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

　　作者简介：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曾获得北京市和教育部多项教学奖项。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形而上学、德国哲学等。

　　刚才赵老师从大的文化背景讲了一下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尤其谈到理性和自由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分析了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如何看待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我们过去讲西方哲学史，容易只是从学术传承的角度考虑，而往往忽略了对它的文化土壤，也就是对哲学大背景的分析。哲学思想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的，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是它最繁荣的雅典时期的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都有它当时所面对的时代的问题，这影响到它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回答。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从哲学史的角度，以17世纪科学革命为一个转折点把整个西方哲学分成两大部分，以此来分析一下哲学的危机。

　　其实，这样的划分与西方的角度比较接近，人们经常把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笛卡尔以后的西方哲学称为modern philosophy，也就是“现代哲学”，而距我们现在最近的几十年被称之为“当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社会变革，等等，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从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的社会变化的开始，我把它的当前形态称为全球性的科技文明，尽管我们当代的科学技术和牛顿时代的自然科学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各种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的发展，其实都是从17世纪科学革命而来的。通常，我们把公元前三四世纪诞生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看作数学成为科学的开始，但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在这期间没有任何科学，所以科学的诞生可以从17世纪说起。

　　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近代科学形成了它所特有的范式，而科学自己范式的形成意味着哲学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哲学无论如何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设计一个实验，在经验中得到验证，从理论假说而被证实为科学。这个变化有两个关键方面，一个方面是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中古哲学因为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融合，使得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延续了下来。毫无疑问，基督教赋予了哲学很多内容，不过作为哲学，它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古代哲学的延续。从这个角度讲，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的变化就在于古代科学过时了，给古代科学奠基的古代哲学也过时了。所以笛卡尔要重建形而上学，他把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科学是枝杈和果实。现在的问题是，物理学飞速发展而这个“根”找不到了。所以在17世纪之后，科学知识发生了变化，哲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它必须重新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另一个方面是，在笛卡尔为科学知识重新寻找基础的过程中，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为近代哲学确立了主体性的基本原则，不过与此同时仍然纠结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由此导致了二元论的难题。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就是哲学陷入了危机：古代哲学不能为新兴的科学知识奠定基础，二元论则“阻断”了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出发点是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如果没有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知识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能解释，哲学、科学和知识就是不可能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以及智者的兴盛使得知识成了问题，柏拉图以理念论为知识提供了基础。笛卡尔的二元论则意味着主体和客体是两个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世界，思想如何通达存在？我个人的看法是，哲学的这个危机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危机可能是哲学的常态，如果有一天哲学没危机了，那就意味着哲学像数学、物理学、化学一样成为了一门科学，那么我们就用不着读哲学史了，找一本教科书一读就算学了。对于哲学而言，这貌似是不可能的。尽管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试图向这个方向发展，尤其现在学科分化好像切蛋糕一样，切成一块儿一块儿，然后每一块儿都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虽然它的表面形式很像自然科学，但是它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来，让我们再来看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我甚至认为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为止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哲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是形而上学形成的重要时刻。形而上学发端于古希腊，不过它实际上是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融合之后，在经院哲学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在十一、十二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阿拉伯人那里回传到欧洲之后，经院哲学家们千方百计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最终在经院哲学后期，形而上学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在经院哲学中怎样逐渐孕育成为哲学的核心，我们还没有能够了解清楚，只能从一般哲学史的角度上看，从笛卡尔开始把形而上学提到了人类知识的基础的高度。在我看来，形而上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孕育于经院哲学，成熟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建构形而上学的时期，也正是为启蒙和现代性建立理论基础的时期。我们现在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但是我们还没有迈过启蒙这个坎儿，还没有迈过现代性这个坎儿。如果不经过启蒙的洗礼，那样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对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此，简单讲，我想它起码有三个方面对我们现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是康德哲学。我个人有一个说法，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发端，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因为黑格尔的确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完成了形而上学，也终结了形而上学。康德在经验论唯理论的争论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试图从主体出发克服二元论。我们批评康德哲学是二元论，其实康德恰恰是要解决二元论的难题。笛卡尔与洛克，经验论与唯理论，始终纠结于知识与对象之间的问题。康德的做法是悬搁外部世界，完全可以从主体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这对现象学有影响，对分析哲学也有影响，相当于以心灵的结构取代了世界本身的结构，此后才会有以语言的结构取代康德的心灵的结构。然而，康德最重要的影响是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辨或者静观（theoria）是最大的幸福，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而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实践理性，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科技文明的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试图恢复古代哲学的客观性原则来弥补近代哲学主观性原则的局限。面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黑格尔意识到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局限，他有意识地恢复传统，试图通过辩证法将从古至今所有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德国哲学家们身处现代性形成的时期，他们不仅为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问题。虽然德国在政治经济上落后于英法，但是德国哲学家们作为旁观者，更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黑格尔对我们今天的启发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传统和现代只看作是断裂的，那么我们面临着的麻烦是，全球性的科技文明构建在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它自己无法生发出一种适用于这个时代的价值理性，所以传统自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个是晚期的谢林。实际上谢林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意识到了黑格尔唯心论的要害，意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谢林文集的翻译，谢林逐渐被人们重视，他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非理性主义的影响非常重要。

　　当然不止这三个方面。总之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形而上学但是却仍然需要解答形而上学问题的时代。哲学貌似退出了，不再关注相关的问题，而那些提供解答的东西大多不过是心灵鸡汤，显然无论多么高级的心灵鸡汤都无法起到哲学能够起到的根本性的作用。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需要德国古典哲学，因为他们和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麻烦是，我们已经把哲学的思辨传统抛弃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恢复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了解过去是为了将来，哲学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现在不尽如人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