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德国哲学的理性与自由。
我们讨论德国哲学,当然带着我们中国人的处境与角度。其实,从康德开始,德国哲学家对我们中国人并不特别“友好”。从启蒙思想成熟开始,德法哲学家便由他们之前的老师对中国的颂扬态度转而对中国持一种贬斥的态度,尼采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尼采对中国的态度与启蒙思想的成熟没有关系。
西学东渐过程中,德国哲学本来对我们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近代学者最初首先学习的是英国。但是到后来,中国近代学者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兴趣与认识程度,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哲学。这是因为,中国作为非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东方国家,它面临的问题,光靠苏格兰-英格兰的启蒙哲学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对于大不列颠王国来说,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是政治领域里的问题,那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或者说它所面临的社会变革,主要任务就是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论上只需为分权制度提供出足以反对集权与集权理论的理由就足以应对它的时代问题。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哲学处境要复杂得多,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所面临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变革,还涉及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包括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宗教与人类的活动(如知识、政治、道德等)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是宗教生态更加复杂的欧洲大陆哲学必须深究的问题。而对类问题的处理,实际上意味着面临着重估整个传统的任务。另一个更艰难的处境是,欧洲大陆以西班牙、葡萄牙,尤其是法国与普鲁士为代表的王国在成为民族国家的同时成功地完成了集权,先后转型为绝对王权国家,确立起了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这对欧洲哲学家提出了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问题:诸如集权统治为什么是不合理的?如果不合理,它又如何能以如此强大的趋势出现? 绝对君主制的集权统治模式合乎历史的方向吗?历史有方向吗?如果说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那么,又如何理解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国家、历史以及个人与这些领域的关系?这些问题即使不是欧洲大陆哲学提出来的问题,也是欧洲大陆哲学面临的迫切问题。我相信,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正是在深究这些问题,在重估历史与传统的努力中,确立起了更系统、更具深度的思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系统性与深度体现在德国哲学更自觉地进行两希文明的会通和融合,把两希文明所揭示出来的问题融合进哲学体系里。近代中国人需要了解的欧洲文明有两个来源,也即两希文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我们对其中的希腊文明比较重视,相比之下,也比较了解。但是我们很少重视希伯来文明。而德国哲学把两希文明的核心问题统一到了哲学中来。
我们今天的题目“理性和自由”,就典范地体现了德国哲学对两希文明的融合。大家知道,理性来自于希腊哲学,而自由则来自于希伯来文明。德国哲学则把这两者融合到了整个哲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德国哲学代表了欧洲哲学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广度。其最主要的就是,自由、理性这样的问题被推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这首先体现在对自由的理解上。的确,苏格兰-英格兰启蒙哲学所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但是,苏格兰-英格兰启蒙强调的自由,是外在自由,也即每个人进入与他人关系时所应享有的自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权利,或叫权利自由,即霍布斯或者洛克所说的right(权利)。对于苏格兰-英格兰启蒙哲学所达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十分了不起的,它推动了第一个现代国家的确立,拉开了人类迈向现代性社会的序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点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确不能忽略。这也是我们东方人及其中文化思想中需要重视的。
但是,德国哲学所提供的不仅仅在于此。因为苏格兰启蒙哲学对外在自由的论证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它最后还是诉诸自然本性与自然法。但是何谓自然法?自然法究竟有哪些?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清楚的。洛克在论证人的自由权时,实际上诉诸了基督教文化背景:比如他论证说,我的身体属于我的property(财产),因此我有right使用我的身体,因而每个人有人身上和行动上的自由权。这一论证在“人人是唯一神的创造物”这一背景下,被接受而有效。但是,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我们的身体并不必然被视为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property。所以,如果只停留在英国启蒙的层面上,我们将很难完全确立起right,或者不容易理解right。德国哲学的一个突破之处就在于,它(像康德哲学)从外在自由进入了内在自由,通过确定、论证内在自由,来论证外在自由权。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这本书所做的一项伟大工作就是从内在自由来论证我们的外在自由,也即论证我们的权利。相对于他人,以及相对于共同体,我们每个人为什么有一样的权利?为什么有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对这问题,康德完成了纯粹理论性的论证。
从多方面看,康德才使启蒙哲学得以真正完成,这也是德国哲学具有持久性的意义所在。《道德形而上学》这部作品问世后,人无论属于什么种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只要不能反驳它,人就只能像接受几何学一样接受它,就必须承认right是普遍的,尊严是普遍的。因此,在我看来,德国哲学把启蒙思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从而超越了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在这点上,哲学成为了真正的科学。
启蒙思想开创的现代性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有问题),因此,有学者反思与批评近代以来的启蒙,于是也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跟着批评启蒙。但是,不管你是否接受它,面对启蒙确立下来的核心内核,你必须首先面对康德的论证。我认为,康德哲学之所以真正完成了启蒙的工作,就在于他完成了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论证。这是整个现代性社会的最核心的基础——通过论证自由来论证right。只要reasonable(公平合理),只要想走向现代性社会,人们就必须接受它,这是康德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刚才李秋零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康德为理性划界,这是启蒙要义之一。说理性不是万能的,其实就是说科学是有限的。在今天,我们可以概括为程序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不止是程序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有无法被写成程序的事情。康德划定了理性的界限,不仅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界限(这一点比较受到重视),而且也揭示了人的道德事业的界限,那就是无人能在有生之年修出完善的美德,修出圣人;如果以为自己能修出至高之德,那一定会陷入道德狂热与伪善(这常常不被重视)。简单地说,无论于知识上还是道德上,人都是有限的。无人能成为圣知圣德的圣人,这对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与现实里,人类总有自我圣化的倾向,总有人认为自己在知识与德性上比别人高,认为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认为自己可以充当上帝的角色、成为圣人,从而把自己装扮成供人崇拜的偶像。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人的自我僭越,就是一种装神弄鬼。历史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总有人装神弄鬼。我觉得康德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以论证的方式指出,理性是有界限的,并且是一种客观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理性本身就有的。而这也意味着,理性再伟大既不可能全知,也不可能全德;世界永远有未知的部分,成德永远在路上。德国哲学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向每个时代的人类不断提示这一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提出了自由意志,同时也确立了伦理学的基础。对于责任的归属问题,希腊人未解决了,至少解决得不好。奥古斯丁的突破就在于,提出了自由意志来为人的责任提供归咎依据。人之所以有责任就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奥古斯丁那里,自由意志还是一个他律的意志(人是自由的,但是又是他律的)。人自己无法给出正当行动的法则,也就是说,不靠外在法,人靠自己的意志无法行正当之事。但是,如果人不是自律的,如果人不依赖外在的法则就不能做出正当的行为,那还能说人有自由意志吗?还能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经过一千多年的努力,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就此而言,自由意志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了。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在于,他不单论证了自由意志,而且还论证了,自由意志既是道德法的前提,也是道德法的源泉——道德法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是来自于自由意志。这个突破对于整个欧洲哲学来说,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它论证了所有真正的道德都来自于自由意志,来自于我们自身。
此外,我觉得德国哲学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还在于其体系化的工作。虽然今天的后现代哲学批判体系,但是后现代哲学也讲逻辑,也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下推,从一个命题转到另一个命题,从一个主题转化到另一个主题的,这之间需要理路,需要逻辑。所以,哲学首先是且必须是个概念体系,对最核心概念的界定或阐释必须要清晰、明确,其命题间的关系必须要得到分析和论证——这就是体系化。当然哲学不仅仅是科学,不仅仅是概念分析,否则它就是单纯的科学了。如果哲学只是单纯的科学,它就会终将被取代。如果哲学仅仅是逻辑分析的哲学,那么,哲学最后就会消失。但哲学不会消失,它首先是概念体系,它是科学的,同时,它还要向康德所讨论的那些理念层面的超越的问题发问。这就是我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的一个原因。但它如果不是科学的,那就像刚才张志伟老师所说的,就是散文或心灵鸡汤。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当然不是心灵鸡汤,但是由于缺乏概念性体系,在传播与理解上很容易滑入鸡汤。今天各种所谓的“国学班”,就想把中国传统思想炖成各种鸡汤。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洞见吗?不是。人都有洞见,但是中国传统思想很少能够给出真正的分析和论证,这导致我们的思想几千年来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对于这一点,做中国哲学的学者可能不会同意。但是相比较来说,在古希腊哲学之后,欧洲还是不断有大思想家出来,还是不断有突破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要做中国哲学,要确立自己的现代哲学,比如现在的汉语哲学,体系化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而德国古典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参照系。
我刚才说的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积极的方面,但是德国哲学有很危险的一面。特别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走上了希腊哲学追求完备性真理与主张城邦高于个人的古代之路,这是一条复古之路。哲学变成完备性知识之后很危险。完备性知识意味着有哲学王,而如果有这样的王,那么这个世界将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维护了共同体的优先地位,倒回了古代原则。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个体优先。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尤其需要深思。谢谢。
(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高峰对谈”发言整理。整理/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