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无疑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用文学的语言来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这片思想的园地沐浴在“新唯物主义”的阳光之中，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这就是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我们不能从传统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哲学”，我们不能以“学院哲学”的构架去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理解哲学的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首先就要把握马克思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当明白，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时代的特征，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已经得到确立和巩固，人类历史从封建主义时代转向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而资本的存在及其支配一切的权力，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种异化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无产阶级身上，“表明人心的完全丧失”。马克思由此认为，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个人成为一种“偶然的个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一言以蔽之，人本身的活动及其产物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应该做什么？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的“迫切任务”是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从而“为历史服务”。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这种哲学形态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成为一种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样一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以“形而上学”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困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这就是说，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什么史实？那就是，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是同时举起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大旗的。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孔德与马克思同属于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但是，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孔德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应当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应当把哲学局限在经验、知识和“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给予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给予深切的关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近代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批判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认为近代唯物主义一开始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然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那种“抽象的物质”“抽象的实体”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成了“万物的本性和存在的致动因”，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追求的就是把握这个“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由此演绎出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原因。这就是说，近代唯物主义从批判“形而上学”开始，最终又回归“形而上学”。

　　问题在于，到马克思那个时代，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于是，那种脱离实证科学又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那种脱离人的活动又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形而上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哲学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不仅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且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换句话说，马克思创建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在创建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明确吸收了爱尔维修的人道主义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因素。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马克思接受爱尔维修、费尔巴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是全盘接受，不是从孤立的层面上吸取爱尔维修、费尔巴哈的理论遗产，而是在其中加进了相反的关键性因素和基础性因素。什么因素？那就是，无产阶级、物质的生产活动、革命的实践活动。以往的哲学家是人在“地上”，心在“天上”，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存在”或“初始物质”，即使把目光转向人间，关注的也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人的命运。与此不同，马克思是人在“地上”，心在人间。马克思不是唯我主义者，他人在“地上”，当然能看到“天上”，但他关注的是“地上”，借用中国古诗词来说，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什么？”思考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

　　这就是说，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关注的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那么，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哲学应当做什么？或者说，哲学的职能是什么？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了两句非常形象的话：一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二是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既然哲学是“头脑”，那么，“头脑”必须清醒；“头脑”不清醒，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聚着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把存在看作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或非历史的存在，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看作历史的存在或实践的存在，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而改变世界。这样，马克思就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变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