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
作者简介:李秋零,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的研究。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译有《康德著作全集》(1–9卷)、《康德书信百封》、《基督教哲学》、《系统神学》等学术专著,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讲授“基督教哲学”、“西方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等课程,曾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等称号。
前面我的两个学长分别发表了他们的高见,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在日常的交往中都取得过很多共鸣的。但是今天听他们这样系统的讲出来,还是很富有启发性的。我最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一看标题我就不大赞同。我认为这个标题是有问题的,时代价值是指哪个时代?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我把这个意见给我们会议的组织者谈了。组织者说,你不管哪个时代,你爱谈哪个时代就谈哪个时代,甚至超出时代也可以,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我还是获得了某种自由,就可以随意地谈了。
我想,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像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哲学形态,在它的历史上它肯定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否则的话它不会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广泛的接受。它意识到了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受到了时代的欢迎。但是如果一个哲学体系只会解决自己这个时代的具体问题,而缺乏永恒的价值,这样一个时代就会把这个哲学形态限制住,而成为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某些网红那样,看来红极一时,但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德国古典哲学不是这样,它的生命力我们至少到今天还是非常强烈的意识到,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相对于它那个时代,它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它是怎样解决它这个时代赋予它的问题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这次会议主题起得很好,是“理性与自由”,这确实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核心的价值,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最应该关注的话题。但是理性的自由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提出来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就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理性和自由就已经是人们的普遍价值,这是一个普遍价值。那么,德国古典哲学面临的是什么时代背景呢?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早些年,像我这两位学长和我,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接受教育的,那个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呢?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人们走上街头,攻占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真好!德国人干什么呢?德国人是戴着睡帽,坐在壁炉前烤火,是在思想中想自由。这就是我们受教育的时候获得的德国的形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反思,尤其是从法国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个过渡时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法国启蒙运动走向了他的反面,它把自己树立的旗帜差不多砍倒了。谈到理性问题,我们看到法国启蒙运动是很讲理性的,它在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中,看到了理性的力量——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但是,整个社会却往往被一些传统的、迷信的等落后黑暗的东西统治着,而其根源就是民众的愚昧。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关心民众,要用知识来照亮民众。启蒙这个词本来意思就是“照亮”。他们要用理性之光去照亮民众,要把知识交给民众。这时代思想家们最突出的成就是法国人所编纂的《百科全书》,有上百个学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最终编成了一部三十多卷的大百科全书,可以说它囊括了当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把知识交给了民众。所以我们把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功劳,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我们从法国思想家的这些活动中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要开启民智,开启民智的办法是教给民众知识,如果民众接受了他们的知识,那就是民智开了,——聪明,孺子可教。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知识,那就是民智未开。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启蒙思想家都成了理性的代表,甚至理性的化身。只有他们才是理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国革命后来是这种启蒙思想的一个现实版。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它是以反成见,反迷信开始的,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把新的现成的东西交给民众,也就是新的“成见”,他们需要的是民众接受他们的一种新的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走到了它的反面。这样一些以理性代表和化身自居的思想家,甚至党同伐异,这也反映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回头看那一段历史,那可真是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一代一代的革命家,被后来更激进的革命家送上断头台。刚才我的学长赵林教授已经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们如果把这句话稍稍改换一下,就是“理性啊!理性,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所以理性完全走向了他的反面,它制造了新的理性,制造了新的“成见”、新的迷信。
理性走向反面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他杀死了自己的盟友,成为罪人。在启蒙思想的时代,他们把认识理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应用于自然之外一切的领域,社会、历史、人类,都成为这种理性的研究对象,都被他们解剖成原子形的组成单位。个人只不过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都是利益推动的一个原子,人也只不过是被欲望所支配的机器。所以法国启蒙运动后期所流行的“人是机器”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其发展的源头。最初的观点是动物是机器,人是动物,最后得出人是机器的结果,这一观点完全试图用欲望和利益来掌控整个社会。这时候,人的尊严,尤其是以自由为代表的尊严,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国的那些革命家试图用他们自己设计的、认为美好的制度,强加给自己的祖国,强加给自己的人民。我们暂且不去谈他们设计的社会究竟是不是更好,也不谈他们的主观动机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自己的人民,强加给自己的祖国,如果不行的话,就不惜把自己的政敌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那种恐怖统治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罗伯斯庇尔最后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
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产生时,它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状况。所以,我们说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实际上,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他们都是持有欢迎态度的,但是他们都不赞同德意志民众也像法国民众那样走上街头去打砸战斗。他们是首先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德国古典哲学的首创者康德,我认为,他正是从启蒙运动的这种困境中开始他的整个思考。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性到底是不是万能的。理性的力量,康德承认这一点是没问题的,理性的进步是社会的进步,康德也是承认的,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康德那里,理性恰恰是需要对它进行批判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完整的,它的界限是什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它到底能做什么样的事?我们知道康德最先是从认识理性开始的,这种认识理性恰恰是法国启蒙运动最倡导的那种理性。那么康德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理性虽然能够保证科学的普遍必然性,但却把科学完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可能经验的领域。理性超过这个范围是不能使用的,这里指的是认识。那么不能使用的范围是什么呢?康德说是信念,是我们相信的东西。
我们相信的东西由于没有客观的充足根据,所以它成为我们的信的对象,是经过我们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我们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康德说我要限制(或者说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留下地盘,恰恰就是要对理性加以限制,让它在知识这个范围内才可以起作用,超出这个部分的,我们只能用信念来解决问题。在这种意义上,理性的威力康德是完全承认的。康德虽然说要进行理性批判,批判的对象是理性,但是用什么批判理性呢?只能用理性自己,而且是理性的批判,所以康德的批判实际是理性用理性批判理性,这是他的批判的实质。而批判的结果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不再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要把“成见”交给人们,而是康德提出的“人要自己思维”,这里他所说的是人是泛指,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思维,都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大胆应用并不是胡思乱想,所以理性需要批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终于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把理性和自由重新树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他所起到的最重要的首创作用。
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来说,可以说这种思想一直坚持下来了。
即便到了黑格尔,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们过去也总是说黑格尔用这个整体主义来封闭人的个人意识,说黑格尔为集权主义起了一个头,但是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探讨完全是按照人的自由意志,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同时首先在思想上实现自由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会议也以理性和自由作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总线索。
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德国古典哲学还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把握的最准确的还是理性和自由这两个词。首先,我们要学习理性的思维,这种理性的思维并不是那种简单的理性思维,其严格地说来,其思维是合乎逻辑的思维。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东西。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在著述中不自觉地无视逻辑,而且甚至以辩证逻辑为借口自觉地蔑视逻辑,导致其思维严重缺乏明晰性和说服力。其次,所谓自由,其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现在不少人仍然在打着启蒙的旗号,他们以教育民众的姿态出现,走着法国启蒙运动那个我认为不成功的老路,试图把“成见”硬塞给我们的民族还美其名曰“启蒙”。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讨论自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但是在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思维中,自由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是意志为自己立法的自由。而所谓人格,就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所以,自由从来就是和责任紧紧绑在一起的。我知道,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是很多的,也是难以穷尽的。由于我们的大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性和自由,那么我就结合理性和自由这两个术语来谈谈我不怎么系统,也不见得正确的想法,以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高峰对谈”发言整理。整理/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