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4 年，国际局势更加起伏和动荡。随着2014 年3 月21 日俄罗斯完成合并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法律手续，欧洲局势进入了自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前所未有的新的战略紧张期。虽然奥巴马政府指责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违反国际法，宣布了对11 名俄罗斯官员和金融人士的制裁名单，但白宫也很清楚，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美俄对立不应该上升为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不会军事介入克里米亚问题。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未来对整个乌克兰局势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性举措。迄今为止，俄罗斯不承认乌克兰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对于其东部的骚乱也可能继续借机发力。在此背景下，2014 年3 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自冷战结束23 年后，世界政治局势明显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究竟如何把握和思考，在当前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挑战的形势下，需要对全球格局的新动向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战略机遇期的定义和标准

　　自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2 年5 月31 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度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以来，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一直是我党工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什么是战略机遇期，什么又是判断中国是否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标准，什么条件下可以继续享有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从那时开始就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一般看法认为，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能够继续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发展，而不必因为中国核心利益或者重大战略利益遭遇挑战而不得不中止建设和发展进程，转入应对重大威胁的战争准备或者进入军事冲突和不得不以打赢某场战争为主导的强化敌我斗争的阶段。换句话来说，“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不需要大力备战的阶段，也是一个不需要突出对外关系中迫在眉睫的敌我斗争的阶段，更不是一个需要像“文革”那样“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阶段。这样一种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定义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中国并不面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战争威胁； 二是没有紧迫的威胁需要中国打破集中精力搞建设这一党的长期的中心任务； 三是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和平、发展的主题没有变”； 四是即便中国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例如，无论美国是否在对华实行“遏制”和“包围”政策，西方国家是否还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等，中国都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方针，有了实力和足够的能力，中国未来应付战略性挑战和威胁的手段和余地都将大大改善。从这四个特点来说，如果做进一步总结的话，战略机遇期是中国还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机会期，是中国可以避免大规模对外冲突和敌我斗争的战略稳定期，更是中国应对危机、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积蓄和谋求新突破的战略性忍耐期。

　　上述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常常基于中国已有历史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所面临国际环境的内在紧张和不安全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也可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一是对机遇还是灾变的认识上的“历史经验主义”，二是对未来中国看法的“实力中心主义”。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主义出发，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年轻共和国的发展确实面临过若干次重大的战略冲击，中国一段时间内搁置甚至失去了发展的战略机遇。例如，1950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新中国的安全，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三年朝鲜战争让中国做出了巨大牺牲，也失去了统一台湾的历史机遇。朝鲜战争之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严峻现实和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的巨大压力，加速了阶级斗争和“大跃进”思想的抬头。20 世纪60 年代的中苏分裂，则让中国再度面临战略机遇期的搁置； 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中国所遭遇的国际孤立在60 年代末达到了新高。基于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总结，“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包含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后中国持续发展和崛起的历史机遇认识，尽可能持续发展，避免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意识形态画线、夸大外部威胁，以及急于陷入“路线之争”“正统和非正统之争”“领袖之争”的历史经验教训，让中国能够在正确、客观和合理判断国际环境及稳定自我心态的双重进程中，坚持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目标不动摇，走出在发展道路上经常出现的左右摇摆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路线、方针的新战略的理解。强调“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强调中国在崛起进程中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都要“以我为主”，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被国际势力和国际环境牵着鼻子走。从这点上来说，战略机遇期的思想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延续。小平同志的另两句话是“站稳脚跟、冷静观察”。“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认识和分析中国发展的内外局势上坚定地继承了小平同志思想的内核。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站稳脚跟、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就依然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实力中心主义”。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压力和挑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持反台独、拒绝承诺任何条件下都追求和平统一，使得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的口号，扬言一旦胜选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中国面临着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的艰巨任务。但2001 年的“9·11 事件”，让美国不得不转而投入全球反恐，中美两国也成为反恐进程中的合作者。“9·11 事件”给国际战略格局带来的显著变化，不仅减缓了美国对中国的正面战略压力，也使得中国可以更好地在与美国的战略周旋中谋求自己发展的新机遇。中国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新举措，带来了随后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波高速增长。但“9·11 事件”只是暂缓了中国面临的美国压力。美国的对话政策虽然在布什时代转向“两面下注战略”，但其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占据绝对的战略力量优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担心并没有因此减弱。“战略机遇期”概念的提出，既是为了强调“9·11 事件”后中美合作给中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对自己未来的基本认识。从这个角度看，战略机遇期所传递的声音，就是要提出中国继续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这将有利于应对未来压力和挑战。对战略机遇期的这一认识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认知方式： 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说到底是“用实力说话”。

　　然而，时至今日，在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把握上，中国不能只是简单地拘泥于“历史经验主义”和“实力中心主义”的传统窠臼。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战略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代。

　　第一，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性调整时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内在的经济体制、结构和制度的新调整和转型。传统的全球化重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而今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着力调整，以便让自身的经济和金融产生新的竞争力。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高福利开支和经济增长乏力迫使欧洲改革。奥巴马上台后，布什时代的量化宽松政策走到今天已经基本结束； 美国的主要经济任务是通过开发和应用新能源、3D 打印技术和新材料，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加速制造业回流、扩大政府基础设施开支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经济对策。日本自2012 年12 月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力推“安倍经济学”，目前也从扩张财政、货币宽松走向经济结构改革。与此同时，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贸易整合也迈上新台阶。提倡包括环保、减排和人权标准的“新一代自由贸易规则”正在不断兴起，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也在不断推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议”( TPP) 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TTIP) 谈判正在成为主导“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世界能源领域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全球性革命。随着页岩气、页岩油等清洁能源和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逐步工业化运用，美国有可能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国际能源生产和消费版图的变化，有可能带来世界地缘战略的新变革。自2013 年10 月开始，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对外石油依赖在2013 年也上升到了60%。2014 年3 月17 日，俄罗斯宣布合并克里米亚，遭到了来自美欧日等国的制裁。未来乌克兰危机将如何延续，美俄之间是否会爆发新的、由乌克兰东部分裂而引发的冲突，目前为止尚无定论。但2014 年的这场乌克兰危机和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碰撞，必将逐步改变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的欧洲修建和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的历史进程。如果欧洲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俄罗斯不得不在东方增加其新的能源出口管道。这将会继续成为影响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大事件。

　　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大国竞争，正在不断出现新的防务边界，大国潜在军事对抗的领域已经从陆地、海洋、天空，扩大到了太空和网络空间。在一个高度信息化和依赖网络科技的时代，传统的力量投送和军备力量对比的概念都在出现崭新变化。无人机的广泛运用，也将给未来的军事战斗形态带来重大变革。20 世纪的大国军事对抗的战场模式，很可能被21 世纪新空域、新手段和新技术的军事较量所取代。虽然战略威慑力、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和快速反应所构成的军事力量结构要素依然存在，但大国之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对抗已经过时，未来的战争形态究竟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十年有可能将提供新的答案。

　　着眼于这些新的变化，世界体系内国家间竞争和实力的发展需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审视角度。这是一个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力量配置正在不断产生“新工具”的时代。然而，不管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竞争如何延续，国家内在的体制创新力、科技发展力和经济竞争力仍然构成了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只是让国家的体制、经济、科技和教育在新的世界大潮面前与时俱进，拥有与世界领先发展水平尽可能同步的增长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基础性环节。即便是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强大的力量投送能力，离开了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离开了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基础，离开了国家财政状况的长期和健康运行，都将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理解，应该从传统的避免政策失误和简单的物理性实力壮大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中国能否继续有效地用好和抓住战略机遇期，将取决于中国的体制转型进程，取决于能否和世界先进生产力同步发展和竞争的进程，更取决于中国在面对国内各种问题和压力的同时继续着眼于自身内在关键问题的关键能力建设的进程。这个关键的能力建设，就是中国体制的创新和发展，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未来20 年中国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攀升打下新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机遇期”必须注重内外发展的科学平衡。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不再是简单地避免战争或者重大战争威胁，而是应该转向“固本强体”，紧跟时代的潮流设计、规划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从支撑战略机遇期认识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除了原有的“历史经验主义”和“实力中心主义”，必须加上“问题解决主义”。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成功的、可持续的大国崛起，不是简单地规避风险和增长实力，更重要的是在崛起过程中能够有勇气、智慧和决心，不断解决和克服崛起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国不是因为有了实力就一定能够持续强大。事实上，中国只有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出现的各种内外问题和压力，保证中国的成长能够和世界顶级国家在体制、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同步，中国才能真正成长为成功的、可持续的崛起大国。

　　二、影响未来十年国际战略局势走向的重大问题

　　展望中国未来的战略机遇期，继续坚持“发展第一”的战略至关重要。只有在保持中国强大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应对和解决中国需要不断去解决的主权争议、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和社会进步等任务，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强大和繁荣。这是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定位。未来10—20 年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更不应该变。

　　坚持“发展第一”，这个发展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或者军事发展，更要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经济与环境、生态的共同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在坚持发展的中心任务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不仅要在道路设计上坚持“以我为主”，更需要在制度转型和建设上、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升级上、深化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法治建设上，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目标的实现。能否有效地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将中国的改革事业真正推向深入，已经成为衡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指标。在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制度调整和改革的浪潮中，机会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公平的，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中国应该有决心、有能力在这一波体制和结构变革中走在前列。可以肯定的是，哪个国家在体制变革的竞争中笑到最后，哪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20—30 年的世界格局中保持有利的竞争态势。中国应该在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上，避免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对抗的狭隘思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莫伊塞斯·纳伊姆( MoisesNaim) 尖锐地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传统的大国力量观念正在发生蜕变，国家权力新的形态———体制的效率、有限资源消费下的财富创造和社会化的沟通能力，正在改变原来一味依靠军队、官僚、工业化生产而带来的权力来源。与国家持续能力增长相比，地缘政治竞争重要性已经下降了。

　　从保持发展第一的层面上来说，中国需要技术、市场、资本和资源，对世界依赖性依然很大。尽管西方国家在推进“再全球化”，但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和经济治理体制，需要更加开放、自由和公正的贸易体系，需要全球性的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与西方国家保持不断深入、制度化和规则导向的合作，同样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选择性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在局部问题上越来越尖锐的大国博弈中，中国需要寻求平衡。中国能够和西方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在上升而不是下降，但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受西方世界的制衡和约束也在加深。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应裹足不前，而应继续大胆地往前走，并在深度的利益依赖和互利中寻找中国能够参与规则制定和规制使用的途径和方法。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中国应该扩大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为解决全球金融、经济、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多样化的声音和利益组合方式。中国以往一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但今天已经融入了这个体系，并且已变成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内生变量，对国际经济体制变革有重要影响。为此，要把握好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深刻地看到这一变化，及时地更新和调整自身政策。

　　未来十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会继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金融、安全与社会合作。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内在危机感明显上升，欧洲政治和美俄关系会重新成为全球政治关注的焦点。然而，简单地认为美俄和欧俄关系将会回到冷战时期是危言耸听。尽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俄目前的对立严重，但事实上今天俄罗斯的实力和地位已无法与前苏联比拟。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说到底是为了教训一下俄罗斯，阻止莫斯科对乌克兰局势有更大的消极影响。只要俄罗斯不再继续用军事力量拉拢和整合前苏联所属的东欧国家的地区，美俄关系仍然会回到相对合作的程度。对普京来说，迫使西方接受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有难度，但说服美国和欧洲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有特殊利益并非难事。克里米亚冲突并非是让美俄和欧俄关系走到历史性变化的新时刻，未来美国和欧洲仍然将在欧洲合作的大框架内力求软化俄罗斯的国际行为。然而，由于乌克兰局势短期内难以稳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和欧洲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俄罗斯政策，增强北约的军事能力建设和推进对中东欧地区与西方在防务和军事上的合作进程。美国外交和防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转身欧洲”几乎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强势立场，并不必然转移和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关注。美国仍然将延续2006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基调，将中国视为其在当今全球事务中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增大、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体系内矛盾的中心，这一结构性的位置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我们单方面地强调和平崛起，或者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解决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在亚太的海洋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安全利益方面，中国未来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竞争和较量将会持续进行。大国竞争因素深刻而又广泛地纠缠到西太平洋领土主权争议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将持续面临维权的外交和战略压力。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将持续面临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战略性挑战，也存在着两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建立和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性机遇。尽管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两国关系难以分离，在解决彼此关切和争议基础上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突出，但中美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地缘战略竞争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将不断地体现为在东海、南海和朝鲜半岛事务等问题上对中国更具有实质性的政策牵制和力量威慑。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领域已经从十年前的台湾海峡问题，扩展到了今天的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和未来双方海上舰艇遭遇等诸多领域。在指责中国政策正在变得“咄咄逼人”的幌子下，美国正在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性对美安全依赖，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未来中美关系如何管控和处理好“第三方因素”，将是对中美关系的重大政治考验。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是，中美要继续保持高层接触的进程，维护2013 年6 月“安娜伯格庄园对话”的势头，持续保证高层对话和沟通机制，避免在具有直接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在未来十年，对中美关系最大的考验并非是彼此的战略意图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变化，而是在处理利益竞争点的政策过程和沟通方式上是否能更加灵活、积极和务实，这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是否将成为中国真正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2013 年俄罗斯推出了第四份《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报告》，反映了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的一系列战略思路。该报告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新战场。为此，俄罗斯愿意协助制定国际和地区的规则，促进地区的稳定，在地区外交中扮演独特的“平衡者”角色。与此同时，俄罗斯深刻意识到，一个经济繁荣的亚洲对俄罗斯远东利益和整体国家发展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加大亚太地区外交影响力，实现亚太地区符合俄罗斯战略利益需要的力量平衡。这表明，在俄罗斯的亚洲战略蓝图中，对华合作与对华制衡构成了“一体两面”，面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同样需要执行“再平衡战略”以阻止中国对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普京的中国战略持续地在“制衡”与“战略协调”之间摇摆。

　　俄与美欧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碰撞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俄罗斯的亚洲战略，并促使俄罗斯积极寻求与中国密切的战略合作？ 对此，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在面临美欧日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将进一步低迷。2013 年3 月的乌克兰危机，已经让俄罗斯国内的股市下降了21%，卢布贬值超过了15%，大量国际资金抽逃现象正在发生。俄罗斯在金融和经济上对中国的需求将会明显加大。从美、日目前对俄政策来看，要让普京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不会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日本追随美国执行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俄将如期进行。安倍政府一直把战略上拉拢俄罗斯视为制衡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不会在制裁俄罗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美国的制裁也必然将加大俄罗斯对日本输出能源和获得资金的依赖程度。未来十年，中、俄、日之间的三角互动，将会是东亚区域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看点。

　　未来十年，中日关系将会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考验。安倍政府执政至今，各种政策迹象已经充分证明，安倍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派，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保守派。安倍政府将会沿着目前所推动的修宪、扩军和备战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其节奏和步伐不会太快。2013 年，日本军费增长0． 8%，2014 年增长2． 2%。由于受到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制约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制约，再加上日本国内民众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的眷恋，安倍大打“中国威胁”牌、煽动日本民族主义，并非能够在短期内如愿以偿。即便是扩大宪法解释、让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这也是安倍政府需要花2—3 年才能解决的任务。

　　日本因素对中国的迫切挑战是，安倍政府将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2016 年7 月之前日本没有新的国会选举，日本反对党即便到2016 年7 月也难以对执政的自民党构成实质性挑战。安倍有望执政5 年，进而开创自中曾根康弘和小泉内阁以来任期最长的日本政府的新历史。中国的对日政策必须以这一时间段为思考和着眼基础，避免目前的中日政治对立影响中日经济和社会交往，避免钓鱼岛紧张升级导致流血冲突，避免在五年的时间内和日本政府完全不接触，应该是对日政策的基本要素。未来十年，中日关系必须从传统的友好关系实质性地转向危机管控，避免出现重大事件让已经冰封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这是两国政府都应该具有的担当。这十年中，两国政府都应该为“后安倍时代”积蓄积极能量。在两国政府间难以形成直接对话之前，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发挥磋商、沟通和交往的作用。

　　三、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中国的着力点

　　尽管克里米亚危机让俄罗斯和美欧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政治和战略裂痕，但这并非意味着国际战略格局将发生重大转折，国际体系也没有潜在地缘战略分裂的可能性。美俄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和外交对立，在目前的美俄战略力量对比和俄罗斯战略心态面前，难以走得更远。其实俄罗斯和美国都很清楚，在今天的全球战略力量结构中，美俄主导世界政治的时代早已结束。普京总统以自己的强硬个性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让美国和欧洲下不了台，但是，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美国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利益，乌克兰本身只有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才能生存，克里米亚并非是美国和欧洲的重大战略利益。

　　克里米亚冲突给中国提供的战略资源实在非常有限。那种欣喜于中俄战略组合从此可以制衡美国和日本的想法，恐怕一定是要失望的。抛开是否干涉内政和应否尊重主权等国际法含义不谈，普京这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作为，捍卫了俄罗斯眼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对俄罗斯以“还以颜色”，但彼此冲突难以演化为欧洲新的地缘战略分裂。美国也不会因为和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冲突，而放弃在亚太实行的“再平衡战略”。目前，一些学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美俄冲突不应该忽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战略红利，中国才是西方最需要制衡的对象。这样的观点本身就充满了偏见。看看今天依然难以就范的伊朗、动荡不定的中东和桀骜不驯的巴基斯坦，看看已经破产的中东和平谈判，看看依然对西方充斥不满的而且在伊拉克战争后日趋分裂的伊斯兰世界，看看南美洲的阿根廷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挺身而出指责美国“双重标准”，未来十年，美国外交和战略需要烦心的事情，远胜过中国。美国和西方国家死抱着大国政治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和对待中国，对未来的世界繁荣、稳定与和平并非幸事。

　　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战略机遇是在国内而非国外。美国主导的全球力量、财富和利益分配格局未来十年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全球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大国间长期战略竞争的本质要素并非是简单的军事实力，而是能够维持和更新军事实力背后的体制、机制、经济、金融和社会因素。“习—李新政”所开创的中国改革进程，如果能够持续、坚定和科学地进行下去，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更加法治、创新和继续保持活力的时代，这是“中国力量”真正的战略保障，也将是中国不能缺失的重大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