得与当地菲律宾主体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华人从封闭的传统社会脱离出来，加快了菲华族群融合的进程。菲律宾华人社会发生了巨变，即从移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

　　首先，华人取得菲律宾国籍后，在传统商业领域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打破了菲律宾政府对华人经济活动的限制，菲华人企业走出了唐人街或以华人为核心的商业经济圈。随着华人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华人资本迅速增值，菲华中小企业一举发展成为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和大型跨国公司，菲华知名的大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施至诚的SM商业集团、陈永裁景裕兴业集团等等。菲律宾华人经济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国民经济的地位日渐突出。菲律宾华商搭乘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快车，整合跨区域、跨国集团的华人商业资本，拓展菲华企业的商机［43］。菲政府倚重华人资本、贸易网络复兴菲律宾国内经济，通过华商加强菲律宾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甚至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扭转菲律宾经济的颓废［44］。

　　政治上的归化改变了华人经济的性质，华人资本不再是外侨资本，而是菲律宾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成为菲律宾国家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华人经济作为菲律宾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以菲律宾整个国民经济为依托。华人以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为切身利益，以建设菲律宾国家为己任，不留余力地置产兴业，繁荣当地经济。菲律宾华人研究学者吴文焕指出，“华人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经济优势，为菲律宾的国计民生贡献力量。须知道，我们的优势是在菲律宾形成和取得的。以我们的优势发展菲律宾民族经济，对我们来说，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45］

　　其次，同化政策是菲华人政治认同转变的推手，华人以主人翁的新姿态介入菲律宾政治生活，侨校的公民教育逐渐培养了华裔青年对菲律宾国家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宿感。在菲台断交后，台湾驻菲律宾外事机构不能公开鼓动菲华人参与台湾政治，更不能明目张胆地怂恿台湾驻外机构或亲台社团在菲境内大搞亲台活动，导致台湾当局对菲华社会的控制日渐削弱，菲华人社会逐步脱离台湾当局的政治影响。菲中关系的缓和使菲政府以“更迅速，更大规模的行动”把“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华侨实行菲化，使他们对台湾的“向心力”受到“极其恶劣”的影响［46］。中国政府认为华人事务属于菲律宾国家的内政，中国驻菲大使采取不干涉的原则，菲律宾华人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联系与政治认同渐行渐远。

　　完成归化后的菲律宾华人不满足逐渐上升的经济地位，关心当地政治事务，利用手中的选票参与菲律宾政治大选，表达政治诉求，与菲律宾人共享政治权益。菲华人的公民身份与菲律宾国民享有同等政治权利和义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选民的身份参与当地政治事务。菲律宾华人表现出参政议政的热情，华人富豪重视庞大投资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中产阶级则关注其公民政治权利［47］。有才干的华人直接被菲政府委任要职，担任驻外大使、政治顾问和基层官员。马科斯总统任命华裔罗伯特·王彬担任菲律宾国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常陪同马科斯出访国外［48］。

　　马科斯总统根据菲律宾国家利益的需要重塑华文教育，从台湾驻菲“外交机构”手中全面接管侨校的监督权，结束了台湾当局对华校的控制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同时，也削弱中华文化在华校的传承及对菲华青年的熏陶。侨校灌输菲律宾历史与文化的教育塑造菲华青年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观，从文化形态上同化外来的族群，培养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意识。菲政府借助政治认同影响华人教育的变迁，逐步淡化华人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教育上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最终使华侨变成“真正”的菲律宾公民［48］。在侨校菲化后，菲律宾华文教育每况愈下，中国文化在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最后，菲律宾华人社团旧的家族式、派系色彩减弱，从立足于华人社会、服务于华人社会，延伸为立足菲律宾社会、为菲律宾民众谋福利。1975年“菲华自愿消防队总会”在创建之初只限于华人社区的公共消防，后来扩大到整个菲律宾人生活区，服务当地灭火抗灾、拯救菲律宾人民的生命财产。菲华商总全力支持菲政府出台的多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方案，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大力推行倡导农村校舍方案，为贫民义诊赠药，每逢自然灾害及时施赈救灾。1981年高祖儒再任商总理事长，领导商总主动参与菲律宾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救助受台风、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困扰的菲律宾灾民，捐建农村学校，每座农村学校造价三十万比索，截至1994年商总一共捐赠1428所学校［49］。商总还带动地方商会捐助公益事业，从1965年到1985年，仅大古板市华人商会(PCCC)就捐赠了105所中学校舍［50］。在1985年5月加洛干菲华商会、北黎刹工商联合会等七个华人团体成立菲律宾最大的华人义诊中心———加洛干市菲华义诊中心，接受义诊的受惠者主要是贫苦的菲律宾人［51］。华人在义诊、救火、赈灾、捐献农村校舍上的善举被菲政府誉为华人对菲律宾社会贡献的“四宝”。总之，华人的善行不仅惠及菲华人社会，也让当地人受益，赢得了菲政府的赞许和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华人社团功能的转变突显了菲律宾华人走出华人小社会，融入菲律宾大社会的趋势，菲华社会的形态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从侨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因此，在东南亚国家中，乃至在世界各国中，菲律宾成为华人融入所在国最好的国家之一［52］。

　　五、结语

　　在菲中邦交与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形势下，菲律宾华侨华人顺应历史的变迁，主动加入菲律宾国籍，以公民意识建设菲律宾国家，积极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菲律宾华人作为两国公共外交的主体，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旧的华侨华人问题伴随国家关系的改善和菲华融合而消亡。但随着菲中关系的发展，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成为制约国家关系的潜在因素。首先，因双方人员往来限制的减少，中国新移民大量涌入菲岛，新旧华人移民群体因就业、教育水平的差异及文化间的冲突产生新的矛盾，引发了华社新的社会问题。一旦这些问题恶化，不仅影响到菲律宾国内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会触动菲政府移民政策的变动，进而影响菲中双边关系。其次，菲律宾华人在中国大陆进行商业投资或定居，把资本从菲岛抽离出来，填补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外资和改善侨乡的基础设施，增加了菲律宾政府对华人政治效忠的质疑，滋生岛内反华情绪。再次，台湾当局不时利用华社残存的亲台势力拉拢菲律宾政府官员，大搞“公共外交”和“金元外交”，积极游走于菲律宾政府要员、议会议员和军队之间，妄图实现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实质性关系。菲台关系一直以来倍受中国政府重视，不能排除马尼拉当局可能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崛起。最后，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南海领土争端将菲律宾华人推到中菲两国关系下最尴尬的位置。加之，长期以来，菲律宾国内保留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很难彻底消除族群间的歧视与偏见，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反华暗流。岛内的反华势力很有可能会利用华侨华人在菲中关系上大动手脚，为中国谋求稳定的周边环境及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制造事端。然而中国的国家统一和经济的发展需要菲律宾在内的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与参与。总之，两国政府开展外交不免涉及华侨华人，菲律宾华侨华人仍是菲中两国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发挥华侨华人在促进菲中国家关系发展中的积极因素是两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